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帛、简《老子》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也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子》正像军事哲学《孙子》那样，是当时政治哲学的另一座高峰，可惜先秦的历史文化条件及后来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早已使它变形失真。帛书《老子》（下简称帛本）证明今本错讹甚多，而楚简《老子》（简称简本）又证明连帛本也出现许多讹误。简、帛两本对于老子的研究大有解疑去讹、拨乱反正之功，为《老子》研究的突破提供了锐利武器。但是，从已出版帛本的注译看，框套今本者多，订正讹误者少；以古从今者众，用古正今者寡；谨慎保守有余，信古从真不足。对帛书老子的研究、开发、利用极为不够：第一，根本没有在考订帛书老子的篇名、篇次、分章、章序上用功夫，今本《老子》结构布局伤及文义、文理的变形，依然部分或全部移植到帛本；第二，考订释读文字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做。尽管也映正了今本部分文字的衍夺讹倒，但尚有许多假借字释读不准确，套用今本失实之文字。更没有利用楚简《老子》校订帛书《老子》，纠正帛本讹误。因为还来不及。第三，立论引证本末倒置。已出版帛本校注大量引用魏晋唐宋以后之注疏，虽不无真知灼见，但这些注疏是压根没见过简、帛老子的注疏。因此“十之七八枉费精神”（徐复观语）。第四，从《老子》之出版物看，98%的是极少利用简帛文献纠正讹误的今本，即变形、失真的《老子》依然居于统治地位、统治观点。当拜读了黄钊先生（关于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思考——回顾简帛《老子》研究有感），（《中国哲学史》2001年3期），大感惊讶！它并不是研究什么方法论的，而是指出我国学术界研究简、帛《老子》的三大问题：①对简帛《老子》的评价人为的拔高；②对传世今本《老子》人为的贬低；③研究出土文献多主观臆测。由于黄先生是我国较早为帛书《老子》作校注的作者，同时上述黄文立论又从其大作《帛书老子校注析》（台学生书局1991年10月版，下简称黄著）出发。所以这里只得主要以剖析这本书为例，陈述愚见于后以就教于黄先生及时贤同好。
一、名正形正的帛书《老子》被变形
黄著只把帛本看作某种“资料价值”（黄著《代序》的题目），所以它是不屑去考订它的结构布局、书名、篇名的。因而产生以下四个问题：
（一）框套今本篇名，篇名失真。《史记》只是说“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所以如用“道德”二字命名《老子》这部书，还不能说走调，但用“道经”、“德经”来命名上下篇，则未免名不符实了。因为上篇、下篇都是通论道德的，并非哪个篇专门论道或专门论德。用古人的话说：“道德混说”，“道中有德，德中有道”，“夫道德连体，不可偏举”。如上篇（“德”）、下篇（“道”）各有十八个章谈到道，为什么偏偏要将哪一篇专门定为论道篇呢？先秦文献不少是用首句或首句两字命题。同样，帛书《老子》乙本篇末所标“德”、“道”二字，不过是取首句“上德不德”、“道可道”中的一个字罢了，并无实际意义。而帛书《老子》甲本，连这个标题都没有。看来后来在“德”、“道”二字基础上，又加上了“经”字，成了篇名。这不仅名不副实，而且由此误导出另一种“道”上“德”下的传本同时传世，进而导致不少文字的纂改。因此甲本无篇名才是古本原型。今本道经、德经的篇名失真。帛书整理者套用今本之篇名，在“德”、“道”二字后加“经”字，吴光等先生早已指出不妥。黄著依然无视帛本无篇名或只有“德”、“道”二字的事实，照用道经、德经的篇名，这第一件事恐怕就不能认为是符合古籍整理的原则吧？
（二）颠倒帛本正置的篇次 帛书《老子》出土前，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还有“德”上“道”下的篇次。帛书《老子》甲乙本不是互抄本，而是抄写于不同的朝代、不同传本的。这两个传本居然都是“德”上“道”下的篇次，这才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韩非的《解老》、《喻老》所据本以及严遵本（乃至王弼古本）也是“德”上“道”下的。今本则相反，颠倒了篇次。一幅画、一件艺术品，颠倒了会变形。一部书上下篇颠例，岂不也会变形？起码是模糊了老子说教的出发点、结语、主题、进说对象。为了证明这种变形，笔者在多篇论文中，及拙著《帛书老子及老子术》，都专门考证帛书篇次的正确。除了证之以帛书两本，韩非所据本，严遵本，甚至古王弼本，皆为德上道下外，还着重考证《老子》之自证。首先从行文看，应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德”上则是从“上德不德”较为浅显的地方入手，如果“道”上，则是从“道可道，非常道”艰深的认识论开始。