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1926-1927）（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论文,领导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贵凡 译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布哈林和斯大林直接参加了决议的起草工作。该决议在涉及对国民党内部力量格局和其状况的评估部分，修订了第六次全会的立场。现在特别强调的是，中国革命与1905年俄国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外于半殖民地状态。决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微弱，存在着“大量”半封建制度残余，社会分化不明显。这些都是接近于实际的。现在决议认为国民党不是三个阶级的联盟，而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其中也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承认在国民党政府中，实际权力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右翼手中。但是决议对革命阶段的确定和对各阶段力量对比的评估是很矛盾的，而对革命前途和中共任务的估计有严重“左”的倾向。
现在中国革命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决议说，在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它们一直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寻找支持力量。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同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决议作者认为，“目前，运动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运动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大部分大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外”，虽然决议也说，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将离开民族解放斗争舞台，“除了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还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但无产阶级会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大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脱离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利用”目前还在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
决议分析了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结局：一是国民革命在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力量的打击下遭到失败。二是资产阶级在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中战胜无产阶级。这种前途也被看作是争取国家独立运动的失败。决议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国家政权会重新落入帝国主义之手。换言之，对中国来说，“基马尔式革命”（指土耳其人基马尔在1919年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译者），不仅从共产党人的利益和任务角度来看，而且就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角度来看，都是“不受欢迎的”。很晚的时候，即1927年5月，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认为在中国根本不能进行“基马尔式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产国际后来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
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中共实现事态发展的第三种前途，即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实行民主主义专政的国家”，而其领导机构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认为，实行这个方针的手段，是从两个方面开展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一是在国民革命军进入地区建立的新的政权机构中，争取使中共在国民党中占居领导地位；一是开展土地革命。决议已把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提到了首位，同时竭力强调农民的作用和土地革命的意义，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了将来全部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激进口号。但对近期工作却提出了很温和的建议，即暂时只实行一些“过渡性措施”（减租、整顿税制等），而且是通过国民党的政权机构，采取“从上面”进行改革的方法来实行。斯大林拒绝了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而不是反对派追随者米夫）提出的为解决这些任务而要在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建议。另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力求不损害正在进攻的军队的后方，因为这些军队中的军官同农村上层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决议作者认为，加强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共“接近农民”的一个手段，是向国民党政府机构“渗透”，向其在解放了的省份设立的地方机构“渗透”，以便利用这些机构实施既定的措施。这个途径（渗透）也被视为加强中共对军队的影响的一个手段。
总之，从以上处理问题的方法中可以看到，共产国际暂时主要想通过国民党“从上面”施加影响。这里既反映了对农村，对群众运动和特别是对军队的实际情况的考虑，又反映了“老的”理论观点和这样一种估计，即国民党左派“本身”迫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及为情势所驱使，将不得不采取激进的“雅各宾式”方针。
这个方针总的来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直至1927年6月的实际行动的基础，虽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改变后，对其理论框架作了一定的修改。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反对派代表人物没有就中国问题发表意见，而是集中力量批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会议对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有所顾及，看来，这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有影响。在这个文件中，一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共的能力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另一方面对近期任务却作出了很有分寸的说明。这两方面明显存在着某种脱节，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在起草决议的“预测”部分时，斯大林和布哈林试图使自己的“左翼”在中国事态转为“基马尔式”发展时，免遭反对派的批评。实际上正是这样：在新的斗争阶段，多数派首领曾多次引证这种指导思想和反对派在全会上根本未发言的事实。
