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因生义的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因生义”这种词义演变的方式可以追溯到蒋绍愚(1979)，当时称之为“义位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强调新义位的产生与该词固有的义位无关，而与其它词意义的影响有关。即A这个词有①②两个义位，B这个词有一个义位B①与A①相同，随后，B也就产生了和A②相同的B②这个义位。这种方法关注不同的词在引申过程中横向的影响和制约，注重对词义引申理论的总结，对词义的引申途径比传统学说有所开拓。自提出以后，有不少学者附益，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方式的存在与否持怀疑态度。从目前的讨论看，相因生义的例子几乎被否定殆尽。本文关心的是这种词义演变的方式到底是否存在？
本文分五个部分，前三部分分别讨论相因生义、同步引申、类同引申的提出及发展关系，后两部分讨论相因生义及类同引申的实质和相因生义的条件及限制。
一、相因生义的提出及发展
（一）相因生义的提出
蒋绍愚(1979)分析了“任／信”“曾／旧”两组例子，“任”从“负也”这个意义引申出“信任”和“随意”之义，而“信”在“信任”义上与“任”同义，它在六朝也具有了“随意”的义位，如“信手”“信步”等。“信”的“随意”和“信任”两义位之间没有意义上的直接联系，而是受到了“任”的另一义位“随意”的影响。同样，“曾”有时间副词和语气副词两个用法，而“旧”有时间副词“曾经”之义，如唐杜甫《哭长孙侍御》：“礼闱曾擢桂，宪府旧乘骢。”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形成同义，受其影响，“旧”产生出一个语气副词的新用法，如唐王维《桃源行》：“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蒋绍愚(1989a)将这种词义引申的方式总结为“相因生义”，并举了上古、中古、现代汉语的18组例子来详细论证汉语同义演变中的这种现象。同义之例有“谓／言”“曾／旧”“拟／看”“期／知”“但／能”“差／较”“因／坐”“初／暂”“知／道”“既／终”“及／若”“看／瞧”“读／念”等13组，此外，“世／代”“庄／严”两组因人为的避讳而产生的相因生义，也属于同义之例。反义之例有“快／慢”“熟／生”“红／白”等三组。蒋绍愚(1989b)又列举了“谓／呼”“黑／白”两例。
其主要观点有二：(1)相因生义的条件。归纳起来又有二：其一是发生相因生义的先决条件，即在相因生义前，A、B两词至少有一个义位是同义或反义的，B因A而生义。如“言”“谓”在先秦都有“说”义，“黑”与“白”是一对表颜色反义词。其二是限制性条件，A有（
……）等义位，这些义位之间可是引申关系，也可是假借关系。B最初只有
义，后来有了
……等和
……等同义或反义的义位，且……等不能从引申出来。(2)相因生义的机制是类推。蒋绍愚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因生义’也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类推。因为它没有把一个词的两个或几个不同的义位加以区分，仅仅因为A词和B词的一个义位同义（或反义），就认为在其它场合下，A词都可以作为B词的同义词（或反义词）使用。这是一种误解。但是尽管如此，只要这种类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就能在全民语言中站住脚，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词义。”他讨论的“言”因“谓”生义的例子，可图示如下：
其中“→”表示引申关系，“———→”表示假设关系，“↓”表示相因而来。
图1 “谓”“言”相因生义
罗积勇(1989)也分析了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他分为(1)同义相因，如“引”从“信”获得“凭证”义；(2)反义相因，如“入”从“出”获得“未出嫁”义；(3)毗邻相因生义，如“夏屋”的“夏”获得“屋”义。毗邻相因生义属于组合同化。他认为相因生义的机制是汉语词义演变中存在的语义类推，这种语义类推不能用语义亲密度来解释，而是思维定势造成的。
