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文学的嬗变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走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嬗变，是以重视对当代人命运与价值的探求和表现为重要特征的。随着现实变革和审美价值、理想的调整，现实主义文学必将在多元的文学格局中获得多方面的新变。
【关键词】 生存状态 生命意识 审美意识 价值理想 现实主义新变
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世纪之交的历史巨变，不仅深刻、广泛地改变着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不断地催化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因此，考察世纪之交文学的嬗变，揭示其发展走向，就必然要立足于现实变革与理想追求这个总体座标。诚如伽达默尔所说：“人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坚定不移地追问终极问题，而且还需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正确的。……哲学家尤其必须意识到他自身要求与他发觉自己置身其中的实在之间的那种张力。”①文艺家的历史主体性与创造精神，也总是体现于立足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审美理想追求上。审美意识（理想）是特定社会思想、人生期待的折射，是人们所向往的至高至美的境界。世纪之交中国文艺家们孜孜以求的，正是在文学的新变中重建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识与价值形态。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迄今的文坛景观，更显现出历史转型期的新变，及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特征或过渡性形态。人们清楚地记得，新时期伊始涌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所以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主要得力于它对革命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恢复与弘扬，表达了人们的心声，为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发挥了文学独特的社会功能。然而，真正预示并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嬗变的，则是尔后出现的以现代主义创作流向为重要特征的“先锋文学”及“探索性小说”的创新。
这个新的创作流向，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一方面，现实的变革引起了主体意识的觉醒。随着“文革”十年浩劫与灾难的终结，偶像崇拜被推倒了，人们对既往的理想、权威乃至中心话语也随之怀疑、动摇。他们一边清理动乱后的废墟，开始投入艰难的建设，一边则在反思、内省与忏悔中，对现实、历史、社会人生进行新的思考。因而免不了伴随着意识、情思的变化而出现被愚弄或扭曲的痛楚。这种要求抒发主体情思与痛楚的心态，与西方的人们面对异化现实的主观感受不能不说有某种相通。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文艺的引进，又给文艺家们探索和表现人的生命意识与生存状态提供了借鉴。现代主义无论是对复杂、细微情感的捕捉与把握，或是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技巧的新颖、独到，都深深吸引着作家与读者。由于上述主客观的原因，诱发作家们迈出创新的第一步。
这场创新的试验，从诗歌创作开始。“诗缘情”，离不开主体的自由与奔放。最早被称为朦胧诗派的新作，如舒婷的诗，一反过去直白、清朗的诗风，以似乎言不及意的构思方式，表达了主体独特的感受与体验，追求诗境的朦胧、多义，使人感受到与西方象征诗派在审美特征上的相通，王蒙则率先借用现代主义的某些文学表现手段，巧妙地变换创作文本，他的那些“意识流小说”如《春之声》、《蝴蝶》和《杂色》等，有意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格局，既不重视故事的整一性，也不很重视典型性格的刻画，作品中跳动着的主要是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既丰富复杂，又流转和多彩，为强化小说的表意性作出了成功的创造。此后，一些作家兢相仿效，形成了小说创新与试验之潮。特别是某些青年作家的新小说，甚至较直接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作品的结构形态和表现形式上，深受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基本是按照某种主体情绪来结构作品，而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且作品中的主体感觉与情感流程还浸染现代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的某些色彩。与此同时，在戏剧、音乐、美术方面也相继借鉴和运用现代主义艺术手法，高行健的实验戏剧《车站》和《绝对信号》的违反习见剧作的探索，使人联想到它们与西方荒诞派戏剧的关系。
其实，现代主义创作流向从80年代中期兴起到后期的发展中，很快就分化为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指向：一种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为基础和灵魂，在文本营造上吸取、借鉴现代主义某些表现手段，突出主体情感抒发而不失主体与社会客体的深刻关系，因而在强化小说的表意性时仍蕴含较为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因而这类小说在审美形式上有现代主义的成份，而在审美意蕴上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因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性主题，是表现人与现实、社会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传达了人们因自身的异化无法根除所产生的焦虑、痛苦与绝望。而我们那些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创新之本的新小说，即使在描写和表现人们的焦虑不安或忧患痛苦时，仍展现其对人生的积极肯定和对社会变革的热切期待。因而本质上是极不相同的。