到1927年3月，当反对派再次提出修订政策的建议时，中国的事态发展已进入危急阶段，从年初起，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分裂迹向。蒋介石拒绝向北推进（同冯玉祥会合），而开始向上海挺进。围绕他的大本营形成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中心。2月，蒋介石要求苏联召回鲍罗廷，开始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人，并在他控制的地区对群众运动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
为了动摇蒋介石的地位（或那怕是消除它的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使武汉国民党政府变得更激进的方针，并试图在蒋介石的军队里和其临近的大城市，如上海和武汉，组织一些反蒋行动。在中共和鲍罗廷施加压力情况下，1927年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作出一些决定，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军事委员会中的个人权力，并有两名共产党人参加了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工作。
闻名遐迩的上海起义是打着“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口号举行的，特别是1927年3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军队进城前夕举行的最后一次起义，还给自己提出了立即建立政权机构的目标。据起义的一些组织者和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估计，这些政权机构将按照“苏维埃形式”建立。当时人们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恢复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上。汪取道苏联从法国归来，4月初由海参崴抵达上海。
4月5日，汪精卫在动身离开上海去武汉之前，同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谈到同中共合作的必要性，谈到两党都没有反对对方的打算。蒋介石同汪会昭后声称，他认为国民党的所有政策问题以及军事问题，都须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领导下作出决定。4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关于这些声明的报道。但在莫斯科，据各种情况判断，人们不知道这个时候蒋介石在耍手腕，作出了镇压共产党和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决定。4月12日，他也上海开始采取这一步骤，继而在其军队控制的其他地区以及在广东，打击中共，打击国民党左派和工人组织。4月18日，蒋宣布成立自己的南京国民政府。
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华中三个省，由于东、南、西三面受到封锁，其经济状况变得更糟糕了。现在继续进行激进式运动的种种打算，都与巩固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在这些省份的地位有关，人们希望武汉军队在华北同冯玉祥军队联合，因为冯一开始也象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样，宣布蒋介石是民主革命的叛徒。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4、5月间，多数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阶段开始了。在这场斗争中，中国政策问题在反对派纲领中升到了首位。3月底4月初，也就是还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发生的论战，对这场斗争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3月，关于同蒋介石的冲突迫在眉睫的消息（虽然很不全面），促使反对派内部在如何对待国民党和如何对待苏维埃口号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反对派内部曾就采取新的行动是否合适和“中国政策”问题本身进行了辩论），但是其首领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现在作为修订政策的主要论据，反对派提出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压根儿就“不革命”的论点，相应地还建议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性质的评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评价相比较而言）要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建议不仅承认在它们的成员中（即在“四个阶级联盟”中）存在着资产阶级，而且也承认资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拉狄克甚至谈到“袁世凯军阀集团”在国民政府中的统治问题）。总的来看，反对派的纲领在理论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至1907年革命中的策略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间的策略成份的混合物。实际上，这种立场是再次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自北伐以来的整个方针提出了怀疑。
1927年3月18日，拉狄克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辩论会上对这种立场作了部分说明。他说，决定中国革命命运，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武汉，取决于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结局。他认为必须立即进行这种斗争，蒋介石的将军们在准备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应当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赶走右派，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为此，需要立即把国民革命军中的工农队伍武装起来，需要进行土地革命，需要满足工人的要求，但首先需要中共取得独立和争夺对革命的“实际领导权”。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些很激进的建议呢？托洛茨基在1927年3月31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作了说明。托洛茨基论证了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迫切必要性，他提出的理由是，群众运动达到了很高水平；由于革命主要是采用军事形式进行，在军队指挥官中资产阶级地主势力占居优势，存在着“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威胁。这个时候托洛茨基把苏维埃看作是民族民主革命机构，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机构。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苏维埃“应当成为并必将成为争夺政权的机构或地方政权机构”和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机构。他写道，在这个阶段，它们将不是在一党领导之下而是在政党联盟领导之下进行活动。在苏维埃中，这些政党之间将展开争夺城乡群众的斗争。托洛茨基没有直接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但是他的立场是清楚的：信中说，成立苏维埃“将有助于在短期内正确提出”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1927年4月4至5日，中国政策问题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了出来。布哈林在会上作了主报告，斯大林讲了话，反对派方面是拉狄克讲了话。布哈林论证说，目前没有必要在中国成立苏维埃，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可以起到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作用。他认为，国民党是介于政党与苏维埃之间的组织，是特殊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作用会日益增大。斯大林支持这种看法，不同的只是他认为国民党是介于政策与革命议会之间的组织。与反对派建立双重政权（国民党机关、苏维埃）的方针相对抗，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方针：“从内部”争取国民党，通过向国民党及其领导机关输入工农群众组织的代表使之更激进化和民主化，最后导致在国民党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这些论断中，把“无产阶级国家施加压力”和同汪精卫达成协议的考虑放到了一边。拉狄克在讲话中重复了他对中国局势和国民党内部状况的估计，并“警告”说：蒋介石在准备决战。斯大林作出答复说：在全民革命阶段，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利用它的知识、它的关系，然后可以把它象挤干了的柠檬那样扔掉。斯大林说，有可能蒋介石不同情革命，但是他指挥军队，不能不派它们去打击帝国主义分子。这是斯大林在上海发生四一二事件前一周对首都党组织积极分子讲的话。