与此相似的是“词义渗透”。杨伯峻(1956)称之为“感染”，他认为《列子·天瑞》“事之破五为而后有舞仁义者，弗能复也”的“舞”是“戏弄”之义，而这个意义是由于“舞”训“弄”，为“弄”字所感染而来。孙雍长(1985)称之为“词义渗透”，他认为词义渗透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义同或义近、义相关或相反的词之间所发生的意义的流转变化，它并不与词的本义直接发生事理联系。如“字”有“饰”义，但从“字”的本义“生育”不能引申出“饰”义，可“字”与“文”同义，“文”有“字”“饰”两义，因同义性质的联系，“文”的“饰”义便向“字”的涵义范围内发生转化，使“字”产生了“饰”义。“渗透”是词义变化的一种横向运动，主要依据词与词之间的一定联系，依据自然辩证法中的“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这种变化不是孤立的一个词内的意义演变问题，不能象认识一般引申现象那样去求得它的引申线索，只有在词汇系统中对词与词的结合、依存关系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词义渗透大体上与蒋绍愚(1989a)的观点一致，但还包含了组合同化。
相因生义的立足点是新义不能从词的本义中通过联想方式产生出来。可以通过推理构拟出一个抽象的形式。
图2 相因生义的机制
对此，有两点说明：(1)发生词义的相互影响之前，A、B两词可能还存在其它不同的义位；(2)发生词义的相互影响之后，A、B两词也可能还存在其它不同的义位。图中的“＞”表示引申的关系和方向，“
”表示不能引申。根据“相因生义”“词义渗透”等说法，A词发生了
……的引申，B词则不能，即
……。等只能从那儿相因生义，也就是说，在意义上
。
相因生义强调一个新义的产生来自于另一个与之平行的词的影响。有两点引起了研究者的异议。一是时间性。如果B因A生义，那么两个词语之间时间间隔太远，能否相因生义？一是“相因生义”如何与词义引申相区别。朱城(1991)对词义渗透现象提出质疑，其中主要涉及到词义渗透和词义引申之间的关系问题，有许多词义渗透是可以从其自身的引申发展得到说明的。李宗江(1999)曾对蒋绍愚(1989b)关于“呼”因“谓”而生“认为”义提出疑问，关键问题是“谓”之“认为”义的来源是否与“称为”义有关，如果不是，那么“呼”的“认为”义的获得可以解释成由“谓”的“认为”类推而来；但如果“谓”的“认为”义是由“称为”义引申来的，那么因为“呼”也有“称为”义，没有必要看作是受“谓”类推的结果。从理论上讲，词义引申是一种联想关系的反映，既然
能够联想产生
等意义，
，为什么不能够联想产生
等意义呢？这个差别需要解释。
（二）同步引申的提出
鉴于此，许嘉璐(1987)提出“同步引申”。它是指这样一种伴随性演变现象：一个词意义延伸的过程常常“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词身上，带动后者也沿着相类似的线路引申。如：
族：丛聚→众多→一般众：人多→众多→一般
列：分解→行列→一般 庶：屋下众→众多→一般
同步引申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许嘉璐1987；高守纲1994；王小莘1998）： 1.同义词的同步引申。同义词最容易形成同步引申。如“休（止：善：美）／徽（止：善：美）”、“假／借／贷／贳”、“道／行／术／隧”、“顾／反／还”、“惭／愧”等。
2.反义词的同步引申，反义词同样可以形成同步关系。如“好（女子之美：一切之美：喜爱）／恶（女子之丑：一切之丑：憎厌）”、“厚（重：深：多：浓）／薄（轻：浅：少：淡）”、“多／少”、“上／中／下”、“黑衣／白衣”、“缁衣／白衣”等。
3.同源词的同步引申，形成同步关系的词语间有不少彼此声音相通。如“灵（善→福）／禄（善→福）”、“孔（空→美→甚）／好（空→美→甚）”、“渠（盾→帅→芋根）／魁（盾→帅→芋根）”、“永（长→续）／羕（长→续）”等。“灵／禄”、“孔／好”、“渠／魁”、“永／羕”都有声转关系，多是同源字。
4.反义组合的同步引申，如“往反／往复／往还”，“寒暄／暄寒／寒温／寒暑／温凉／暄凉”。
5.交叉同步引申，指引申次第、速度（包括使用频率）具有某种相反性质的情况。
冤→受屈→弯曲
曲→弯曲→受屈
变换形式就成为交叉同步引申：
比如使用频率的不同，形成了下面的交叉同步引申：
6.错综式同步引申，指新旧同义、反义词之间形成交叉同步引申。不仅同义词沿着类同方向引申，而且它们产生的新义又带动反义词也发生伴随性演变，构成新的同步关系。如：
图3 错综式同步引申
“刚”“强”同义，反义词本是“柔”“弱”。但中古“刚”“强”有一种特殊用法，和“干”“稠”义近。如《齐民要术》卷七“造神曲并酒”：“溲时微令刚，足手熟揉为佳。”又“其和曲之时，面向杀地和之，令使绝强。”前例指调和作酒曲的粉状物时，少加水，使之稍稠结，后例“绝强”则指极稠。这种用法的“刚”“强”与“泽”“淖”构成反义。又“剉胡叶，煮三沸汤。待冷，接取清者，溲曲。以相著为限，大都欲小刚，勿令太泽。”又卷九“醴酪”：“煮令极熟，刚淖得所，然后出之。”又卷九“饼法”：“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泽如汤饼面。”“刚／泽”、“刚／淖”、“强／泽”都是指稠和稀而言。
