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军[1]2002年在《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其实就是平衡（或均势）思想在现代外交中的具体运用，因而也叫“均势外交战略”。它是指戴高乐对如何在美苏两极均势体制下进行平衡，以此来最大限度地谋求法国的国家利益这一基本问题的宏观把握和据此制定的总体规划。平衡论（或均势论）作为国际政治中颇具影响的理论，在历史上有众多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发展，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推崇者。具体说来，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就其理论价值来说，它丰富了以往均势外交战略的内涵；其次，就其实践价值来说，当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充斥于国际政治舞台上时，利用均势外交战略来维护国家利益仍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国外学者（主要是欧美学者），一方面，他们对平衡论（或均势论）的研究是从绝对的国家利益观出发，以实用主义为归宿和用强权政治思想为指导来进行展开的。但毕竟其研究已形成系统的理论，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从平衡（或者均势）的角度来系统研究戴高乐外交战略的却较少。而在我国，就均势论的研究而言，还主要停留在对欧美学者观点的介绍和批判层面上，而从均势的角度来研究戴高乐外交战略者则更少。为了全面的分析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的得失和这一外交战略发展的前景，具体而言，可以从叁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透彻地分析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在此基础上，全面地论述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的具体实践；最后，对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进行总结。
李伯军[2]2004年在《戴高乐的平衡外交战略思想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戴高乐不但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世界外交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家。在戴高乐的所有政绩当中,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可以说是最精彩、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上,戴高乐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显着特征主要是体现了其"平衡"的战略思想。
谈亚锦[3]2018年在《戴高乐外交政策路径选择研究（1958-1969年）》文中提出戴高乐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追求法国的伟大,坚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以努力打破两极格局、恢复法国大国地位为己任。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以壮士断腕的气概摆脱殖民束缚,运用合纵连横的战略抗美抵苏,在欧洲大陆乃至在世界外交舞台纵横捭阖。本文先后选取了戴高乐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进行考察,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深入剖析其背后的路径选择,以期加深我们对戴高乐时期外交政策的理解。对美外交是戴高乐外交斗争最激烈也最丰富的领域。戴高乐以备忘录外交形式,试图搭上美国核威慑和世界大国的便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自己下一步的自由行动创造条件。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欧洲未来的定位上,因为互不相让而陷入“囚徒困境”。基于“懦夫博弈”的策略,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反对,坚决发展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双方争夺的高潮出现在戴高乐于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一方面是基于防范风险的“最大最小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搭北约防务的便车。最后受制于法国国内社会、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戴高乐在他执政晚期与美国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这也是博弈双方当时的最优策略选择。对欧外交是戴高乐外交的基础和重点,戴高乐与他的欧洲伙伴在欧洲一体化,主要是政治一体化的实现方式上存在着分歧。戴高乐为维护法国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独立要求,寻求建立“国家间”的欧洲,而他的伙伴国则坚持建立“超国家”的欧洲,最终因分歧巨大无法达成共识,双方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松散的国家间的合作而无法过渡到高层次的政治一体化合作。戴高乐的行为如同“猎鹿博弈”中那个自私的猎人,只顾自己捕捉到兔子而放走大家的鹿。戴高乐不仅追求政治利益,还不忘追求经济利益。在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他巧妙利用“囚徒困境”无限重复博弈,威胁使用触发策略——如停止推进相关进程甚至威胁退出共同体等策略实现法国的诉求。为避免共同体成为美国的附庸,也为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当英国申请加入共同体乃至欧洲政治联合的谈判时,戴高乐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执政初期,在处理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危机冲突中,戴高乐始终坚持“懦夫博弈”中“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策略予以应对。在执政后期基于囚徒困境无限重复博弈,戴高乐选择与苏联缓和、谅解和合作。对华建立外交关系,是戴高乐基于打破两极格局的设想而做出的战略举措。在建交前,法中双方因台湾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陷入“囚徒困境”,双方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两败俱伤。随着《埃维昂协议》的签署,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为双方建交扫清障碍,戴高乐抓住机会,运用“先动占优策略”实现与中国建交,凸显了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特点。戴高乐的非洲政策集中在去殖民化上,尽管他处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法属领地的独立时,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有所不同,但最终都基于“囚徒困境”无限重复博弈而选择合作,即法属领地实现独立、法国摆脱殖民地枷锁,从而双方实现共赢。总之,戴高乐的外交政策尽管存在一些内在矛盾,但还是体现了他追求法国大国地位的不妥协精神,也反映了他能适应环境变化灵活应对的特点。