显然“德”上合理。其次，先秦两汉的序言置于书后，如《庄子》、《史记》、《淮南子》等。《老子》的“序”，看来不是内容驳杂的八十一章，而是三十七章，由此看，德经为上篇。其三，《老子》说教的中心与重头部分在“德”，也可证“德”为上篇。其四，从唐玄宗用“圣旨”统一篇章的史实看，《老子》古貌必为“德”上“道”下。对于上述论点，没有发现任何反驳。这次黄文提出了一点反驳：将韩非《解老》、《喻老》所据本判定为“德”上“道”下，是“犯了主观臆测的错误”，而避开上述其它各点。也避开了《解》、《喻》两篇的以下事实：①两篇都是先解喻德篇；②大部分解、喻的是德篇；③解、喻中出现跳跃，由“德”转“道”，这是韩非诠释“帝王术”的需要，如解释46章之“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于是转到的“道”上来，对“道”与“道可道”进行一番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德道混杂”解喻的原因。它并不能否定《解》、《喻》是先德而后道的。即便以上统统是“主观臆测”，帛书两本德上道下该是不争的事实吧？为什么黄著一定要改帛本从今本，将“道经”置为上篇，“德“改为下篇？这第二件事又是违背整理校勘古籍的基本原则吧？
今本《老子》篇次颠倒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而会产生一系列模糊：尤其是关键的几个章的文义被模糊，《老子》说教的重点、对象被模糊。试举一例：王弼用“本在无为，母在无名”，来概括《老子》，因为无名方能无为，有名必有为，可见“无名”乃《老子》说教的中心与归结。三十七章，按照帛本文字为：“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下将自正”。它是劝导侯王安守无名、要质朴、匆求名取辱的。因为对于侯王来说，酒、色、财之欲望极易满足，唯独“气”——功、名、气的欲望是个无底深渊，争名好胜，好大喜功，又是有为之君的通病。一当因名气而受辱，必然牵动全国，弄得国无安宁。所以《老子》说：“不辱以静，天下将自正”。这是何等正确！但是黄著居然将帛本的“道恒无名”改为“道恒无为无不为”；“不辱”改为“不欲”，这一来《老子》劝导侯王勿求名取辱不见？抹去了帛本画龙点睛之后序。因为尽管此章只有四十八字，但却概括了《老子》的进言对象（侯王）与说教中心。司马谈的《六家要旨》认为道家倡导”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司马迁之《老子列传》说：“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严遵认为《老子》“信顺柔弱，常于知足，归乎无名”。此章岂不就是“归乎无名”的总结？黄著既从文字上，又从篇次排列上，屈古就今，掩盖了老子说教中心。可见黄著在篇次上又改正为误，完全失真。
（三）否定帛书《老子》甲本的分章点，更谈不上比较和考订帛、今本的分章 黄著在《代序》中说：“《老子》分章，当是后人所为。今帛书《老子》甲、乙本均未分章，再一次证实了原本不分章的情况”。如果只说乙本不分章，还差强人意，而说甲本也不分章，就不对了，这岂不否定帛书整理者所认定的“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的结论（见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帛书老子简本·凡例》）？只不过甲本的分章点不全，有的被省略了，有的掩蚀了，有的分章符号不是圆点，而是其它符号，同时也没有标明章数。这是因为当时正像标点符号的概念尚未形成那样，分章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的刍形。帛书《老子》甲本残留十九个分章圆点和十三个可证分章的勾勾点点，一是证明今本四分之三的分章是正确的，二是证明四分之一的分章是错误的，不符古貌。而楚简《老子》的分章符号更多，约四十个章的文字就有二十八个方形分章点与异形、空格分章符号，它也证明今本部分章分章错了。古今不少学者都曾断言今本《老子》之分章”绝非原本之旧”。好了，有了甲本分章符号，加之《黄老帛书》、郭店楚简《缁衣》、《论语》、《孟子》、《中庸》等等一系列古文献的分章符号与分章，都可以作为考订标正帛书《老子》分章的侧证，高亨先生生前曾着手纠正今本《老子》那些错误的分章，但因资料不足，抑或年事已高，终于不了了之。今天出土的简帛提供了考订分章的充分证据，怎么可以视而不见拒不承认？黄著竟然将帛书的分章点一概抹去，连提都不屑一提，岂不又是违背古籍整理基本规则的吗？
