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哲学与科学研究的虚拟交互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交互性论文,哲学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科学研究的方式是与传媒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新传媒条件下，科研和工程技术活动中大量进行虚拟设计和创造，并且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交互关系。这种现象与传统的科研活动相去甚远，但却是科学研究一般规律在今天的特殊表现。德国传媒哲学运用“完成行为式”概念对当今传媒中科学研究活动和一般传媒活动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当今科研活动的本质特征。
一、虚拟交互现象与传媒哲学的“完成行为式”概念
德国传媒哲学(Medienphilosophie)的发展稍晚于英语国家，这也许是德国人过于注重思辨的缘故；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则发展迅速，至今已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者。这可以从西皮勒·克莱默尔 (Sybille Kraemer)编辑的传媒哲学论文集《传媒、计算机、实在》（Medien,Computer,Realitaet,1998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所附的约上百名研究者及其文章目录中窥见一斑。德国传媒哲学继承了语言哲学的成果和传统思辨风格，对传媒和信息的基础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传媒和信息提到建构世界的高度来理解。
德国传媒哲学继承了语言哲学中奥斯丁和塞尔关于语言的“完成行为式”(performative,Perfor mativitaet)概念。（参见奥斯丁，第209-228页）在塞尔那里，“完成行为式”概念表明语言本身没有真假，语言只有在语境中被使用才能真正完成。而德国传媒哲学把“完成行为式”发展成一个语言行为成功的条件。按照德国传媒哲学文集《完成行为式和传媒性》(Performativitaet und Medialitaet)“导言”的定义，“完成行为式”是指一种语言的“特别行为，即为了能够在主体间性条件框架中有效地做出反应，一个语言行为应该跟从哪些规则”。(Kraemer,2004)这就是说，语言不仅是一种语用行为，而且还是一种规则性的理想化和普遍化行为：“这是一种产生于完成行为式维度，并按照这一维度被研究的社会性类型。它的前提是，权力、身体性和社会地位等等不对称性都失去了作用。交往者被如此看待，好像他们具有一种能够参加对话的相同可能性：他们是摆脱所有身体和社会差异的有效性要求的拟人化。”(ibid,S.15)传媒哲学的这一发展已经超越了语用学，因为它重新肯定了语言（传媒）的普遍性和理想性特征。①
科学命题语言是最典型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语言，它表现为科学所具有的可重复性的现象。但是在今天的新传媒中，“可重复性”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成行为式和传媒性》的编者西皮勒·克莱默尔借用德里达的“可重述性”(Iterabilitaet)概念来表达传媒的如下特征：要使某个标示被当作符号，它必须是可重复的，但这意味着它能够从每一个语境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新的语境中去，因此可重述性与可变性相联系。这就是说，符号的意义在新的语境中会改变，并且正是在这种改变中，符号的可重复性才得到实现。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仅仅根植于沉积下来的可重复性，只是具有完成行为式的必要条件，而尚不具有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语言行为必须是语言表述的某种“戏剧性演出”(theatrale Auffuehrung)。这里的“演出”被理解为“进入场景”（Insze nierung，取该词的字面意义为in-szene）。在这种“进入场景”中，我们就与所使用的符号产生了某种距离，并因此对符号进行了重新阐释。那么这种“进入场景”为什么会具有这种重新阐释符号的功能呢？克莱默尔对完成行为式的定义为：“完成行为式的目的是把符号表达的重复性——这种重复促使这一表达的使用具有一般性——植入时间和空间上的新语境中去，并同时使符号意义发生改变。”（Kraemer,2004,S.16；黑体系引者标）这里的“植入时间和空间上的新语境”就是“进入场景”的本质意义，它也是完成行为式充分条件的主要特征。康德称之为“综合判断”的东西，就是符号在概念之外的拓展的知识；它必须借助于直观，而直观的先天条件就是时间和空间。
