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后期同东南亚地区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指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莫雪萍[2]（2020）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认为明后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呈现出显着地变革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本文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紧密结合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经济活动的要素投入与产出、对外贸易与商业发展、财政与金融等诸多方面,挖掘史料,进行理论阐述,对明后期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与比较,提出许多创见。社会转型背景下明后期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全国大一统格局之下,其地方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呈现出变革之势,重点体现在: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引起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异;地区民营工业的蓬勃发展引起工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商人势力的壮大和区际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开创了地区商业发展的新阶段;商品货币权利逐步增大;早期城镇化进程的启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等方面。具体来讲:第一,劳动力投入、土地开发、技术创新使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带动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导致农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出现农业雇工经营,进而引起农业新发展;第二,农业发展衍生出手工业。要素投入力度加大促进了矿运交通开发与运输工业的兴起,带动建筑工业的兴盛,引导矿冶业的创新,进而推动了制盐、纺织工业发展,助力了日用品手工业、金属制品及食品加工业的前进,形成‘资源开发与深度加工的互补性生产’发展格局,从而引起工业历史性变革;第三,农业、手工业的繁荣,又衍生出商业。商贸与对外开放条件的具备,带动对外贸易繁荣,加速商品货币经济兴起,与内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缩小,进而开创了商业发展的新阶段;第四,商业的兴盛,推动了财政金融创新,形成异与全国的财政消费态势,助力地区财政支出问题研究。反之,又促进手工业繁荣,推动了农业发展,最终全面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从地区的角度出发,研究民族经济,全面考察社会转型背景下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为更好地揭示和论证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为深化区域经济史研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
吴月[3]（2020）在《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原因探析》文中提出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从寓居到定居有一个过程。闽南人出洋一开始并不是抱着移民的心态前往东南亚,但却在压冬和等待货物销售的过程中暂居海外,一部分人便因为国内政策、殖民地政策和社会文化原因等转化为在海外定居下来的华侨。族谱中关于谋生与迁地的论述体现了族人从迁居到定居的过程。泉州谱牒华侨史料记载了大部分出洋子孙葬在海外不归的情况,体现了闽南人在东南亚定居的普遍性。从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情况可分为明前期、明后期至清初和清前期至清中叶三个时期,分别以隆庆元年（1567）开港和雍正五年（1727）弛禁南洋贸易作为分界点。在明前期,从洪武到嘉靖都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私人海上贸易,这一时期海外移民数量较少,多以因海禁挤压出来的流民和倭寇为主,主要分布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集中分布并有头目带领,大部分在海外定居下来。明前期对移民时有招徕,有部分移民也因招谕而归。明后期,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加上西方殖民者相继来到东南亚进行殖民开发需要商品和劳动力,为闽南人大规模出海提供了契机,再加上清初不准居留南洋的民人回籍,使得大量出洋华人只能定居下来,数量大增并主要分布在各殖民地的贸易中心,菲律宾是这时期移民最多的地方。清前期至清中叶,东南亚种植业和采矿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开发,使得海外移民增长大幅度增长,并以暹罗、婆罗洲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产业发达和新开发的区域为主。清前期对商船出洋贸易和移民出洋年限的规定也迫使大量华人定居海外,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取消时间限制,海外移民才有回国的机会,与国内的联系日益增多。本文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三个方面论述海外移民定居原因。经济方面,人口与土地压力和族人乡亲互相牵引等经济背景是其推动闽南人出洋的原因。闽南地区“田多斥卤”、田不足耕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闽南人为了谋生只能被迫出洋谋生,闽南优越的沿海环境也为人们出洋提供了便利。出洋的人中有很多是无家无室或者破产之人,在国内没有牵挂,所以出洋后有很大的可能性定居下来。族人乡亲互相牵引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人出洋谋生,形成集中的华人社区,另一方面亲友之间互相扶持和帮助减轻了异乡经营的困难和减少华人在异乡的孤寂感,使得更多的人愿意留居当地。而丰厚的利润和殖民者的政策是来自海外的拉力。获利丰厚和殖民者的招徕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人出洋,但殖民者强迫华人同化和利用鸦片控制华人等行为使得华侨被迫定居下来。政治方面,郑和下西洋的余部和因倭患、政局变动造成的社会动荡是推动闽南人出洋的力量。而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尊重、地位较高、享受特权则使其增加了对当地的好感和认同感,更愿意定居下来。随着海外移民数量的增加,华人聚居地建立起来,又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不断扩大聚居地。社会方面,出洋成为社会认可的风气和民间对移民的包容和理解,鼓励了人们出洋定居的行为,而与当地人通婚则推动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增加其定居的可能性。文化方面,闽南人对国内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移植,使得华人对原乡的眷念和认同感转移到当地,满足了精神需求,强化了其定居意愿。而庙宇、会馆、祠堂、义山、宗亲会等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的建立,有利于维护群体秩序,增强移民的适应能力,逐渐形成海外华人文化共同体,加强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推动海外移民社会不断发展成熟。
