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代中缅音乐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古代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民族相通。公元前2世纪，现被誉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古南道已 沟通了中缅两国，中缅已开始了早期的经济文化往来[1](P510)。至于两国的政治联系 大约始于公元1—2世纪。据史料记载，公元94—120年间，缅甸境内敦忍乙、掸国、僬 侥等部落纷纷遣使到中国，奉献犀牛、大象、珍宝以期通好。东汉王朝则回赠金银，封 赠官衔。此后中缅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到了801年骠国王子舒难陀 率领一个有乐工35人、乐器22种的大乐队访华，其歌舞表演轰动了唐朝京城长安。9—1 1世纪，缅甸蒲甘王朝达极盛时代，继续向宋王朝及中国地方政权大理国进献犀牛、大 象及香物。在13世纪中缅两国为争夺金齿地区爆发了战争，16世纪中以后，随着东吁王 朝统一缅甸，并向周边地区扩张，中缅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十年(1573—1606)的战争。17 90年缅王借清乾隆帝寿诞派使祝贺之际，请求赐封并开关禁，中缅关系恢复正常。1885 年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雍籍牙王朝灭亡，中缅关系演变成了中国与英属缅甸的关 系。
一、东汉时期掸国王“献乐及幻人”的历史意义
根据印度古籍《政事论》记载和史学家的研究，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货物已从四川 经云南、缅甸运抵印度。《史记》、《汉书》记有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 见到蜀布、邛竹杖，汉武帝派人找到“蜀身毒道”的史实。由于中缅两国的陆海交通和 贸易往来频繁，公元69年东汉政府设立永昌郡，地处中缅边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内地商贾云集，且有“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屡世”之称。开辟永昌郡正是为了适 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久，就有“永昌缴外”，也就是在今缅甸境内的一些部落、国家 纷纷派使节来我国通好。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郡缴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 献犀牛、大象。九年(97年)，缴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币紫绶 ，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2](P2851)。107年僬侥部族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 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从而揭开了中缅音乐 交流的序幕。
据学者们考证，上述这些部落、国家都在今缅甸境内，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 )，僬侥部族是缅甸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而掸国就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3](P 6)。
掸国王献乐之时，东汉政府的势力在西南一带正值伸张，设立永昌郡，不仅有经济方 面的考虑，而且有政治方面的意义。“明年(121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调为汉 大都督，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4](P2851)发展中缅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是中国东汉政府和缅甸掸国政府的共同愿望。从东汉王朝对雍由调的封赠，反映出东汉 王朝与掸国已经建立起隶属关系。
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5](P2851)，表明掸国的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安帝作 乐于庭”，文武百官一饱眼福，大开视界，掸国乐工的精湛技艺强烈地感染了东汉统治 者。此后，缅甸的音乐和杂技，流入中国民间，很受东汉人的欢迎。[6](P357)