反对派试图积极利用这一情况，看来，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利的时机，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表演机会。现在反对派的“资本”有针对蒋介石的计划发出的“警告”，有早在蒋介石政变之前提出的成立苏维埃的建议，最后是政变事实本身，因为这次政变意味着中共遭到了失败，虽然是局部的，但很惨重，也意味着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的策略遇到了挫折。反对派试图将这次失败说成是多数派首领的整个内外政策，其中也包括“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错误的明显而集中的体现。
多数派首领与反对派“面对面”的论战，也就是1927年4、5月间展开的最后斗争阶段的第一轮交锋，是发生在联共（布）中央全会（4月13至16日）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5月18至30日）上。反映双方立场的主要文件是季诺维也夫4月14日向联共（布）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和斯大林、布哈林对这个提纲的“答复”，即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斯大林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和上面提到的布哈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的新版本，以及托洛茨基5月7日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提纲《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实际上这些文件所阐述的基本论点和论据，多数派首领布哈林、斯大林和反对派代表托洛茨基、布约维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发言时，都以不同方式重复过并作了一些补充。
在反对派的发言中，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自1926年春夏季以来所实行的中国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策略方针，提出了怀疑和很尖锐的批评。这决定了在4、5月间和后来的争论及相互指责中，显然更多地讨论了过去的问题而不是迫切的现实问题。虽然分析过去的问题对于制定现阶段的政策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反对派首领试图“证明”，目前遇到的挫折，是不重视他们的建议和“警告”的结果。他们想把“谁的过错？”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问题。
现在，反对派对资产阶级的作用、国民党的性质，以及该党所领导的运动的性质，做出了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和第七次全会不同的评价。季诺维也夫把国民党同1920年的基马尔党作比较，认为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核心的小资产阶级的党”，而它所领导的运动就其目标和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因此得出，支持国民政府的行动，其中也包括其军事行动，意味着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国民革命运动（他认为国民政府是“军阀手中的工具”），也就是说，这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著名决议背道而驰的。季诺维也夫认为，如果中国在中国资产阶级保护下实现统一，而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国民党右派，那么这种局面则比以前更糟糕，它会导致正在变成反革命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妥协，会有助于巩固资本主义的稳定，放开英国的手脚，使帝国主义对苏开战的时间临近。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还断定，中国资产阶级在起反革命的作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可能为在国民党框架内组成“四个阶级”统一战线创造条件，而相反，会导致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托洛茨基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封建残余的统治能给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条件的结论，是布哈林为“四个阶级联盟”模式臆造出来的东西。他认为（拉狄克也一样），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居统治地位，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依附于帝国主义和没有海关自治权而受到了限制。
反对派认为，由此得出，多数派首领采取的维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把国民党说成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做法，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出的革命阶段理论，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原则的践踏”，是1905年革命中的“老孟什维克策略”的翻版。托洛茨基写道，只不过现在用“帝国主义”一词取代了“沙皇主义”。托洛茨基断定，主要错误在于让中共服从国民党，最后变成“服从蒋介石的纪律”。
反对派认为，正是它指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被压迫群众领导权的列宁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群众组织，最后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的提纲说，放弃成立苏维埃是对二大通过的列宁的纲领的偏离，认为围绕苏维埃组织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能够反击“右派”和帝国主义的进攻，并在苏维埃口号下赢得国际上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托洛茨基把发生蒋介石政变的责任推到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身上，指责他们以自己的政策扶植了中国的“卡维涅克”。在5月致联共（布）中央的“83人声明”中，含有十分明显的夸大宣传，认为“存在着武装中国工人（首先是上海工人和武汉工人）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中国1905年’胜利的一切前提”。