同步引申认识到相因生义在时间处理上的困难，比如“族”“众”“列”“庶”究竟是谁带动谁最难回答。所以不注重词语之间的互相影响，而侧重词义演变方式的同步。强调同步只是从历时角度看不同的词引申轨迹大致平行而已，并不是说其他方面如引申速度、发生时代完全一致，即同步过程本身未必共时。如“族”的“一般”义就可能早于“众多”义，这与“众”“列”恰好相反，而且这一义项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暂的一瞬，不如“众”之“一般”义持续得长久。又如“好／恶”，恶之指女子之丑似在“憎厌、一切之丑”之后，二字的引申次第可能也相反（许嘉璐1987）。
（三）类同引申的提出
“同步引申”的“同步”会给人一个感觉，认为两个词的发展一定是同步的，但事实上有许多词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所以江蓝生(1993/2000)认为使用“类同引申”比较恰当，并分析了中古、近代的三类类同引申情况：
1.同义词、近义词的类同引申。如“喜”有“欢悦”、“喜爱”义，在魏晋产生出“经常”、“某种动作或现象经常发生，容易发生”两个义位，与此类似的词义引申现象也发生在与它同义的“爱”的身上，但时间是在唐代。“解”、“会”、“知”都有“通晓、理解、领悟”之义，它们是同义动词，三者都演变为助动词，且具有以下两义：①有能力做某事
，②有可能出现某种情况
。只不过
出现在魏晋、
出现在晚唐，
出现在晚唐、
出现在魏晋，
都出现在唐代。有些近义词不仅能发生类同引申，还能互相引申。如“弱”义为柔，“怯”义为惧怕，惧怕即心理柔弱，故二词为近义词。“弱”在唐宋引申有“不好”义，“怯”也引申有“不好”义，到近代，“弱”引申有“怯”的最初意义“惧怕”义，而“怯”却又具有了“弱”的最初意义“弱”义。
2.反义词的类同引申。反义词（包括意义相对的词）发生类同引申时，有的引申义相同，有的引申义仍旧相反。如“好”“恶”是一对反义词，晚唐以后“恶”引申为程度副词，表示程度深。“好”在近代也引申有程度副词的用法，如《红楼梦》中。“行”义为“行走”，“坐”义为“住止”，是一对反义词。“行”在先秦就引申出“即将”义，而“坐”要在唐代才引申出“即将”义。“软”有“柔弱”义，“强”有“健壮”义，二者为一对反义词。“强”在南北朝引申出表数量的“略多，多余”义，而“软”在唐代也引申出表数量的“略少，不足”义。从类同引申上看，“软”和“强”才是反义词的类同引申。
3.义类相关的形容词的类同引申。有些形容词不是同义词，也不是反义词，但它们在意义上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称之为义类相关，这些词有时也能发生类同引申。新产生的引申义往往表示程度之深。如“雅”为高尚、文明、美好义，“奇”为特异、非凡之义，二者都是褒美之辞，都引申作程度副词，相当于“颇”“甚”。“可怜”“可畏”“伤心”三个词虽不同义，但都表示人的情感心理活动，在唐宋时都引申出程度副词“甚、非常”之义。
二、相因生义及类同引申的实质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相因生义和类同引申有本质的区别，即相因生义是解释一个词义从无到有的过程，而类同引申是解释两个词义系统为什么平行的问题。前者重视义项产生的方式，后者重视义项产生的结果，至于是相互引申还是自己产生的都无关紧要。董为光(1991)指出一个词义引申组系可能受到两种力的作用：一种是作为引申依据的词义内在发展力，一种是比照第一引申序列的类推趋同力。如张博(1995)提出的“相应引申说”就是一种依据词义内在引申的发展力。她指出，在词的孳生繁衍过程中，词的分化与词的引申密切相关，既然词义的相应引申是一种客观事实，那么，词的相应分化也应是客观事实。作者通过检验王念孙、杨树达等人系联的义分同族词系列，发现具有同义（包括近义）关系的同义词最易发生相应分化，反义词也能发生相应分化，类义词也有较强的相应分化能力。而相因生义分析的这种词义演变的方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李宗江(1999)将这种词义衍生的方式称之为“聚合类推”，而把蒋绍愚、孙雍长认为是相因生义或词义渗透的部分例证称为“平行衍生”，他认为这种方式与引申和虚化之间的界限不太好划分，并且平行衍生实质上就是引申或虚化的系统发生现象，不能独立成为一种词汇发展的途径。不能因为甲乙两个词有两个以上相同的义位，就说一定有一个以上的义位是通过聚合类推获得的，或者解释为聚合类推。如现代汉语的“吃”有“食物”的名词义，古代汉语的“食、餐、饭”都是先有动词义，后有名词义，能不能说“吃”的“食物”义就是“食、餐、饭”类推的呢？显然不能。一定要说成是类推而来，就得承认有一个“依样画葫芦”的心理过程，而这个心理过程是难以验证的。
三、相因生义和类同引申的条件及限制
