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人类创造了技术，技术又伴随着人类的延续而发展。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的要素渗透于生产过程之中，而且广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尤其是随着技术系统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技术开发所需经费投入日益增长，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高度融合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目标，特别是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对发展哪些技术做出选择。选择那些对经济增长和国家强盛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予以优先发展、推广和应用，已被公认是一项保障国家目标实现的重要的战略性措施。所谓技术选择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目标，考虑系统内外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各种技术路线、技术方针、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取最佳方案的过程。可以说，技术选择已成为国家、地区、部门直至企业赢得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选择往往是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体现，是技术政策的核心，是夺取技术优势的前提。
技术选择问题首先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20世纪40—50年代，世界经济从复兴期进入增长期，发展中国家为了缩短他们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试图通过沿袭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来达到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技术的发展需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环境条件相适应，否则事与愿违。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移植到一些国家后，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有的甚至出现负效果。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技术发展道路，选择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的战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受资金、技术和资源禀赋的限制，不可能花费大量的资金和投入大量的人力，同时一项技术的成熟也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发展中国家往往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对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以及本国技术开发进行选择，并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以此加快本国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实践证明，技术选择决策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已越来越大，依靠先进技术提高制造能力和对消费者的满足能力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技术选择的问题应运而生了，并陆续有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世界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技术选择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得当，技术选择恰当，就能加快经济的发展，加速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并以较快的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现阶段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效应，以及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和经济数学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以1991—2007年中国各省市（区）作为实证对象，分析了技术选择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选择的重要性和关键性。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试图回答下列问题：（1）从省域差异来看，从全国平均来说，技术选择系数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在不同省份之间，这种促进作用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少数省份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这说明没有考虑本省要素禀赋实际情况的技术选择，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产业结构升级，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2）从省域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别来看，区域技术选择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全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就是说，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带动和影响。如果本省没有恰当的技术选择，产业结构没有适当升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起步就会更慢，从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难以实现收敛。（3）从发展趋势来看，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积极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重工业化水平随之提高，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进而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升级。
当然，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各地区特别是省域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明显，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省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技术选择问题上，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大资本投入，以期用较高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对于欠发达地区，不是基于自身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选择先进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人为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能否有效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效果有待检验。
二、文献综述
从国外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技术选择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但多数人仅就技术系统的内在要素进行研究。Sen（1960）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技术选择》最早探讨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提出适宜技术，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本地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要受到当地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他们以此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一理论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不仅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还将在总体上提高工业部门的产出及工资和利润水平，优化经济增长潜力。Basu and Weil（1998）和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9）提出的适宜技术理论虽然也认为一国的技术结构必须和本国的要素投入结构相匹配，但是他们或者认为厂商所面临的要素投入结构可以人为地加以提升并偏离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技术结构必须和发达国家的技术结构相同。斋藤优等研究技术选择的文献大都集中在技术核心能力的研究上，而往往对技术能力发展的前端——技术选择分析不足，同时这些分析并没有回答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应充当什么样的合适角色。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受到资本和技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引进最先进技术还是相对落后但适宜自身发展的技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不是受到资源禀赋的严重制约，是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慎重选择的。如果不顾自身技术条件和资源要素基础，盲目追求最新技术，不但难以有效吸收和利用、带动技术进步，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率降低，从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并研究技术选择问题。徐庆（1996）认为政府作为宏观层次上的主体，强调的是经济整体利益，应当寻找理由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推动技术选择从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转变，从而加速整体利益的提高。此外，一般认为资本深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重化工业化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就业形势的紧张也主要源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陆长平（2002）认为，“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移”使新古典的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的技术选择发生了“悖论”，在低工资率或高利率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采用“先进技术”而不是“适度技术”进行盈利。张军（2002）发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认为出现这个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表现不敏感，资本形成过快和投资收益持续恶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近年来持续下降，要加强对我国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领域的技术选择，建立有效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保障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还有一些学者（高建，1997；谢伟，2001；魏江，2002等）认为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主要根源在于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技术发展战略，应采取有选择的技术发展战略。苗文龙、万杰（2005）研究表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投资扩张，并且投资效率在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未能充分利用转轨经济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林毅夫（1994，2001，2004，2005）的一系列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所必需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时，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必要研发或者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潘士远（2008）认为技术模仿成本小于技术发明成本，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引进世界前沿技术，通过模仿（引进）适宜技术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三、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
1.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为了反映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本文假设各地区生产函数遵循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具体形式为：
由此可知，作为产业目标的人均产出受到技术选择和国民经济中人均产出的影响，在资本产出弹性为正，即α*＞0的情况下，技术选择系数对产业的人均产出有正的影响，这说明改变自身资源禀赋结构的资本相对稀缺状况，提高产业资本－劳动比率，能够使人均产出以较快的速度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一些产业进行扶持和选择超前技术，可以使其资本深化，提高产出水平，大大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因此，技术选择系数越大的产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升得越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速度也越快。
