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合作：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区论文,南亚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3-0056-06 收稿日期：2009-11-25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掀起了新一轮地区主义(regionalism)浪潮。同一地区内的国家，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并谋求自身最有利的地位，积极寻求和平、发展与合作，加快了地区合作的步伐。地区主义的形成为地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身份、心理与机制前提，而地区认同(regional identity)的培育对地区主义的形态和发展趋势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拟从地区认同出发来阐释南亚地区主义难以形成的原因，并试图探讨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一、地区认同与地区主义
“认同”(identity)原本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基础之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1]504，在政治学领域中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在国际政治领域，将认同问题系统地引入地区研究的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但该问题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则源于建构主义的兴起。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图行为的一种属性[2]224。它源于长期实践，代表政治行为体自身和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3]453。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认同／身份分为四种：个人／团体、类别、角色和集体。前两种认同内生于行为体，表明行为体与他者的差别；后两种认同表明主体间结构(intersubjective structure)，它们依赖于体系的政治文化，只存在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
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所谓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指行为体对体系政治文化的认同，是将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身理解的一部分，以及将自己作为一个团体或“群我”(we)一部分的意识[4]337。地区认同是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依存的国家，在观念上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地区”本身就包含观念建构的含义。“地区不只是世界上存在的物质实体，不只是我们认为在地图上能被直接和准确描绘的有形空间，地区也是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和认知建构”。[5]354
地区认同有层次高低之别。一般而言，根据来源的差异，地区认同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归属性”(attributive)地区认同。地区认同首先来源于本地区内各国之间长期的交往，这种具有延续性的交往活动造就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各种亲缘关系，形成“归属性”地区认同。第二，“回应性”(responsive)地区认同。地区认同也形成于本地区与外部国家、地区以及整体国际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在这种互动中，地区各国更加清晰地对“自我”（本地区）和“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予以界定，表明本地区与他者的相对性和差异性，这种认同为“回应性”地区认同。第三，“功能性”(functional)地区认同。地区认同还来源于地区各国在对待突发事件及在社会经济等功能领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即“功能性”地区认同。按照来源而划分的这三种地区认同分别影响着地区主义的不同方面。
地区主义是指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实现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或战略利益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6]。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1)共同的地区意识。这些国家常常认同地区地理空间的“板块性”，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威胁观念和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等方面，将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2)共同的制度化框架。通常这种制度化框架最终的体现是形成正式的地区组织，但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制度框架可以促进成员国沟通信息、增进理解，减少成员国制定相关政策的交易成本。(3)共同的行为取向。共同意识和共同制度化框架将促使成员国的行为趋同，这些共同行为取向将使成员国形成一致的政策决策，共同面对本地区之外行为体，增加成员国对外部的权势，强化地区主义共同特性。地区主义进程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谈判和互动，共同应对地区的、全球的挑战。
地区认同和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两个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过程。一方面，地区主义塑造着地区认同，地区认同是衡量地区水平的重要尺度，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紧密交往和积极的政策协调加速了国家间的融合，塑造了国家对地区的认同和地区整体感。另一方面，地区认同直接影响着地区内国家的自身定位、思维取向、利益分配和政策选择，影响着地区主义的发展水平和趋势。地区认同是理解地区主义的重要概念，它是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果和衡量地区主义水平的尺度，同时它也通过作用于国家的利益和行为选择，对地区主义的形态和趋势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此意义上说，地区认同是地区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
二、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在南亚8国中，印度在人口、领土面积、综合国力等方面首屈一指，可谓“南亚超级大国”。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的地区大国。独特的国家结构和地区格局使得南亚国际关系以印度为核心考察取向。南亚国际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印巴之间的双边关系。长期以来，该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有：
