制度、思想与精神：红旗渠成功修建的原因
李 海 红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用10年时间在太行山上修成红旗渠。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能修成如此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必有其制度、思想和精神方面的保障。首先，修渠的各种基础深厚，全国兴修水利的气氛浓厚，林县群众盼水的愿望迫切，多年治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其次，政治思想工作扎实，严格实行责任制，财物管理严格明确，修渠群众的生活照顾得好，奖罚分明；第三，各级干部率先垂范，真抓实干，林县县委班子团结协作，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得到多方面支持和帮助。其中，林县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干部群众脚踏实地地苦干是红旗渠修成最根本的原因。
关键词: 红旗渠；人民公社；水利建设；艰苦奋斗
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历经10年修建而成红旗渠。这一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全部盘绕在太行山的山腰上，被誉为“人造天河”、“中国水长城”。以往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对红旗渠修建的回忆及修渠人物的宣传、红旗渠精神的价值所在等，缺乏从思想文化、制度与组织结构等角度探讨红旗渠成功修建的原因。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在没有大型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林县人民是怎样修建如此艰巨的水利工程的？为此，本文在深入挖掘档案资料、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红旗渠成功修建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修渠的各种基础深厚
(一)全国兴修水利的气氛浓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整个人民公社化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水利建设，为提高粮食产量而大搞水利建设，是中共中央一贯重视的。
临床疗效:显效:排痰效果较好,呼吸道分泌物显著减少,无咳喘症状及肺部啰音;有效:排痰效果好,呼吸道分泌物减少,咳喘症状减轻,肺部啰音减少;无效:排痰效果差,呼吸道分泌物未减少,患者仍有咳喘症状。
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政府就提出“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页。 ，提倡并组织群众尽量兴修小型水利。从1955年冬季开始，中国就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9年底。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提出“以粮为纲”，并要求水利建设“要同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统一安排”(2)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38页。 。1964年，中共中央再次指示狠抓兴修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3)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800页。 ，以提高粮食产量。1970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北方地区应通过改土和兴修水利，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4)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893页。 。甚至到1981年，中共中央仍然强调兴办农田水利“不可放松”(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2页。 。对于党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在各项工作中都力争上游”(6)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人民公社化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在水利建设方面也不例外。正是在此大兴水利的浓厚氛围下，林县群众坚持十年修建红旗渠。
(二)林县水资源十分匮乏。林县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属于多山区，降水量集中于夏季，雨水流失严重，旱灾十分频繁。唯浊漳河居高临下，是常年有水的河流。遇到旱灾，人畜吃水难以维持，据统计，“1963年，有375个大队，2348个生产队，305200人，30150头牲畜仍需远道吃水。每年因远道担水误工达480万个”(7) 林县志编纂委员会：《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严重的旱灾使林县人民受尽缺水之苦，饱尝旱灾之难。
