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史论文,学派论文,南高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5)02-0061-06
一
南高史地学派因《史地学报》而得名。《史地学报》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 的机关刊物，史地研究会则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 学生的联合组织，其成员以文史地部学生为主。史地研究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10月 1日的地学研究会。此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研究会中，因为学校只有国文专科， 而没有文史地部，故而研究会中惟独史地方面付之阙如。1919年，国文科改为文史地部 ，学生们就有了增设地学会的创意，此意得到了柳诒徵和地理教授童季通的大力支持， 从而有了地学会之成立，共有会员67人，以龚励之为总干事。成立后，柳诒徵曾在该会 做“人生地理学”等讲演。1920年1月19日，地学会换届选举，诸葛麒任总干事，会员 发展为73人。5月13日开会，“初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并提交大 会讨论，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通过简章。
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各科系同 学有志研究史地者”及“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成为会员；会务分讨论、演讲、 调查、编辑等项；会员始终维持在近百人之间，诸葛麒、陈训慈、胡焕庸、向达等先后 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柳诒 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进之、梁启超、徐则陵、陈衡哲、顾泰来、萧纯锦、 曾膺联、杜景辉等担任指导员。
南高师校内的各种研究会每年都出版会刊，如哲学研究会每年出会刊2册，体育研究会 每年出会刊一册，所以史地研究会成立以后就开始着手筹备会刊。史地研究会第二届的 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从事会刊的筹备和地质考察，但会刊并未诞生，倒是地质考察活动进 行得有声有色。在胡焕庸任总干事期内，筹备刊物成了头等大事；“本会以中国史地界 之沉寂，拟就力所能及，出其一得，以供社会之商榷，久蓄此意，至本届始决定”；为 了慎重起见，史地研究会开了3次编辑会议，并征求指导员意见，在此基础上议决了会 刊——《史地学报》的各种问题。由于准备充分，南高师出版委员会认定史地研究会会 刊《史地学报》为南高师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校方的承认，对史地 研究会会员来说实为极大之鼓励。1921年7月，《史地学报》第一期集稿完成，寄往上 海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因印刷业务繁冗，至该年11月方始出版。如此，《史地学 报》真正面世是在史地研究会第四届时期。从1921年11月到1926年10月，《史地学报》 共出版了4卷21期，初为季刊，自二卷二期始改为月刊(寒暑假除外)；1925年三卷八期 出版后，四卷一期至1926年10月方始出版，但成绝响。《史地学报》所设栏目(门类)有 卷首插图、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杂缀、世界新闻(时事 纪述、地理新材料、中外大事记)、气象报告、书报绍介、史地界消息、调查、史地家 传记、谭屑、专件、选录、书报目录(书籍、杂志、论文)、会务(纪录、会员录、职员 录)、通讯、史传、地志、论文摘述、表解等，但并非每期杂志均包含上述门类，而是 视来稿情形而定。
除了《史地学报》以外，史地学派同人还先后办有《史学与地学》、《地理学杂志》( 《方志月刊》)、《史学杂志》、《国风》、《史地杂志》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柳 诒徵、竺可桢、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胡焕庸、向达等人发表了大量有关 史地学方面的文章，于史地之学多所措意。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偏 颇，将史地之学视为实学；主张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以共同进行史地研究；他们对中 小学校的史地教学甚不当意，主张改善中小学校史地学的教学方法和教材，以图普及史 地学。南高(东南大学)顿时成为南方的学术重镇，南高史地学派也隐为当时可与北大新 文化派相抗衡的学术派别之一。本文即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中心，重点探讨其为创建中国 史学会所作之努力(注：桑兵教授近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上刊有《20世纪前半期 的中国史学会》一文，论述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地方性史学会和新旧中国史学会，也曾涉 及南高史地学派；但本文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中心，重点探讨他们对创建中国史学会所作 之努力，视角与桑兵教授颇有不同。)。
二
傅斯年在1928年说，“历史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 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 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 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了一切工作的样式了”(注：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从而有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 立。中研院史语所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机构，它团结了当时学界的 一时翘楚，培养了大批后来独步中国学界的年轻后劲，努力将东方学正统争回中国，是 团体研究的成功典范。