（一）信任基础缺失，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来看，由于南亚国家幅员的差异和安全战略的不同，长期以来，南亚小国对印度往往怀着既依赖又反感、既合作又担心的复杂情感，很难建立起平等相待、互相信任的国家关系。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脆弱，印巴冲突是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7]。印巴长期对立，政治关系极其脆弱，导致印巴和解步履维艰，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1985年12月，南亚7国领导人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发表了《达卡宣言》，制定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并宣布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式成立。但多年来印巴往往利用南盟作为外交斗争的舞台，致使南盟主导下的区域合作几乎寸步难行，收效甚微。南盟在其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印巴两国的关系得不到根本改善前，想在区域的经济合作上取得突出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在南盟成立之初，印度就害怕南盟将成为一个反对印度的论坛，而巴基斯坦则担心印度将把南盟发展成为它控制下的一个集团[8]。在印巴根本利益对立的情况下，南盟这艘“迷失航向的慢船”要想破浪前行还需假以时日。
除此之外，由于殖民主义的遗祸和霸权主义的干扰，南亚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分歧，这对区域合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南亚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都会削弱区域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民族和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南亚地区民族众多，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跨国民族问题，使其国际关系复杂多变。跨国民族往往是国家关系恶化的导火线，也是外力挑起代理人冲突的重要载体。比如，斯里兰卡约18%的人口是泰米尔族，而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则居住着数量更多的泰米尔人。因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争取权利或地位的运动，往往得到印度南部泰米尔人的支持，这经常导致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外交纠纷。又如，印度为了牵制巴基斯坦，曾经同情并支持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分离运动，成为支持信德地方主义的主要外力。阿富汗的普什图族人长期得到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并与俄罗斯支持的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矛盾不断，等等。这种外部势力在背后推动的民族矛盾，加上宗教狂热和种族、部落势力的介入，使得南亚各国民族和宗教矛盾互相交织，导致冲突频发，并很容易产生“外溢效益”，“传导”到其他国家，成为影响南亚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诱因。国家内部民族和宗教的冲突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国家间的民族与宗教冲突则使得共同的合作愿望很难形成，阻碍了地区主义的发展[9]。这是南亚地区很难摆脱的怪圈。
（三）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相互间互补性不强
历史上的殖民统治、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长期的民族宗教冲突等因素，使得南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各国经济畸形发展，经济门类单一，其经济的互补性不强。在南亚各国中，除马尔代夫和不丹外，其余6国的人均GDP都低于2000美元（2008年），位居世界120名之外，属于全球贫困国家，且半数为最不发达国家。南亚地区除印度工业部门比较齐全、巴基斯坦有一些轻工业部门外，其他国家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或仅仅依靠第三产业。由于贫困和经济不发达，与其他地区相比，南亚地区的经济在产品门类、发展程度、互补性等方面，都无法与欧盟、东盟等地区合作组织相提并论。另外，南亚各国由于受基础设施不足、贫困人口数量巨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还需假以时日。而经济实体的互补性、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先决条件。
（四）缺少强有力的地区领导者
地区主义的发展要求成员在关税等诸多方面对国家主权做出一定的让渡，但是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来推动。地区主义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强有力的地区领导国家对地区主义的顺利发展非常重要。地区领导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打破格局，协调参与各方利益；引导和带动市场的发展。作为公认的地区主导国家，印度理应成为南亚地区主义的倡导者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但现实是印度并没有扮演好它应该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印度并没有因为其在南亚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而成为该地区稳定的、积极的和主导的推动力量。这主要是因为：首先，“领导者应具有联盟或联邦的思想或者某种物质如信念与理想、开创性”，而印度本身缺乏足够的承担义务的责任心，因为其他南亚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小国，而地区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印度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但印度担心区域合作的发展会影响到自身利益。其次，“参与者对领导者的信任或者认同感”比较低。南亚各较小国家一直对印度怀有一定疑惧，怕印度不尊重它们的主权，担心印度会控制它们。第三，南亚各国缺乏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地区归属感不强。
此外，南盟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宪章规定“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尽管这暂时将争执搁置起来，使得南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些双边的争议或冲突却是其进一步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南亚地区主义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目前来看，南盟对地区合作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非常有限。实践表明，区域合作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要素：成员间矛盾与冲突的缓和及解决是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完善的组织机制是地区主义发展的组织保障；强有力的地区领导者是地区主义发展的推动力量。
