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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完整意义上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至少包含着三重意蕴或维度：目标、过程和思维。“目标”是希望达到的结果或状态；“过程”是现实性展开与进程；“思维”则是指对于绿色变革需求、合理性与动力的激进阐发。那些单向度层面上的绿色变革并不等于一场“绿色革命”。不仅如此，当代世界中的“绿色革命”，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或导向对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反生态本性的实质性否定或超越。换句话说，那些渐进性或枝节性的绿色改变也不意味着一场“绿色革命”。依此，我们不仅可以较为准确地理解欧美国家正在发生着的所谓“绿色革命”①，也可以更为明确地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应对中引入一种革命性思维的重要性。 欧美“绿色革命”：另一种神话 对于当今欧美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碧水蓝天、鸟语花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无需引用太多的数据资料来论证或辩驳。真正的问题是，一方面，这些国家究竟是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华丽转身”的，另一方面，它们现实中的社会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呈现为一种合生态化的样态或特征。 就前者来说，众所周知，即便在20世纪50、6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都遭受着严重大气(水)污染的折磨，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就发生在所谓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但自那时起，大众传媒和公众环境参与、环境立法与行政监管、环境经济与技术创新、环境国际合作、区域一体化等，所有这些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构架下能够调动的元素，都逐渐成为了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积极性力量。结果是，国内环境标准或监管力度大幅度提高，导致这些国家的剩余资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最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大规模转移。国内的推动性力量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拉动性力量相结合，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主要动力。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美国家主要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已发生重大改善，标志性变化是泰晤士河恢复鱼类生长和莱茵河治理初见成效。总之，尽管欧美之间、欧洲内部之间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②，但它们都成功地利用了市场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实现了污染性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转型，从而处在了一个更为绵长与宽广的经济发展链条的顶端或上游，并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原初意义上的工业污染难题。比如，2004年加入欧盟的波兰，至少从笔者的比较观察来看③，其生态环境质量已显著改善。究其原因，一是相对稀疏的人口分布，作为首都的华沙只有不到两百万人，即便在核心城区也有着大片的林草地，点缀在居民社区建筑群之间；二是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尽管为此付出了一定的社会(公平)代价，传统产业关停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置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如今虽是中东欧最大的经济体，但波兰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三是欧盟环境法律与规制的积极影响，欧盟“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使波兰半强制、半自觉地迅速适应经济活动的社会与环境规约。 就后者来说，我们又必须看到，欧美国家并未做到根本性改变其主流性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方式。初看起来更为高端的产业与经济结构(比如金融性行业和信息性产业为主导)，是无法脱离、甚至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低端性实体产业与经济的。也就是说，从全球的视野看，这些国家所实现的不过是一种对它们更为有利的国际劳动分工，并通过这种分工把原来发生在本国境内的环境代价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更进一步说，这种高端化的产业与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导下的反生态性社会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只不过采取了一种更为曲折或隐蔽的形式。而如果我们引入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生态足迹”概念，那么，这一切就会变得更加清楚。只要把地球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观察点，我们就会发现，欧美国家公民的人均资源或环境耗费水平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变化的只是，他们把那些最突出的资源和环境耗费环节“置放”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也许是瑞典和新西兰。它们都是人口稀疏、经济现代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同时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各国的“绿色榜样”。但就瑞典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至少在瑞典北部，更突出的问题似乎不是来自环境，而是缘于人。一位瑞典同行颇为自豪地告诉笔者，瑞典的国土是让森林居住的，而不只是服务于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幅幅“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画面，尽管这种过于稀疏的人口分布和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只会增加居民个体的人均资源与环境耗费。另一方面，真正激进的绿色变革并未发生。比如，“北电南输”的能源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瑞典产业与经济结构的环境不友好性一面，而在瑞典北部的大规模矿产开采则进一步彰显了对萨米少数种族的环境(社会)正义关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绿色典范”的国际形象所带来的，可能是主流公众的一种自我满足感与保守心态，而不是进一步生态变革的推动力。④ 综上所述，欧美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确实很多，但却不能将其绝对化或“神话化”。准确地说，它们所提供的更多是一个生态现代化战略(“生态改良”)的成功故事，但却很难称之为一个已然完成的或名副其实的“绿色革命”。其一，欧美国家所谓“绿色革命”的革命性意蕴是有限的，至少不能在现代化模式或文明道路替代的意义上来加以描述。从当今欧美社会的现实来说，我们还远不能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实现了一种基于可持续性的重构，相反，更多学者从不久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中所得出的看法是，西方社会结构性变革的节点也许正在到来。⑤ 其二，欧美国家所谓“绿色革命”的可复制程度是有限的，并不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普遍性。除非人类社会的地球生存空间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层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生态现代化战略的实施范围和程度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地球整体的生态环境负载的不断加重和人类社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终将会使生态环境代价的外部转移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虽然还不能说生态现代化战略的潜能已经耗尽，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重复欧美国家的绿色变革道路正变得日趋艰难。 