传统科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实物试验，但是，尤其在进入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时代后，大量的动物和人体试验已经被社会所不容（事实上物理化学的试验也大量地计算机模拟化了）。因此，新传媒的这种可重复性还具有“可回溯性”(reversible)的优点。大量利用电脑软件进行可回溯性的反复科学试验，不仅免除了许多实物研究，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研究现象本身成为科学具有客观性的一个根据。这就是说，我们与对象的虚拟博弈或交往（可回溯性）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特征。康德认为客观性的实质是普遍必然性。但以往我们对这个说法没有足够的理解，而且也不明白其“普遍性”究竟指什么。而新传媒中的科学研究行为给了我们启示，这就是：科学的这种“普遍性”恰恰与科学的“试错行为”相联系②。琅勃特·维兴(Lambert Wiesing)在《语用学与图像的完成行为式》 （“Pragmatismus und Performativitaet des Bildes”）一文中着重分析了“图像”，他说： “对于图像的完成行为式而言，虚拟的试错行为具有核心的意义。这具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试错行为是这样一种行为，它是为了把试错当作行为来感觉。在这一视角中，在行为中的试验始终是一种行为的实施。第二，不论对完成行为式还是对试错行为而言，可重复性是关键的。只有可重复的试错行为才是试错行为，正如只有可重复性演出才是演出那样。”(ibid,S.126)我们与对象的这种试错关系既然是一种反复进行的博弈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变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而不再是传统科学的主客体关系。
自从“语言转向”发展为“传媒转向”(Media Turn)以后，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交往普遍性特征就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新传媒提供给我们时空中的新事物。根据“可重述性”概念，符号的可重复性是与可变化性及其时空上的新语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新传媒中可变化性概念及其时空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传统的时空特性在新传媒中变成了当下的行为了。也就是说，“过去”与“将来”的区别在新传媒中消失了，时间与空间的区别也消失了，而这完全取决于新传媒的电子速度——我们知道电子速度把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统一起来了。如果说在传统传媒中符号的可重复性还建立在世代相传的可变化性基础上的话，那么在新传媒中，符号的可重复性就是建立在当下的可变化性基础上——这就是科学在不同于我们的主体那里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新传媒条件下“试错行为”的含义。
传媒哲学解释第三、第四代战机的模拟性，或者《动物演化之谜》中古代和将来动物的模拟性等现象的根据，就在于这些对象是不同于我们的“另一个主体”。因此，在新传媒所中介的视域中，真实性概念（可重复性）取决于自我与不同于自身的另一个存在物的主体间性交往。马丁·布克哈特(Martin Burckhardt)的《在电磁流中：主体③和电磁书写》（“Unter Strom.Der Autor und die elek tromagnetische Schrift”）一文中写道：“不断有新类型的主体进入唯一主体的地位，人们只能在双重的意义上将这一新类型主体理解为另一个中的这一个(einen-im-andern)。对“这一个”来说，‘另一个’是这样一种源泉，它将‘这一个’置于（电磁）流之中，并使‘这一个’面临有某种‘它’存在着；对‘另一个’而言，这个‘它’是‘另一些’ 自身，它自身形成为群体，‘它’正是这两个极。主体性概念正是根据这两个极来不断校正自身的。”(Kraemer,1998,S.49)④这段话有些抽象，它是说，我们的主体性体现在虚拟的模拟交往中：“另一个”（不断升级的战机、过去与将来的动物、一般而言的工程对象尤其是生命工程对象等等）与我们（“这一个”）处于电磁流传媒关系的反复博弈中，它迫使我们面对它们的存在事实及其对我们施加的影响——而只有主体才施加影响，客体是不施加影响的；但是它们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的众多对象性存在而已，因为我们只有在与不同于我们的其他对象（“另一个”）的交往中，我们作为有个性的主体才得以实现。康德之所以把这种关系称为“理智世界”intellektuelle Welt)，就是因为对象在这里变成了（“另一个”）主体而不再是客体。因此科学（研究）的涵义在今天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是某种抽象的对象或命题（被卢曼称为“象征性的一般交往媒介”），而是活生生的主体间性的虚拟交往行为，并具有道德含义（其先验意义见本文第三部分关于“身体”的论述）。