(四)农村社会的组织机构有利于群众性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人民公社之前，由于修渠难度大，投入大，土地私有，群众的预期收益不同，致使林县所修水利工程大都是小型的。1956年春，林县有344个高级社，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99.87%”(15) 林县志编纂委员会：《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1958年8月，林县又成立15个人民公社，下设若干个生产队和生产大队(16) 林县志编纂委员会：《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人民公社的成立，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属于公有，这就冲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为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人力和组织保证。人民公社化前，林县每年只能抽出一至两万个劳力搞水利；人民公社化后，常年可以抽出三至四万个劳力搞水利，突击时可以上到十万多人，同时也便于运用各个公社的资金，“很多过去不敢想的事情，公社都办好了”(17) 中共林县县委：《总结经验，克服右倾思想，把水利建设运动推向新高潮(1960年3月24日)》，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370。 。
(一)各级干部率先垂范，真抓实干。在中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政府承担着“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9)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各级干部的领导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新中国建立后，水利建设得到上级的大力支持，1958年11月，毛泽东主席听取“引漳入林”工程(引浊漳河的河水进入林县的水利工程，1960年3月该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渠”)的汇报后指示杨贵：“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搞水利。”(11) 杨贵：《红旗渠建设回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959年8月，杨贵又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心搞好水利建设。这期间，河南省人委也制定了《1958年冬到1959年春水利建设方案》，为林县县委指出了修渠的具体的政策导向。1959年林县又遇特大旱情，境内水源断流，“引漳入林”成为林县治水的必然选择。1959年冬，“引漳入林”呼声已响彻林县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大规模群众性的兴修水利的思想成熟了。
(三)技术基础雄厚，多年来林县为治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林县兴修水利的历史可追溯到1268年修建的天平渠，此后，小型引水工程不断出现。明代有谢公渠等，清代有桃园南渠等10多条渠，到1949年底，先后挖掘小型渠道15条，打水井3529眼，打旱井10600眼，灌溉面积1.55万亩(12) 林县志编纂委员会：《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5页。 。1953年～1957年，林县庵子沟大干苦战水利，修了50多条排洪渠和近百个澄沙坑，还打两眼旱井，挖1个蓄水池。1958年1月，林县大张旗鼓地修建水利，到1959年底，“林县全县建成中小型渠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13) 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第19页。 。
标准曲线绘制后得出其在0.008～0.048 mg/mL的线性回归方程为A =33.4C-0.0704，R2=0.9994.
“有收没收在于水”，因为缺水，林县的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前全县仅有水浇地12400亩，平均亩产200斤左右”(8) 中共林县县委：《总结经验,克服右倾思想，把水利建设运动推向新高潮(1960年3月24日)》，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370。 。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婚姻问题成了山区群众的一件大难题，由于牛岭山村经常翻山越岭担水吃，全村204户人家，“40岁以上结不上婚的光棍汉就有30多个”(9) 杨贵：《人民公社造山河》，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页。 。因为缺水，林县出现村村兴建龙王庙，户户能闻祈雨声，群众“盼星星，盼月亮，啥时候水能流到咱村上”。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1954年4月，杨贵担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是红旗渠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师)回忆说：“由于一直缺水，修渠引水是当时群众最渴望的事。”(10) 王勇：《红旗渠: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0期。 因此在兴修水利时，不论大小工程，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