2.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民经济由各产业部门组成，各产业部门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增长速度。假设经济中有n个产业部门，则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可表示为
分别表示产业部门所占比重及其变化。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及变化受到各产业增长速度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双重影响，因此，在重点扶持行业的资本深化过程中，伴随着产业产出的较快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提高。
3.技术选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同样可以适用于地区经济范畴。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和趋势具有明显差异，各地区在选择自身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也必然面临技术选择问题。地区经济如果选择偏离本地资源禀赋条件的发展模式，超前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使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高于其他部门，产业结构随之而变。为了研究的需要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建立一个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模型，来分析技术选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可以把技术选择系数定义为地区资本－劳动比率与全国平均的资本－劳动比率的比值：
这个方程反映了各地区人均产出与其技术选择及全国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只要收集到各省市区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信息，就可以估计出参数。根据前面的分析，在劳动力相对过剩、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各地区选择超前技术发展战略，技术选择能够提高重点扶持产业的增长速度，并使其超过其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产业结构得到改变和升级，从而人均劳动产出快速增长。我们于是预期系数
为正。各种商品和要素市场基本建立，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限制越来越小。当部分省份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必然会促进其他省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因此预期系数
也为正。
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样本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本文用1991—2007年间的省域宏观数据进行检验，共包括31个省市（区）。各省份的地区产出，即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8年），并用1990年的不变价格对各年产出进行缩减。1991—2000年各省资本存量采用张军等（2004）一文提供的数据，并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到1990年不变价格。但重庆市的资本存量包含在四川省中，简略的处理方法是对四川省资本存量拆分，拆分比例按两地当年GDP的比重计算。2001—2007年的数据按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公式为
图1 省域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技术选择系数关系
《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为了保持一致性，经济折旧率δ仍采用张军等（2004）一文的9.6％。劳动力数据（1991—2005年）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从业人员，2006年以后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
2.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的变量分析
为了反映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需要计算各省历年的产业结构，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在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劳动比最大的当属第二产业，各省都把发展第二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经济总体的比重，最能反映其产业结构的变化。这里选择部分年份进行图形分析，以反映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图1中的A、B、C、D分别是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省域人均GDP（Y／L）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STR）、技术选择系数（TCI）的三维立体图。图2中则把图1中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应换成第二产业就业比重（STR-L）。
图2 省域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技术选择系数关系
图1表明人均GDP是随着技术选择系数增加而递增，而且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这种递增关系更为明显。但这种递增关系不是线性的，除A图以外，其他图中的曲面都有一个明显的平坦区域，也就是TCI值在3—5之间的区域，Y／L基本是稳定的。从产业结构来看，总体上随着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人均GDP也有相应的提高，但效果比较明显的是在技术选择系数比较小的区域，在技术选择系数比较大的区域，人均GDP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显，甚至在B图和D图中出现逆向关系。
从图2来看，在技术选择系数偏低的情况下，伴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人均GDP也有明显增加，这是各时期的共有特征。在技术选择系数比较大的情况下，不同时期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人均GDP是反方向变动的，可能的原因是第二产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2000年以后，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人均GDP呈现提升态势。
3.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区域效应分析
采用上述省域面板数据对（10）式进行估计。截距项α[,i]是可变的，但具体到每一个省份或者每一年应该是固定的常数，而不是随机的，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而Hausman检验也证实了这个假设。这里先假设时间上没有区别，技术选择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省份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截距项的不同，一种是斜率的不同，即不同省份的技术选择系数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不同，为此分别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参数值与各项统计指标都说明模型估计结果与预期比较接近，这说明本文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在模型Ⅰ中，经过时间序列相关性的处理，各项统计指标都显著。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截距有很大差距，存在省际效应。技术选择系数的系数是0.123，省际资本劳动比率与全国平均资本劳动比率的比值每增长1％，其人均GDP平均增长0.123％，据此可以判断，各地区促使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努力，即资本深化的过程，可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这与林毅夫（2004）对国家之间分析的结果有所不同。另外一个解释变量
代表全国平均的人均GDP，它的增长也会带动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估计的系数很小，只有0.032，这说明全国增长对地区增长的带动作用是比较小的。
在模型Ⅱ中，放宽了各省份技术选择系数变化对人均GDP增长影响一致的假定，使系数可以因省份不同而变化。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TCI的系数在省份间差距较大，陕西省最大为0.816，而广西、海南、甘肃、湖北四省份的系数为负值。这种现象，从直观数据来看是因为陕西省处于图1中TCI系数较小、人均GDP较低但增长较快的阶段，而系数为负值的省份却处在图1中TCI系数居中、人均GDP增长较低且增长较慢的阶段。因此，各省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资本深化、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促进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效果是不同的。这既与本省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是否建立起一套与资本深化相适应的体制安排有关，影响到能否充分发挥要素流动带来的好处，抓住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4.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分析
技术选择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还可能随时间而变化，这里以“五年计划”为分析区段，把1991—2007年分解成三个时间段，分别对（10）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见表2）。表2中第四列是表1模型Ⅰ的摘要，用以对比。
三个时段的估计都经过序列相关性处理，系数值与各项统计指标都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比较可靠。重点考察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及其变化，TCI的系数值在三个时间段中都是显著的，并且呈现逐步增加的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地区资本深化的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而的系数值在第三个时间段内不显著，而且其系数值也是越来越小，这反映出全国平均的经济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步减弱。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地区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自身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升级。
五、简要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采用全国31个省市（区）17年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分别从省域效应和时间效应方面说明了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省域差异来看，尽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从全国平均来说技术选择系数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在不同省份之间，这种促进作用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少数省份甚至出现了副作用的结果，这说明技术选择也要考虑本省要素禀赋的实际情况，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产业结构升级，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只有结合本省要素结构并在能够吸纳新技术和重化工业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适度资本深化，实现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发展趋势来看，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积极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重工业化水平随之提高，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进而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深化的技术选择效果就更明显，能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可更快地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从省域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别来看，技术选择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全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就是说，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带动和影响。如果本省没有恰当的技术选择，产业结构没有适当升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起步就会更慢，从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难以实现收敛。随着省域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现阶段我国各省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制定经济发展策略，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睿智的评论和宝贵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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