事实上，在傅斯年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 前，南高史地学派已经在倡导成立一个集合同行学者共同交流、出版学术期刊、策划并 推动学术合作计划的组织、团体、研究机构。1922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1卷2期上 发表了《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呼吁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他认为，西方在16世 纪后叶出现了专门的考古团体，其后不久就出现了法国古碑铭皇家学会等专门学术团体 ，“自后史学研究，日臻发达，至十九世纪中叶，各国史学会兴起日多”。截至1908年 ，英国有史学会28个，法国26个，德国38个，比利时7个，而且史学会的数量与该国的 史学研究水平成正比，德国数量最多，其历史研究水平也是国际领先。当时世界范围内 的史学研究，就其研究成就而言，德国确实傲视全球。返观中国，学术不振、出版界也 相当沉寂，其因全在没有专门的史学团体。组织专门的史学会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之事， 它将在三方面发生重要影响：一、促进实学之研究；二、表白中国文化；三、增加与保 存史料。上述三端仅是举其大者而言，“至于研究史之教法，利用史学以为他学之取用 ，乃至间接裨助社会，其重要者尤有不可胜言者”。史学会开展的工作将有：1、整理 旧史；2、编订新书；3、探险考察；4、保存古物；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6、参预近 史，包括促进清史之编订、发行年鉴，以及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之史料。
一年过后，陈训慈又将成立史学会的紧迫性提升到中国急需开展一场史学运动的高度 ，对史学会的运作也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在陈训慈看来，中国各学术中，以史学最为发 达；而史学在世界各国，又以中国最为美备。西方欧美史学向来落后于中国，但近数十 年来却凌驾于中国之上，究其实就是西方学者成立了学术研究团体，开展了史学运动， 而史学运动的中心就是成立专门的学会。当时中国并非没有学会，如亚洲学术研究会、 学术研究会、丙辰学社、尚志学会、中国地学会等，但专门的史学研究会却尚阙如。“ 若勉求其他从事史地研究之结合，则有北高之史地学会与南高之史地研究会；然此皆学 生课余之团结，限于学校一部；审慎名义，殊未敢自侪于专门之学会。”(注：《中国 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2卷3期。)因此，建立专门的史学会就显得非 常之急迫与重要，这就需要国内学者团结起来，以史学会为中心，共同致力于学术研究 。史学会可开展之主要事业有：古史之开拓，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发见，多 赖掘地事业之发达；旧史之全般整理；近代史料之搜集；地方史迹之保存；历史博物馆 之建设；学校历史教学之统筹改造，并进谋历史常识之普及。
为了促成中国学术之发达，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实为当务之急；而形成规模宏大 的史学运动则以成立学会为前提，如此则“根本之图，尤当注意人才之培养”。当时中 国学界专门的史地学者“自若干耆宿以外，新进中实不多觏”，而且“耆学宿儒往往与 新进学者各不相谋”。为改变此种现状，陈训慈认为，此后高等院校的史地二系都应扩 充增设，留学国外的也应有人专修这两科；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更应当设法补助他 们的经济，使得他们不至于为稻粮谋，可以毕生研究；长此以往，专门研究人才增多， 大规模的史学运动就可以全方位展开。
陈训慈的主张可谓是南高史地学派的共同呼声。徐则陵在谈及中学历史教学的设备问 题时，就认为，“一种学问之成立，必经几许研究，学术共作尤为今日当务之急”(注 ：徐则陵：《历史教学之设备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史地学报》1卷3期。)。作为 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徐则陵在南高师讲授欧洲文化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是“我国真 正读通西洋史的少数人之一”(注：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国近 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19页。)，他也不时应邀给史地研究会会员作演讲，陈训慈等人 注重学会建设，应与徐则陵有一定关系。
在陈训慈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同时，缪凤林发表了《中国史之宣传》作 为对陈文的补充。缪凤林认为当时海外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存在很多谬误，要宣传国史 ，“非特组史学会，造就专门人才不为功”。史学会成立以后，不宜单独存在，最好附 设在国内高等学校史学科中，并特设国史宣传部，挑选兼通中史和西文、并有志于终身 宣传事业的年富力强的学子，在免除学杂费之外给予一定津贴，悉心培养。十年后，他 们“以西文编纂翔实之国史，次及各种学术史，制度史……行销各国，或任各国大学教 授，或赴各国巡回讲演，使西人了然于吾国之历史文化，不致因误会模糊而生种种恶果 ，国际地位，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注：缪凤林：《中国史之宣传》，《史地学 报》1卷2期。)可见，史学会的成立和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民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 地位，并获得国际性的学术荣誉。但缪凤林此时主张的史学会，依然只是局限于各大高 校的史学会，此意很可能是为了以后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作力量上的积蓄和运作上的准 备。