二、我们与世界的传媒性关系及其“透明”和“肉身化”
我们应当对传媒的特性有进一步的了解，因为许多人至今仍然认为，上述虚拟交往现象仅仅是网络上的多媒体虚拟现象。我们要证明，传媒不是一个单纯中性的媒介，好像用筷子还是用刀叉把食物送到嘴里没有区别那样；传媒决定着我们所意识到的世界面貌。
克莱默尔在《传媒具有建构功能吗？》（“Erfuellen Medien eine Konstitutionsleistung?”）一文中说：“所有在人们的感觉、交往和认知中‘被给予’的东西，都是在传媒中被给予的。”(Muenker,S.83)传媒不仅传递信息，而且也建构信息——这就是“完成行为式”的特点。并且随着传媒的改变，我们的世界也随之改变。克莱默尔完全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建构”一词的，该词意味着对象是主体建构的产物而不是“物自体”。
克莱默尔在《作为印迹和作为装置的传媒》 （“Das Medium als Spur und als Apparat”）一文中描述道，我们听到的不是声音的震动，而是钟的声响；我们阅读的不是字母，而是一段历史；我们在对话中与人交换的不是音节，而是意见和信仰，而在电影里我们一般都会忘记投影平面。传媒的作用就像玻璃窗：它越是透明，越是在我们的注意域之下不引人注目，它就越好地完成了任务。我们使用传媒时的“得意忘形”表明，传媒是与我们使用的一般工具（器具）不同的东西：传媒与所传内容是密不可分的，其关系是内在的；而器具与对象的关系是可分离的，是外在的。克莱默尔说：“如果我们使用一种技术器具，那么我们用这种器具来生产某物；器具被使用，并被留下来，它与被生产的对象完全是外在的。相反，如果我们接受到一个信息，那么它是‘在’一种传媒中被给予的。某物是浸入到一种传媒中的，并且如此浸透，以至它在传媒之外根本不可能存在。” (Kraemer,1998,S.83)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传媒给予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传媒之外还会碰到别的什么世界。计算机和别的工具一样，首先是一种“器具”：电话、照相机、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电视、影碟机都是如此；但是它们同时是我们接触世界的传媒，克莱默尔称之为“装置” (Apparat)，没有这些装置，我们就不会拥有我们的世界，而只能拥有比如古代人那样的世界。留声机不是简单地传递和保存了声音序列。就一个音乐序列的个别事件的发生可以被当作一个象征事件而重复、中断和在不同的地点听取等意义上说，留声机已经使一个特定事件在时间上的不可逆秩序改变了。这样一种对时间的操纵在传媒技术之外是没有范例的。又比如影碟机打开了对那种在通常观察视角中恰恰不可能的东西的观察方式。我们可以将照相机作相应的设定，来同时从前面和后面观察对象，也可以用其他人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这就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当今的科学研究就是这样的新世界：谁都不能否认双螺旋结构、电子显微镜成像、高速摄影镜头、软件图像等等虚拟图像已经构成了我们科学研究的新世界。克莱默尔说，“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生产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到可能，而没有装置这种方法不只是会减弱，而是根本不会存在。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Kraemer,1998,S.84-85)克莱默尔继承了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的“传媒就是信息”的命题，这一命题颠覆了“传媒是中性的”观点。