多年来，林县治水取得了丰富经验，如“水是一条龙，先从山头行。治下不治上，等于一场空”，采取“从上治起，节节拦蓄，排蓄结合，上下兼治”的措施等；找到多种逼河水改道的措施，即：开渠引水，筑库蓄水，架天桥、造“天河”，地下渠，零蓄整放等。在工具上也有创新，如群众创造了“爬山火车”、“空运机”、“挖土机”、“起重机”、“翻山罐车”、“转罐铁轨”等，提高了工效，节约了劳力；还发明很多爆破方法，如“拐弯炮”、“高压炮”、“平眼炮”、“端底炮”等(14) 杨贵：《人民公社造山河》，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页。 。又用硝酸铵配锯末自制炸药。同时，培养了无数的石工、泥瓦工、木工、铁工等技术人才，兴修水利时群众大都会和泥、垒砌、对缝，很多人也掌握了放炮崩石头，制造炸药、水泥、石灰的技术活，这为大规模修建红旗渠准备了人才条件和经验技术。
卵巢良性囊肿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疾病,以育龄期女性为高发人群[2]。手术是治疗卵巢良性囊肿的常用术式,微创技术逐渐在临床医学中广泛应用,对卵巢良性囊肿具显著的诊断及治疗价值,受到广大医师及患者青睐。本次研究就对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患者术中出血量降低,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显著缩短,而手术时间有所延长,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结果证实了,腹腔镜手术的应用,在小切开内实施手术,会相应延长患者手术时间,但手术创伤轻微,能减少患者术中出血量,患者早期下床活动,肛门排气较早,也相应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
另一方面，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存在以及与此配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使得农民异地流动十分困难。解放前，当林县发生旱灾时，人们会外地逃荒。“再遇此凶年，绝宜早逃荒。若不舍故土，命不得久常”。然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被固定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生产单位上，整个农村社会被“单位化和组织化”，公社及其下属管理机构“严格限制农民异地活动”，农民几乎“只能呆在农村”，流动极难。另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劳动光荣，批判不劳而获，逃荒要饭是不允许的，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丢脸”。不仅如此，为了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长时间内公社严格限制农民从事农业范围外的事情，例如：限制群众“家庭饲养家禽数量”，社员不能“出门做生意”等活动。除了政府组织的兴修水利，农民“只能种地”(18) 孔祥成：《试析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及其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5期。 ，例如，林县的群众外出要到大队部开介绍信和身份证明，这就为修建红旗渠提供了大量劳力。
二、各项工作做得扎实
(一)政治思想工作扎实。政治思想教育能向受教育者输送正能量，有助于推动事业的发展。红旗渠总指挥部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各级干部不断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以及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使广大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水利是农业命脉的思想和国家政策，学习党章和评选模范党员干部的条件，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大意义，走群众路线问题，修建红旗渠的重大意义等。在学习方法上，一般是集体学习，间隔几天进行一次大讲课，讨论学习经验；不断召开生活会议，检查在哪方面做得还不够。学习之后进行测验和汇报，测试的结果另有分数记载。有的干部嫌工地工作艰苦，开会时指出在工地劳动比革命战争时期是好十分的，批评“这是革命不彻底的一种表现”，“惧怕参加劳动”的错误思想。同时严格组织生活，组织生活制度化，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抓民工思想教育方面，除了不断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老三篇外，很多生产队或公社每隔十天半月就抽时间召开“全体民工大会”，讲修红旗渠是今后全县粮食长久增产的基础，是使林县不受旱灾袭击的根本问题，应安心修渠；学习生产制度和劳动纪律等。各分指挥部还有针对性地召开小型专人座谈会，如召集事务长、标兵、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座谈，解决具体问题，如为鼓励先进，“小店制订了连长、干部、模范条件，让大家讨论学习”(19) 郭海林：《红旗渠日记》，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在施工现场，一些宣传员用数来宝或顺口溜鼓励民工的干劲，或描绘幸福美好的前景，如红旗渠修好后，“不用下河去担水，不用再把井台上”。对于那些干劲小的民工，干部则策略地说“不怕慢，就怕站”，对方“就不好意思偷懒了”(20)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187页。 。