南高师史地研究会成立伊始，就相当重视与外界史学会的联系，以图共同促进史学发 展。如北高师史地学会1920年出版会刊《史地丛刊》2期后，因种种原因停顿多时。南 高史地研究会认为，“北高《史地丛刊》，自《地学杂志》外，实导史地界定期刊物之 先”，对它的停顿深为惋惜。见到《史地丛刊》复刊后，南高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之欣喜 不已，并希望“异日与本报(指《史地学报》)左提又挈，以昌明吾国之史学地学”(注 ：《北京高师史地学会近讯》，《史地学报》1卷4期。)。北高师史地学会对南高师史 地学会甚为投契，双方互相交换会刊，“声应气求，志趣相合”(注：《北高史地学会 近讯》，《史地学报》2卷2期。)。
当时中国学界南北学统间的无形对立，使得成立全国性的史学研究会成为一种不可能 。大本营初期在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对北大新文化派，尤其是矛头所指的胡适等人的肆意 批评和攻击，初显南北学派之间的差异。史地学派在反对新文化运动过激行为、弘扬传 统文化上，与学衡派达成共识。他们还与北大后劲顾颉刚倡导的疑古运动发生了论战， 双方你来我往，激战于先秦古史问题。虽然最终双方都未能以足够的理由说服对方，但 就社会反响和支持力量而言，在表层上，古史辨派一方获得了胜利。从学衡派对新文化 运动，尤其是对胡适治学的批评，到史地学派与古史辨派的论战，无不说明了南北学界 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对立。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南北治学精神存在差异。南北两方面 的学风存在很大差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信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 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注：《胡适的日记》，中华 书局1985年，第438页。)就大致情况而言，当时南北学风差异确实如此。此种差异反映 到学校之间，就无形中形成了南高(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对立。当时南高史地研 究会致函北大史学读书会，试图联络感情而无回应，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北方学界以 正统自居，对南方学人的学术活动不甚在意的一种心态(注：钱穆在20世纪30年代就燕 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席，似乎是进入了中国学界的主流圈子，但其始终与北 方学人如胡适、傅斯年等不甚相得，交往甚欢的还是原来南方的学人如汤用彤、张其昀 、缪凤林、王庸和向达等人。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社1998年，第165-191页。)。此种情状的存在，决定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界因素的影 响等原因，南北史学界联合而组建成全国性的史学会只能是一种空想。
三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教育部免去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职务，改任 胡敦复为校长，引起了部分师生的不满。柳诒徵牵涉其中，处境尴尬，最终愤而出走东 北大学，与先他而至的缪凤林和景昌极等人会合。此时，竺可桢也因不满东大部分师生 对部聘校长胡敦复的过激做法，而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梁启超在1923年就离开了东南大 学；杜景辉也在1923年11月病逝；陈衡哲留宁半年后回到四川；徐则陵担任历史系主任 不久，就转而主持教育系；顾泰来在东南大学任教不久，就远走北京供职外交部；白眉 初也在南高师任教不久，回到北京高师。绝大部分指导员的离去，使得史地研究会会员 无从请教治学津梁；其中又以柳诒徵和竺可桢的离去损失最大，因为平时史地研究会开 展的具体活动和学术论文的撰写都是由他们二人负责。1923年，胡焕庸、陈训慈、张其 昀、缪凤林和诸葛麒等人的离校，意味着史地研究会骨干新陈代谢的开始；1925年，向 达、郑鹤声、刘掞藜、陆维钊等人的毕业离校，是史地研究会核心成员的风流云散。后继的史地研究会成员中，很可能缺少上述诸人的才干。因东大“易长风潮”影响，《史地学报》3卷8期延至1925年10月出版，而其终刊号4卷1期，更是拖至1926年10月方才问世，其间间隔长达一年，可以想见当时史地研究会人才之匮乏。
虽然当时史地学派成员星散各处，但他们并未放弃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努力。柳诒徵 认为，“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 道无由”，“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注：柳诒徵：《史学与地学· 弁言》)。与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向达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史地学会事宜，在诸生 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国史地学会，发刊《史学与地学》杂志。中国史地学会会刊《 史学与地学》并未刊载有关该会的详细情形，仅就目前所知，成员依然为南高师时之师 友，柳诒徵担任总干事，具体的编辑和问题商榷等事项由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向达 和张其昀负责。从《史学与地学》刊发文章来看，也以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主。所以，我 们可以认定柳诒徵等人组建的中国史地学会虽然以“中国”为号，但他其实是南方学者 ，或者说是南高学人的一个自发组织，地域限于江浙一带，成员也为南高师旧人，故而 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组织。