赵金娥[4]（2019）在《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文中提出史论:中国有海防,自明代始。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朱元璋时期就完成了我国沿海一万三千余里的全国海防建设。广东海防是最后完成的一段,占五千里。广东海防的建设,吸纳了全国海防建设的经验,结合了广东沿海的斗争经验和地域环境特点,满足了保卫辽阔南海及岛屿、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海防任务,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广东海防卫所体系。本文在发展“一带一路”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是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丰富广东海防卫所的学术研究,同时对海防卫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从建筑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军事学、地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梳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海防制度、建置概况的基础上,对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由宏观至微观从省域、区块、卫所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着眼于明代广东全省域的海防,对其整体防御架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沿海地方社会形势、军事地理环境、受侵扰程度和各海防卫所设置情况,从宏观角度归纳出广东沿海8卫28所总体呈现出的四种防御形态:在整个广东沿海选择战略要点设防的“沿海珠链型防御”;确保省府广州安全,沿珠江两岸梯次纵深设防的“向心拱卫型防御”;针对海南岛与南澳岛等沿海大型岛屿的“海岛型防御”;以环绕北部湾的雷、廉、琼联防为基础,维护南中国海区域稳定,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严密控扼的“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通过对四种防御形态的分析,揭示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选点精准、结构性布局合理对整体海防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关注各海防卫所的防区控制,归纳出了海防卫所在自身防区范围内形成的主要功能空间。在实现生存功能时,通过海防卫所的合理选址及建设,甚至迁址,使海防卫所处于一个与地形相契合,与气候相适应,能战斗、宜生活的自然环境空间中。在实现军事功能时,海防卫所构筑了巡守的水军基地,预警、通信的烽堠,分守的墩台,及所城自身的多重防御空间。在实现被赋予的行政功能时,海防卫所城承担着保卫地方政权、与巡检司配合维护社会治安,与驿路配合完成物资转运等职责,形成了其社会功能空间。通过以上分析,揭示了各海防卫所在防区范围内,是如何立足并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区块控制的。再次,聚焦于海防卫所城,展开城池内部构成要素的分析。借鉴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更针对于海防卫所城空间形态的“城—布局组织—建筑”的多层次要素解析法。以实际调研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存在模式、规模大小、轮廓形状、街巷布局、防御组织的形态特征及设计思想;探讨了防御建筑、衙署建筑、居住建筑、祭祀建筑、学宫建筑、商业建筑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在分析时,同时呈现了海防卫所城由军事堡垒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要素表现出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古代军事防御型城池的布局理念;探寻了军事建筑对防御及生活的物质保障、文化建筑对海防卫所将士的思想文化教育和战斗精神激励作用。最后,针对空间形态的根基,即:保障空间形态完整及合理的营建技术与建筑艺术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阐述了主体结构营造的可靠性;总结了在卫所制度与军事文化影响和地域环境条件与资源限制下,海防卫所建筑的防御智慧与宜居要求;呈现了卫所装饰由简入繁的表现特征及深层原因;探讨了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且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海防卫所城的坚固。正是由于这些落到实处的建筑细节,才保证了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由宏观到微观的完美。
佟远鹏[5]（2019）在《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4—17世纪是欧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贸易网络使明朝步入了一个维新时代。明前期,政治、军事等体制是基于实物化的财政体制而建立的。随着实物化财政体系不能满足明廷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明廷愈加频繁地通过货币调控政策以市场路径调集物资资源,这一转变引致了财政体制逐渐转向货币化。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是明廷为维系货币体系而进行的体制调整,是明廷在货币乃至财政领域采取的再均衡策略,奠定了财政改革的基础。明前期,在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下,明廷选择了官府直接调动物资资源的社会组织方式。宝钞本位货币体制使明廷能够强制调集市场资源,保障了实物支配财政体制的市场基础。明廷不断增加宝钞的发行量和财政支用范畴,使明廷能够集中的物资资源愈发庞大。然而宝钞发行量过多,持续贬值,这使明廷稳定币值的调控政策收效甚微。持续扩张的财政规模使宝钞由稳值货币变为名义货币,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的二元分化严重影响了官府对实物资源的支配能力。明中后期,财政体制逐渐走向货币化,货币制度由宝钞本位转向银钱并行。随着明廷逐渐减少宝钞在财政支付系统的流通,财政和市场领域物价分化的趋势得以遏制。财政货币化使明廷直接调集物资资源的能力大幅下降,通过市场调集物资资源的路径愈加重要。明廷通过调整货币在财政领域的流通范畴、修订货币律法、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平抑物价,使官府发行的铜钱和市场供应的白银间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价,进而保障了官府对物资资源的支配能力。明廷采取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币值的稳定,直接目的是保持物价的稳定。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明廷需要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增加货币财政收入,这一过程只有在币值稳定的货币体系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和意义。从短期角度来看,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在财政流通领域基本实现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增加了货币财政收入。