路德维希·耶戈尔(Ludwig Jaeger)把克莱默尔所说的这种传媒与世界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称为“透明”(Transparenz)关系，这就是说，尽管这个世界完全是由传媒提供给我们的，但我们在世界里意识不到传媒。耶戈尔的“透明”概念意味着，这个世界的语义学内容并不需要追溯外在来源，它就内在于作为传媒的语言意义形式里面，而这个形式并不提出语义学的自主性要求；正像反过来，媒介的表达也不是对什么“前传媒内容”而言的，好像它只是中性地传递后者而已，因此意义相对于其载体而言也不具有什么自主性。然而传媒在一定时期会被人们意识到，耶戈尔称之为“干扰” (Stoerung)。对于文盲来说，当他不得不学习文字时就是一种传媒的“干扰”，而对于今天人们必须使用电脑上网而言，也是一种“干扰”。总之，“透明”的意思是“不存在意义形式的自身意义特性”。(ibid,2004,S.53)因此，“透明”使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理解完全超越了传媒的限制（同时又受到传媒的限制），而变为对于世界自身的感觉和理解。正像聋哑盲女海伦·凯勒自从学习了文字媒介（干扰）以后，便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透明）一样，我们今天通过网络进入的世界也远远超越了网络，因为我们通过网络建立了一个感觉和理解世界的视域。康德对于“物自体”的批判，今天仍然适用于对传媒现象的理解。
因此，我们在科学模拟的虚拟交互关系中，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我们与世界其他主体的实际的交往关系（严格说其他主体是我们自身建立的）。这种关系“偏离”了我们原初的科学研究目的，手段逐渐变成了一个新的目的。第三、第四代先进战机可能还没有真正投入到战场上去，更先进的战机就诞生了；但这不是无意义的浪费，因为我们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建立起了真正的交往关系——仗也许打不起来，但重要的是我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棋手，战机设计上的竞争似乎只是我们必要的棋盘而已。无数的工程对象在物理世界中被淘汰、更新、消失，但真正有意义的“剩余物”是我们与对象的交往关系（设计行为或“试错行为”）。因此，怎么能说这种关系是虚拟的呢？
克莱默尔提出的“肉身化的完成行为式”(Korporalisierende Performativitaet)概念，就是对语用学实践特征的继承。克莱默尔说：“肉身化的完成行为式——我们可以在这个术语之下将各种可主题化的观点统一起来——说的是，受到完成式领悟的戏剧化概念经验，能够在行为者与观察者的交互关系中对于感觉世界给出一个创造性改变的样式。”（Kraemer,2004,S.18；黑体系原文标）这就是说，具有可重述性（普遍性和理想性）概念的经验对于人们的实践行为具有一种“样式”的范本作用，这种作用将观察者变为行为者，即主体根据这种“样本”创造出一个相应的对象世界（肉身化）。⑤从传媒的作用来说，完成式的事件——交往行为——属性等同于那种不需要轨迹的经验，因为完成式的技术生产实际上透露出完成式的“精神”创造。这种对再现和再生产的颠覆，是通向事件的最关键的动机。因此不存在“演出”的绝对单数的、“纯粹的”的事件，任何事件实际上都是一个普遍性和理想性观念的实现或对象化。这样一来，传媒既具有我们创造世界的“范导”作用，同时也具有“建构”功能，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实践属性，所谓“肉身化”也就是我们观念的对象化过程。（康德把“范导”与“建构”区分开来，但在新传媒中二者的界限消失了⑥）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虚拟世界”在传媒哲学上经常被用作现实意义上的一种新的经验世界，而不再是多媒体装置上的虚拟世界。弗洛里安·罗泽用艺术经验为例说：“实际上，对于艺术家而言，更有意思的不是按照沉浸技术的实在性和完善性去唤起计算机被使用者所掌握了的表象；而是凸显出某种不一致，用自身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使一种新奇的经验(seltsame Erfahrung)得到可能。”(ibid,1998,S.155)这种“新奇的经验”就是一个新的现实的交往世界，是我们理想性的“肉身化”。在这里，艺术与现实的界限也在消失。
因此，我们并不只是在科学模拟中创造“另一个主体”，我们在现实中也创造出其他主体并与之交往。如果说科学技术的电脑辅助研究(CAD)还是模拟的，那么它的指向（指称）则是现实的、物理世界的（在新传媒中不是指称决定意义，而是意义决定指称）。由于新传媒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视域），当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动植物个体当作“另一个主体”就已经是现实的生物保护和环境保护行为（交往行为）了；同样，安乐死和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都是我们与“另一个主体”的现实的交往行为；甚至我们把山川河流都当作具有灵性的“另一个主体”；更不用说人们通过新传媒建立起了一切（既虚拟又）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德国出现了一种供中小学生使用的练习册，其中的某种答案竟然是空缺的，因为编辑者注意到学生们心目中的“另一个主体”是多种多样的，留下空缺是给他们的想象留下空间；韩国也出现了《机器人道德宪章》，因为这里涉及的已经不是机器，而是“另一个主体”。甚至近年来建立的印度洋海啸预警机制、各种传染病监控预警机制、大国战略对话机制和经济交往机制等等，在传媒哲学看来都不过是新传媒建构的新的现实世界。
