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的表象到美的实践
——维尔默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探微
孙琳琼1,2刘子飞3
（1.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401；2.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124；3.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摘 要： 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跨学科综合策略，他们对现代性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根源于他们对文化尤其是艺术的本质的独特理解。如果说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早期思想家借助于艺术与审美活动向人类承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幸福,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的思想家维尔默则保持了对审美功能的克制，借助于对真实、表象与和解的审美表象辩证法的交往拯救为审美乌托邦寻求通达现实之途。
关键词： 维尔默；审美表象；审美实践；真实；和解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主体理性精神得以弘扬，社会获得空前进步，而社会冲突、环境恶化、个体情绪压抑等问题也相应而生。人类没有进入理想的生存状态，反而深陷野蛮，理性似乎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理性危机成为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拒斥还是拯救理性，不同学派致思理路不尽相同。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跨学科综合策略，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反思、批判。他们对现代性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根源于对文化尤其是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关注并非是对艺术超验本质的研究，而是将艺术和审美活动作为对现代性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批判的观照、回应及理解向度。如果说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早期思想家借助于艺术与审美活动向人类承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幸福，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过渡的思想家维尔默则表达了对审美功能的克制，借助于对真实、表象与和解的审美表象辩证法的交往拯救为审美乌托邦寻求通达现实之途。
（2）非心理词典通路。根据形、音对应规则朗读者接受书面的文字视觉刺激直接获得语音，并直接将语音输送至语音缓冲器。这一通路完全不需要心理词典的信息，借助拼音文字所特有的形——音对应规则就可以获得书面刺激的语音（毕鸿燕、翁旭初，2006）。
一、维尔默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的缘起
正如维尔默所言：“我也试图继承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传统，我自己就是在这一传统中成长的”，“兼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性理论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阿多诺与他的时代一起冲破了狭窄历史建构的概念束缚。从这一狭窄的历史建构中将阿多诺美学的真实内涵提炼出来，通过批判和阐释发展这一内涵，这就是导致我进行思考的初衷”〔1〕。这段话向我们呈现了维尔默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缘起的三个重要向度：其一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致思理路的传承；其二是对阿多诺美学思想的批判反思；其三是现代性问题依然是牵动维尔默理论的根本问题。
（一）传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致思理路
在维尔默看来，“批判理论是一种立场”、“一种战后德国能够想象的与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而又不必与德国文化传统、也就是一个人自身文化传统决裂的惟一理论立场”〔2〕。这决定了批判理论必须坚持对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以否定和批判的方式呈现自身。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向世人呈现了由启蒙理性堕落产生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并存的矛盾的世界，理性的自我持存与自我毁灭携手，导致胜利笼罩下的被彻底启蒙的世界深陷灾难〔3〕。尽管此时释放理性潜能依然是解放的途径，但对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本质的揭示已然构成理论批判的重要内容。