然而在市场流通领域,宝钞贬值的趋势使明廷难以在宝钞本位制下保持物价的稳定,这促使明廷改革货币制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货币制度的变革表明明廷更为关注稳定物价而非稳定币值。这与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冲突,只有在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下,货币在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内才能保持币值稳定,而非引致财政和市场流通领域的二元对立,削弱官府的财政能力。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的路径既包含货币领域,也包含财政领域和法律领域。货币调控的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币值、比价,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行用的财政范畴和比例,修订货币相关律法只是保障货币市场正常运行的辅助手段。从明代米价资料角度来看,明廷常用的货币调控路径是调整货币的支纳范畴和比例,其次则是对货币领域的调控,最后形成律令或条例的调控方式较少。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具有层级性、季节性和地域性,财政导向的影响较市场导向更大。在层级性方面,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更关注高层流通层级,以对白银的调控最为频繁。在季节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征纳税粮的夏秋两季,明前期主要是夏季,中后期虽各季节的货币调控政策分布频次较为平均,但仍以夏秋季节频次最高。在地域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保障财政税入征解的关键地区,南方漕粮区和大运河沿线区的货币调控分布频次最高,尤以南、北直隶地区的货币调控频次为最。
季晨阳[6]（2019）在《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文中指出明代海外贸易前期的主导力量为官方的朝贡贸易,后期为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明前期政府不允许民间力量参与到海外贸易中去,并凭借雄厚的国力建立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为东亚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朝贡贸易自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随着明朝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朝贡贸易逐渐衰败,而私人海外贸易却持续发展,最终冲破官方的束缚,“隆庆开关”后在有限的合法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文章共分为四章内容具体阐述。第一章考察明朝立国之初的海外政策,并论述朝贡贸易的建立过程和明政府对朝贡贸易的具体管理。第二章主要分析明中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明朝国内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政治管理变的宽松。国际上新航路得到开辟,葡萄牙人与明朝进行了正面的交流碰撞。与此同时,朝贡贸易不断衰败,而民间力量参与到海外贸易中并不断发展。第三章则以明世宗重申海禁与民间力量反海禁这一矛盾为中心,具体探讨了嘉靖年间重申海禁的具体措施,以及民间反海禁所爆发的“嘉靖倭乱”,于此明政府内部海禁与弛禁之争达到白热化。第四章阐述了隆庆年间明政府在有限的地方进行开海,在福建漳州形成“月港体制”,在广东形成“广州—澳门”为中心的二元贸易体制,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正式取代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影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银的大量流入。
胡月娇[7]（2019）在《朝贡与互市:明代华夷秩序的盛衰演变 ——以明朝与东南亚关系为中心》文中提出明朝自建立伊始就力图恢复元末以来消失殆尽的“上国”地位、“天子”尊严,重建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明太祖即位之初,确立以“怀柔”为主,海禁和朝贡贸易并行不悖的海外政策。前者奠定有明一代海外关系的“和平”基调,对待域外国家以德不以威,不为患者不伐;后者以海禁为背景,朝贡为手段,将东南亚国家纳入明朝朝贡体系,促进了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华夷秩序的建构。成祖既承袭太祖政策,又加以调整变化,一方面积极遣使东南亚国家,礼待入贡使团;另一方面采取“威慑”策略,武力剿杀拒不归顺的海外流民和征服安南,凭借恩威并行的方式,在东南亚地区全面构建起华夷秩序,兼具历史性和时代性双重特点。明前期,历朝统治者不断下发禁海命令,既禁止人民出海互市,也限制外国商人入明互市。由于勘合制度的实施,市舶司的设立和正规化,东南亚国家只有持用明朝官方颁发的“勘合”,经市舶司的检阅和管理,方可与明朝商民进行朝贡贸易,从而使明前期海外贸易呈现“贡市合一”的特点。这时期朝贡贸易的发展,具体可分为酝酿期、高涨期、微衰期三个阶段。明中叶以后,明朝调整对外政策,正德年间“抽分”开始,东南亚国家凭借“朝贡贸易”获利减少;隆庆年间,漳州月港地区部分开禁,打破了“朝贡贸易”一家独大的现状。明前期海外贸易“贡市合一”的局面逐渐被“贡市分离”的趋向所替代,双方间的朝贡关系转入低潮,东南亚朝贡国数量骤减。与此同时,早期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地区,挑战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权威,尤以1551年葡萄牙攻占满剌加为标志,改变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的原有秩序贸易,严重动摇明朝在东南亚构建的华夷秩序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明朝和东南亚地区关于“朝贡”行为,有着并非对等的诠释,明朝强调“朝贡”背后的政治认同,东南亚国家则注重“朝贡”带来的经济效益。正是双方这种彼此自我认知上的偏差和朝贡贸易的调和作用,使得华夷秩序出现虚幻与真实的矛盾。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接受明朝“册封”,派遣使团向明朝“朝贡”,于特殊时期寻求明朝的“援助”,体现出东南亚国家对这一秩序模式的遵守和认可,是华夷秩序“实”的表现。而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的某些具体举措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华夷秩序“虚幻”性的一面,使明朝的想象与现实之间存在某种断裂和脱节。明朝基于经济利益和国家实力构筑的华夷秩序,是一个虚实一体的历史存在,明前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盛,对东南亚朝贡国待遇优渥,赏赐丰厚,华夷秩序实大于虚;后期明朝吏治混乱,国库空虚,军备废弛,国家实力下降,加之西方对华夷秩序的冲击,华夷秩序虚大于实。