另一种探索则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我的失重。这些作家在张扬主体意识的同时，逐渐把个体生命表现本体化，淡化了现实人生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忽视对人物心态、情感的审美观照和理性提升，往往从个体“闭锁性”体验出发，追求一己的自我情绪宣泄。还有一些陷入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能指游戏”之中。作品叙述中的“能指（声音）不是指向“所指”（概念与意义），相反却追求无意义的“意义”，其实这是自我意识、情感迷乱、失落的体现。因为我们从小说《迷舟》、《青黄》、《陷阱》和《褐色鸟群》中解读到这种自我的恍惚与迷乱。尤其是《陷阱》和《褐色鸟群》，多是由主体的梦幻、遐想或意念所编织，很难从作品中“我”与那个名叫“牌”的姑娘的相处中寻觅到充满人生意义的情思，留给读者的是句子与句子之间飘忽不定的东西。这种“能指游戏”的方式，使作品的叙述语言成了非关涉人性、理性的无情物。如此文本新创，很难说有多少积极的审美推进，更多地引起作家对主体迷失的反思。类似的情况，还有马原式的“虚构”小说。虽然作家的探索意向，即对陷于物欲困境中丧失自我存在的忧虑，及其对人自身的寻找的意向是值得重视的；然而，其形而上的寻觅与现实人生状态存在着种种隔膜，致使其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有别于张承志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的现实主义意识和浪漫主义理想。
那么，稍后引起读者瞩目的“文化寻根”和“新写实小说”等的创作流向，其探索与创新对文学的转型有何意义和价值呢？对此，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质上，“文化寻根”的创作流向，并非简单地回归民族文化传统，而是包含现代意识对人类文明与民族传统的反思。其中，不同作家作品的审美取向也不尽一致，大略可区分为两大类。一类可以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等老中年作家为代表，创作中更多地吸取我国传统小说、特别是笔记小说的艺术营养，追求主体挥洒自如的人生探寻和抒写，从而把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人情心态写得很美，很有情趣。如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就是典型代表。这类作品不以时代气息浓烈见长，但其人文精神与审美韵味却沁人心脾，几乎可以当作纯文学来品味。
另一类则是被评论者称作“寻根文学”派的中青年作家的创新。其迥异于前者的价值追求，既有其共通性，更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例如郑义的《远村》、《老井》，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郑万隆的《异乡异趣》等小说，虽以现实变革为背景，却将人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审视目光，投向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角落，比较冷静、自然地描绘和表现仿佛与世隔绝的古老文化生态，展示、剖析生活于其中的现代“原始人”或“半原始人”的古朴、愚蛮的文化心态。作家们的“文化寻根”主要不是抒发对古老、蛮荒的原始文明的怀恋，而是通过对古老文化生态和原始生命力的理性审视，对传统文化心理与现代意识、情感的复杂关系予以沉思，从而在批判中呼唤现代意识与文明，在礼赞中寻找被现代文明所压抑或扭曲的质朴而美好的人性。
而在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等作品中，主人公则是一些性格、心理怪诞的畸形儿。《爸爸爸》中的丙崽，从性格、心理的畸形看来，已失却祖先“刑天”伟岸、神奇的身驱与神圣风范，年已几十仍像孩童形体，“眼目无神”、“行动吊滞”、脑袋极大、口患失语症，只能说些毫无实在意义的“爸爸”、“×吗吗”的话语。因而他在云雾缭绕的鸡公岭下的鸡头寨里，自然成为后生们逗耍、戏弄的对象，深得仲裁缝等的同情和保护。但实际上他在寨子里又何止扮演被戏弄或同情的角色，还不时被捧为形象高大的神奇“丙仙”。也许是因为他身上祖先的血脉已断才招致人们的漠视，也许是由于祖先神性的余光还能给人以某种昭示，才使这个丙崽一会儿被踩在地下、一会儿又被那些“打冤”的汉子们尊为通天的巫师。正是在这个既渺小又高大、既平常又反常的丙崽身上，隐喻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方挤压下，人们发现自我无所依托，竟然置身于飘忽不定的话语“空白”的氛围之中。
如果说，丙崽这个隐喻的代码暗含着如何摆脱自我尴尬的历史处境，启迪人们从现实变革中重铸民族灵魂，从根本上医治失语症，从而具有现代的审美意识、价值的探寻的话；那么，莫言的《红高粱》中的“我爷爷”这个寓言式代码，则因描写中自我感性的过份张扬而导致缺乏现代意识的观照与提升，遂使作品隐含的寻求新生活方式的指归，变成了寻找潇洒的活法的朦胧意向。从这个寓言式代码的语境中，人们解读到对个体生命力的绝对崇拜和对自我感性情感的放荡不羁是这种新生存方式的本质特征，而社会的理性、人道的原则等等，在这里是模糊和稀薄的，是无法感悟和体认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上述作家的文本新变，已或多或少浸透着诸如“黑色幽默”、实验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的某些影响。
“新写实”创作流向是在世纪之交商品经济大潮掀起，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深切关注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对80年代中后期文坛的“新启蒙”、“反传统”思潮的冷静思考，力求在继承和超越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新探索中，重建当代文学的价值基点。只要对比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以及路遥的《人生》等新时期现实主义新作，便不难看出，“新写实”小说在真实地历史地观照和描写现实人生时，其突出特征是积极地收缩作家的主观表现，再也没有现实主义作家手中锐利的解剖刀，以致作品的理性深度和悲剧价值创造的力度减弱或失落。“新写实”的作者把目光投向生活流，投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像老百姓那样对待生活，看取人生。他们的创作就是尽力再现一个又一个生活过程和生存状态，并同作品中的人物一道共同体验这熟悉的生活，以形成与读者的情感交流。这样，它就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要求，从理性的开挖与深化、提升中超越出来，转而追求“刻骨的事实”。