1928年，胡焕庸留法归来，任教中央大学，并和张其昀一起创办了《地理杂志》。本 来《史学与地学》将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囊括其中，现在张其昀等人另创《地理杂志》， 并与缪凤林、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倡议另创《史学杂志》以呼应之。“盖孪生 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注：柳诒徵：《史学杂志发 刊词》。)既然犹如孪生兄弟的史学与地学已经分家，中国史地学会之名就有点名实不 符了。经过酝酿，1929年1月，南京中国史学会成立，并于同年3月创刊《史学杂志》。 无独有偶，北方的朱希祖等人也与柳诒徵等人差不多同时组建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 0日，朱希祖与张星烺、罗家伦共拟中国史学会简章。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六校教授、学生共九十四人，推公为主席，并以七十四票，当选为首席委员(其次为陈垣六十票，罗家伦四十九票，钱玄同四十三票，王桐龄四十一票，张星烺三十九票，沈兼士三十三票，陈衡哲三十一票，马衡三十票，候补者陶孟 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注：朱偰：《文史大家朱希祖》，学 林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1月20日，开中国史学会第一次委员会，朱希祖当选为 主席及征审部主任。
南北学界同时出现中国史学会，说明史学界对于协作治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 识，在理论上为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史学会打下了基础。但南北两方的中国史学会 均无多大建树，都未能使对方心悦诚服。南京中国史学会与南高史地研究会和中国史地 学会一脉相承，研究旨趣和成员大体上相对固定，对国际史学界的动向依旧给予很大关 注。1928年8月，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洛举行，陈训慈在1929年3月 出版的《史学杂志》创刊号上作为史学界消息加以报道，然后在1929年5月出版的《史 学杂志》1卷2期上专门从美国《史学杂志》译载了《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记》，认 为“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 ，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 之渐趋安定，而有健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 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此外，南京中国史学会还出版了“南京中 国史学会丛书”，计有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唐宋元市舶史料》、柳诒徵的《中国文 化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和《日本论丛》、陈鼎忠的《通史叙例》和《六艺 后论》等。在刊布同人著作的同时，希望能扩大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影响。而北京的中国 史学会在具体事业规划上较南京中国史学会详明，但这些活动最终都没有切实有效地进 行(注：朱希祖等人意欲开展七种事业：办史学杂志；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分组进行 工作；改良史学教育；推动史学研究；重修清史，修民国史和整理档案；改良地方史志 等。参见朱希祖：《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清华周刊》第30卷第11、12合 期。)。北京方面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和所拟开展的具体事项，说明身在中国学界主流圈 子的学人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国际史学会模式来建设中国史学。就此认识而言，北方学人 明显滞后于以柳诒徵等人为核心的南高史地学派。
尽管中国史学会事不可为，但在地方性的史地学团体建设方面，陈训慈等人开展得有 声有色。1936年1月12日，陈训慈等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了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大 会，以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会议选举陈训慈、李絜非等9人为理事 ，刘文翮、蒋君章等五人为候补理事。同年12月27日举行本届年会，并决定改名为浙江 史地学会，会议选举张其昀、陈训慈、董世祯等九人为理事。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开始 运作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性史地学团体——吴越史地研究会，也于1936年2月由部分 热心研究江浙古文化的学者在上海发起，李济、柳诒徵、朱希祖、缪凤林、董作宾等人 参与了发起注意事项的讨论。1936年8月30日下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 与会者有宁、沪、杭等地会员60余人，蔡元培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简章》规定： “本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凡有志研究吴越史地者 得申请入会……”，“本会设于上海，并得于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注：卫聚贤 ：《吴越史地研究会》，《江苏研究》2卷7、8期合刊。)。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吴 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马衡、柳诒徵、何炳松、李济、陈训慈等任 评议，朱希祖、吕思勉、缪凤林和张其昀等人任理事，董作宾等为常务理事。