赵莎莎[8]（2019）在《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文中指出地缘政治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话题。其理论基础在于,不同国家与民族居住环境的差异性在塑造他们共同性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对外交往的方式。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对峙格局不复存在,全球政治权力分配开始分化重组,至今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合作的持续深入以及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传统的地缘政治观似乎已经不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核心话题。尤其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反恐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一度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欧洲国家常态碎片化的现实,直接引发了国际秩序的权力东移至亚太乃至更为广阔的印太地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旨在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进而有力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举动,对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新形势下,深刻理解地缘政治的一般规律,掌握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态势,分析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现实,并且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最终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中国确保国家安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入手,阐述了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经典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的特点,并对比了中西方在地缘政治思想上的差异。在严密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有意选列近年来世界地缘政治态势变化的重要事例,将分析重点放在逐渐成为全球政治格局新中心的亚太地区,并深入剖析这一新态势对区域内国家制定新的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当前国际政治有明显的“回归大国政治”趋向,但传统安全威胁加重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彻底消失,这就迫使我们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要有新的认知与发展。作为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地位的中国,其自身地缘政治环境也随着国际环境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挑战。能否更多地担任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的主要塑造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命运。出于回归研究本源的目的,本文在结尾部分归纳了中国地缘战略缔造的实际举措,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缘战略方案,其核心无疑是在立足亚太、巩固周边、陆海统筹的前提条件下,着力构建地区安全制度以及建立现代化的陆海国防体系。
吕振纲[9]（2018）在《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民间商人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建构起明代中国与同时期东南亚古代邦国之间的区域贸易体系,并尝试运用这一案例与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观念进行对话。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贸易—社会体系建构中可以扮演积极地基础作用,特别是当国家由于其战略观念或者由于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变迁而选择减少跨国互动或区域体系的建构行为时,以逐利为目标、表现为市场行为体的民间力量却可以始终关注编织一个可以满足他们获利目标的区域贸易—社会体系,甚至也可以间接推动区域间官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跨国逐利行为推动和编织了这一区域贸易体系,该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影响这一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观察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是否成形有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跨国行为体;（2）区域市场。这一跨国贸易体系的建构与运作均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并先后经历了朝贡贸易体系、走私贸易体系与互市贸易体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商人采取不同的跨国组织形式发展壮大,并与该地区中的国家以及其他重要的商人群体在持续互动中推动跨国区域市场的成熟和贸易体系的变迁和发展。本文认为,中国商人对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形成具有以下重要作用:第一,不断根据区域社会环境的变迁,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跨国组织和贸易网络,并通过跨国实践完善区域贸易体系。第二,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推动一国内部市场与跨国市场相联结,并以港口、腹地和贸易离散社群为基础,推动区域贸易—社会空间的整合。第三,在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中,采取融入、斗争或妥协的适应性策略,推动区域贸易体系更符合商人自身利益。
胡珊[10]（2018）在《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饰是纹样装饰的重要表现形式,长期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服饰、陶瓷、绘画以及剪纸等各个方面。在外销瓷的装饰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丰富且多变边饰纹样也成为瓷器装饰的一大特色。16至18世纪正处于明末期到清前期,这一阶段是中外贸易以及瓷器外销的活跃期,克拉克瓷、纹章瓷、广彩等一批典型的外销瓷品种产生,瓷器边饰的艺术风格处于持续的演变发展中。通过对外销瓷边饰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纹章瓷以及其他外销瓷品种判断年代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边饰的变化过程中探析中外瓷器贸易乃至于经济文化交往的具体状况,考察中外经济文化因素对于瓷器的生产制造的影响程度。但是,由于目前外销瓷大量的实物资料分散在海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来自西方学者,所以研究的角度、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国内对外销瓷边饰也缺少专门性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从16至18世纪外销瓷边饰的时代特征、构图方式并辅以主题纹饰的组成情况对边饰进行分类;结合标准器判断各类边饰的时代与分期;最后在通过对同时期内的贸易以及历史背景的分析,进一步考察边饰在不同阶段发生变化的原因。本文主要选取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的边饰纹样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查阅相关的专题论文集、博物馆馆藏图录、着作以及学术论文,对研究范围内的外销瓷边饰情况进行初步掌握；此外,本人曾亲自参观到访荷兰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实地观察收集实物资料,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边饰进行分类研究,并依据时间顺序观察其变化趋势。通过研究可知,16至18世纪的外销瓷边饰主要存在四种艺术风格,中国传统风格、西式风格、日式风格以及复合式纹样（中西结合）,在明后期到清前期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风格转变,边饰的变化发展受到了中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情况、外国商人来华订瓷的方式以及瓷器市场内部流行文化因素的影响等。在外销瓷边饰风格变化背后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而这种交流的影响是具有双向性的。
