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渐确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使职业教育能够合理、稳定、持续地发展，如何选择适应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如何对其进行宏观管理，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本文拟就这几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是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则在于以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的利润。那么，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应当从社会和经济对教育的需求上来寻找原因。
纵观世界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革几乎是相吻合的。
首先，现代劳动制度的重大变革发端于“泰罗制”。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阐述过劳动分解的原理，并逐渐渗透到西方工业领域。美国工程师泰罗则把这一原理系统化，并发展为极端，形成一种劳动制度。其步骤是：首先系统收集强壮工人完成一项操作所需的技能和对监工所能承受的限度等资料；然后再分析每个动作的合理性，通过分解与组合构成“科学劳动组织标准”；最后，以此标准确定工人的工资。列宁把泰罗制称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因为它科学地制定出生产规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种劳动制度下，职业教育和培训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即可完成，企业并不需要专门训练的技术工人，大批从农村招聘的新工人很快就能顶岗工作，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培训费用，还能够抵制技术工人的反抗。
可是，人们发现实行泰罗制需要大量的监工，尽管大量榨取了工人的工资，但也要用去一定的监工费用。于是，20世纪初“福特制”应运而生。实际上，泰罗制中的劳动分解已为福特制奠定了基础，福特制只是把已经成熟的劳动分解制度同机械化结合起来，构成生产线。正是福特制的生产线自动控制着每个部件的生产时间，不仅缩短了连续操作之间的无效时间，并且可以用机械生产线自动操纵工人的劳动节奏，而不需人工监管。新的劳动制度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并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些超额利润一方面加大了生产投资，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工人工资；工资的提高又促进了消费；群众性消费的增长还促使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教育要求的高涨。这便带动了职业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接受职业培训几乎是每个青年求职的必由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政治民主和教育民主的呼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延长了义务教育的年限，并在教育制度上取消了以为平民而设的初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和为资产阶级而设的中等与高等教育相分离为特点的双轨制。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在经历了世界性危机之后开始复苏，现代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当代生产注入了活力，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工业领域，机器人部分地代替了人工。信息化与自动化成为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现代企业中，简单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对技术工人、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需求急剧增长。原来的职业教育已不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青年一代必须学会适应，学会生存，不仅要掌握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较高的能力。因此，职业教育越来越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并有向更高层次过渡的倾向。
回顾我国四十多年来教育发展的历史，既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绩感到欣慰，也为其发展的异常现象而担忧。除了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外，我国教育的发展基本上试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规划教育发展，更难摆脱教育发展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弊端。在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周期一般为五年，即以每个五年计划体现出来。教育发展规划通常也都纳入五年计划之中。这样，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人才培养的周期远远长于经济发展的周期，仅从基础教育来说，也需要十年左右，如果考虑到职业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时间周期会更长；二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同步规划可能带来发展的错位。例如在经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规划教育，教育发展的指标必然很高，而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一旦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时期，教育发展的速度还将保持其惯性，持续到下个周期。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高峰与低谷同教育发展的高峰与低谷可能是交错的。这样，就容易形成教育的主观发展，而缺乏经济上客观需求的动力。
当前，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我国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作了明确规定。但是，我们感到，职业教育的发展总是缺乏实实在在的动力。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不大，即使在一些高科技企业中，由于技术和设备是引进的，主要任务是吸收而不是创新；二是企业用人制度上存在着“惯性”，国家企业在“靠”——靠国家分配来的大学生，三资企业在“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中国之大不愁挑不来人才，个体企业在“挖”——挖国营企业的人才和成果；三是企业的短视行为，只要当前产品有销路，就不去考虑质量，更不在乎国际竞争能力。尽管我国正在进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但毕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不仅生产力水平较低，小生产意识也根深蒂固，实现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我们要强化科技意识，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科学技术，是科学的管理；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制，促进科技与教育相互结合，共同发展。正是这样，我们企盼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改革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增添活力，同时也不应松懈职业教育自身的努力，加紧改革和建设，迎接经济和教育的共同起飞。
二、职业教育模式的选择
根据经合组织的划分，初中后教育结构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1)学校型：全日制学校教育是基本的教育方式，面向绝大多数青少年，采用这种类型教育的国家主要有日本、美国及北欧国家。