郑春生, 冯瑶瑶[4]2006年在《希拉克主义与戴高乐主义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希拉克于1995年5月当选为法国总统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国外交战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调整后的外交政策与戴高乐主义在内容、特点以及影响等方面有非常相似之处;同时两者又在一些具体情况上存在着明显区别。笔者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来说明希拉克主义绝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对戴高乐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张旭[5]2009年在《希拉克时期的法美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法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法国借以维持大国地位的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法国对美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日益下降。面对这一局面,自称“戴高乐传人”的希拉克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重新树立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藉此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希拉克的外交实践中,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其重要的课题之一。法美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主从关系宣告结束,两国之间更多地出于本国利益调整关系。法美两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相近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共同的利益,两国依然是天然的盟友,但是矛盾和分歧也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叁方面:国际秩序观的分歧、对欧洲主导权的争夺、经济利益之争。希拉克试图建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正常的大国关系,而美国则希望建立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法美两国战略目标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分歧和斗争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较量就是最好的证明。法美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它还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希拉克时期的法国外交秉承促进世界多极化的信念,通过大国外交和平衡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维护了世界和平与正义,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本文试图通过对希拉克时期法美关系的回顾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内因,总结其成就和影响。这对于预测未来法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有重大意义。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原因、意义以及本文试图解决的一些问题。第一部分是“希拉克上任前的法美关系回顾”。在冷战时代,戴高乐一改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树立起对美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冷战结束后,密特朗奉行“新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主动与美接近,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第二部分是“希拉克时期法美关系的发展”。希拉克改变了密特朗时期对美外交软弱混乱的局面,重新对法美关系进行了调整:一方面,法美两国在反恐、核不扩散、环保、人权等领域加强了合作;另一方面,法国坚决反对美国独霸世界的图谋。法国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努力消除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不利影响,同时在北约内部与美争夺领导权;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对美国在中东、非洲等法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予以坚决回击,维护本国利益;在两国交往中更加突出经济因素,谋求本国经济利益。第叁部分是“希拉克对美外交的主要成就”。希拉克的对美外交结束了密特朗时期的沉闷局面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促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积极促成与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推动世界和谐发展;与美在中东、非洲展开争夺,捍卫法国的传统利益。第四部分是“希拉克时期法美关系的特点”。希拉克的对美外交既沿袭了戴高乐的基本思想,又体现了其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务实灵活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凸显法国外交的人文色彩;更加注重经济外交;外交风格更加务实,外交手段更加灵活;奉行传统的大国外交、平衡外交方式。结语部分简要分析了法美矛盾的根源,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大致的展望。
于佳[6]2007年在《和解、合作到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德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内引人注目的话题。二战后法德两国在世界的关注下,不但握手言和,更进一步地密切合作,共创法德轴心,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启动与发展。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格局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而调整的重心正是欧洲地区。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力量结构,法德关系展现出了许多新的气象与特点。本文试图从回顾法德和解的历史进程入手,分析东欧巨变背景下的法德关系问题。从而更好地去把握其新世纪里的发展脉络及基本特征。
高娜[7]2007年在《论戴高乐的欧洲均势战略》文中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不得不按照美国倡导的集体安全理念行事。但是,毕竟均势理念和地缘政治观念主导了欧洲长达叁百年之久,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戴高乐的均势信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笃定。他认为,两极格局是不稳定的,是“危险的平衡”,要保障欧洲的安全,必须重新构建欧洲均势格局。在戴高乐设想的欧洲均势格局中,法国居于中心地位。法国和德国达成谅解,组成法德核心。在西欧建立政治同盟,法国在联盟内居于领导地位。拥有西欧作依托,法国可以与苏联达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范围内的团结,将美英的霸权势力驱逐出欧洲。在大西洋联盟内,戴高乐争取法国和欧洲独立自主,但是要维持法美同盟,目的是平衡苏联在欧洲的霸权。如果这叁个层次的目标都能实现,那么法国的国际地位就能提高,成为美苏以外的“第叁种势力”。
高嘉懿[8]2015年在《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对于冷战时期中法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都置于1964年中法建交问题上,而对于长时间段的中法关系史的发展过程缺乏整体性的认识,这就导致普遍地过高评价了中法现实主义外交的意义和影响力。本文的目的则是想探讨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身处两大阵营中的次国家——中国和法国——在恢复双边关系中所做出的现实主义努力长期受到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和美苏政策的持续性影响。在对法国外交部档案、法国共产党档案、国民议会档案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等史料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将1949-1969年的中法关系分成四个部分来做具体介绍,有利于理清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第一部分是对立时期(1949-1953),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因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问题,与法国处在了对立的地位。在此阶段,中法之间的政治往来中断,经济关系也因为对华禁运问题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中法之间的往来并非完全断绝,法国共产党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主要桥梁。依托于莫斯科经济会议,法共所控的企业及外贸公司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易货合同；法共所组织建立的法中友好协会则负责维系两国民间文化交流。