二、明后期同东南亚地区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后期同东南亚地区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2）社会转型背景下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意义、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社会转型 |
| 1.4.2 明后期 |
| 第2章 明后期经济发展概述 |
| 2.1 明后期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线索 |
| 2.1.1 社会转型的具体体现 |
| 2.1.2 社会转型与经济史研究的逻辑关系 |
| 2.2 明后期经济发展研究的历史检验 |
| 2.2.1 明后期全国社会经济发展 |
| 2.2.2 明后期云南社会经济发展 |
| 2.2.3 明后期大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
| 2.2.4 小结 |
| 第3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投入要素 |
| 3.1 人口与劳动力 |
| 3.1.1 制度变迁与人口数据 |
| 3.1.2 人口状况 |
| 3.1.3 小结 |
| 3.2 土地开发 |
| 3.2.1 明后期政府垦耕政策与成效 |
| 3.2.2 明后期云南地区垦耕深化 |
| 3.2.3 明后期大理地区土地开垦与耕地面积 |
| 3.2.4 小结 |
| 3.3 技术资源 |
| 3.3.1 农业 |
| 3.3.2 工业 |
| 3.3.3 小结 |
| 第4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的产出 |
| 4.1 农业 |
| 4.1.1 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
| 4.1.2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
| 4.1.3 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 |
| 4.1.4 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
| 4.1.5 农业雇工经营 |
| 4.1.6 小结 |
| 4.2 工业与手工业 |
| 4.2.1 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 |
| 4.2.2 矿运交通开发与运输工业 |
| 4.2.3 建筑工业的主要类别及建材质料 |
| 4.2.4 矿冶工业的工艺技术与组织制度方式 |
| 4.2.5 制盐工业 |
| 4.2.6 纺织工业 |
| 4.2.7 日用手工业品及金属制品加工 |
| 4.2.8 食品加工业 |
| 4.2.9 小结 |
| 第5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的对外贸易 |
| 5.1.1 对外贸易的基础和条件 |
| 5.1.2 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
| 5.1.3 边民互市及朝贡贸易 |
| 5.1.4 小结 |
| 第6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的商业 |
| 6.1.1 大理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 |
| 6.1.2 与内地各个朝代政权的贸易往来 |
| 6.1.3 与周边民族地区的贸易 |
| 6.1.4 与国外的贸易 |
| 6.1.5 大理地区的商人与马帮 |
| 6.1.6 小结 |
| 第7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的财政与金融 |
| 7.1 财政收入与支出 |
| 7.1.1 财政收入 |
| 7.1.2 财政支出 |
| 7.2 居民消费 |
| 7.2.1 基本生存消费 |
| 7.2.2 文化消费 |
| 7.2.3 社会生活消费 |
| 7.2.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1 明后期全国经济发展 |
| 8.1.2 明后期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
| 8.1.3 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 |
| 8.1.4 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3）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海外移民定居情况简介 |
| 第一节 从寓居到定居的表现 |
| 第二节 不同时期定居情况差异简介 |
| 第三节 定居情况差异之原因 |
| 一、官方政策 |
| 二、海外环境 |
| 第二章 海外移民定居的经济原因 |
| 第一节 祖籍地经济背景 |
| 一、人口与土地压力 |
| 二、族人乡亲互相牵引 |
| 第二节 利益和政策驱使 |
| 一、获利丰厚 |
| 二、西方殖民者政策 |
| 第三章 海外移民定居的政治原因 |
| 第一节 祖籍地政治推力 |
| 一、元代遗留和郑和下西洋的余部 |
| 二、明后期倭患和明清之际政局变动 |
| 第二节 迁居地政治拉力 |
| 一、华人在当地的地位 |
| 二、华人聚居地的形成 |
| 第四章 海外移民定居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
| 第一节 社会原因 |
| 一、民间对移民的态度 |
| 二、与当地人通婚 |
| 第二节 文化原因 |
| 一、移植国内生活方式 |
| 二、成立各类社会组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背景与卫所概况 |
| 2.1 明代广东的自然环境状况 |
| 2.1.1 区位特征:区位特点影响总体防御的布局 |
| 2.1.2 地形地貌:屏山障水据险扼要的防御择址 |
| 2.1.3 交通状况:陆海交通影响物资及军情传递 |
| 2.1.4 气候环境:建筑适应性及倭寇的择时规律 |
| 2.2 明代广东的社会环境状况 |
| 2.2.1 海防卫所震慑了敌对政治势力 |
| 2.2.2 海防卫所保驾了沿海经济发展 |
| 2.2.3 海防卫所保障了国际政策执行 |
| 2.2.4 海防卫所打击了沿海走私贸易 |
| 2.2.5 海防卫所进行的重要军事斗争 |
| 2.3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军事管理制度 |
| 2.3.1 军队制度:层级性的卫所制度 |
| 2.3.2 军户制度: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度 |
| 2.3.3 屯田制度:自给自足的供养方式 |
| 2.4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概况 |
| 2.4.1 建立海防卫所 |