“相因生义”如何划清与词义引申的界限？朱城(1991)对孙雍长(1985)例证中的九组提出五点疑问，其中第一个就是词义渗透与词义引申的关系问题。如“判”虚化为情态副词，表“必、决、断”之义，可以从其自身的引申发展得到说明，不一定是受了与之同义的动词“决”的词义渗透。“如”有“应当”之义也并不一定由“当”渗透而来，而是由本义引申出来的。“道／从”“明／光”也是如此。肖贤彬(1993)、李宗江(1999)都对此提出疑问，对涉及的许多词语加以分析的结果是：相因生义有许多实际上是词义引申。此外，相因生义说也难以解释“两词在使用时间上有较大跨度，自当怀疑有无产生类推的联想条件”（董为光1991）。词义渗透与词义引申的界限不太清楚，有时难免强置因果，把用词义引申说能解释的现象用词义渗透或相因生义来解释（宋亚云2005）。
在所有的例子中，蒋绍愚(1989b)分析的“黑／白”例是最没有异议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古代称僧人为“黑衣”，称俗徒为“白衣”。一般认为由于佛教传入，僧人因穿黑衣而被称为“黑衣”，这是词义演变中的借代。这就使“黑”产生了一个新义。由于“黑”与“白”是一对表颜色的反义词，“黑”既可指僧，“白”受其影响也就用来指“僧”的反义“俗”了。但从汉语语料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白衣”指俗人最早出现在东汉，如后汉安世高译《佛说阿难同学经》卷1：“有比丘名曰掘多，是我少小同学，不堪任修梵行，欲舍戒还为白衣。”(2/874b)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4：“有一长者名曰拔提，出家入道，心常好乐白衣缘务，三业俱废。”(4/221b)而僧人穿黑衣则是魏晋以后的事情（周叔迦1991），这时才借用“黑衣”指代僧人，如《南史·夷貊·天竺传附慧琳传》：“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权侔宰辅。会稽孔觊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凉而已。觊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因此，在僧俗义位的对立上，“白衣”指俗人比“黑衣”指僧人要早，根本不存在“白衣”从“黑衣”相因生义的现象。那么会不会“黑衣”因“白衣”而生义呢？也不会。因为“白衣”指“俗徒”是从印度通过义借(semantic loan)的方式进入汉地佛教的，据《佛光大词典》“白衣”：“梵语avad ā ta-vasana。原意白色之衣，转称着白衣者，即指在家人。印度人一般皆以鲜白之衣为贵，故僧侣以外者皆着用白衣，从而指在家人为白衣，佛典中亦多以‘白衣’为在家人之代用语。”而称僧人为“黑衣”，是因为汉地僧人常服为黑色，通过借代而来。因此，“黑衣”“白衣”之间不存在相因生义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词义的引申是一种联想关系的反映，既然能够联想产生等意义，，为什么不能够联想产生等意义呢？这个差别需要解释。即使承认有某种特殊的原因阻止了
的引申，根据词义引申的联想性质，既然
获得了
的词义，也会产生出的引申方式来。这种引申方式也不能说是继续受到了……的影响，最多只能说是与词A具有了平行的发展关系，即类同引申。
词义“相因生义”和“词义渗透”说遇见了如此挑战，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方式是否存在？我们认为这种演变机制应该是存在的。
蒋绍愚(1989a)分析“言”因“谓”而生“以为”和“料”义，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成立，但“言”的“为”义的确是因“谓”而生，因为“为”义是“谓”的假借义，从词义引申或者其他的途径都不好解释“言”何以有“为”义。其条件即
之间非引申关系，而是假借关系。“世／代”“庄／严”两组因避讳而产生的相因生义也是成立的。“代”指“朝代”，“
”为“父子相继”的“辈”，“
”在“某一时期”的意义上与“代”同义，由于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用“代”代替了“世”，以后“代”逐渐取得了“（辈）”的意义。“庄”具有“肃敬”(
)义，又假借有“妆”(
)、“装”(
)，“严”与“庄”在“肃敬”义上同义，在东汉因避汉明帝刘庄的讳，以“严”代“庄”，后来“严”也具有了“妆”和“装”义。它们应该属于相因生义。其条件即之间也非引申关系，而是人为的干扰。
语言接触中的“义借(semantic loan)”现象也能够证明这种词义相因生义机制的存在。Weinreich(1963)在分析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干扰作用(1exical interference)时，将目的语词汇为了与源头语趋于一致而实现的语义拓展(semantic extension)称作“义借”。这种现象在佛经翻译中有很多，朱冠明(2005)总结为“移植(semantic/functional transferrine)”，指译师在把佛经原典语梵文（源头语）翻译成汉语（目标语）的过程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假定某个梵文词S有两个义项