黄著认为：“分章也相应带来一些弊端，最明显的弊端是割裂了体系的完整性，切断了思想上的连贯性”。看来，这些话要在“分章”二字前加“错误的”三字。错误的分章必然伤及文义文理，同时招致文字上的纂改，因而必然掩盖或冲淡一些重要论断。比如今本之46、51、52、72、75章，都为帛书甲本的分章点标明不是一个章，而是两个章，照两个章并且照帛书文字去诠释，就会发现后人因为合并成一章，而妄增妄改的文字，因此解释就会是另外一番滋味。而且这些分章或大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比如五十章文字的讹误看来是因为分章错误而引起的。按照帛书文字此章有两大内容是两个章，第一是说死亡率太高。从生到死，有十分之三的人夭亡，十分之三的人能生存下来，而另十分之三的“民”为了谋生（“民生生”），不得不一再进入“死地”而死去。《孙子兵法·九地》：“兵，死地也”。即有十分之三的人会死于疆场。为什么呢？是因他们为了要生存下去呀（“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这些岂不符合古代医疗诸多条件极差，及战争异常频繁的现实？第二大内容是由此建议：善于保持生命的人（“善执生者”），他不进入有生命危险的地方（“无死地”）。“民”绝对不会有这等条件保持生命的，只有王公圣人等才有资格讲究不进入死地。所以，这里《老子》向侯王巧妙地献上了执生术：侯王公卿不可“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那是对将士而言，侯王绝不能这样，更不能披坚执锐，路遇犀牛、老虎。显然这是由死亡率太高的现实，引发的建议。因此五十章乃两项内容两个章。由于合成一章，为了协调前后文，王弼本在文字上作了增、删、改：“民生生”改为“人之生”；“以其生生也”在生之后加上“之厚”二字；改“执生”（保持生命），为“摄生”（养护生命）。这一改，文义大变。它被译为：“人出世为生，入地为死。属于长寿的占十分之三；属于短命的占十分之三；本来可以活得长久，却自己（？）走向死路（？）的，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迫切要求生存，反而达不到目的。听说善于养护生命的人，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战争中不会受到杀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进入死亡的范围”。试想：民能够不戌边，不服役，不进入死地吗？民能够不披坚执锐吗？民是可以活得长久却“自己”走向死路的吗？难道统治阶级也有三分之二的死亡率？这正像二十六章：“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一样，所谓辎重，兵车营卫也。老百姓和普通之“君子”那里来的兵车营卫？虽说是“君子”，实指君主也。
可见否定帛书甲本之分章，不校订帛本的分章，是太不应有的忽略吧？
（四）将错就错的章序 篇次颠倒了，自然章序全盘错。其中有十个章（过去帛书整理组认定为四个，这是因为它没有算上关联的章，与帛书分章点标明一章为两章的章），跳槽出列，尤应“归队”。因此按照帛本的篇次与分章，重新排列章序，势在必行。黄著虽然也指出，某章在帛书排在某章后，但总的依然是依今本的篇次、八十一章的分章为框架，将帛本的文字一一填入框架之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将今本颠倒的篇次，错乱的章序，正确的或错误的分章全部保留，然后肢解帛本，一一放入于今本框架中。这与其说是在校注帛书，不如说是在肢解帛书。
我们今天不仅有了帛书《老子》的分章资料，而且又有了楚简《老子》的分章资料，加上其它简帛文献、先秦古文献的分章资料，为什么不能据之审订帛本的分章重新排列其章序呢？为什么碰一碰，就被视为不科学不严谨呢？唐玄宗那种“法春夏秋冬”、“法金木水火土”的钦定的分章，必然产生乱点鸳鸯谱，如果今天还需要奉若金科玉律，不能触动，尊重二千年之约定俗成。那么为什么还要刚出土的秦汉本再要去尊行唐代的“圣旨”呢？
二、许多文字校订以古从今改正为误
在文字校订方面，黄著肯定了帛本一些正确的字，指出今本讹误的字，如肯定帛本的“予善天”、“铦袭为上”、“多闻”、“法物”，否定今本的“予善仁”、“恬淡为上”、“多言”、“法令”；删去今本错简或妄加的一些文句，这些是正确的。但是更多的是框套今本，改正为误。
先从黄文所举的两个字例来看，其一是帛书乙本“水善利万物而有争”，这“有争”二字，文革时确曾被人利用，证明文革“斗争”的正确。但是这种文痞的瞎起哄，根本就不屑置理，早已遗忘。黄文却旧事重提，作为人为拔高简帛文献的最突出例证。其实，帛书甲本此句为“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即“水善于滋润万物却又静默无声”。显然这比今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要准确、深刻，当为古貌。那么为什么乙本又是“有争”呢？《说文》“静……争声。”因此“有争”不过是“有静”的同声假借，与帛书甲本相同。由于黄文没有认出“有争”即“有静”之假借，所以结论为“讹误”，“把帛书中错误的东西判定为正确的东西，显然把帛书看成金科玉律，犯了人为拔高帛书价值的错误”，这个判定岂不太离题？