| 2.4.2 形成海防体系 |
| 2.4.3 军事聚落的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群体的防御空间形态 |
| 3.1 沿海八府区域环境下的海防卫所布局概况 |
| 3.2 沿海珠链型防御形态 |
| 3.2.1 布防海湾——海湾是内地的门户 |
| 3.2.2 占据海门——海门是城镇的咽喉 |
| 3.2.3 严守内河——内河是城镇集聚处 |
| 3.2.4 重视商贸——商贸地是劫掠重点 |
| 3.2.5 高可达性——距离适中策应联防 |
| 3.3 向心拱卫型防御形态 |
| 3.3.1 广州的中心地位 |
| 3.3.2 珠江口沿岸的复杂地理环境 |
| 3.3.3 以广州为中心的防御结构 |
| 3.3.4 向心防御构造的可靠性 |
| 3.4 海岛防守型防御形态 |
| 3.4.1 广东近岸海岛海防形势 |
| 3.4.2 海南岛的沿岸环形防御 |
| 3.4.3 南澳岛的节制两省防御 |
| 3.5 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形态 |
| 3.5.1 历史上雷廉琼的联防 |
| 3.5.2 明代加强对南洋海路的控扼 |
| 3.5.3 郑和下西洋壮大了海上丝绸之路 |
| 3.5.4 雷廉琼海防体制的转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个体的防区空间形态 |
| 4.1 利于海防卫所各项功能发挥的自然环境空间 |
| 4.1.1 沿海所城一般性的选址环境条件 |
| 4.1.2 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所城建设原则 |
| 4.1.3 据军情形势发展后的迁址与调整 |
| 4.1.4 实例:大鹏所城的环境空间特征 |
| 4.2 保障了海防卫所防区安全的军事功能空间 |
| 4.2.1 海防结构主体卫所城 |
| 4.2.2 沿岸的预警设施烽堠 |
| 4.2.3 外延的分守设施墩堡 |
| 4.2.4 海上所城船队的巡防 |
| 4.3 扩大了海防卫所影响力的社会功能空间 |
| 4.3.1 通过巡检司履行部分社会功能 |
| 4.3.2 通过驿路扩大了社会功能空间 |
| 4.3.3 海防卫所向城镇化的转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模式与平面形态 |
| 5.1 海防卫所城平面形态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
| 5.1.1 巩固海防的紧迫性对同一化建设的要求 |
| 5.1.2 海防形势的复杂性对地域适应性的要求 |
| 5.2 与线性长城明显区别的点式的城池模式 |
| 5.2.1 抵御异族与防范贼寇的心理界线之别 |
| 5.2.2 北方边地与东南沿海的山川地势之别 |
| 5.2.3 定向防守与腹背受敌的防御工事之别 |
| 5.3 层级性的军制特点决定层次性的城池规模 |
| 5.3.1 “模数制”的城池规划与建设思想 |
| 5.3.2 层级规模有区间,同级差异也明显 |
| 5.3.3 户均面积为基准,驻兵数目作变量 |
| 5.4 以方形为基调结合地形微调的城池轮廓形态 |
| 5.4.1 “礼制”与“有机”结合的地形应用思想 |
| 5.4.2 稍有变通的方形轮廓是主体 |
| 5.4.3 借山造势的变通轮廓是补充 |
| 5.4.4 蕴意吉祥的意象轮廓是点睛 |
| 5.5 以田字形为主成棋盘状划分的街巷布局 |
| 5.5.1 “类里坊”的街巷布局思想 |
| 5.5.2 棋盘状的街巷空间平面形态 |
| 5.5.3 层级细分的街巷类型及特征 |
| 5.5.4 卫所城街巷承担的多重功能 |
| 5.6 多层设防的城池防御平面形态 |
| 5.6.1 护城河与城墙形成的外围主防线 |
| 5.6.2 环城路与十字街构成的内部防线 |
| 5.6.3 所城中四大区块各自独立的防守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内建筑特征 |
| 6.1 海防卫所城内的建筑构成 |
| 6.2 城防建筑 |
| 6.2.1 不同时期的卫所城防建设 |
| 6.2.2 以城墙为主体的城防设施 |
| 6.2.3 城墙的防御意象表达 |
| 6.3 衙署建筑 |
| 6.3.1 衙署建筑在卫所城中的空间分布 |
| 6.3.2 衙署建筑的平面布局与建筑规制 |
| 6.3.3 衙署建筑空间中体现的礼制文化 |
| 6.4 居住建筑 |
| 6.4.1 旗军营房和将领府邸的建筑规制 |
| 6.4.2 居住位序体现军户责任及权利归属 |
| 6.4.3 府邸庭院反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
| 6.4.4 旗军营房变迁:从营房向民房发展 |
| 6.5 祀佑建筑 |
| 6.5.1 祀佑建筑的建设意义 |
| 6.5.2 卫所城中的祀佑建筑 |
| 6.5.3 祭拜场所的空间形式 |
| 6.5.4 祭祀文化的现代传承 |
| 6.6 学宫建筑 |
| 6.6.1 学宫建筑的基本建筑形制 |
| 6.6.2 卫所中的学堂和社学建置 |
| 6.6.3 海防卫所卫学教育的实效 |
| 6.7 商贸区域 |
| 6.7.1 卫所的商业发展 |
| 6.7.2 所城发展为县城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营建技术与装饰艺术 |
| 7.1 主体结构的营造技术 |
| 7.1.1 城墙的营造 |
| 7.1.2 城内道路的营造 |
| 7.1.3 城内供排水系统的营造 |
| 7.2 改善环境的科学设计 |
| 7.2.1 卫所群落对风的利用 |
| 7.2.2 建筑组团对温度的改善 |
| 7.2.3 住宅内湿热环境的改变 |
| 7.3 民居防御的特色设计 |
| 7.3.1 “五门通”防卫院落 |
| 7.3.2 登顶了望的高耸山墙 |
| 7.3.3 富宅大院自守的碉楼 |
| 7.4 建筑细部的装饰艺术 |
| 7.4.1 体现等第的装饰制度 |
| 7.4.2 多样的装饰表现形式 |
| 7.5 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 |
| 7.5.1 技术核心是军匠和民匠 |
| 7.5.2 主要劳力是旗军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货币制度变革与调控 |
|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三)钞锭与银锭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学术回顾 |
| (一)明代整体性货币史研究 |
| (二)明代货币政策研究 |
| (三)明代货币制度研究 |
| (四)明代货币类型研究 |
| (五)明代商业观研究 |
| (六)研究趋势 |
| 四、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理论 |
| (二)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代多元货币体系 |
| 一、货币流通形态 |
| (一)明代法定通货 |
| (二)明代商品货币 |
| 二、货币管理机构 |
| (一)货币发行机构 |
| (二)货币收贮机构 |
| (三)货币调控机构 |
| 三、货币流通层级 |
| (一)财政与市场支付系统 |
| (二)高层与基层流通区域 |
| (三)季节性的回流与储备 |
| 第二章 明代货币调控缘由 |
| 一、平抑物价 |
| (一)平抑物价的政策渊源 |
| (二)公私俱困的米粮储备 |
| (三)因事而设的货币政策 |
| 二、平衡收支 |
| (一)平衡收支的策略源流 |
| (二)收不抵支的财政趋势 |
| (三)平衡收支的货币政策 |
| 三、不经之费 |
| (一)定额度支的财政模式 |
| (二)内库营收的货币政策 |
| 第三章 明代货币调控路径 |
| 一、货币政策 |
| (一)调控货币供应量 |
| (二)稳定货币的币值 |
| (三)调控货币的比价 |
| 二、财政政策 |
| (一)调整货币征收范畴 |
| (二)调整货币征纳比例 |
| 三、法律规范 |
| (一)调整货币立法范畴 |
| (二)调整货币犯罪量刑 |
| 第四章 明代货币调控实践 |
| 一、明代币值的米价指标 |
| (一)米价指标的理论 |
| (二)米价数据的来源 |
| (三)米价检验与修正 |
| 二、官私支付系统的米价 |
| (一)财政支付系统米价 |
| (二)市场支付系统米价 |
| (三)货币调控的二元性 |
| 三、地域和季节的米价差 |
| (一)地域间米价和货币调控 |