三、南亚地区认同的建构路径
由于受上述南亚国际关系各种因素的制约，南亚地区认同缺失，地区主义尚未发育。南亚地区认同的培育需要不断改善双边关系（重点是印巴关系），增进地区各国之间的互信，推进制度化建设，其终极目标是南亚地区主义的最终形成。
（一）印巴关系的改善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当代世界的迫切任务是要“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而且这种友谊“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无差异的一统世界，而是要建立更高层次的身份，这种身份绝不会泯灭使行为体得以独立存在的个体性特征”；在实践上，他认为这要求21世纪的决策者努力去“发现一种方式，既可以相互尊重主权的个体性，同时又可以把各国纳入建立真正的国际共同体的进程”，如此，就可以解决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就一定会创建一个康德无政府文化的体系”[10]。由于当今世界仍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多边主义要达到的目的是解决每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问题。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和解对南亚地区合作起着决定性作用。几乎所有重大的地区安全问题都牵涉到印巴这两个地区大国特别是印度的态度和切身利益。为争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印巴长期对抗，互不信任，导致南亚地区主义缺少基本的形成要素。因此，在南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合作，首要和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印巴之间的关系。印巴实现政治和解是南亚地区主义形成的关键步骤。
（二）进行互信建设
互不信任是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最普遍现象，也是开展地区合作的最大障碍。在西方列强对南亚进行殖民入侵之前，南亚本来存在十分相似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在地理上也是连为一体的。但是，由于西方殖民者在南亚地区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隔阂和敌对，严重破坏了南亚人民的团结和信任。冷战形成以后，南亚的两个地区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卷入了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南亚近代分裂的历史，一方面造就了这一地区马赛克式(Mosaics)的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民之间深深的误解和猜疑。要消除南亚国家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大量怀疑、顾虑和积怨，必须进行长期的互信建设。
地区认同作为集体认同的一种，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地区各国将自身作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归属感，进而形成地区认同的第一个层次——归属性地区认同。归属性地区认同源于地区范围内各国长期的互动关系，包括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种族／民族关系等。它一经形成，便直接作用于民众、商业团体和政府的态度、心理和思维取向，进而影响地区认同的形成。对于国家来说，归属性地区认同越是明确，对地区归属性越是重视，国家在对待本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时就越会表现明显的回应性，国家也越倾向于与本地区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创建和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等功能领域的制度和规范。
认同政治研究表明，地区认同的主要作用是为地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支撑。南亚地区各国历史情感复杂，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各异，宗教、民族、种族冲突频发，导致各国之间互信缺失，“问题政治”现象突出，归属性地区认同感不强。在现阶段，南亚地区合作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消除各国间的不信任措施，营造各国间的良好心理环境，努力构建南亚各国的共同地区意识与地区认同，为今后的制度化建设打好基础，而这正是开展南亚地区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南亚地区主义形成的必由之路。
（三）推进地区机制建设
新功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表明，机制本身是具有自主性的变量，在地区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一，在成员国的合作中，组织与各种机制能够明确各国的法律责任、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并为争端的解决提供了组织平台[11]10-21;158-170；其二，组织自身与各种机制是由内含某种价值的一系列原则、准则、规则与决策程序构成的，其深层内核实质上是文化价值，因此组织与机制自身的发展、合作的深化也是其文化发展与社会化的过程；其三，新功能主义强调的“外溢效应”事实上存在着“功能性逻辑”，也即组织功能的强化与合作的深化之间如若能够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组织自身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与忠诚[12]553。
一般来说，法制健全、官僚制度完善和具有高度理性社会规则的国家有利于形成正式机制和一体化的深化，此类国家被称为“韦伯式国家”；反之，那些缺乏较强法律制度和治理方式的“非韦伯式国家”则不利于机制建设。受南亚国家国内社会结构特点的影响，大部分国家属于“非韦伯式国家”，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虽然这些国家依照宪法缔造，却由传统的社会观念而不是法律规范主导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观念和秩序对社会权力的把持导致这些国家难以接纳硬性的机制建设，从而使南亚地区一体化表现出“软”地区主义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南亚地区主义在机制上的“软弱”也是南亚各国国内社会结构特性的延伸。只有按照“渐进与务实”的方式来推进合作机构制度化建设，才能促进南亚国家地区合作的有序开展。
四、南亚地区合作的范式选择
与欧盟、东盟等地区合作组织相比，南亚地区长期存在安全困境，成为地区合作难以展开的主要制约因素。南亚地区合作需要该地区各国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模式，走出一条有地区特色的合作之路。
（一）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形成及其基本要素
