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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史”把中国列在“边缘”地位
一说起文明，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区别与反差、甚至对立。但实际上，过去笼统地划分东西方文明，是模糊而不确切的。
“东方”与“西方”一对概念的内涵所指，各时期各地区差别很大。古代希腊罗马人群心目中的“东方”就是指：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当时他们对于印度的认识很模糊，更几乎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偌大一个“中国”！古代罗马共和国认定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除此以外皆为“蛮族”。如果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坐标原点，那么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他们甚至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拜占廷、斯拉夫地区也指为“东方”。殖民主义时期，大英帝国心目中和文献记录中，冥顽不化的“东方”分为三部分：小亚细亚(近东)；阿拉伯和中亚细亚(中东)；印度、中国、日本(远东)，都是不信“圣经”而有待拯救的愚昧群氓。
但是，如果以古代中华帝国为坐标原点，那么中国自己为“中”，而“东方”(东洋)指日本，“西方”就是指中亚细亚和阿拉伯(西域)、印度(西天)。中国二十四史一直把西方各国列入附属的“西域”：而西方的“世界史”则把中国列在边缘地位。相互之间缺乏全面具体的真正理解和交流、对话，难怪偏见、误会都很深。
解除“东西方”文明对峙心理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启蒙主义者们，开始兴致勃勃地接触古老的东方——中华文明。但由于方块字的繁难、汉语文献翻译上的差错，以及某种排斥异己的心态，屡屡造成黑格尔、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对于华夏文明的误读和曲解。他们把中国称为“老大古国”，而这“古”是带有贬义的。直到20世纪，欧美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和介绍，还赶不上对于印度、阿拉伯的了解。
我国从20世纪初风行至今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包含着一种潜意识：排除希腊罗马和欧美，以“东方古国”为独尊的“四大”。我们必须注意到：满清统治者长时期内并不把“西方世界”放在眼里，在康熙雍正乾隆看来，什么英吉利、法兰西、荷兰、西班牙都不过是些“弹丸小国”、“蛮夷之邦”、“红毛鬼子”，都应该向天朝进贡、俯首听命、跪拜称臣的。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高傲，一直延续到英法侵略者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所谓“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欧洲殖民主义者和东土民粹主义者相互傲然对峙侧目而视、谁也瞧不起谁的架势，至今还是笼罩在双方头脑深处的阴云重雾。某些中国人心目中的“古”是无与伦比的传家宝、是傲视天下第一的遗产，而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古”却是木乃伊、是可猎奇而予以鄙视的腐土。这两种极端心态都不实事求是，甚至容易引发冲突。
在某些带有西方殖民情结的“欧洲中心论者”心目中，所谓“四大”古国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东方已衰败的四大”，是游离在西方之外的“四大”，是湮灭的废墟、古墓、碑铭。
而辜鸿铭、梁启超等学者“尊古崇东”、欲以东方精神文明救治西方的拜物教、拜金主义、道德沦丧。所以，梁启超最早提出“四大文明古国”说法，尊崇“东方”、排斥希腊罗马等“西方文明”，并不是偶然的。实践证明那是一厢情愿，行不通。但是，由于虚弱挨了痛打以后，又难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就是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如西方，于是，所谓“月亮也是西方的圆”了。
改用“五大文明摇篮”
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意义上，“文化”是自从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使用工具以来创造物的总称。“文明”则相对于“野蛮”和“蒙昧”而言；一般公认需具备(1)政治上的国家权力机构(2)经济上的金属冶炼技术(3)文化上的文字和文献记录(4)建筑上的城市等设施，这四项主要条件。例如，古代的游牧或渔猎人群有文化而无文明，还处在蒙昧、野蛮的发展阶段。
20世纪的历史学开始了新的质的飞跃。以往各国历史学都存在一大缺陷，就是把各自民族、各自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就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单个民族能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考察，这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文明的新定义，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种人群，可以同时包括几个类型相似的国家和不同民族。许多情况下某些国家灭亡了、民族被征服了，但他们的文明却承继下来没有湮灭。文明自身又包含政、经、文三大方面，其中文化构成这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鉴于此，加之已经证明了“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妥、不全面，特别不应该将爱琴海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外；本文郑重建议采用“五大文明摇篮”的提法正式代替“四大文明古国”。以“摇篮”代替“古国”、“五大”代替“四大”。
人类“五大文明摇篮”，按照年代先后的顺序是：(1)尼罗河流域文明(公元前35世纪以来)；(2)两河流域文明(公元前35世纪以来)；(3)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5世纪以来)；(4)爱琴海文明(公元前20世纪以来)；(5)华夏文明(公元前20世纪以来)。
今后在进一步研讨中，还应该妥当地划分大文明和小文明，恰如其分地区别原发(原生态)文明和派生文明。例如：华夏文明是原发文明，而朝鲜文明和日本文明则是派生文明。
尼罗河流域文明的代表——古埃及文明，在一脉相传30个朝代、繁荣昌盛约4千年之后，终于湮没了。两河流域文明，跟埃及文明的形态各异，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各自如走马灯似的交互轮替，始终纷争战乱不休，也终于湮没了。然而，它们的文明通过不断交流，溶汇到爱琴海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大海洋里面去。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爱琴海文明也在历史长河中，断断续续地交流、融合。
文明湮没的情况如何呢？主要表现为：文明的载体(种族群体和文字文献)的消亡。例如，在埃及的古代种族群体，到公元7世纪以后逐渐被阿拉伯民族的群体取而代之，而且原有的普遍通行的埃及语文，也被阿拉伯语代替；又如在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发生了类似的历史变迁。然而，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包括希腊文明)跟华夏文明，这三大文明传承迄今，并没有湮没。
印度文明是南亚大陆最古远的文明。尽管印度历史上外族入侵频繁，小国林立，长期分裂，但印度文明仍具有印度本土传统精神上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希腊文明的源头是迈锡尼和克里特文化，后来超越了希腊本土，形成“希腊化”地区。后来即使希腊因外族入侵亡国了，但希腊人的种族群体和希腊语的文字文献没有消亡，所以，希腊文明迄今也没有湮没。这跟中国有一些类似：在元朝蒙古人统治下、在清朝满族人统治下，中国(宋朝和明朝)两度亡国，但是华夏文明仍然传承了下来。
可见，只要文明的载体种族群体和文字文献没有消亡，那么这种文明就不会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