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政治教育和学习稳定了干部的思想情绪，很多人表示要与群众“五同”，人人表示“向模范学习向模范看齐”，模范们也提出要努力工作，发挥“真正的模范党员作用”。党员纷纷表态说：“党指挥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争着抢任务。政治思想工作也使民工们的觉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东姚公社的民工说：“这都是给自己和下辈人干的，不好好干还要咋呢？”河顺公社由于政治工作做得好，“民工从6月15号开工以来，都没有换过班，第二期工程他们就提前完成”(22) 郭海林：《红旗渠日记》，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年，第232页。 。
(二)实行严格责任制，奖罚分明。红旗渠的修建需要所有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如果采取“平均”的利益分配方式，势必导致生产情绪低落，影响红旗渠的修建。干部和民工们都能明确任务。修建红旗渠时，林县采取严格的层层包工制，总指挥部将工程量包工给各个公社(分指挥部)，公社按劳力包到大队(营)，大队包给生产队(连)，生产队再包给小组(班)或个人，总指挥部的干部具体到公社，公社干部包片，每个干部都要亲自包工，负责到底，定出符合实际的定额量，如钻洞、明渠、垒砌、运输、烧石灰、运输、质量等都有明确规定。总指挥部坚决执行谁受益、谁负担，坚决按劳取酬，参加年终分配，“做到多劳多吃，少劳少吃”。同时，工程质量也实行责任制，每天必须有包有收。分片负责任，并要插牌写名，谁出问题谁负责，“哪个大队修的哪个大队去治”。奖励劳动积极的人，1961年11月，东岗、任村、元康通过评选模范涌现一批积极分子，“共计861人”，并进行发奖，对民工鼓舞很大。泽下石官大队西蒋小组7个民工一致说：“像这样确实得好好干，干得好能多吃补助粮。”(23) 郭海林：《红旗渠日记》，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总指挥部还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对落后分子进行揭发，并批评教育。营长刘章林数次不接受意见，不立即改正态度，经过讨论发言，对他进行批评，“让其在事实面前检查认识了自己的不对”(24) 郭海林：《红旗渠日记》，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各营连的民工建立请假制度，干部请假建立请假登记簿，作为计算工分和评选优秀与模范的参考。
在红旗渠修建中，艰苦朴素的风气十分浓厚。首先，各级干部就十分艰苦朴素。县长马有金非常俭朴，他经常身穿打了补丁的衣服。县长李贵一年四季总是穿那几件衣裳，不认识他的人绝对看不出他是县长。整个工地上，各级干部都和民工不分彼此。民工们贴身穿的衣服，睡觉时不脱，更没有时间洗，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施工以外的事情。住的条件艰苦，吃的也很差，一日三餐，不管是粗玉米面饼子还是小米黏饭，都是定量。为扩大食品来源，红薯叶子也可以充饥，还“去挖野菜、捋树叶、捞河草”(35)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163页。 。
激光信号进入接收机后，依次经过模拟前端和软件接收机，最终得到包含多普勒信息的基带信号。接收机模拟前端的结构设计如图1所示。
(四)修渠群众的生活照顾得比较好。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如“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等问题十分重要，这些基本需要解决后，“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在艰苦的环境下，红旗渠总指挥部十分重视群众的吃、穿、住、病等基本生活问题。
引漳入林工程动工后，中共林县县委、县人委成立了县委水利建设物资供应领导小组和物资供应股，保证工地上的物资供应。随着红旗渠工程的不断进展，供应股先后在盘阳、王家庄等处“设立了7座物资供应仓库”，做到“红旗渠修到哪里，商业服务网点就设到哪里”，保证民工粮食、蔬菜、油盐、煤等供应。总指挥部还要求工地上有医生、钉鞋、理发、缝纫、马车店等。赤脚医生不断地巡回医疗，宣传卫生和保健常识，解决民工的工伤和生病问题。在工地上，红旗渠党委会不断开展生活大检查，看民工吃粮、吃菜是否困难，看原因是啥，怎样解决；检查住房、衣服、病号等，提高生活水平。
安全工作是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的关键，总指挥部建立了严格的安全制度，各种工种都要明确责任，各级干部必须做到嘴勤(勤教育)、腿勤(勤检查)、手勤(勤动手除险)。在措施上，增加安全设备并学会运用；除险和打钎要系好安全绳，不除险不准施工；抬石头不准过重，砌墙要有安全绳，烧石灰要防止中煤毒等。
对民工的家里生活也照顾得好，很多民工家中吃水、烧煤等具体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有的民工家中小孩多、妇女吃水有困难，大队为他家送煤、借给小车推水。民工王坚家“原来顾虑家中烧煤种菜问题”，来到工地后不仅生活好，挣工分，家里问题也解决了，“表示要坚决干到底”(28)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116页。 。
①冬凌草醇提物溶液制备：分别取发酵前和发酵后的冬凌草500 g，干燥后经中药粉碎机粉碎，用95%乙醇在室温下浸泡提取3次，合并提取液后减压浓缩得到无醇味浸膏。取制备适量的冬凌草醇提物，用甲醇溶解后，配成不同质量浓度的溶液，经细菌过滤器过滤除菌后，4℃保存备用。