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捍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策的正确性时，提出了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相比稍有变化的中国革命阶段理论，强调说，在第一阶段即全民阶段，资产阶级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起了革命的作用，因此同它结盟是完全有道理的，是符合二大关于可以暂时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论点的。斯大林认为，结盟政策是“利用”资产阶段，它含有孤立国民党右派的方针，而从1927年初起，特别是从3月初起，又含有同右派作斗争的方针。斯大林和布哈林承认，蒋介石政变意味着革命在局部遭到了失败。作为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的正确和有效的证据，他们指出了群众运动和中共在北伐期间的蓬勃发展。这一点反映了实际情况。但他们以愿望代替实际，断定反对派在夸大革命力量的失败程度，而主要一点是不懂得，蒋介石政变表明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同时意味着中国革命转入第二个更高级的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而进行土地革命的核心力量是“清除了右派”、并与南京右派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北方的封建军阀相抗衡的“武汉革命的国民党”。
布哈林和斯大林反对反对派关于成立苏维埃的建议，提出两方面根据：第一，他们在捍卫彻底改组国民党和从内部争取国民党的方针的同时，认为在新的阶段，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使其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这种前景更现实了。布哈林阐明这样一个论点：在中国条件下，左派国民党是共产党可以“从内部”和“从下面”进行争取的现成的特殊群众组织式。斯大林则断定，左派国民党在中国起着近似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第二，布哈林（特别是斯大林）在从1927年4月到7月统一战线破裂这一段时间，引证罗易的提纲，阐明这样一个思想：在“中国类型”国家，苏维埃只能是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且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组织起义和争夺政权的机构。他驳斥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引证二大“基本提纲”的做法，断定这个提纲中关于农民苏维埃的说法指的是东方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很专断的理论构想在1927年下半年给中共领导判断政权机构和革命本身的性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其基本精神既反映了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的影响（试图使武汉变成“革命雅各宾派”的中心，并使中共在这个中心中取得领导地位），又反映了试图避免与武汉人在国际舞台上过早发生冲突的愿望。斯大林和布哈林反对成立苏维埃的另一些论据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说：成立苏维埃意味着建立双重政权，也就是实行争夺政权和推翻也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政府的方针。成立苏维埃会给中国内外反动派提供借口，掀起一场关于“莫斯科把中国苏维埃化”的宣传运动。从这些见解来看，反对派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建议，是在为敌人效劳。既然蒋介石要求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所以建议中共退出（或准备退出）国民党，就是放弃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日益增强的地位，丢掉利用革命的国民党的威望和旗帜的可能性，这同样是在为革命的敌人效劳。
反对派首领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提出的放弃成立苏维埃的方针，孕育着遭到新的失败的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在论战开始之前，一直拥护在东方建立工农党的思想，现在却说，斯大林对待国民党的这个方针，意味着“吞食”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不过反对派关于成立苏维埃的建议、对武汉国民党及其政策的评价，也是脱离实际的，是很矛盾的。托洛茨基不同意把武汉说成是“清除了右派的革命中心”，他说这种中心还需要通过成立苏维埃来建立。他认为，作为革命的中心，左派国民党是“一无所有，或几乎一无所有”。相反，季诺维也夫则讲“坚决支持”武汉的必要性，并断言，如果共产党实行“正确的策略”，“真正的”左派能够与右派彻底断绝关系，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类型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反对派首领承认成立苏维埃将意味着出现双重政权，他们要求中共“完全独立”。直到6月底，他们一直否认他们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虽然实际上成立苏维埃，不仅意味着中共退出国民党（这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而且意味着转入同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相联系的军事集团的直接对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苏维埃计划很激进，就连国民党中最激进的左派显然也不能接受。
实行这个计划，被看作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内部条件，同时在反对派的纲领中还说：只有把其他国家拉进革命，只有把它们拉进国际革命，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反对派首领还认为，正是向争取成立苏维埃的斗争过渡，能够使中国革命赢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同情和支持。这种论断是否反映了这样的“信条”，即在中国，争取成立苏维埃的斗争，会把世界“拖进国际革命”，或至少会促进“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化？抑或这是政治游戏中精心策划的一步，旨在把多数派首领拒绝采纳反对派的建议的做法，用来作为说明他们偏离世界革命思想，向右转等等行为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反对派试图积极利用蒋介石的政变来掀起一场辩论，至少是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关内部就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掀起一场辩论，并把中国政策问题转移到这些问题上来。
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把中国事件和蒋介石政变的意义同1923年德国事件作了比较，并建议举行吸收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中央专门会议，或者举行中央专门的全会和国际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多数派首领则采取一些措施不准展开辩论，理由是这种辩论可能对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中共的地位产生消极影响。在这种借口下，联共（布）中央（1927年）4月全会只听取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未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交换意见也未作记录。1927年5月初，政治局以同样理由作出决定：不在公开的报到上发表反对派代表的文章和文件。但是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和布哈林早在4月就已经开始在公开出版物上对反对派的主要建议所进行的批判。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的第八次全会未让季诺维也夫参加，也没有一个反对派代表被列入由陶里亚蒂领导的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反对派方面仅托洛茨基和布约维奇作了发言。
尽管多数派首领沉默不语或强烈谴责反对派的建议，中国事态的发展还是促使他们对自己的策略方针作出了一定的修改，这反映了他们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的考虑和这种批评所产生的压力，也反映了他们在将来一旦事态发展不利时，要“保全”自己。