有关古代缅甸人来中国中原献乐，在东汉文学家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有所反映。他 在描写宫廷百戏的节目时，就有一项叫做“都卢寻橦”，“寻橦”即缘竿，今俗称爬 竿。“都卢”是夫甘都卢的省称，为一国名，见于《汉书·地理志下》，地理位置在伊 洛瓦底江中游，和掸国一起都在今缅甸境内。可以说，“都卢寻H”作为东汉宫廷百戏 之一，丰富了东汉人民的生活。
东汉时期中缅关系的确立，掸国的音乐起了媒介作用。掸国王利用本国优秀的音乐技 艺取悦东汉统治者，建立起中缅政治经济关系，开创了“朝贡贸易”的先例，并且有力 地宣传了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为以后中缅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掸国王献乐还引起关乎所谓“夷夏之防”的激烈争论。安帝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 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7](P2851) 。这里用海西指称大秦，意味着罗马帝国在西亚的领地。冯文慈先生据此认为掸国所献 的幻人很可能是条支人。[8](P40)掸国人虽然是汉帝国的南邻，但当时的使者和艺人都 是经过西域到达洛阳的。这一点，是为所谓“夷狄之技”能否在宫廷里表演而发生争论 时透露的。永宁二年元旦，由于掸国艺人的演出引起安帝和群臣的极大兴趣，谏议大夫 陈禅就根据孔子“放郑声”的观点，提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而反对他的 尚书陈忠则认为：“今掸国越流沙，逾悬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9 ](P2852)陈忠所说的“悬度”是山名，在葱岭以西通往
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 的途中，是由于必须绳索悬空度过而得名，以艰难险阻著称。这次争论，以陈忠为代表 的一方充分肯定了掸国献乐的意义，有利于中缅音乐交流的深入发展。
二、唐代中期“骠国乐”进入长安
从三国到唐代，我国称缅甸为“骠国”。骠国是缅甸早期较为重要的王国，曾多次遣 使访问我国。缅甸人民自古爱好音乐，继东汉时期掸国献乐后，802年骠国王雍羌又遣 王子舒难陀率领一个包括有乐工35人的友好使团，到中国访问，并在长安宫廷中演出， 受到热烈欢迎。
骠国王雍羌遣乐团访华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唐德宗时，西川节度使韦皋，当时是西南 最高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他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团结政策和睦邻的外交政策，对南诏 不断争取和团结，使本来同唐朝中央政权不和的南诏，终于同唐朝和好。当时的骠国， 在南诏势力控制之下。韦皋的这一民族团结政策，也影响了骠国。《旧唐书·骠国传》 载：“(骠)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10](P5286)于是派王子率友好使团出使 中国。骠国借献乐之名，同唐朝发生直接联系。骠王先派舒难陀为使节，跟着韦皋远来 成都朝贡。其时贡进昆仑人的乐工35人，及乐曲十二种于唐廷。时在贞元十七年(801) 。韦皋将贡进的乐曲写成谱，以其舞蹈、乐器的新奇，图而献之。“于是韦皋作《南诏 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11](P6308)为了让朝廷了解骠国乐舞，韦皋特地先 命令画工为骠国独特的舞姿和乐器作画，然后才将骠国乐人送到长安。
802年舒难陀访华使团到达长安，在长安宫廷中演出，献上骠国音乐和舞蹈，受到热烈 欢迎。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著名的《骠国乐》诗。虽然白居易的主旨落在关心民生疾 苦，“太平由实非由声”方面，但它留下了记载中缅音乐交流的史实。
诗篇的开始写道：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其中描写乐舞的主要段落是：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
从诗句中可以得知，骠国乐所用的乐器有螺贝，是用海螺制作的吹奏乐器，它同时也 是一种法器，常在佛教音乐中应用。另外，女乐伎的装束和舞姿也颇有特点，发髻高耸 ，纹身踊动，珠翠缨络，旋转闪烁，腰肢好像龙蛇宛转，花串随之在颤动，好一幅诱人 的美好景象。