面对法共在中法关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法国政府一方面给予部分支持,体现了其对华政策中现实主义一面,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府鼓励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反映了其政策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一面。此外,通过中法两国各自的印度支那政策,可以了解到在亚洲地区两个阵营都有着明确的战略分工,同时也存在内部分歧。第二部分是缓和时期(1954-1958),为了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中法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磋商与合作,并且都试图利用对方阵营内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并建立了几个沟通渠道。但是受到美国政策以及台湾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的。法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既想与中国进行往来,解决搁置的政治问题,获得在华的经济文化等利益,又不愿公开违背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基调。另外,随着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影响力的扩大,法共与中共的党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法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法国其他党派的政治人士也开始与中国接触,但中方明显更为信任和看重法共所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因此,无论法国还是中国,在调整两国关系的现实主义努力中,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的很大影响。第叁部分是建交时期(1959-1964),戴高乐上台以后,中法之间并未马上建立外交关系。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戴高乐政权打压法共,故而对戴高乐政府表示冷淡。法国国内也因为中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淡化了承认中国的意愿,又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中,台湾方面对法国阿尔及利亚政策表示支持,一些议员表示应该扩大与台湾方面的联系。这种情况下,中法两国文化交往活动大大减少,甚至引起了法共对中国对法政策的不满。但是到了1961-1962年,因为与苏联分歧加大,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对戴高乐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并借助讨论老挝问题的契机与法国政府进行接触。之后,中法两国政府在1963年开始不约而同地考虑建交问题。经过秘密谈判,中法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发了国际和国内的热议。虽然国际上有不少舆论对中法建交表示支持,但是法国的盟友们仍然顾虑重重,并没有紧随法国的步伐。法国国内的报刊舆论和国民议会的辩论反映了法国社会虽然赞同中法建交,但对于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形式和时机表示疑问。法共因为在中苏论战中支持苏联因而与中共关系恶化,对于中法建交表示了冷淡态度,并成为法国国内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批评最为严厉的政党之一。第四部分是磨合时期(1964-1969),介绍中法建交后两国政府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但在双方交往中也存在着分歧和困难。特别是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和强硬,引发了法国的不满。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法国的留学生和外交官分批被撤回国,两国文化关系中断。旅法留学生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引发事端,法国驻华使馆受到此事件波及,中法关系受到影响。另外,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中国报刊上为支援法国学生运动而对戴高乐政府严加批判,引发法国的不满,双方关系更为恶化。不过,两国政府仍然意识到维系中法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努力,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为70年代中法关系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基调。结论部分主要谈了叁个问题。首先是分析了冷战格局下,中法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受到意识形态和美苏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制约,强调了对于理想主义外交目标的追求应该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其次,简要比较了冷战两大阵营的内部相处情况,分析中法两国脱离阵营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最后,对于中法关系中的人民外交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小结。通过本文论述可以看到,中法建交的成果不是即时性的,并未动摇美苏两极格局,也未使得其他西方国家立刻紧随法国步伐承认中国,因而其意义是有限的。但是中法建交的影响是长远的,奠定了从蓬皮杜政府至今的中法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基调。
王燕阁[9]1997年在《希拉克的外交战略》文中研究指明希拉克的外交战略王燕阁自１９５８年戴高乐建立第五共和国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大国地位，就成为法国对外政策始终不渝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然而，法国是个中等国家，要起大国作用必须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一个能充分借重各种国际力量、发挥自身优势的...
王芝[10]1990年在《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戴高乐的法国“独立外交”》文中提出1958年4月16日,法国加亚尔内阁倒台,6月1日,67岁的戴高乐再度被国民议会授权组建新内阁。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总统,次年1月8日,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1969年4月,在公民投票中受挫,辞去总统职务,脱离政界,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为纪念戴高乐对法国所作的贡献,巴黎市议会作出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
参考文献：
[1]. 戴高乐平衡外交战略研究[D]. 李伯军. 湘潭大学. 2002
[2]. 戴高乐的平衡外交战略思想初探[J]. 李伯军.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戴高乐外交政策路径选择研究（1958-1969年）[D]. 谈亚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4]. 希拉克主义与戴高乐主义比较研究[J]. 郑春生, 冯瑶瑶.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希拉克时期的法美关系研究[D]. 张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6]. 和解、合作到调整[D]. 于佳. 吉林大学. 2007
[7]. 论戴高乐的欧洲均势战略[D]. 高娜. 吉林大学. 2007
[8]. 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D]. 高嘉懿.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9]. 希拉克的外交战略[J]. 王燕阁. 现代国际关系. 1997
[10]. 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戴高乐的法国“独立外交”[J]. 王芝. 外交学院学报.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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