三、“身体”在科学虚拟交往中的双重意义
前一时期有学者提出疑问，说既然虚拟世界摆脱了物理世界的身体(Koerper)，那么身体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身体的意义是什么？（“身体”是由“图像”构成的⑦，而与“肉身化”的对象化含义有别。）但是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很快就被超越了。因为“科学实在”视域中的“身体”如今看来不过是特定传媒（书面语言）中特定的信息世界罢了。克里斯蒂安·冯肯(Christiane Funken)的《身体在电子交往中的回归》（“Ueber die Wiederkehr des Koerpers in der Elektronischen Kommunikation”）一文分析了身体的信息确定性。他认为，身体只是个体的信息而已，这些信息反映出他自身与世界的“认同性”(Identitaet)关系。他说：“身体作为可见的符号代表着个体的社会认同性，因为它承载着作为个体化的‘认知和交往符号’的交互作用生活的标识。” (Kraemer,2004,S.309)因此，个体的身体只是对社会的一种适应符号，而远不是身体的可能的全部信息。在近现代文明（相对于后现代文明而言）交往中，个体的“统一的传记认同性”(Biographische Identitaet als Einheit)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只能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确定自身和他人（这正是卢曼提出的“象征的一般交往传媒”）。金钱、权力、真理（传统科学）、爱是人类个体最主要的象征的一般交往传媒，其信息分为两类：生物学意义和构造意义上的信息：前者表现为科学实在论的，后者表现为美学（人文）的。“纲”、“目”、“属”之类我们用来把握动植物个体的基本分类，或“劳动力”、“学生”、“职员”、“经理”等人类社会范畴都属于前者；文学艺术和法律哲学设定的“自由”个体观念则属于后者。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代文明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二元论”。冯肯借助高夫曼(Goffman)的说法认为，个体行为的一些科学“范畴”是通过外在的表现图像确定的，后者作为前者的“标记”被理解，即身体的某些现象会作为社会信息被承认。因此，身体绝非“物自体”，而纯粹是我们建构的信息存在物。⑧
但传统的“身体”在进入新传媒时代以来，就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交往的需要。冯肯引用鲍曼 (Baumann)的观点说：“晚期现代生活的瓦解体现在一系列无约束的、自我封闭的事件中。现代世界越是变得区分化、复合化、快捷和单子化(monetaer)，表面性就越是变得更加重要。”（ibid,S.310注15）因此从传媒哲学的角度看，身体特性的改变纯粹是交往的需要而已：在传统传媒中个体身体没有“统一的传记认同性”，身体也只是范畴的“象征的一般交往媒介”而已；而在新传媒中，不仅身体（表面性）的含义大大改变了，而且身体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加了。冯肯反对那种认为在虚拟世界中身体消失或变得无意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恰恰属于传统的“科学实在论”）。由于新传媒的多媒体技术，身体的空间拓展了：它不再是范畴的象征符号，而是具有丰富多彩的、富有个性的“统一的传记认同性”，也就是说，每一个身体都代表着一个生命个体。身体性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的现象：无论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身体性几乎无所不在，它表现为各种图像、影像、成像软件等等。
在新视域中，身体性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我们对身体的体验性。当今的科学研究更多的是我们主体对对象的体验，科学研究的逻辑性不断地服从于这种体验。弗洛里安·罗泽在《第二个和第三个身体或者做一个蝙蝠或者居住在远处会如何？一篇随笔》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在新传媒中人们的体验的改变，即从自我的身体出发如何体验其他主体的身体。自我从多媒体装置中可以进入新奇的机器人的身体体验（而事实上这种体验完全是从自我的身体出发的）(Kraemer,1998,S.155-156)；更重要的是（根据上述完成行为式的“透明”和“肉身化”），这一点又可以使我们建立起一个理解和创造世界的新“视域”，即我们通过装置和网络力图去体验现实中其他主体的身体，去改变和影响它们。这就像通过“远距离操作系统”进行远距离手术一样：尽管通过虚拟的世界，但却操纵和改变着对象的现实的身体。