对于这种审美追求，作家李锐曾把：“我们需要用刻骨的诚实来面对自己，面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双重幻灭，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生命的真实记录者”。池莉则以其创作说明：“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我的许多熟人朋友同学同事的悲哀却遍及全中国。这悲哀犹如一声轻微的叹息，在茫茫苍穹里缓缓流动，那么虚幻又那么实在，有时候甚至让人们留意不到，值不得思索，但它总有一刻使人感到不胜重负。”②这样，印家厚式的典型性，就与以往悲剧典型（从外国近代的哈姆雷特到中国当代的章永璘）富有深厚的政治、历史蕴含无涉；然而，描写处于美好的梦境与烦恼的实境之间寻求平衡的真实心态，难道可以排除现实的变革所引起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从而不去表现普通人不甘屈服于这种处境的独立意志吗？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通过主人公小林的描写，表达了普通人在世俗人生中猛然惊醒的主体转变。
总的说来，“新写实”小说虽然有一定的可读性和给人以压抑感被宣泄的感觉，但却缺乏对普通人的追求与期望的进一步关注与表现，因而不能给人以更多的精神提升。当今的平民百姓，对现实人生与自我的寻求，既不满足于那种与普通人的生活及喜怒哀乐相隔膜的理想“乌托邦”，也不满足在梦境与实境之间寻求平衡，陶然自得于基本稳定的生存状态之中，而是把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意志与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相联系，既追求新的物质生活，又渴望走出精神低谷，获得一种与当代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人类终极关怀。也许这就是“新写实”小说逐渐冷却下来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涌现的新体验小说，虽突破了“新写实”的某些局限，容易使人联想到当年日本的新感觉派和法国的新小说，但它却与后者所刻划的人物心理状态相异其趣。因为新体验小说并不“啰嗦地解释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而要寻找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为和举止”，③作家并不把心理分析铺展开来，而是将其隐藏着。这样，新体验小说“一反解剖别人揭示世界，而解剖自己透视世界。”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属于某种思辨式的，而非经验主义的。而这思辨式的行为则体现于新体验小说所描写的某种情绪、氛围之中。从女作家毕淑敏小说《特约死亡》的谋篇构思与审美价值追求中，还可以发现这种思辨式行为的背后，隐约存在着作家模糊的理想、信念，由此才使作者“全身心投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写进去”，从而区别于那种冷漠的、纯客观的、不动声色的“新写实”描写；而且更因为它往往隐姓埋名、“亲手去干你要写的事儿，去当一段你要写的那种人”，即所谓“亲历性”，⑤便使其有别于“先锋派文学”的描写。如果说，先锋文学深受西方存在主义等影响的话，那么新体验小说更带有实证主义的某种印记，因为新体验的亲历性与纪实性所追求的是感觉、情感的真实和鲜明，虽然它消弥了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非真实与真实的对立，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和现代审美意识的深度，但仍然能给人以新的现实人生的触动，引起人们对现实发展的某种探询，因而对这种探索不应予以否定。
由此说明，世纪之交中国现实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生活与人们精神需求的深刻变动，导致文艺生存环境的剧变和文学格局的进一步调整。特别是作家文艺观念和审美趣味，在多元走向中强化主体的生命意识，注重对自我和世态人情的体察、感悟，从而对变化中各种人物的伦理、道德、心态、语言、行为、品格进行多种抒写，展示人性的复杂与多态、生存的困窘与精神矛盾，多角度、多层面地透视人生的真情和价值；由此而逐步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中西方文学及其范式的互补与筛选中，使文学的现代意识的发展，既不失落传统的血脉和时代的要求，又力求以自我的特质与整个世界历史对个类个性的要求相呼应。
世纪之交文学嬗变所显示的这一走向，是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实践中揭示出来的，是以十多年来创作与理论的探索为基础的。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涵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以创造审美价值为指归。当代的作家在观照和表现改革、发展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时，若离开民族的传统、生活的沧桑和现实的变革，就无法探索人的心灵的秘密和情感的流程。文学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属于特定民族与时代的具体的历史存在；这样，就必然要求文学描写人的生存、发展，表现人的命运、遭际，也应该是独特和富有现实个性的。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战后西方人寻找的“自我”和当今中国人的价值发现，虽有某些相似或相通，但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处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中的多数国人，在寻觅自我精神家园的同时，总是对变革的现实予以关怀和忧患，因而个人与社会、忧患与进取、困顿与期盼始终统一于现实人生之中，并因人们现实条件与主观境遇的差异，而呈现复杂、多样的状态。
因此，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尤须进一步立足于现实与理想的总体座标；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求现代审美意识与现实人生和民族传统的内在关系，自觉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美价值、理想。