| (二)季节性米价与货币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ed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及管理 |
| 第一节 明初的海外政策 |
| 一、明初朝贡体系的建立 |
| 二、海禁政策的出台 |
| 三、明前期严厉打击下私人参与海外贸易状况 |
| 第二节 朝贡贸易的发展与管理 |
| 一、朝贡贸易的发展 |
| 二、朝贡贸易的管理 |
| 第二章 明中期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明中期社会状况变动 |
| 一、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 |
| 二、政治管理的松动 |
| 三、奢靡与重商之风的兴起 |
| 第二节 明中期海外贸易主体的转变 |
| 一、明中期朝贡贸易的衰落 |
| 二、明中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
| 第三节 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 |
| 一、十六世纪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
| 二、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 |
| 三、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 |
| 第三章 嘉靖年间重申海禁与东南方沿海地区的动荡 |
| 第一节 宁波“争贡”与重申海禁 |
| 一、宁波“争贡” |
| 二、嘉靖年间重申海禁 |
| 第二节 朱纨严行海禁的“悲剧”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动荡 |
| 一、朱纨严行海禁 |
| 二、嘉靖“倭乱”——东南沿海地区的动荡 |
| 第三节 嘉靖朝海禁与弛禁之争 |
| 一、严伸海禁 |
| 二、恢复朝贡贸易 |
| 三、主张弛禁 |
| 第四章 “隆庆开关”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 |
| 第一节 “隆庆开关” |
| 一、月港体制的形成 |
| 二、“广东—澳门”海外贸易的发展 |
| 三、“隆庆开关”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兴盛 |
| 一、海外贸易进出口商品多样 |
| 二、海商的组织结构与贸易方式 |
| 三、海船的制造与贸易地区 |
| 第三节 “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
| 一、白银大量内流 |
| 二、中外文化交流传播 |
| 三、华侨出国形成高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朝贡与互市:明代华夷秩序的盛衰演变 ——以明朝与东南亚关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论文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东南亚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国内相关研究 |
| 2.国外相关研究 |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 |
| 一、明初在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 |
| (一)洪武时期的南海政策 |
| 1.包容性外交政策——“怀柔”政策 |
| 2.限定性外交政策——朝贡规范的制定 |
| (二)永乐时期对东南亚国家的招徕 |
| 1.怀柔政策的扩展 |
| 2.武力政策的强化 |
| (三)明初华夷秩序的建构 |
| 1.“华夷秩序”的概念诠释 |
| 2.华夷秩序的发展与嬗变 |
| 3.华夷秩序的多重面相 |
| 二、明前期“贡市合一”与东南亚朝贡关系的发展 |
| (一)明前期“贡市一体化”的形成 |
| 1.“朝贡”“朝贡贸易”与“互市” |
| 2.海禁背景下的贡市合一 |
| 3.“贡市一体化”的出现 |
| (二)明前期东南亚地区的局势 |
| 1.安南的政权更迭 |
| 2.爪哇满者伯夷王朝的兴衰 |
| 3.三佛齐的衰亡与满剌加的兴起 |
| (三)朝贡贸易的兴盛与危机 |
| 1.洪武时期：朝贡贸易的酝酿 |
| 2.永宣时期：朝贡贸易的高涨 |
| 3.正统以后：朝贡贸易的衰退 |
| 三、明后期“贡市分离”与东南亚朝贡关系的衰落 |
| (一)明后期对外政策的调整 |
| 1.正德“抽分” |
| 2.隆庆“开关” |
| 3.明廷的“冷淡” |
| (二)“贡市分离”与私人海外贸易兴起 |
| 1.正德至嘉靖年间：私人贸易的时紧时松 |
| 2.隆庆以后：私人贸易蓬勃发展 |
| 3.朝贡贸易的持续衰弱 |
| (三)西方殖民者东来 |
| 1.满剌加的灭亡 |
| 2.西班牙、荷兰、英国的东扩 |
| 四、明代华夷秩序的虚与实 |
| (一)东南亚地区对华夷秩序的有限认可 |
| 1.形式上的“受封” |
| 2.“朝贡”的名号 |
| 3.特殊时期的“求援” |
| (二)明朝对华夷秩序的想象与现实 |
| 1.君主华夷与畏而不敬 |
| 2.一视同仁与差别对待 |
| 3.称臣纳贡与抵触入贡 |
| (三)虚实一体的华夷秩序 |
| 1.东南亚国家与明朝朝贡关系的划分 |
| 2.实力与利益——华夷秩序的两大支柱 |
| 3.真实还是虚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与史料汇编 |
| (二)专着与论文集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五)译着、译文与英文资料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性与难点 |
| 第一章 地缘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阐释 |
| 一、地缘政治研究的相关概念解析 |
| (一) 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 |
| (二) 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 |
| 二、主要的地缘政治理论阐释 |
| (一) 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概述 |
| (二)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概述 |
| (三) 中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比较与侧重 |
| 第二章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态势的新变化 |
| 一、近年来地缘政治观的变化与发展 |
| (一) 地缘政治研究范围:从以国家为中心到全球地缘网络 |
| (二) 地缘空间拓展方式:从重视硬实力到注重软实力资源 |
| (三) 地缘关系认知方面:从冲突对抗到协调合作 |
| 二、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趋势 |
| (一) 权力转移促使亚太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中心 |
| (二) 大国实力的变化与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 |
| (三) 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呈现多元化趋势 |
| (四)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 |
| 第三章 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下的中国地缘环境分析 |
| 一、中国地缘环境的客观条件 |
| (一) 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基本属性 |
| (二) 陆海协同的两难选择 |
| 二、中国当前面临的总体地缘困境 |
| (一) 强邻环伺,存在安全困境 |
| (二) 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尚未实现 |