除白居易对骠国乐作了如上描述外，诗人元稹作《骠国乐》(《元氏长庆集》卷二四) 、胡直钧作《太常观阅骠国新乐》(《全唐诗》卷四六四)也都为骠国乐留下了动人的篇 章。“开州刺史唐次述《骠国献乐颂》以献”[12](P6314)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对骠国献 乐的重视，在吸收外国文化艺术的营养方面，显得颇为突出的。
骠国这次献乐所用的乐器计有8类22种。包括金、贝、丝、竹、匏、革、牙、角，此分 法近似于中国传统的八音分类法。22种乐器包括：铃钹、铁板、螺贝、凤首箜簇、筝、 龙首琵琶、云头琵琶、大匏琴、小匏琴、独弦匏琴、横笛、两头笛、大匏笙、小匏笙、 牙笙、三角笙、两角笙、三面鼓、小鼓等。
公元802年骠国乐在唐朝宫廷演奏的乐曲计有12种：《佛印》、《赞娑罗花》、《白鸽 》、《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 《野鹅》、《宴乐》、《涤烦》(亦名《笙舞》)。前7首是有唱有舞的作品，后5首是器 乐作品，都是佛教内容的乐曲。“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13](P5286)乐舞开始 表演时，有“赞者”一人先介绍乐意内容，这些乐意内容在《新唐书》里也均有阐释。 演奏的乐工是35名“昆仑”，所谓“昆仑”，是当时对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人的泛称。 据记载说，各个乐曲的舞者由2到10人不等，均成双成对，舞者“其舞容随曲”，[14]( P314)以此看来，舞者的舞姿、表情和音乐显得非常协调一致，表演水平很高。
上述缅甸的古代乐器凤首箜篌，一直沿用到现代，称为缅甸竖琴或弯琴，是缅甸最重 要、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已成为缅甸音乐文化的象征。[15]
在骠国传入我国的12首乐曲表中，值得注意的是，骠曲名和唐译名所解说的意义，不 但对研究缅甸古代的音乐，而且对研究已经失传的古代骠族语言，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骠国乐受到唐朝皇帝的高度重视，有助于中缅关系的发展。白居易诗《骠国乐》说： “德宗立仗御紫庭，黈
不寒为尔听。”是说骠国乐舞受到德宗的重视，轰动了长安 城。“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16](P6314)德宗还写信给骠王，称道两国的友 好关系[17](P664)。此后，骠国又多次遣使来唐，双方关系友好发展。
三、清代宫廷宴乐中的缅甸乐
在缅甸现存史料中，对缅甸歌舞活动的描绘最早见于距今约1000余年前蒲甘王朝的碑 铭中。阿奴律陀在1044年登基建立统一的蒲甘王朝，废除异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广 建佛塔寺庙，而每建一塔一寺必用歌舞娱佛。[18](P233)这样就客观上促进了缅甸音乐 舞蹈艺术的发展。
莽应龙在位期间(1551—1581)，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而且促进了社会的 发展。在文化上，莽应龙提倡佛教，从暹罗引进音乐舞蹈和雕刻，丰富了缅甸的文化。 [19](P139)缅甸音乐舞蹈事业的发展，为缅甸乐进入清代九部宴乐之中奠定了基础。
缅甸乐是清代九部宴乐之一，“四裔乐舞”之一。[20](P200)《清史稿·乐志八》记 载：缅甸国乐分为两种体制：“粗缅甸乐”有司乐器5人，司歌6人，“细缅甸乐”有司 乐器7人，司舞4人。“歌合以粗乐”，“舞合以细乐”[21]。所谓“粗乐”，通常是指 以打击乐占主要地位的豪放性的乐器组合；“细合”，通常是指以丝竹管弦乐占主要地 位的精致性的乐器组合。
“粗缅甸乐”所用乐器有：接内塔兜呼(革制击乐器)、稽湾斜枯(似云锣)、聂兜姜(管 乐器)，聂聂兜羌(似金口角而小，余与聂兜姜同)、结莽聂兜布(击乐器)，共5种，各1 件。“细缅甸乐”所用乐器有：巴打拉(击乐器)、蚌扎(革制击乐器)、总稿机(弹拨乐 器)、密穹总(弹拨乐器)、得约总(弓弦乐器)、不垒(管乐器)、接足(击乐器)共7种，各 1件。[22](P201)
清初，缅甸贡进的乐器，有名为总藁机的十三弦凤首箜篌。“总”是今还存在的弓形 竖琴tsuan的译音，今制九弦乃至十三弦云。缅甸人置此乐器于膝上，两手用指弹琴。[ 23](P442～443)
缅甸乐进入清代宫廷，一方面表明了缅甸音乐舞蹈水平的高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 缅政治关系的密切。
四、南音、潮州筝曲对缅甸音乐的影响
南音又名南曲、南乐、南管、弦管等，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乐种，也是一个积淀层次深 厚的乐种。其历史渊源说法不一，或说是源于晋代，或说是“唐宋遗音”，或说是成于 明季。然而至迟是成熟于明代，而且在明代就已经远播到东南亚一带。[24](P198)
南音之外，像潮州筝曲在东南亚国家也有影响。中国的潮州音乐和潮剧使用着大体上 为七平均律的律制，而缅甸的某些器乐中也存在着大体上为七平均律的现象，比较相似 。[25](P199)