这一批判并非首先在美学的框架中展开，但是美学却成为阿多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美学与艺术完全承担起现代理性与启蒙的过错，终因不堪重负而陷入困境：如果坚守自律，美学和艺术就会走进自我封闭的象牙塔，丧失“任何实用价值和社会功能”；如果介入社会现实，则面临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威胁，存在着被体制与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现代美学二律背反导致了审美表象的危机：艺术已然处于无意义之中，却又无法摆脱意义的感召。最终，对理性的合理性仅存的“绝望的希望”被拖入审美乌托邦，由此引发了主体与理性的全面危机，早期思想家对理性合理性仅存的希望最终也变成了虚妄。而此时，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另一重要维度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的解构和放弃给予现代性以重创，使得批判理论血统内部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势在必行。为此，对早期批判理论所持的“理性”观念的批判，构成了以早期哈贝马斯为代表法兰克福第二代理论家反思批判理论局限的重要环节。
在哈贝马斯看来，缺乏规范基础是早期批判理论缺陷之一。缺乏规范基础，钟情于否定，使得批判理论在反对“同一性”的同时，不可能以建设性的视角去追问现代社会中理性是否可以是其他形式。因此，他们留有绝望的希望的唯一结盟者，“只能是浪漫主义”〔4〕，也决定了“早期批判理论纲领的失败”是必然的〔5〕。作为哈贝马斯的助手，维尔默与哈贝马斯思想具有强烈的渊源性，却又体现了巨大的差异。维尔默认为阿多诺美学中还存在拯救理性的积极要素，他企图利用交往合理性理论改造阿多诺的救赎美学，他的重构始终没有离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说，他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支援，然而，这种支援也始终没脱离开审美和艺术的观照与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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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拯救阿多诺美学思想
正如维尔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今意义：五个提纲》中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阿多诺对我的持续影响是显而易见的”〔6〕。维尔默在法兰克福成为阿多诺的学生，他对审美及其相关问题的考量主要表现在他对于阿多诺美学思想的分析与重构之中，对这一内容的批判和拯救成为他的思想以及我们理解他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维尔默认为，“两种辩证法（主观化和具体化的辩证法，审美表象的辩证法）之间的相互渗透构成了阿多诺美学的运用原则”〔7〕。“艺术作品中实现的审美综合与概念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确实并不破坏特殊的、被抑制的和非同一性的东西。基于这个理由，艺术作品对于阿多诺来说成了非物化认知的卓越媒介，同时是把部分非压迫性地整合到整体中的典范”〔8〕。然而，维尔默认为，由于“受到了元理论框架的某些基本缺点的限制”，阿多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艺术真理问题的过度诠释”，使得美学、艺术无形中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不得不切断自身同外部的联系而陷入危机。因此，“阿多诺审美现代性理论被拯救的一个前提是它能够朝某个外部背景转向”〔9〕，其核心就是“能够成功地使其美学的核心范畴从内部运动起来，并且将这些范畴从其辩证法的一成不变中释放出来”。真理、表象和和解之间矛盾运动的审美表象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aesthetic semblance）构成了阿多诺美学的基石，既是其超越性努力的核心，也是问题所在，维尔默对阿多诺美学的批判和拯救就从这里入手。
（三）持续关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
在维尔默看来，若“真实意味着忠于现实，那么艺术真实的前提是，它必须将现实作为某种非和解的、对抗性的、破裂的世界展现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必须将现实展现于和解之光的照耀下，即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对支离破碎的成分进行审美综合”〔12〕。借由此，表象和解之局得以呈现，它呈现为一种矛盾结构：即艺术作品要表达的及其自身都是矛盾、非和解的，但又要对分裂、对抗的部分加以综合，以期趋向和解。这样一种矛盾结构就使得艺术必须调转方向，面对自身的原则，成为审美表象的反叛。“现代艺术作品在运动中凸显审美意义，而在同一运动中又要否定这一审美意义”，而“对意义的否定也是某种意义，就仿佛在肯定性的表象和毫无遮掩的反艺术之间做某种平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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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尔默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的内容