虽然南高学人参与、发起了一些地方性史学团体，并徐图扩大至全国；北方的清华大 学历史学会、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等也都开展了不少工作；但于中 国史学会的建设却有无从着力之感。1933年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7次大会，中 国史学界依旧无人与会。位居中国史学主流的北京学术团体，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等机关未曾派人参加，说明傅斯年等学人在中国史学会建设问题上所给予的关 注程度不够(注：中国要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必须由中国政府申请；或由一个代表全国 的研究院请求，如中央研究院；或由一个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史学消 息》1卷3期)中国政府无暇及此，又没有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由傅斯年担纲领衔的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责无旁贷的担负起申请入会重任，但却未见具体实践。)。 当时中外史学交流比较频繁，一些中国学人如王国维和陈垣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 望。对于史学大国未曾参与，国际历史学会也颇为注意。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 田波烈应上海各大教授会常委康选宜邀请来华。“康氏以中国至今无历史学会之成立， 对于史学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约田氏来华讲学，以提高国人对史学之注意，并促进 中国历史学会之成立。康氏抵平后，与平方历史学者研讨结果，认为确有从速组织中国 历史学会之必要，并决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先生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刘主任负 责在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罗校长负责在京联络发起；上海方面则由康氏南返后进行， 务期赶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注： 《康选宜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图书展望》2卷2期。)1936年12月1日，顾颉刚与 陶希圣、连士升一起到北京饭店拜访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商议组织中国历史学会 以便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事项(注：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3年，第264，277，306页。)。具体讨论问题主要有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 援助与中国的财政担负和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始史学工作之条项等。次日，田波烈致函 顾颉刚，请他协助进行此事。在田波烈给顾颉刚的信中，田氏表示“我愿意并且希望你 能领袖着把它组织起来”，“我也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辅助这件伟大的工作”( 注：田波烈致顾颉刚函，见燕京大学历史学希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编辑：《史学消息》 1卷3期。)。同时还附上“中国历史学者订购公报减价通告”，因为按照规定，每个与 会国或会员国均须订购国际历史学会每年出4期、年价75法郎的《世界历史学会公报》 。
在确认田波烈会努力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后，顾颉刚与郑振铎、罗家伦等人开 始积极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的最高研究团体。经过各方交换意见，彼此 都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决定将中华史学会总会设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设立分 会(注：《中华史学会将成立》，《图书展望》2卷6期。)。但由于时局变换过快，抗战 军兴，筹组中华史学会一事很可能就此作罢。顾颉刚在1937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如是写 道：“予在平所管事，燕大史系主任交煨莲或贝庐思女士，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 赵肖甫，歌谣学会与方纪生等，通俗读物社则移绥办理，只剩一北平研究院，仍可遥领 也。”(注：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64，277，3 06页。)在顾颉刚的工作安排中并无只字提及中华史学会，可见此事已经淡出了顾颉刚 的视线。不过，虽然顾颉刚等人组建中华史学会并未成功，但胡适还是作为中国代表出 席了1938年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7次大会，并宣读了论文。中国也在此次会上 ，与爱尔兰和梵蒂冈史学会一起成为新的会员国(注：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3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9-163页。)。