但是作者更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体验其他主体的身体，意味着我们将他们的身体体验为自己的身体，即我们的身体已经大大地膨胀了：“我们在模拟中溜进一个虚拟的身体，但是却还原为（自己）这样的经验，就是去穿上外衣，去戴上面具，或者操纵一个机器，以及将一个工具当作身体的‘延长’去使用。”(ibid,S.162)作者这里用了一个词“溜进”(schluepfen)，把我们对对象身体的体验生动地描述了出来。而实际上，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体验占有了其他主体的身体，整个世界通过新体验逐渐变成了自我的身体。而体验就是今天的认知特征（它包括感受、情感和意志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我们的认知能力大大增强，我们的道德责任也大大增加了（此即苏格拉底所谓“德行就是知识”）。
既然其他主体的身体都是自我的身体，因此我们能够关怀整个世界。冯肯说，在新传媒视域中“神性的自我理解”(chrismatische Selbstauskunft)起了中心的作用，而这种才能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主要道德属性，也就是个性之间的主体间交往的才能。
第二是我们对虚拟身体的创造和对物理身体的预见性的“避免”。冯肯说：“代替自然性身体的是可选择的身体。身体与技术的融合不仅使得身体的几乎无限的可模式化产生出来，而且也创造出新的身体体验，这种体验能够突破人类皮囊的限制。” (ibid,2004,S.311)上述对身体的“体验”似乎意味着我们在虚拟世界中仅仅为了体验而创造身体。但这种体验只是一种现象而已。
上文第一部分已经论述到图像的“完成行为式”具有“可变的可重复性”，在新传媒中，这种“可变的可重复性”就变成了个性之间的交往行为。而这蕴含着一个内在的逻辑：科学研究走向虚拟的个性之间的交往，以便在实际的事件发生之前预见其真实性。这意味着：如果这种交往行为变成了我们恒常的存在方式，而被预见的真实事件由于这种交往而被无限制推迟发生，那么科学研究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的交往，而“真实的事件”将被这种科学所避免。甘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在《交往之后还剩下什么》（“Was sich nicht wegkommunizieren laesst”）一文中说：“我认为，人类想把自身和他人当作身体存在物去体验，以及要求占有某个空间的欲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而两种相互对立的对于无身体重量的感觉在场(Wahrnehmungspraesenz)的渴求，与对于身体在场(Koerperpraesenz)的满足的渴求，可能是对于传媒力量的交替的反应。” (Maresch,S.338)这是上述对“身体”分析的最具有意义的把握，这是一种对当今科学研究内在“张力”的把握：对身体的体验和对身体重量的摆脱同时并存，而对身体的体验是对身体重量的避免或预见。当前科学研究大量使用电脑辅助设计(CAD)的对象，必然是不同于我们的“另一个”主体（对手、敌手、动物个体、植物个体、机器人、软件和软件支持的产品等等自我能够理解和创造的一切其他主体），这类主体在物理世界中对我们的身体可能是危险的，因此我们的科学研究虚拟 （创造）出对手的身体，以便跟它交往，体验它、理解它、跟它博弈，最终防止物理事件中身体之间的冲突。因此，电脑“辅助设计”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主要设计”，正如对实际战事的预防使得毫无实际战绩的第三代、第四代战机的生产变成了主要的科学活动，虚拟的第五代、第六代战机也将生产出来，而且越是虚拟的，科学的前瞻性就越强。
冯肯从“身体”的空间性的自由（虚拟）论述了当前科学研究的“可信性” (Glaubwuer digkeit)。这是当今虚拟科学研究中包含的逻辑性的经验性。与传统科学的“象征的一般交往传媒”的“客观性”不同，当前科学的“可信性”来自于我们对虚拟身体的“注意力”。而只有当对象不同于我们时，我们才产生注意力，并与之进行交往。大量科研模拟实践表明，物理空间在进入新传媒而成为虚拟身体后，就变得“可识别”、富有个性，因为我们在创造对象主体性的认同性经验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个性，以便主体之间能够和睦共处。因此，任何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的、没有形成（虚拟空间信息的）身体的力量也就不在主体间交往之中，而这种力量对于我们物理世界中的身体是有潜在危险和损害的。所以，“注意力”是今天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冯肯说：“注意力作为‘可信的’通过身体中介的自我演示的产物，成为核心的稳定因素，它将确保一个——从短期而言——偶然化和碎片化社会的认同性。身体投入交往是维持图像认同性工作的本质部分，并且它设定了个体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可认知性。”(Kraemer,2004,S.318)