(2)双元型：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轮流进行，企业培训的比例大于学校教育；这种类型教育为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所独有。
(3)复合型：在正规学校教育所承担的普通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基本上由非正规教育完成；英国是这种类型教育的典型代表。
一般说来，某种类型的教育在一个国家得以形成，主要赖于本国国情。当前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义务教育后的教育类型就完全不同。前者成功地把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融于一体，学生的就业不仅有保障，而且有充分的机会晋升；后者则适应国民重学历的心理，把职业培训推迟至高等教育阶段，既保证了较高的国民文化素质，也为高等技术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实际上，这三种类型的教育只是相对的区分，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体制中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并存。
值得一提的是双元制教育结构，其成功经验举世瞩目，也引起诸多国家效仿，然成功者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不仅是德国等国的企业对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迫切需求，而且重要的是日耳曼民族不鄙视职业教育的文化传统，不然双元制教育为何仅限于几个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呢。另外，在这些国家中，接受职业教育并非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主动的要求，因为它与普通教育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双元制教育的实行，有赖于至少这样三个条件：
第一、企业界与教育界的密切结合；
第二、不鄙视职业教育的文化传统；
第三、非淘汰式的教育分流机制。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同是发达国家的法国，囿于重学术、重学历和轻技能的文化传统，职业教育的地位较低，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即意味着学业的失败。法国初中后教育改革便不得不同时以德、日为参考模式，一方面把高中毕业生比例的目标定为80%，另一方面又加强学校教育中的企业实习与培训。从未来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看，不同类型教育的融合十分明显。在以全日制教育为主的国家，正在加强教育、培训和工作之间的密切结合，采取学习和职业活动的交替方式，以缩小学校教育和生产劳动之间的鸿沟。在以双元制为主的国家，更加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延长在校学习的时间，拓宽理论学习的范围，以适应现代科技和生产领域的飞速变化。
当前，德国双元制教育经验已引起我国职业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德国的职业教育专家也参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工业现代化的水平还不高，对中级技术工人的需求还不十分迫切，企业也缺乏与职业学校密切联系的机制。特别是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还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仍然是多数家长和学生的价值取向，进入普通中学后考入大学是首要奋斗目标，上职业学校不过是无可奈何，退而求次的选择。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也基本适应了这一社会现实，把学习成绩和考分作为教育分流的基本标准，除了少数近些年兴起的热门职业学校，多数职业学校所接收的是普通教育淘汰下来的学生，而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上普通高等学校的机率很低。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我们不能照搬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更不能期望它为中国职业教育带来突破性的成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拒绝这一先进经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教育过程中较多地采用德国双元制教育方式，就是说更加注重企业培训的作用，增大实际技能的训练，进一步密切企业与职业学校的联系，使之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企业需要职业学校提供人才，职业学校需要企业经济与技术支持的机制。
三、职业教育体制的管理
正规学校教育体制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按层次，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按类别，可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在多数国家中，基础教育（通常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第一阶段）是义务教育。
国家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管理的权力与责任也是不同的。
义务教育，通常理解为强制性教育，即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免费对适龄儿童进行一定年限的基础文化知识和社会道德的教育。儿童有权利和义务接受这种教育，家长也必须保证送儿童入学或接受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政府具有依法规划义务教育和实施义务教育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提供义务教育的必要设施，即校舍、教学设备和合格教师的责任。
但是，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国家对教育管理的权力与责任开始发生变化。一般说来，教育的职业特点越强，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的份额就应越少。职业技术教育因其培养目标是企业所需的技术人才，企业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国家则通过制订职业技术教育法规和规划对其进行调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单一，国家培养人才，国有企业使用。但当前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不应继续无偿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或者说，生产成本中本来应当包括教育费用。目前，无论三资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大量录用较高层次人才。它们以较高薪水便十分容易地吸引人才，但所付出的仅仅是“成品”的使用费，而人才的“生产费用”却可忽略不计。一般来说，国家从企业征税用于教育的支出主要在义务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等方面，而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无偿的。例如，法国通过向企业征收“学徒税”和“培训费”，使职业技术教育获得必要的经费。法国同时规定企业必须将工资总额的1.1%作为职工培训费，可以通过自办在职培训机构，也可以通过专门职业培训机构培训本企业职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职业技术教育。我国向企业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只是对义务教育费用的补充，而职业技术教育费用还存在较大缺口，这笔费用的大部分将由企业负担。由于我们区分不同所有制已不可能亦无意义，向所有企业征收一定的“人才资源税”是合情合理的。另外，规定企业必须对职工进行岗位培训和继续培训，并承担相应费用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关于职工培训经费的现行规定，虽已明确了其比例，但有些大型企业需要加强职工培训，却因规定不能突破限定比例，有些中小企业忽视职工培训，不对此投入也无监督手段。可以尝试允许企业适当增加职工培训费用，同时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要自行培训其职工，如中小企业无力自己开展培训，可以将此费用提出，交相关职业学校代培。这样，既可以保证职工素质的不断提高，又可以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