首先，文学要继续重视对当代人命运和价值的探求与表现。这是文学追求现代意识，具有新的价值基点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学日趋接近世界文学总体的重要标志。但如果这种现代意识的追求，不是扎根民族传统和变革现实的土壤，而仅套用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和现代主义创作模式的话，那就很难真正实现当代中国文学审美价值理想的重建。反之，如果脱离现代意识的观照，失缺当代人的精神文化探寻，去进行文化寻根，也无法使传统文化走向当代的建设与发展。
其次，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特质，所以区别发达资本主义，正在于它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始终关注和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精神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因而我们所追求的审美价值、理想，从意识形态性看，必然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以弘扬爱国主义抵制殖民主义思潮的侵蚀，并进而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分散主义的滋生，并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文化融化于审美价值、理想的重建中；而从价值与功能看，必然要求文学价值的多重构成与整合。只讲文学的“自我表现”与个人价值，是西方现代主义一些流派的特点与偏执；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价值，忽视文学价值实现中个体价值向社会价值转化的偏颇，则是以前我国文学创作所以形成僵化、单一模式的根源。新时期以来，文学探索与创新所缺失的，却是作家在强化主体创造意识时，忽视在自我与人生世态的描写中，对时代发展和人文理想的终极关怀，特别是忽视探求与表现现实变革中的重大问题，以致当今的小说、散文，精品仍不多见，富有思想深度和艺术力度的作品还较少，除受文学的生存环境影响外，作者主观上的思想、文化素质的局限也是颇明显的。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从自我出发而不能提升到对当代社会人生的新思考，以致感性掩盖理性，看不到在自我与现实人生的发展中对理想的自觉追求；二是回避现实人生中的深层问题，缺乏当代文化哲学的观照，未能从现实变革的走向中，把握那些属于未来的新思想，即新的人文精神，往往停留于情感宣泄或调侃、自娱的低层次，而不能提出某种令人警省或震撼的新发现。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现代文化精神和艺术素质的不断调整与提高。
再次，是文学的现实主义必将在多元的价值选择与整合中，获得多方面的新发展。因为新文学在继承与超越现实主义传统的探索中，既体认到现实主义传统的无形影响力，它不仅导致文学创作，也导致群众审美意识趋于凝固化、模式化，因此不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打破现实主义封闭式的一统天下，现代审美意识和多元的创作格局就难以实现，当代中国文学就难以向廿世纪世界文坛靠拢。与此同时，如果无视现实主义精神是一切向前、发展的新文学的灵魂，看不到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多元的创作流向将因缺乏文学的内在精神而得不到整合与升华。中外文学史一再证明，现实主义在揭示历史进程的深刻性和再现社会生活的明晰性方向，在对现实人生的整体把握方面，在以审美意识为中心的多种意识、情感（包括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的价值整合方面，具有其他创作方法无法取代的优越性。即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坛，现实主义也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危机。
于是，富有理论识见的作家们，面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等新潮文学思潮的挑战，思索和探求现实主义如何以自身的新变，去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一方面清醒地看到，20世纪结束了“各领风骚几百年”的主潮式的文学发展模式，体认现代主义各流派的此消彼长，总体上对更新文学观念，促进文学多角度地切入生活和多侧面地表现生活的丰富多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进而发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抗衡、撞击与汇融，将贯串于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发展，构成当代文学寻求超越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基础，吸取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段，以强化新小说的表意性；也越来越不满足于从文学与艺术的相互渗透中，探求小说的诗化或美文的营造；而是越来越深刻地体察到：当前最要紧的是文学自身的定位和选择。如若在政治、历史、美学、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诸关系中，文学不能准确恰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要求中，顺应时代发展和当代人的审美需要，去确立实在的、崇高的奋斗目标，而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那就只能在不同的文化气候下，生产出一些趋时、浮躁和短视之作。只要文学发展的美学理想确立了，随着现实变革和审美意识的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必将在多元格局中获得多方面拓展，并有希望在文学走向21世纪的征程中扮演着主导价值的角色！
注释：
①［德］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②池莉：《我写〈烦恼人生〉》，载《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
③莫泊桑：《小说》，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
④许谋清：《我的“新体验小说”构想》，载《北京文学》1994年第2期。
⑤赵大年：《几点想法》，载《北京文艺》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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