其二，黄文接着举另一个突出例证：今本十四章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但帛书两本皆为“执今之道”。黄文认为“依帛书作‘执今之道’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犯这一错误，除了受‘以帛书之是非为是非’的影响外，还由于不懂训诂学。原来古人有‘反义通假’的习惯，《尔稚·释诂》中，就有‘故，今也’之说。可见帛书之‘今’乃为‘古’之假借字。”不用问黄著也定然将帛本之“执今之道”改为“执古之道”了。但是，(1)《尔雅》说的是“故”而不是“今”，何以能证“今”即“古”呢，(2)二十一章也有一句今本为“自古及今”，帛本为”自今及古”黄著并没有将古改为今。(3)“道可道，非恒道”，《老子》深知“道”也是发展变化的，难道《老子》主张以三皇五帝或者夏、商、周之古道以御战国之“今”？(4)从黄老著作看。《吕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淮南子·汜论》：“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可见，帛书的“今”是无可置疑的，就“老子坚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而言，并非“不懂训诂学”，也非“滑天下之大稽”的吧？
这种屈古从今，妄改帛本文字的典型事例甚多，如前面所说的三十七章，就很生动，下面再举一典型事例。二十五章有一段“四大”的文字：黄著的校文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但帛书两本（及河上公、王弼本）不是“人”，两处皆为“王”，而且不是自然疆域的“域中”，而是政治疆域的“国中”。虽然差之两字，含义大不相同，黄著却依据唐宋本，改帛本之“王”“国”为“人”“域”。这种违背古籍整理原则的作法，令人吃惊。同时顺便一提，楚简《老子》不仅证明“王”“国”二字正确无误，而且是“国中有四大安，而王居一安”，比帛本多了两个“安”字，这一来老子尊王的政治哲学更为凸现。在小农经济和手工工具的汪洋大海中，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条件下，“王大”是避免天下纷争，天下大乱之必然。解放前后，几乎所有人户堂屋中都有“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其实就是“家中有五大安”的祈盼。而老子的“四大”就是想用道、天、地三大限制王，在此前提下抬王捧王尊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连道、天、地，都要尊循自然不敢违，而况王乎？可见老子用心良苦，黄著大笔一挥，改“王”“国”为“人”“域”，抹杀政治哲学的一则重要论断，岂不可惜？黄著以今本之是非为是非，随便改动帛本的，难以一一列举，下面仅将影响文义过甚的文句列表于后（前面提到的从略）：
这里不谈那“增一字即成疣赘，损一文即成疤疮”的文字，而只谈改一字即失之千里，误一字即文义大异的字句。于文义无大损的，统统免谈，更不谈楚简《老子》证明的讹误。这些说明黄著将今本《老子》的“五失真”（或篇次、篇名、章序失真，分章、文字部分失真）大部分转移到自己的《帛书老子校注析》来了。仅此可见，当前研究简帛的主要倾向不是人为拔高简帛文献，而是人为贬低吧？对简、帛文献的研究、开发、利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哩！
三、不要美化与迷信今本《老子》
诸传世的今本《老子》，渗透历代学人的心血，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功不可没，这是谁也不敢和不能否定的，但是又要看到，《老子》成书于春秋、战国，当时文字没有统一，也还没有纸，没有明确篇、章、节、段的概念，更没有标点符号，这都是后来人们逐渐完善的，因而战国时就出现误差是难免的。而文字上出毛病的概率更高。这是因为①战国文字不统一，各国传抄《老子》容易出错；②当时通用字少，大量使用假借字（如“台”，可以是本字，也可以是治、胎、怡、始等的省写；又如“青”，可以是本字，但也可以假借为情、精、清、请、睛……），变为正字时必然出错；③《老子》许多是靠心记口传（如伏生口述《尚书》），因语音不一，必然出错；④秦统一文字，《老子》也统一文字，必然出错，误解难免；⑤抄写者的学力、理解力不同，难免不妄改个别字。楚简《老子》印证帛书《老子》的讹误就生动说明了这几点。帛本之后的诸今本《老子》的讹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政治与宗教的原因。秦之后，随着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强化，文人为了保官保命，不得不慎之又慎，“顾左右而言他”，致使史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以规谏侯王的《老子》，不便明言，许多诠释被引向养生哲学、炼养之说（河上公本），以及以无为本、虚无为宗的玄学（王弼本），它的政治哲学被淡化。