由于目前有关资料的欠缺或不足，人们对于古代中国音乐对缅甸的影响所知甚少，但 不能就此断定：中国音乐没有影响缅甸。研究中外音乐交流的前辈学者杨荫浏、阴法鲁 、冯文慈、金文达诸先生，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限于资料没有深入探讨中国音乐交 流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音乐对缅甸的影响，几无涉及。本人不揣愚陋，仅此发 表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文化的交流历来都是双向的，中国音乐对缅甸的影响通过一些资料和分析也可找到一 定的依据，以下几点引人深思：
一、跨境民族为中缅音乐交流提供了可能。中缅两国山水相依，民族相通。两国边境 线长约2185公里。纵贯缅甸的伊络瓦底江源于中国西藏，中国怒江的下游则是缅甸的萨 尔温江。缅甸的克钦族、德昂族、佤族、僳肖族、高族、拉枯族、迈达族、怒族、苗族 、独龙族、布朗族、克木人与中国的景颇族、德昂族、佤族、僳僳族、哈尼族、拉枯族 、阿昌族、怒族、苗族、独龙族、布朗族、克木人是跨国而居的同一民族。缅甸的掸族 与中国的傣族是同源民族。[26](P509)他们的语言相通或相近，生活习俗相同或大同小 异，彼此通婚互市，亲如一家。互为近邻的地理位置和民族亲缘关系为中缅两国的密切 往来提供了优越条件。在公元前2世纪至鸦片战争前2000的余年中，这些跨境民族无形 中充当着中缅音乐交流的友好使者。
二、郑和下西洋传播过中国的音乐。以永乐十五到十七年(1417—1419)间，郑和第五 次“下西洋”为例，他从泉州出发时，所带士兵中有不少人后来留居马来半岛，这种情 况就为乐种剧种的传播创造了条件[27](P18)。至迟到明末清初时期，闽粤沿海一带的 乐种剧种，特别是像南音这样的重要乐种，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势必对缅甸的音乐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华侨是中国音乐文化传播的主体之一。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置永 昌郡，又修筑了博南道。随着西南丝绸道路的开通，出现一批缅甸华侨华人，他们翻山 越岭，进行中缅经济交往，被称为翻山华侨华人，其中很多是云南的夷族。[28](P28) 另外，有渡海华侨华人。福建泉州，是中国最早对外港口之一，从唐末起就不断有人经 过它谋生海外。[29](P198)宋代时期中国商人将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运往缅甸 ，元代有许多中国工匠去缅甸开采玉石，由于赴缅甸经商生活容易，有“十去九不还” 之说。当时云南的宝石商去缅甸经商的达100多家。[30](P29)公元1413年，明朝思任发 动“三征麓川”战役。麓川，是中缅交界要冲。战役结束后，中国通往缅甸、泰国、老 挝的通路畅通。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往往以大象为贡品，此路历史上称“贡象通路”。 “贡象通路”畅通，使华人大量增加。每年有数千中国矿工赴缅北开采宝石、玉石，珠 宝玉石商店有百余家华商，仅在缅甸波龙厂开采银矿的华人常不下数万人。[31](P244) 在缅甸的华侨中，不乏乐师、艺人，他们对传播中国的音乐与舞蹈发挥着作用，只是史 料记载过少。据明人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在缅“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 江、蜀居贸游艺者数万”。所谓游艺者，江湖艺人也，其中不乏一些精通音乐舞蹈的艺 术家。
四、战争往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强迫手段之一。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南明永历 帝在清军追击下，于1659年退入缅甸，追随者共有1478人。后明将李定国等人又几次率 军入缅，想救出永历帝，但都没有成功，不少官兵流落缅甸境内。1661年，吴三桂率清 兵18000人入缅，要求引渡永历帝。清军退出缅境时，又有一批官兵流落缅甸。乾隆年 间(公元1736—1795年)，发生两次清缅战争，流落缅甸清军人数众多，他们从事种植、 工艺，并与缅甸妇女通婚，生息繁衍。[32](P30)永历帝身为明朝皇帝，追随者之中可 能就有宫廷乐师。军队中必有军乐，士兵中一定有不少乐师。中国音乐随着清军士兵入 缅而传入缅甸，对缅甸音乐即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已可看出中国音乐对缅甸音乐发生影响并非无道理而言，但遗憾的是 我们手头所占据的史料之不足则直接影响着研究的视野与深度，这有待于众学人在今后 多方面的挖掘与探讨，惟此，中缅音乐交流的课题才会不断地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