1.“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定义。“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指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对区域外经济一视同仁，不加以歧视对待。它既是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根本性质，又是地区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因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是指导当今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具体而言，“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内涵包括：(1)在持续减少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壁垒的方面，“开放的地区主义”反对把自由化措施仅仅局限于集团内成员间的做法，但也并不等于必须要无条件地向外转移利益。究竟以何种方式将区域内的自由化成果推向区域外，各成员可以本着自愿原则加以选择。(2)“开放的地区主义”表现在区域内的各种便利化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外非成员市场准入条件的改善。由于要想把便利化措施仅仅局限在成员之间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便利化措施带有“天生的”开放主义特性。(3)“开放的地区主义”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与WTO体制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上。(4)开放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以通过逐步吸收新成员来使区域内利益溢出区域外，从而把对外歧视性降至最低。(5)“开放的地区主义”还体现在区域合作与区域内次区域合作相互兼容上。总之，它们的目标都是在成员之间减少贸易和投资的壁垒。
2.“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基本要素。费利德·伯格斯腾总结出“开放的地区主义”的五大基本要素：第一，“开放的成员资格”。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只要愿意接受遵守该组织的规章制度，都可以加入。第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这是一种“纯粹的”、“忠诚的”开放精神。这种方式的最大缺点在于它造成了“免费搭车”现象，在政治上难以为某些成员国所接受。第三，“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根据这一原则，地区经济合作只能将减少贸易壁垒的成果扩大到采取相同措施的非成员国。第四，“全球自由化”。这就意味着地区经济合作是建立在全球目标的基础上，与世界贸易组织保持一致。第五，“贸易便利化”，即主要通过非关税和非边境改革来促进贸易便利化[13]。
（二）合作安全：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开放的地区主义”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便促成了合作安全模式的出现。合作安全是对集团政治和军事同盟安全模式的否定。合作安全观应该成为南亚地区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主导性观念。
“合作安全”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在均势安全模式随冷战的终结而淡出历史舞台、而集体安全模式又因其自身固有缺陷而一筹莫展的时候被提出来的。就其基本点来看，主要指的是国际社会或一个特定区域中所有成员以共同努力的方式来防止任何使用武力或军事威胁的可能[14]。帕尔梅委员会在1982年出版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在核时代，国家不能通过军备竞赛获得安全。它们必须进行合作，建立程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强调国家的行为方式应坚持通过合作方法来寻求共同安全[15]。“合作安全是一种广泛的安全取向，它在价值上是多向度的，在性情上是渐进的，强调确保而非威慑；是包容的而非排斥的；在成员上没有限制，喜好多边主义胜于单边主义；在军事解决办法与非军事解决办法之间并不偏爱前者；认为国家是安全促进中的主要行为者，但也接受非国家行为者扮演重要角色；不要求创立正式的机制，但也不拒绝。此外，强调在多边基础上形成‘对话的习惯’”[16]99。合作安全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安全，因为当前许多安全问题，如跨国犯罪、环境恶化和流行性疾病，无法通过单边行动来解决，需要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相关行为体采取合作行动。“合作安全考虑通过一个更加渐进的方式来发展多边体制，它也是更灵活的概念，因为它承认现有的双边和均势安排促进区域安全的价值，并允许多边主义发展于一个更随机的、非正式的和灵活的过程，直至体制化的多边主义产生的条件变得更加成熟。”[17]
由此可见，合作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家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模式。它是冷战后出现的新的安全机制，以相互依存思想为基础，要求以和平方式寻求安全，在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之间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其中心目标是避免战争。同时，它强调缓进的机制建立过程，并强调行为方式的非正式性。其中的合作，即多边合作，它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合作安全是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安全模式，它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而非对抗作为其政策的基点，彻底摈弃了冷战思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接受。
合作安全与以传统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安全观念不同，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主张不假设任何对手或敌人，可以包容具有不同安全利益的成员国，采取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共同的安全目标[18]227。从目前来看，这一模式比较符合南亚地区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政治形态复杂各异、军事互信机制缺失、存在地区安全困境而又都面临着相同安全方面考验的区域情况，应该成为南亚地区合作的发展方向和范式选择。当然，能否实现南亚合作安全主要取决于印度的战略选择。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自身实力的信心增强，安全观念逐渐从不结盟转向合作安全模式，开始积极看待大国和地区合作。印度如有选择合作安全和主动塑造国际秩序的愿望，就会促使它将周边外交放在其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19]248，并能致力于在印巴之间实现政治和解。因此，由于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上的独特地位，如以合作安全为建构南亚地区主义的切入点，其核心步骤在于印度对自身在南亚的身份定位以及对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自我意识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