维尔默通过对真实、表象、和解三个环节的辩证运动的交往拯救捍卫与重构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一方面保留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大厦，另一方面尝试对审美的功能加以限制，使之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在同耀斯等人的对抗过程中维尔默将在阿多诺这里显现的审美表象辩证法作以系统阐发，阿多诺思想遗产得以时代化。
（一）真实：从表现到潜力
在维尔默理念看来，要想准确把握表象的辩证法，我们首先要准确地理解艺术真实。维尔默借用阿多诺的“拯救之光”理念，指出艺术是不能借助自身实现对“拯救之光”本身的呈现，它所呈现的是“拯救之光”下的现实。“艺术作品的真实内涵取决于以下因素：现实不被歪曲，现实按照其自身的面貌在真实内涵中得到体现。”维尔默又对真实进行了进一步划分来解释这一内涵：真实可以被划分为真实1与真实2。真实1即审美的贴切性，就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审美体验过程中对于审美客体、改造对象的真实性把握，亦可称为审美综合。真实2即现实。真实1与真实2的统一也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只有通过审美综合（即真实1），艺术才是对现实（真实2）的正确体现。另一方面，真实1成功的前提是，正是通过审美综合，真实2才得以体现。这样，维尔默就将阿多诺对于艺术真实的内涵划分为真实1与真实2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共存的。随着艺术作品与和解之间的关联的实质化，这一关联也就变成了艺术作品真实内涵的中心元素。
对于艺术作品本身的真实内涵，维尔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所谓艺术真实更多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真实潜力，而非字面意义上的真实。它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艺术作品能取得的潜在效应，其二是艺术作品发掘真实的潜力。由于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审美生产中将真实效应变成了真实内涵的载体”，因而将艺术的真实理解为真实效应（潜力）的设想还需做出进一步说明。维尔默认为，“在艺术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它诱使我们将艺术作品本身（或许许多艺术作品）理解为真实需求的载体。艺术作品的这种对于真实的需求是与其对审美适应性的需求息息相关的。”维尔默从直觉本质出发，通过引入“隐喻”的概念探讨了审美适用性（贴切性，真实1）与真实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人们可以用隐喻来反映人的直觉，从而进一步揭示、显露、表现现实。然而隐喻在整个审美环节中又存在着误导的可能，原因在于在艺术层面中，表现自身之物只能在表现物中被感性地表现，而不能直接作为表现自身的现实。维尔默通过“现象”与“表现自身之物”的关系阐释表明，要想准确把握真实，除了“表现自身之物”要如实还原“现象”之外，对于真实本身，我们也要有一个经验性的认识。
至此，前文提到的维尔默所提出的艺术真实的“潜力”设想也就逐渐清晰了。如果说艺术家对于现实的感性识别与创作是对现实的第一层经验，那么在审美体验过程中，审美主体对于现象（艺术作品）的识别就变成了第二层经验。第二层经验通过艺术家的第一层经验解释使得经验变成了体验。“艺术改变着熟悉的体验，结果是已经熟悉的东西只有在事后才会变成可以被重新识别的东西”。“艺术揭示的不只是现实的东西，他也打开人的眼睛，改变感知，消除无能，使我们有能力借助审美体验去学会如何感知和体验现实”，而艺术“打开眼睛”“改变感知”的能力就是蕴含了“潜在性”，艺术真实也就是真实潜力。
试验得到圆柱壳、开孔圆柱壳、含补强件圆柱壳的轴向压力随时间变化关系如图3所示。轴压曲线先增大后减小。轴压峰值分别为57.46 t、45.47 t、55.66 t，约为149.4 MPa、118.3 MPa、144.8 MPa。
（二）表象：从拯救到限制
如前所述，在反思早期批判理论困境的同时，批判理论还必须在理论上回应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的抛弃和解构。在此之前，尽管哈贝马斯在同后现代主义论战中受到后者一定的潜在影响，但总体来说，他还是把后现代主义关在现代性大门之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真正对话与沟通也就悬而未决。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Kellnel）和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在指责哈贝马斯歪曲后现代理论的同时，也在歪曲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真是不幸，假如后现代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能够展开真诚对话，那么将会极大地有益于当代哲学和社会理论”〔10〕。而这正是维尔默努力的方向。