田波烈来华虽未能真正促成中国史学会的诞生，但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史学界学人明 白了努力方向。随着抗战爆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南北学人终于开始逐渐摒弃前嫌 ，不再过分主张双方在精神方面的不一致(注：顾颉刚在就《说文》问题答复柳诒徵时 ，曾说“我很知道，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参见《古史辨》，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年，第228页。)，开始了合作。1940年4月，民国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 员会。吴俊生、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陈东原任秘书，吴俊生、颜树森、陈礼江 、张廷休等7人为当然委员，吴稚辉、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黎东 方、傅斯年、胡焕庸、徐炳昶、雷海宗等19人为聘任委员(注：陈力：《20世纪中国史 学学术编年》，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 出版社2001年，第780页。)，柳诒徵、陈训慈、郑鹤声也是史地教育委员会成员(注： 陈训慈：《劬堂师丛游脞记》，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72页。)。该会于1940年5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改进大中 小学史地教育事项、推动社会史地教育事项、编纂中国史地书籍事项、编制抗战史料事 项”等议案(注：《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工作总报告及参考资 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467。)。1941年7月4日至6日，史地 教育委员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顾颉刚和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一起提出《由本会 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注：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264，277，306页。)。该议案获得大会通过，决定将史地教育委员会作为筹备中 国史学会的通讯处，并由该会酌助经费及发函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到了1942年，已经征 得116位专家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鉴于此，史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另案呈请准予定 期开成立大会，拟与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注：《教育部史地 教育委员会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工作总报告及参考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五，案卷号467。)。1943年3月24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召 开；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也在中央图书馆举行，顾颉刚、傅斯年、方豪、雷 海宗、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郑鹤声、卫聚贤、吴其昌等120余人。顾颉刚担任大 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了理事和监事；其中理事 21人，内有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等史地学派成员，候补理事9人中有向达 、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中均无史地学派成员。1943年3月26日，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 监事联席会议召开，顾颉刚、傅斯年、朱希祖、缪凤林和陈训慈等9人被选为常务理事 。至此，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南北学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于中国史 学会之内。“但总的来说，该会没有太大的作为，与其创办之宗旨并不相衬。战后复员 ，学人星散，中国很快又陷入新一轮战乱。随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学人不得不为生 存与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的活动。”(注：桑兵：《二十世纪前半 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可见，终民国之世，南高史地学派成员都在孜孜追求着成立统一的全国性史学会的愿 望。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仅具先声”，到中国史地学会，到南京中国史学会，到中国 地理学会，到吴越史地研究会，到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乃至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 无不留下了他们努力的足迹。他们创建中国史学会的努力，不仅有理论的指导，也有不 懈的实践。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会的成立；但其中过程 之曲折，则又彰显了民国时期南北史学界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正是此种情绪的存在， 严重延缓了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出现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