后来唐玄宗用“圣旨”固定颠倒的篇次、名不符实的篇名、错乱的章序与分章，“一宁辞措”，最终将《老子》的变形、走样、失真固定下来。《老子》的政治哲学进一步模糊。不大看得出它是影响文景、贞观……等等治世的哲学了，而被今人理解为“生命的大智慧”。值得庆幸的是，帛、简《老子》先后出土，变形失真有望纠正。如果说，我们没有必要变动今本的结构布局，但详细分析比较简、帛今本《老子》的命名、篇次、章序、分章、文字，即进行“方方面面”的考订，以确定帛本正确的部分，而个别字再吸取今本之长，这有何不可呢。黄文非常推崇“经学人认可的范本、传世定本王弼本”它“属‘文人系统’，具有‘文笔晓畅’的特征”，后面的话是朱谦之先生的话，不过下面还有几句重要的话被省略了：“而参错已见，与古老子相远。”河上公本好一些，不过也“谬误实多”（见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果然帛本、简本一再证实了朱先生的先见之明。前面分析黄著、黄文的失真，无不来自王弼本的“移植”，如果单独将简、帛本与王弼本比较，那么可以发现王本有十几个章文义被严重模糊，二十几个章部分文义或文句被模糊。这既有因篇次、分章、篇名失真所造成的，更有文字演变带来的失真。这绝不能归过于某个人的失误，也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历史文化条件所注定而难免的。如果说严遵本河上公本《老子》是“汉老子”的话，那么想尔本《老子》则是“道教老子”，王弼本为“晋老子”，还有“唐老子”“宋老子”。而帛本简本则是目前最全（帛）最古（简）的“战国秦汉老子”了。它们最逼近老聃、太史儋。近古必存真。研究阅读《老子》，是选择距古最近还是最远的呢？是选择失真多的，还是选择失真少的，答案是清楚的。在那个时代经学者认定的最高水平的范本，换了一个时代，就未必还是它了。在今天这个时代经过简本审定的简、帛本《老子》，将会成为《老子》的主要传本，最终取代今本《老子》，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还有更古更全的《老子》出土，那么在一定时候它是否又会取代简、帛本《老子》？恐怕又是可能的吧？有人认为这个结论“大胆”。其实正像二版《列宁全集》取代一版《列宁全集》，1995年新版《列宁选集》取代1972年旧版《列宁选集》一样。因为新版的全集选集更准确、更全面、更流畅体现列宁主义，无隐讳无纂改。同样，简帛《老子》较今本准确，毫无纂改，为什么它不会成为主要传本，进而取而代之呢？至于李学勤、杜维明先生所说的“重写古代学术史”，“古代”二字被省略了。而且这个“古代”主要指先秦，这是不言自明的，重写固然包括补写、部分改写，但岂止于此吗？大量简帛出土文献的结果仅仅是补写先秦学术史的“某些环节”，如黄先生说的“子思学派、孙膑兵法等”就可以了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比如，美籍华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何炳棣先生考证《孙子兵法》成书要早于《论语》、《老子》，约在公元前510年。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兵家与《老子》，兵家与法家的思想承继关系，兵家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的影响，就需要“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轴心”（《历史研究》：《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1999年5期）。简帛出土，既是对疑古思潮的否定，也是对疑古思潮的某些肯定。《孙子》《老子》固不待言，《文子》《墨子》《管子》《尉僚子》《晏子》残简，以及大量儒家文献、黄老文献、易经易传易学文献……，都说明过去的认识还不到位，尚有大量工程去完成，其中不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而且无不涉及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学术史、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版本学、目录学……仅仅提出“补写”“改写”难道就行了？谁也没说过要“推倒重写”。所谓“重写”无非是强调要对过去的学术进行回顾总结罢了。重新审订思想承继关系，重新勾画思想发展脉胳，凸现该凸现的重点，肯定该肯定的，否定该否定的，重写、补写、改写该重写、补写、改写的。如果像黄著那样“补写”“改写”《老子》，岂不有负简、帛的出土？岂不“只会贬低我们祖先的文化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