与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激烈批判不同，维尔默认识到阿多诺美学思想中推进批判理论发展的积极要素。他致力于达成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之间的和解。维尔默的努力首先是双向度的，一方面是充分理解和把握哈贝马斯语言和交往行动理论范式的转换，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影响，将在哈贝马斯那里已经显露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对批判理论和语言学进行了更为有效的理论整合；另一方面是借助于审美表象辩证法对阿多诺美学思想潜能和动力的释放。最终实现了审美嵌入模式下交往理性的重新建构，最终将其安置于人类实践活动总体之中。随着交互的、交往的行为主体嵌入到艺术、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关联的范畴图式中，艺术形式不再被接受为“首要的和解图式，而仅仅作为主体间交往的媒介”，作为程序的、交互的手段，那么艺术形式就出现在主体形式与社会化形式的相互补充中。通过充当社会上各个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媒介”，艺术重新进入生活过程。“在这种新的关系中, 创造性的、交往性的艺术潜能就被创造性地吸收进民主生活实践中”。后期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理论的影子以及通向霍耐特“多元正义”的趋势，在维尔默审美嵌入的交往理性的建构中得以呈现。在这个过程中，阿多诺思想价值得以时代化，批判理论三期思想沟通通道被打开。
耀斯借助于“交流”瓦解了真实-表象-和解这三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耀斯认为，“艺术作品只是通过否定自己的起源，才形成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只有当艺术抛弃掉所有的奴性，并‘反对社会统治及其对习俗的干预’把自身从经验中解脱出来，从而表明‘这个世界本身必须改变’的时候，艺术的社会意义才可能获得恰当的界定”〔15〕。艺术加入社会解放进程以获得自身独立具有的二重否定性，表现在艺术与制约它的社会现实的关系中和由传统决定的艺术的历史起源中。维尔默对于耀斯的这种破坏性否定持反对态度，维尔默认为，阿多诺关于真实、表象与和解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线性的“现实-艺术-乌托邦”关联，而耀斯为这一关系赋予的交往功能使得艺术不再是阿多诺理性中那个通往和解乌托邦的媒介，而是变成了被人们指派去完成生活实践活动的工具。维尔默站在维护阿多诺美学理论大厦的立场上，以保留阿多诺美学根基并释放阿多诺美学潜能为目标，同时不放弃阿多诺的乌托邦愿景。维尔默并不像阿多诺那样将“表象”这一概念孤立化从而成为现实-艺术-和解这一线性关系中的一环，而是认为要限制艺术的功能，同时又扩大艺术功能的外延。限制艺术功能，将其视为一种效应，一种依靠艺术真实所散发出的、作用于审美主体的潜力，一种依靠艺术真实来挖掘现实真实从而激发社会主体批判能力的潜力；扩大艺术功能的外延使艺术面向的不再只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乌托邦，而是重建同现实、社会、主体等向度之间的关联。
（三）和解：从目标到向度
维尔默将阿多诺的“艺术作品与和解的实质性关联”置换为一种功能上的关联。维尔默的置换模式与其对于艺术真实的重新定义及审美表象同现实、社会、主体等向度之间的关联是一脉相承的。重新定义艺术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强调发挥艺术作品的潜能，建构审美表象同现实、社会、主体等向度的关联是为了突出艺术作品对于现实社会的反作用力，将阿多诺的“艺术作品与和解的实质性关联”置换为一种功能上的关联则是提醒我们和解并非艺术的全部而只是它们的一种功能。
宫殿大门上方的屋顶上镶嵌着一座大钟，大钟顶部则戴着一顶“王冠”。同样吸引眼球的还有大门上方雕刻着的徽章，上面的独角兽是苏格兰的象征。
维尔默在维护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前提下，通过对真实、表象、和解辩证运动的重构使艺术同现实生活相连。维尔默限制艺术的功能以及扩大艺术功能的外延并不意味着他割裂了表象通往和解乌托邦的通道，相反，维尔默认为：“如果可以将审美表象理解为存在于幻想和智性-反思之间充满乐趣而自由的互动关系，那么真理和现实乌托邦两者的乌托邦式的‘绚丽的表象光辉’最终并没有被彻底阻断”〔16〕。因此，虽然说在最终沦为空想的救赎理想面前，维尔默选择跳出这种弥赛亚情结，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那些越来越难以维系的向上向下的通道，而是将乌托邦式的和解图景置于一种美好愿景的位置。
维尔默对于后现代性也的确表现出更加包容的态度。他没有诉诸建构，一方面是因为无法超越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维尔默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学术分歧，维尔默对哈贝马斯交往共同体、交往共识等理想化色彩的词语以及交往展开的理想化条件都存在质疑。他在关于后现代性的不同表述中“看到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将它视为某种易逝的、很快就被人遗忘的摩登事物”〔11〕，他发现在后现代性中，形而上学并非终结，而是以改变自身的存在形式的方式得到延续。形而上学在衰落时显露它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作为一种动力在后形而上学中得到继承，也成为联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重要纽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在这一纽带下交错关联。遗憾的是，传统辩证法已无力统摄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维尔默则尝试用主观化与具体化的辩证法与审美表象辩证法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叠向我们描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维尔默认为，这种辩证法并非纯粹的理论辩证而是奠基于后现代语境下美学与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同后民主政治实践相关联。问题是艺术如何走出自身，同生活实践、社会政治获得关联，恢复自身的衍生与组织能力。维尔默在阿多诺美学中找到了动力，批判和拯救这一动力，审美表象辩证法对揭示这一动力至关重要。