元素锌（Zn）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是人体内200多种酶的组成部分。不仅能促进机体生长发育及组织再生，保护皮肤健康，维护免疫功能，还对促进性生殖器官和维护性机能的正常至关重要。此外，锌不仅对于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而且对于细胞的生长、分裂和分化的各个过程都是必需的。无论成人还是儿童，缺锌会造成创伤组织难以愈合。研究结果显示，长寿地区的锌元素含量显著高于非长寿地区。
三、干部和群众干劲大，团结一致，得到多方面支持和帮助
师范生是“未来培养人才的人才”，他有着“未来教师”和“当下学生”的两重身份，师范生既是“以生为本”教育理念的未来践行者也是当前受益者。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确立共同的教育观念来引导、构建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来规范，也要整改课程内容和创设优良环境来支撑。
人民公社时期，领导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常规化，“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参加人员之多是史无前例的”(30) 杜磊：《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参加劳动”述论》，《理论月刊》，2015年，第2期。 。在修红旗渠时，所有干部都参加劳动，林县县委领导干部首先带头干。县委书记杨贵公务繁忙，但他还是经常忙里偷闲到工地上，样样活儿都干。县长马有金是一个实干家，他经常奋战在第一线。各级干部也带头参加生产，连长马用喜“和大家一起”挑水、背土，妇女干部郝改秀劳动时模范带头，她们连的任务“完成得好”(31)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177页。 。同时，很多干部在劳动中成为行家。马有金碫石头很内行，群众说：“我们这里的领导哄不了他，他比我们还内行。”(32) 杨贵：《关于红旗渠的建设情况——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贵同志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汇报(记录稿)》，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612。 在工地上，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吃饭时，指挥长和群众吃同样的饭，一把勺子搅稀稠，睡觉时，和民工同床共枕，“枕头挨枕头”(33) 河南人民出版社：《红旗渠之歌》(诗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页。 。“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34)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各级干部真抓实干，起到了徙木立信的效果，整个工地上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工程进展非常快。
(二)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重要的精神支撑。林县群众一直有“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传统。
螃蟹笑声未止，又见蜈蚣从树上掉下来。螃蟹嘻嘻哈哈地教导蜈蚣，腿多不顶用！为什么呢？你知道吗？蜈蚣摇摇头，说自己不知道，请螃蟹先生指教。螃蟹逐个拍打自己的八条粗腿，自信满满地教导蜈蚣，粗腿有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天下无敌。
(三)财物管理严格明确。红旗渠是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往来账目和财务复杂，如果账目管理混乱或财务不清楚，就会挫伤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在财务账目方面，采取指挥部、公社、工地三联单的办法，算账时按照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筐、绳等工具一件件要具体明确，便于对照检查。经济上，事先不请示的开支一律不报销。城关田西峪大队的粮食“多领15天，合9.5斤”(25) 郭海林：《红旗渠日记》，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年，第257页。 ，在下次领粮时扣除。生产工具要整理好，由各营指挥长负责，对丢掉的坚决赔偿。总指挥部还坚持每月查账的制度。“每到月底，我都要抽出2名群众代表盘查伙食账目，余下的钱给每人发1元(相当于2天的伙食补助)”(26)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186页。 。这样，尽管民工干活很辛苦，口粮少，伙食差，大家还是乐意干。
由于各种条件比较差，资金和物资要时时处处注意节约，才能保证急需之用。红旗渠动工以后，一般社队都是采取“四自带”的办法，自带粮食、自带工具、自带钱、自带生活用具。修渠所用的各种工具，大多是自己动手造，各营连就地组织铁匠炉和木工组修制工具。例如：用硝酸铵、干牛粪、锯末、煤面等制造炸药，自己烧石灰，自办水泥厂，民工们上山割荆条编抬筐。同时，普遍开展废物利用，杠子断了改做锄把，锄把断了再改成锤把，锤把坏了再当柴烧石灰用；长钢钎用短后打成钻，自己捻钻头、打锄头、修工具；用罢的炸药箱子制成车厢、水桶、罐车、灰斗等各种工具；抬筐破了自己修补，最后不能用了当柴烧石灰。使用水泥时，民工创造了不少节约的办法，如构缝挡板，下边扫净土或放上纸掉下的碎水泥扫了再用。在修建红旗渠总干渠的六年中，“共节约款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二百元。其中，自造炸药节约款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元。自烧石灰节约款二百三十二万元。废物利用节约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六百元。卖大粪款五万七千六百元”(36) 林县红旗渠总指挥部：《红旗渠几项基本数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612。 。在整个红旗渠工地，“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气氛十分浓厚。