上述传媒哲学对身体的研究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当今科学研究对于生产力（经济）发展的作用，大量表现为虚拟信息的交往（不仅是科研的，而且表现为信息产业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但这种交往本身就是“试错行为”，就是对问题的解决；而物理实在（第一、第二产业）却在这种交往中被人们日益宽广、虚拟的视野所预见，但因此而变得安全、有效和节约。我们的社会文化信息交往与我们的物质生存日益形成共生的关系。相反，阻止虚拟信息的交往，我们的物理生存状况就会日益恶化。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佩尔的《哲学的改造》那里看到充分的论证，即任何语言对象都已经必然地 (immer schon)蕴含着道德上的一个“无限交往共同体”。（参见阿佩尔，第206页）
②自从波普提出证伪主义以来，人们把科学的“试错行为”与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或普遍性对立起来，例如弗洛里安·罗泽(Florian Roezer)说：“系统对于外界只是以注意力的形式进行反应，对真理的询问已经被漠视了，真理问题只是第二、第三位的东西。”(Maresch,S.55)然而实际上，“试错行为”是新传媒条件下科学研究特有的真理表现形式。
③尽管Autor一词在创作的意义上一般译成“作者”，但该文作者在使用Autor一词时始终带有“主体”的含义，因而我在这里将其译成“主体”；相应的，这里的Autorschaft也译成“主体性”。
④谢林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中关于个性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对布克哈特的这一论述作出注解，而且谢林的论述把主体间性看作是主体性的加强而不是削弱。（Schelling,S.210“第二条原理”）
⑤因此“肉身化”概念完全可以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Paradigma)相联系，只是库恩没有认识到传媒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这种交往方式的对象化。
⑥例如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就批判了休谟和康德的这种区分（参见普特南），但是显然普特南也没有注意到传媒对我们建立新视域的影响。
⑦琅勃特·维兴的《语用学与图像的完成行为式》一文从先验哲学出发认为，纯粹的图像意义在于“可见性” (Sichtarkeit)而不是身体性；“可见性”在康德那里是与“附加性”(anhaengend)相对立的概念，它表明图像只有与一定概念相结合才综合为“身体”（物体），比如在传统物理学那里的“身体”都是与物理学概念相关的（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象征的一般交往传媒”）。因此，图像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实体的东西，所以弗里茨·海德尔(Fritz Heider)称“客观事物”的身体恰恰是“虚假的统一性”，而萨特将纯粹图像的生产描述为“去身体”(Entkoerperlichung)。(Kraemer,2004,S.120-121)
⑧冯肯的基本观点是：身体被信息特性所决定，即使“科学实在”也仍然是人类主体的信息建构物而已。这种建构我们可以用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的“自然解释”来理解。费耶·阿本德认为，“自然解释”被广泛当作某种实在，因此我们在认真考察之前都必须将“实在”排除掉，以便将自然进行重新解释。他认为，伽利略首先把哥白尼学说中尚未排除掉的、停留在人们感觉中的关于运动的“自然解释”悬置掉，这就是将原先“一切运动都是操作性的”这一“自然解释”改变为“只有相对运动是操作性的”。这一操作性的改变实际上把16世纪以前人们关于运动物体在大范围空间稳定环境中——例如猎人观察到的鹿——的运动观，改变为物体是在船上、车上或其他运动系统中的运动观。伽利略的工作是要说服人们理解和接受后一种运动观，而这是要依靠一定的媒介传播的（书面语言的印刷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人们接受了新的运动观，便会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如此运动的，这就是科学实在的产生。费耶阿本德说：“这就是伽利略计谋的实质！”（费耶阿本德，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