（四）交流：从外在到嵌入
维尔默通过重新定义“艺术真实”、重新定位“表象”再到跳出“和解”的乌托邦完成了对审美表象辩证法的改造。总体上看，这些改造的完成是依靠着将交流性置于审美表象辩证法之中。维尔默对于真实、表象、和解三部分的重新解读，其本质上是为“交流性”的进场寻找更好的路径。这种“交流性”的内嵌总体上体现在维尔默对于阿多诺审美救赎范式上的转换。维尔默通过重新定位表象（艺术作品这一环节），发挥它对生活实践，对接受主体的潜能，对于阿多诺的真实-表象-和解，抑或说现实-艺术作品-和解的乌托邦这一一维线性关系，维尔默将作为接受者、交往者、行为者的主体纳入艺术、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之内，形成艺术作品与生活实践、接受主体的一种互动，从而产生一种“多维性”效应，使得阿多诺美学思想置于一种“运动”中。
转换审美救赎范式的阐释还不足以解释清楚交流性如何作用于审美表象辩证法，因此，维尔默承接了阿多诺关于开放艺术形式的观点来进一步说明。维尔默认为，面对审美现代性的困境，现代艺术一方面必须与这种虚假的同一性和暴力统治针锋相对，坚持自身的否定性与颠覆性；另一方面并非在这种困境面前放弃意义的表达、构形和综合，相反它被要求具有更高的表达、构形与吸纳能力。我们对现代艺术就会有这样的认识：“对现代艺术而言，一个更具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组织方式变得非常必要，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把那些之前被驱除的异类的、与主体不相容的和无意义的汇聚起来。”现代艺术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消除界限，开放作品形式。“现代艺术的开放形式，不仅仅是非中心化的主体和无序世界的审美镜像，而且意味着一个新的、更具洞察性主体的出现，它更能够接受自己中心丧失的事实。”这个新的主体，“不再体现为资产阶级主体的僵化统一体，而是个人自身学会了在‘液态媒介’中交往的、更具灵活性的统一体”。维尔默甚至将艺术自身的革新、审美主体的提升拓展到整个社会领域：“我们从现代艺术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类型的综合与整体，在那里那些零散的、分散的、一类的、无意义的事物将汇聚到一个非暴力的交往场域，在那里将展示出艺术的开放形式以及一个不再僵化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开放结构”。而这种“艺术自身的革新”“新的主体”出现就是开放艺术形式的体现，就是维尔默提出交流性置于审美表象辩证法之中的结果。
三、维尔默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的价值
维尔默发现了联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重要纽带——（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因此，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可以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互为联结。形而上学的合理内核在后形而上学那里得到延续，并作为一种动力贯通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各种阻塞。在维尔默看来，所谓的后形而上学语境体现为：其一是一种意识、视角和方法；其二是力量、动力情状；其三是场域，一种网状的能够适应模糊、含混与无存的存在。传统辩证法已无法统摄这样的领域，维尔默提出了交叠辩证法（主观化与具体化的辩证法，审美表象辩证法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叠）的构思以驾驭这种局面。维尔默在具体的运用和语境中向我们呈现了场域交错、开放但不导致相对主义，具有多重复调但不混杂，贯注动力、倾向、生机、活力以及模糊的、清晰的后形而上学辩证法的图像。
三是市场需求增速放缓。1～9月，油气消费总体虽然保持较快增长，但较上年同期有所放缓，且柴油表观消费量持续下降，降幅不断扩大，显示宏观经济活动有欠活跃。从化工市场看，主要化学品生产增速长期徘徊在2%左右，持续低位运行，表明化学品市场需求增长总体依然乏力。
（一）批判理论视域中的审美表象辩证法
1.开启联结批判理论三期思想的通道
维尔默认为正如阿多诺所论述的那样，工具合理性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技术的进步使得艺术技巧褪色，人们更多地依靠现代技术创作而非主体的技巧；技术合理性致使主体被削弱，审美主体已不能深刻地感受艺术的自由潜能；审美材料的发展使语言的个体化最终沦为预言的蜕变。而艺术作品（本真的、前卫的艺术作品）是合理化世界中最后的理性残余，在艺术作品中，工具的合理性被扬弃，具体的、审美的合理性最终归诸模仿冲动与理性建构成分的融合，且“艺术作品本身代表了经验实在的成分的美化，使实在显现在调和的光辉中：艺术作品就是调和的表象”〔14〕。维尔默始终强调释放阿多诺美学的潜能，其着手点就在于限制审美表象，这一点通过维尔默对耀斯的批判得以展现。
2.激活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视域
审美表象辩证法作为维尔默视域中阿多诺美学的基石，也是症结所在，因此它成为维尔默批判拯救阿多诺思想的切入点，成为维尔默和阿多诺思想的重要连接点以及维尔默理论体系得以延伸和拓展的动力。后期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理论的影子以及通向霍耐特“多元正义”的趋势在维尔默对审美辩证法交往拯救与建构中得以呈现。维尔默以审美表象辩证法开启了对审美与辩证方法的视角融合，实现了对后形而上学视域中交叠辩证法的探索，为我们描绘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开启了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视域，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文化建设特别是发挥艺术形式在生活实践中的作用提供了思路。