大家都明白，只能苦干，不能苦熬。尽管条件很差，群众修渠的劲头仍然很大，为了完成任务，男民工“我们2个组就摽着劲儿干”。妇女也不甘落后，很多村的妇女组织了刘胡兰突击队。由于生活困难，工作艰苦劳累，民工之间一般有一种默契，“到工地劳动的大家都让他们吃稠的，在家休息自动吃稀的，干劲从没有松下来过”(37) 杨贵：《关于红旗渠的建设情况——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贵同志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汇报(记录稿)》，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612。 。在红旗渠的修建过程中，更涌现很多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有81名干部和民工献出生命”(38) 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第212页。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红旗渠的成功修建，是林县群众埋头苦干的结果。
(三)林县县委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坚定不移，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红旗渠是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样才能集中人力、物力办事情。
林县县委班子团结协作，坚定不移。红旗渠工程从酝酿、设计到领导施工，中共林县县委主要领导人能够做到共同协商，团结协作。1954年，林县几个县委常委组成调查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致得出结论：林县贫穷落后的根本问题是缺水。1959年，对工程进行了全面查看和测量，中共林县县委常委共同研究，最终决定从侯壁断下，平顺县石城公社崔家拐村西定为渠首。在县委班子的1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吃过干旱缺水的苦，有引漳入林的愿望。他们一致认为，引漳入林是林县水利建设的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红旗渠修建之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县委领导人既要承受工程可能失败造成的压力，又要解决各种困难，“在决定进行引漳入林工程时，我们县委一班人就铁了心”(39)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71页。 ，坚决修好水渠。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县委领导人之间能够团结协作，有问题积极协商，密切配合。“李贵和杨贵配合得很好，堪称杨贵的得力助手”(40)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76页。 。当遇到压力和困难时，领导干部敢于挺身而出，共同应对。1961年，我国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要求“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提出“百日休整”。7月，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省新乡地区调研期间，听到“红旗渠是死人渠”、“林县县委抱着红旗不放”等不当言论后，批评林县县委，要求红旗渠停工。林县组织部长路加林提出异议，遭到谭副总理的批评，并撤了路加林的职。面对上级领导的压力，杨贵实事求是地陈述林县修建红旗渠的正当性。谭震林副总理通过调查得知实际情况后，又恢复了路加林的职务(41) 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第62页。 。林县县委领导人敢于讲真话，共同应对责难，敢于力挽狂澜，渡过了危机。以杨贵为“班长”的中共林县县委领导班子“团结一致、战斗力强”，是修建红旗渠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林县县委领导人不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面对严重困难和压力，红旗渠工程只能半途而废。
上级领导的支持。河南省委、地委对红旗渠非常关心，从精神上、经济上、物资上、技术上都曾给予很大支持。在“引漳入林”工程的酝酿时期，河南省委有关领导人即出面和山西省方面协调工程的立项；工程上马后，领导同志不断来到工地，从渠首到渠尾，在设计、施工、组织领导等方面给予具体指示；派来工程师和技术员，“先后四次对于总干渠建筑物地形等进行了测绘”，又派人赴山西省与北京市对浊漳河水文资料进行调查搜集(42) 河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安阳专署水利局联合查勘组、林县水利局：《河南省引漳入林红旗渠灌溉工程查勘报告(1963年6月)》，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33-13。 。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使林县县委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有河南省委和地委的大力支持，林县县委才放开手脚，“有些人不管说什么，我们该干还干”(43) 杨贵：《关于红旗渠的建设情况——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贵同志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汇报(记录稿)》，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612。 。