世界性能源转型的革命性意义 过去20多年国际环境政治的焦点无疑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为落实这一公约而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即在2008～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要降低5.2％(具体而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各削减6％)，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规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只是原则要求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从表面上看，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构成了这一公约和议定书贯彻落实中的严重挫折性转折点，甚至可以认为使之“名存实亡”。但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全球性环境议题的超国家应对与管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环境政治共识。换句话说，对全球性环境议题的主动介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基本要求或标识。另一方面，以气候变化减缓和抑制为直接目标的公约与议定书落实，已然演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结构的革命性转型。可以说，一种基于环境考量的去化石燃料化能源革命正在悄然发生。 就前者而言，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已走出僵持困境，并达成了2015年前后缔结一个替代性协定的明确目标。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重大决策，就是这一国际背景下的大国姿态或政治宣示。而从2014年6月举行的首次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来看，不仅参会代表众多，而且谈判过程异常激烈——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虽然仍在持续，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立场协调正变得愈加艰难。这充分表明，环境议题将在全球管治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环境难题将日益采取一种整体性的、一致性的和平衡性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将成为全球环境管治中的重要考量，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代价外部化将变得越来越困难。⑥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环境管治的制度化仍是一种更加主流性的发展趋势，哥本哈根大会所遭遇的那种挫折更多是一种阶段性或情景性的结果。⑦ 就后者来说，尽管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或妨碍性因素，比如来自欧盟层面和其他成员国的推动力相对不足，但由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所领导的能源结构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而且雄心勃勃。以德国为例，从2020年到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分别与1990年相比减少40％和80％～95％，可更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和电力的比重将分别从18％和35％提高到60％和80％。也就是说，到2050年，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消费在德国电力供应中的比重将只有20％左右。所以，德国学者更多讨论的，是随着可更新能源比重迅速上升而产生的能源供应稳定性问题和新型环境风险。⑧相比之下，我国尽管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在内的新能源发展突飞猛进，但煤炭占能源消费和电力供应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各种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变化是，煤炭从69.3％下降到67.5％，原油从22.1％下降到17.8％，水电从5.3％提高到7.2％，天然气从2.4％提高到5.1％，核能从0.8％提高到0.9％，可再生能源从0提高到1.5％。可见，到2013年，我国经济依然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而煤炭消耗的比重十年间只下降了2％，火电在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中的比重则维持在75％左右。而依据中国工程院“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⑨为了实现到2050年基本完成由以煤为主的向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我国需要逐渐将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低到50％～55％(2020～2030年)和30％～35％(2050年)，但需要把石油天然气的比重逐渐提高到30％～40％(2020～2030年)和40％～50％(2050年)。但显而易见的是，至少与德国相比，我国届时仍将是一个更高化石燃料依赖的经济。 能源转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对一种经济先进性的衡量标准已由过去单纯的经济(技术)效率——主要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工业加工与商业营销水平，转向同时考虑经济结构转型基础上的生态环境风险规避——更自觉地考虑经济活动本身的社会公共与生态健康责任。换句话说，除了更高效节约的自然资源开发加工效率，更高可更新能源比重或低化石燃料依赖的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经济竞争力更强、生态安全系数更高的强势经济。依此而言，我们绝不能空泛地谈论欧洲经济竞争力甚或其本身的衰弱，相反，由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引领的“绿色转型”(它们通常自称为“能源转型”或“可持续转型”)，仍然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对当代中国来说，能源转型的革命性同时体现在迫切性和挑战性两个方面。对“迫切性”的最好诠释，是近年来变得渐趋严重的大面积国土雾霾现象——已经远不再是一个仅限于城市或华东地区的问题。不管雾霾的具体成因机理如何(比如哪些污染物发挥了何种程度上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严重煤炭和化石燃料依赖的能源结构是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实质性改变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控制过快增长的能源消费总量，无论出台多么严厉的节能减排政策，都很难短期内消除或战胜雾霾。更为重要的是，能源消费的低端化和粗放化，只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资源浪费性”和“环境不友好性”的一个侧面与缩影。雾霾之外的严重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费、低品质”经济链条中的一个“必需性”环节。如果没有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就很难实现对诸多区域性、复合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控制与治理，也就很难真正解决那些看起来只与能源消费相关的难题。 “挑战性”的直接涵义当然是实现这样一种转型的难度。我国的能源结构禀赋(煤炭储量相对丰富)、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梯度互补)、国际能源供应格局及其变化(油气资源的供应似乎呈现出一种相对平稳的局面)⑩，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抑制性因素。更重要的是，能源问题在当今中国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稳定与民生问题，因而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国家能源结构转型的大政方针往往会与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要求发生冲突，而后者则经常会借助于社会政治稳定等非产业性、经济性的理由加以“规避”。应该说，我国在包括能源结构等方面转型升级上所遭遇的诸多掣肘，多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逻辑。 总之，某一种能源的出现或消费量变化，未必一定会导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但作为人类文明原动力的能源结构的重大改变，几乎肯定会具有文明重塑的革命性意义。只有当把能源转型置于一个更为宽阔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背景下来理解时，我们才会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革命性思维的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上述所论成立，那么，无论是就客观必要性还是现实挑战性来说，当下的中国都更应该开展一场完整意义上的“绿色革命”。 