另外，在职业教育体制内部，还可以划分成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
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即人们所熟悉的学校教育，在我国通常称作学历教育，基本上是由国家机关，也就是国家教委等教育行政部门所设立和管辖的专门教育机构来实施。国家或各级政府对这些教育机构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行政管理、经费使用、教师聘任、文凭颁发等方面都要进行相对严格的管理。
非正规教育(Non Formal Education)比较难以确定，一般认为是由教育行政机构以外的政府部门或私人机构所承办的有组织的系统的培训，学制相对短些（但不应少于三个月），培训目的的针对性较强，通常直接服务于职业资格的形成与提高。非正规教育有这样几个基本功能：第一是基础培训，使受教育者得到以后接受职业教育所需的基本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二是职业培训，使那些离开学校又没有职业技能的人获得职业资格；第三是专业培训，适应那些在职人员提高职业能力或职业转换的需要；第四是社会培训，提高社会全体职工的能力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一些教育专家对正规职业教育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认为职业学校往往不能适应经济变化的需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作为学校系统的一部分，职业学校事实上容易在封闭的圈子内运行，而不能根据外部需求及时变革。职业教育不仅花费大，其设施使用率也低。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经济不够发达，对于职业教育所培训的资格类型需求较低，预测也颇为困难，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过多，另一方面许多毕业生宁愿作行政工作，而拒绝体力类型的职业。当职业教育或培训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手中，并统一颁发文凭以及仅聘用公职教师时，这些弊病会更为明显。目前世界银行对于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态度的转变几乎是一百八十度。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曾是职业教育的最大支持者，它所提供的职业教育经费也是最多的。从1963-1976年，世界银行教育贷款总额的40%用于中等和中等后的职业技术教育。同期，20%以上的教育贷款用于职业中学和多样化中学。但这一国际金融机构目前对职业教育的批评非常严厉，称它“过于庞大，缺乏经费，僵化和质量不高”，开始减少对职业教育的贷款，而把贷款向初等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倾斜。即使世界银行的这种批评可能有所偏激，其贷款政策的改变也过于急促，然而不能说它毫无道理。因此，我国在考虑教育体制改革时，不能对此置若罔闻。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鼓舞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形势下，我国民办教育有较大发展。但是，目前已经建立的民办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而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寥寥无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各类初、中级技术人才的需求会逐渐加大，社会上失业青年对职业的观念和对职业培训的要求也会产生变化。因此，我们应当突出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短、平、快”地培训各领域所需的人才。对这些机构，国家可以基本不投资，或少投资。
对于民办职业技术学校来说，其发展应当立足于自身的质量。因为这些学校毕竟不是吃“皇粮”的，其创办者也许永久要存在着危机感。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每所民办学校都必须是强者。它不应企求国家赋予其文凭，而要争取使自己的文凭或证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首肯。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分漫长的，但只有社会赞同的学校，才有生命力；相反在国家或重要人物是“尚方宝剑”下勉强维持的学校，迟早要垮台。
然而，就目前乃至将来较长时期看，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仍会以国家公办学校为主体，改革与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体制仍将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前，主体为中专和技校，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占分量不大，然而它曾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近十年来的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但是，应当看到我国职业教育的大量发展是80年代以来的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结果，其主要动因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而是中学生数量的膨涨大大超过了高等教育的容量，职业教育在当时实际上起了“溢洪道”的作用。尽管目前我国职业学校学生数占高中学生数的比例已超过50%，但无论其学校质量还是学生质量都不能与普通高中相提并论，除了城市中少数旅游、财会、饮食等专业外，就业情况普遍不好。就大多数专业来看，称不上专门的职业培训，而不过是某种单一的技能培训。一旦劳动市场对这种技能无所需求，那么就业便无保证。因为，职业技术教育本身并不能创立职业岗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的录用，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用人制度。而职业学校毕业生不能及时和尽早就业，既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又反过来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无论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如何，其本人和社会都必然认定其为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如果社会不能保证他们的就业，问题会比面临未受职业培训人员的问题严重得多。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看，对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量不大，而简单技能的掌握可以在短时间内由职前培训完成，职业技术学校应当加强普通科技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适应劳动岗位式的职业培养已越来越少，而更加注意职业培训中基础理论的学习，强调对未来职业变化的应变能力，甚至在普通教育中提倡“科技文化”。而某些人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曾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历史，只看亚洲“四小龙”借助职业技术教育达到经济起飞的局部经验，往往以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仍还可以瞄准某一确定的职业。其实，我国特殊的国情和面向未来21世纪的时代要求，已不允许我们重复别人的老路。我们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应当把握这样两点：第一、避免单一的正规教育体制；第二、防止专业过窄的技能培训。也就是说在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发展正规职业教育的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但是，对正规职业教育的管理，应当侧重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注重普通科技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可以相信，正规职业教育和非正规职业教育的并行实施，会在我国职业培训中相得益彰，促进我国职业技术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