山西省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大力帮助。浊漳河发源于山西省，林县“引漳入林”工程的渠首和总干渠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山西省委顾全大局，“当时山西省陶鲁笳、王谦同志很支持”，及时指示要“协助林县”(44) 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第27页。 ，地委也同意了，平顺县委也同意，这样，“引漳入林”工程才得以正式动工。
林县和平顺两县居民历来就友好相处。在红旗渠开工之初，总指挥部即强调民工与住地群众要互相团结，对于造成两县群众不团结者，“要受到严格的批评和处分”(45) 《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发出引漳入林动员令》，《林县报》，1960-2-12，第1版。 。在闲暇之际，林县民工经常主动帮助平顺县群众修房子、垒锅台、扫地、挑水、盖仓库、锻磨、锻碾、拉煤等活计，林县医生给平顺县群众看病，同时林县民工也注意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在红旗渠的建设史上，林县民工们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很好，同时平顺县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林县修渠。水渠沿线的村民腾出房子让林县民工居住，让出近千亩耕地，毁掉大批果木，迁移祖坟和房屋，尽最大可能支援林县修渠。为了维护林县修渠的成果，1962年8月15日，平顺县与林县共同决定，沿红旗渠渠线领域范围，“确保河南林县人民群众永远使用的权利”(46) 《林县、平顺两县双方商讨确定红旗渠工程使用权的协议书(1962年8月15日)》，林州市档案馆红旗渠工程专题档案，1-443。 。山西省平顺县承认林县的红旗渠的产权归属，这个难得的机会为红旗渠工程的顺利施工铺平了道路。
林县各界群众的支持。红旗渠是民办公助性质的大型水利工程，全县各行各业都积极支持。县供销社沿渠线设立蔬菜供应站、商品供应点，供应各营、连施工中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手工业管理局积极组织手工业社职员赶制生产工具优先供应工地，沿渠线设立了缝补衣服的服务小组。林县公安局派干警深入工地，一方面对民工进行施工安全教育，另一方面对特大建筑物想办法进行保卫，并且还编印了安全施工快板等宣传资料。县卫生科和人民医院组织医生、护士组成巡回医疗组，到各工地为民工治疗疾病。大众煤矿还积极支持硬煤，随时供应工地烧石灰。税务局“买布鞋80双，并用胶车胎订好鞋底，派人送到工地”。商业局送货到工地、医药公司推车往工地送胶布、木材公司供应木材和造炸药用的工具等。不但如此，就连学校也帮助修渠。1960年3月，全县15个公社的6300余名中学师生，到工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劳动锻炼。在工地上，学生的具体劳动主要是“供应垒砌用的沙子、给抬石头的民工记次数、上山采野菜”(47) 河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期)，河南省委印刷厂，1998年，第241页。 ，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活。
综上所述，在综合改善牙周病情基础上采取正畸治疗，可有效控制牙周病炎症程度，改善牙周指数，同时，正畸治疗有效促进患者牙齿美观，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红旗渠的修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首先，中共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共林县县委的坚强领导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有中共林县县委的正确领导，有力地领导了林县群众的修渠工作，有效地协调了各种复杂关系，保证了红旗渠修建的连续性。其次，干部群众脚踏实地苦干，这是红旗渠成功修建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动力”(48)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林县群众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最终使红旗渠成功修建，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就(49)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5.013
作者简介: 李海红(1970-)，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5-0088-06
收稿日期： 2019-01-11
[责任编校 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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