首先，我们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与欧美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不是一种发展阶段性的差异，而是一种发展结构性的困境——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更多体现为或由于我们无意间接受了一种反生态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已成为这种模式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增长链条中的一个“必需环节”。因此，简单地相信“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现实可能性上来说并不可靠。更为可能的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把生态环境代价外部化上日渐增强的困难，主动转换成为经济结构转型与重建上的内源性动力，而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重构我们的发展、经济、甚至是进步等概念本身——这显然是革命性的。 其次，我们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明显是一种综合性或复合性的难题。除了环境问题自身的类别、地域之间的高度混合或交叉。这意味着，欧美国家过去曾颇为有效的“发现问题、寻求技术方案、解决问题”的应对思路，已经很难奏效。令许多人不解的是，雾霾现象已被发现数年，但我们对雾霾的具体构成和成因依然莫衷一是，更不用说采取系统明确的应对之策，其彰显的正是我们学科分化的现代科技和条块分割的现代行政的环境认知与管治缺陷。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环境挑战的有效应对，足以构成我们行政管治与科学认知层面上的一种革命性转向。 由此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性看法是，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这样一种“绿色革命”的恰当概括。(11)更具体地说，其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既“深绿”、又“红绿”的激进环境社会政治理论。无论是对自然生态独特价值的道德认可与尊重，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的政治重构，都必然意味着对资本逻辑和市场至上法则的前提性质疑或限制。尽管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基于不同的前提性假设，但它们分别强调的个体价值观的革新和社会制度体制的重构之间并不存在着矛盾。相反，它们是任何革命性绿色变革成功的“双动力”。 其二，生态文明建设是种绿色左翼的政党(发展)政治意识形态。将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结合，是当今世界所有左翼政党的共同选择，尽管相互之间的用词与阐释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合理性与正确性的辩护将会逐渐从物质富裕转向公众生活质量与社会公平一样，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解与阐释也将会逐渐从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演进到内在地包含生态环境质量。 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精神的综合性哲学思维。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不仅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合生态化特质，而且孕育了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性或有机性的哲学思维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提法，就是这样一种中国式哲学思维的生动体现。 但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然全面铺开的生态文明建设注定会成为一场全面意义上的“绿色革命”，更无法保证这样一场革命——如果确实发生的话——一定会取得成功。正像人类文明变革史上所多次发生的，任何成功的文明革新都同时需要来自主客观的条件。一方面，在客观条件上，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浅绿色”(或者说“生态资本主义”)的政治思维与战略依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相应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任何激进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和实践，都将会依附于这样一个大的框架，或者在试图打破这个框架的过程中遭到抑制或孤立。举个例子说，如果我国真的大张旗鼓地采取绿色交通的国家战略，那么，最先出面游说或抵制的恐怕不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或人民群众，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及其隶属国。也就是说，任何时候的任何革命都是颇具风险性的事业，绿色革命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实质性变革意义上的“革命”，往往不会是一个主流性(中心性)大国的明智之选。 另一方面，就我们自身而言，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革命性意蕴，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与思维的替代性一面，国内学术界与政治精英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更缺乏必要的政治共识。(12)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将其写入了修改后的新党章。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笔者看来，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或话语，我们还依然缺乏一种更系统充分的理论阐释，更缺乏一种广泛的大众性民主讨论——前者使目前的许多学术研究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上，后者则使占最大多数的人民主体难以主动响应。而多少让人担心的是，三中全会《决定》对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行动部署，一旦离开更为整体性的总体背景，很容易将生态文明建设简化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层面上的解读。因此便不难理解，就像讨论当代社会政治议题时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包括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内的知识精英并不怎么明确什么是左翼立场，以及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一种左翼立场(假定大家并不从内心歧视或拒斥左翼立场)。笔者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议题上，这种情况也并非个例。 回到笔者在本文开端对“绿色革命”所做的界定，相比欧美国家的“浅绿色”实践尝试，我国有着更多的理由或条件使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但只有在把各种生态环境难题的应对置于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整体背景与语境之下时才会成为可能。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相对于“绿色革命”的进程与目标向度，更为迫切的逻辑性前提是话语，如果我们终将无力构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绿色革命话语，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注释： ①“绿色革命”这一术语其实更多是在一种狭义上使用，指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将高产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革新活动。但事实随后证明，这种绿色革命不仅会由于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而导致土壤退化，还会因为农产品本身的品质缺陷而带来更多的消费者身体健康等问题。 ②郇庆治：《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5～11页。 ③利用观察欧洲议会选举之机，笔者曾分别于2009年7月和2014年5～6月对波兰华沙等地做过短期考察。总的印象是，生态环境质量很可能是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最接近欧盟平均水平的一个指标。 ④Martin Hultman,“Ecopreneurship within planetary boundaries:Innovative practice,transitional territorialization and green-green value”,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ransitional green entrepreneurship:Rethinking eco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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