4月底5月初，根据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上述理论模式，共产国际采取了加快把武汉国民党改组为工农党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方针。这个方针在中共五大的许多决议中都有反映。同时共产国际建议中共尝试加快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进程，不仅“从上面”通过国民党政权机构来解决，而且在可能的地方，也“从下面”自行解放。5月上半月，斯大林已经谈到：现在必须在中国提出立即占领土地的口号，近期全体中国农民都要转到这个口号上来。他认为，如果武汉想取得胜利，“它就必须支持争夺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但这只不过是乐观的预测。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军队对农民不太彻底的要求和对当局的措施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武汉国民党首领坚决反对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五大虽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压力下，本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精神作出决议，其中也包括提出将来对所有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方针，但是作为近期要求，只是提出了“政治没收”的口号。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决议，更清楚地反映了“左的方面”的压力和多数派首领试图保全自己的“左翼”的愿望。
在第八次全会上，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但并未给论证四一二以后双方提出的“中国政策”提供什么崭新的东西。全会通过的决议，谴责了反对派的纲领，但也记录了多数派首领的立场的明显向“左”转。在决议中，除了提出“更迅速地”把国民党“改组”为一个广泛的、“真正贯彻选举制的、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民主主义的组织”这个方针之外，还含有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化的内容。决议说：“当前，从下面以‘平民’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基本的任务，共产党则应站在运动的前头，并领导这个运动。”决议建议中共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实行一种有助于从上面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决议还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可靠的武装部队并在这个坚固的革命基础上改造整个军队”。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全会结果发给中共的电报指示中，明显表现出要为一旦失败准备“后路”的想法（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已得到关于武汉军队发生哗变的报告），指示谈到“从下面真正夺取土地”和启用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首领“更新、充实”国民党上层的必要性，建议“现在着手由革命的农民和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组建八个或十个师”，也就是说“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为时还不晚”。而为了镇压反革命军官，还需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为首的法庭。指示最后说：“如果国民党人不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那么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作为中共的军事政治战略，指示中建议中共支持这时正在向北推进，去同冯玉祥的军队会合的武汉部队的作战行动，并要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和在广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还要做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其军队的工作。第八次全会决议加进了斯大林对待苏维埃的立场（只是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阶段成立苏维埃），与反对派关于中共准备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相对抗，提出了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夺取领导权的方针。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决议是错误的，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遭全会否定），建议“工农不要相信左派国民党领袖，而要成立自己的苏维埃，与士兵联合；苏维埃要把工人和先进农民武装起来；共产党要确保自己的独立性，要创办日报，领导成立苏维埃的工作；要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就地镇压叛变的军官和反革命分子；立即清除反动官僚。”不难发现，除苏维埃口号外，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的指示，实际上同反对派的建议是相吻合的。
双方都认为，所谈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针，正确的方针和错误的方针。实际上，两个策略方针都是“左”倾的，既有种种差异，也有许多共同点，而且蒋介石政变后，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导思想向“左”转，双方纲领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多数派首领明显过高地估计了把武汉变成“土地革命的中心”，把左派国民党变成革命的“雅各宾党”的可能性。反对派盲目鼓吹成立苏维埃的可能性，指望象在1905年和在1917年2月至10月时期的俄国那样，苏维埃在中国也能成为革命政权的中心、组织群众的中心、建立革命军队的基地和瓦解敌军的工具。事态发展表明，在中国条件下，不是苏维埃类型机构能够建立军队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而相反，只有军队能够建立政权机构，并且是与苏维埃不同的革命委员会类型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借助于通常来自上面的军事政治控制手段在农村实行激进的改革。双方的立场，虽有种种差异，但其共同点（或错误）是打算在这个阶段就把运动引向更高阶段。这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群众运动的水平和中共的能力所致，其基点是以为在中国一些地区发生局部占领土地的行动，是形成强大“贫苦农民”洪流的先兆，而这种洪流能够象1917年在俄国那样在短期内席卷整个中国。
蒋介石政变后，双方的共同点的对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作出了“左”倾的评价，提出了这样纲领性的结论，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任务，只能在同“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得以解决。第一次写进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决议的这个结论，以及关于中国的运动已进入土地革命阶段的论点，意味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的东方政策再次向“左”转。这是1927年底1928年初共产国际政策向“左”的总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于中国，这种转变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27年7、8月间（已是在武汉国民党同中共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在同反对派的斗争过程中提出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对完成的。（以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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