，汉语词C有义项
，且
，那么译师在翻译中由于类推心理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把
强加给汉语词C，导致C产生一个新的义项
。
之间不一定有引申关系，且在译经中有较多的用例，成为C的一个固定义项，这个过程便认为发生了语义（包括用法）移植。如朱庆之(1990)在讨论“恶”的“怒”义的来源时，认为汉语中“恶”本为“凶恶”义(
)，与“”相应的梵文词是dosa/dusyati；但是dosa/dusyati又分别是davsa和dvesti的俗语形式，而devsa/dvesti恰恰就是“瞋怒”义，于是译师有时也用“恶”来译“瞋怒”义的dosa/dusyati，这样便使得“恶”有了“怒”义(
)。朱庆之(2000)研究了译经中“瘦”的“病”义及其来源，（注：胡敕瑞(2002:262)也认为佛典中常用的“病瘦”即等于“疾病”，是因为佛教初兴的异域是把“瘦”看成“病”的。）汉语“瘦”本没有“病”义，但在译经中却作为“病”的同义词出现在“病瘦”这个汉语原本没有的组合中。原因在于，梵文词krsa有两个义项：①肌肉不丰满或细小；②虚弱的、病弱的。译师因为义项①与汉语“瘦”相合，便认为“瘦”也有义项②，所以在使用中将“瘦”作为“病”的同义词。朱冠明(2005)列举了“持”的“记忆、记住”义，“踊跃”的“高兴、欢喜”义，“宫殿”的“天车”义（朱庆之1995），“将无”（或“得无”）的“以免、不要让”义，“自”的领格用法，以及“长寿”表称呼类似于今天的“先生”等例子，证明了“移植”作为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词义／用法的一种方式在译经中的确是存在的。移植的结果，是译经中汉语词汇产生了新的义项／用法，清晰地阐述了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所产生的这一类型的影响。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认为相因生义这种词义演变的方式的确存在，但它发生的原因应该重新加以解释。
第一，
之间的形成关系值得重新考虑。我们先分别将词义类同引申和相因生义的机制假设为图4和图5，A、B两词在
上同义、反义或类义，X、Y代表发生引申的两种途径。可以图示如下：
图4 词义类同引申的机制
图5 词义相因生义的机制
根据人类思维的联想机制，A、B两词如果具有相同的引申途径X，那么它们的引申只能是类同引申。A、B两词如果分别具有不同的引申途径X和Y，在同义、反义或类义的情况下，演变出的
也同义、反义或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Y因X而生。
相因生义的机制就在于图5中X为词义系统的“病变”，即非正常的发展。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情况：(1)X为移植。在方言或者另一种语言中存在一个X'，它本身是基于联想的引申途径，即
的演变是基于联想的词义引申。但由于语言接触，错误地将它类推给了不同系统的A这个词，A又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将这种方式错误地类推到B，在B的词义演变过程中，Y因X而生
义，即在异质语言系统中发生。(2)X为人为干预。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同一语言系统中，如避讳等社会因素。如“世／代”“庄／严”等，即为同质语言系统中的人为干扰。(3)X为假借。如“谓／言”。图5可以分别图示为图5.1、图5.2和图5.3。
图5.1 移植造成的相因生义
图5.2 假借造成的相因生义
图5.3 人为干预造成的相因生义
第二，相因生义的范围。据此看来，相因生义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
之间，也是因为人类的联想机制，查以和一样，引申出。因此，图2应该改为图6。
图6 修正后的相因生义的机制
图中
中的“→”代表图5.1、图5.2和图5.3中的X移植、X假借、X人为。“↓”代表相因生义。我们认为，之间是相因生义，从和是类同引申。过去大家争论不休的关键是将二者混而为一。而从目前讨论的例子分析，通过相因生义而产生的词义，还没有见到构成和这样的类同引申情况，证实了相因生义的机制与词义引申的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