| (三) 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与安全戒备并存 |
| 三、当前中国地缘环境的具体现状分析 |
| (一) 独联体方向:总体稳定,恐怖主义与能源争夺造成隐患 |
| (二) 东北亚方向:局势复杂,大国博弈态势加剧 |
| (三) 东南亚方向:竞争激烈,海洋权益争夺是焦点 |
| (四) 南亚次大陆方向:矛盾渐显,中印竞争与冲突凸显 |
| 第四章 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定位与具体政策建议 |
| 一、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定位 |
| (一) 国家身份定位的角度 |
| (二) 独特地缘环境的角度 |
| 二、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具体政策建议 |
| (一) 立足亚太,注重平衡与大国的双边关系 |
| (二) 经略周边,构筑和平稳定的地缘战略带 |
| (三) 陆海统筹,建立现代化的陆海国防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核心问题及其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的文献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与研究限制 |
| 第一章 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本文使用自变量、因变量以及干预变量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基本要素 |
| 一、跨国行为体 |
| 二、区域市场 |
| 三、融合两个要素的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分类与阶段性特征 |
| 一、区域贸易体系的分类 |
| 二、区域贸易体系的阶段性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朝贡贸易体系的形成(1368-15世纪末) |
| 第一节 明朝推动下的中国—东南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奠基 |
| 一、明代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 |
| 二、贡赐市场的形成 |
| 第二节 公私兼具的商人实践——郑和船队与朝贡贸易体系的巩固 |
| 一、具备官商身份的郑和船队 |
| 二、具备私商身份的郑和船队 |
| 第三节 私商与朝贡贸易体系的巩固 |
| 一、中国朝贡政策的变化以及私商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灵活渗透与借用” |
| 二、中国商人与以琉球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发展(15世纪末-1567年) |
| 第一节 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及体系规范变动 |
| 一、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一：多方参与的走私网络 |
| 二、体系规范的变动与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二：海商(盗商)集团 |
| 第二节 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亚区域市场变迁 |
| 一、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沿海内部市场体系的成熟 |
| 二、引进来：双屿、月港到澳门的跨国走私市场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三、走出去：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港口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互市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567-1683年)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互市贸易体系的建立及其运作 |
| 一、区域贸易环境的新变化和互市贸易体系的建立 |
| 二、互市贸易体系的运作：从“行商—散商协同体”到“军商—散商协同体” |
| 第二节 互市贸易体系中的区域市场 |
| 一、中国商人、贸易圈的成熟与区域市场网络的完善 |
| 二、贸易离散社群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商品的社会生命：中国与东南亚互市贸易体系中的商品流动 |
| 一、丝绸、瓷器及其他商品的跨国流动 |
| 二、白银与铅钱：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中的金融流动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第一节 本文的初步结论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与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明确 |
| 第二章 16至18世纪我国瓷器的外销 |
| 第三章 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的类型学分析 |
| 第一节 边饰的定义和作用 |
| 第二节 十六至十八世纪外销瓷盘的边饰种类 |
| 一、中国传统风格纹样 |
| 二、日式纹样 |
| 三、西式纹样 |
| 四、复合式纹样 |
| 第四章 16至1 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风格的发展与变化 |
| 第一节 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风格的阶段性发展 |
| 第二节 16至18世纪外销瓷边饰风格的演变 |
| 第五章 外销瓷边饰风格转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影响边饰风格的文化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16至18世纪中外文化交流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版来源 |
| 致谢 |
四、明后期同东南亚地区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社会转型背景下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莫雪萍. 大理大学, 2020(05)
- [3]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原因探析[D]. 吴月. 南京大学, 2020(04)
- [4]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D]. 赵金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5]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D]. 佟远鹏. 河南大学, 2019(01)
- [6]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D]. 季晨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朝贡与互市:明代华夷秩序的盛衰演变 ——以明朝与东南亚关系为中心[D]. 胡月娇.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D]. 赵莎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D]. 吕振纲. 暨南大学, 2018(01)
- [10]16至18世纪外销瓷盘边饰的研究[D]. 胡珊.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