要建构这样的辩证法，进而挖掘“后现代脉动（Rostmodern Impuls)”〔17〕，维尔默再次回到现代艺术中,在维尔默看来，后现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审美现代主义，或者说深深植根于审美现代性主义。为此，借当代语言学成果以及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之力〔18〕，维尔默实现了对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以及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立场的深刻反思，并指出，只有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审视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才能将后现代的内容纳入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理论中。审美表象辩证法对审美与生活关联的重建作为维尔默批判拯救阿多诺美学思想的起点，也成为探寻贯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动力的关键。他从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的美学与艺术入手，走出一条疏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路子。
现阶段，直肠癌术前分期所常用的检查技术主要包括直肠超声，直肠镜，MRI和CT。其中，MRI检查技术可以实现无创性检查，软组织分辨率比较高，可以为直肠癌术前分析提供较多信息，因此被广泛应用临床中。此次研究主要是探讨分析在诊断直肠癌时并进行术前分期时应用MRI与CT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王树林出了电梯，手机已然开启。并没有再次出现短信。他快步地朝小区大门而去，雨未停，空气清凉。一路上思磨着那两个问号的意义，犹豫着是否要回拨一个电话。他和伍亦苒有过设定，他们的交往过程追寻的就是快乐。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任何一方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一定有诸多不便，换句话说，另一方无须抱怨和勉强，他们都以不破坏现实状态为最高出发点。
3.重思批判理论审美维度与生活实践的关联
回溯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致思理路可以看出，关于审美乌托邦想象的这块“飞地”历经阿多诺、哈贝马斯最终到维尔默，与现实的生活实践已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也是维尔默理论致思的初衷，亦如他所讲：“马克思和批判理论（家）都试图根据一种解放社会的规范基础的观念分析现代社会，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地在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与他们的理论的乌托邦视界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联系”〔19〕。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其实质就是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与双重性等问题未作深入的考量，或者其判断终究受制于自身的理论旨趣或历史驱动的压力。自律性的艺术以批判异化现实为基准，保持二者间的距离，从而作为异化现实的对立面而存在。将艺术与审美视为“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从越来越沉重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下拯救出来”〔20〕的独特领域。
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寄希于审美乌托邦救赎，以理想超越现实；经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开启对审美话语的反思，审美乌托邦被一种关于审美话语有效性的审慎反思所代替。维尔默在审美环节中嵌入交流性，重新构建起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关联，同时约束审美的救赎幻想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加以实施。可以说，从阿多诺、经由哈贝马斯到维尔默走出了一条向马克思审美理想回归的路径。审美在马克思的视角中，既不是抛弃现实的“飞地”，更不是迷失于尘世的表象。他始终致力于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面，重新赋予主体现实性、具体性，恢复主体身份，将主体内涵与从事社会实践的个体相关联，审美理想的现实化不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践上与人相关联。马克思转化了对审美理想的实现方式，将理想之途的探寻置于现实之上，而审美活动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典范却始终未能离开马克思的视域。以审美和艺术的理想之维、自由之维观照现实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维尔默通过审美表象辩证法的阐释开启了审美和艺术活动向生活实践回归的探索之途。
4.探索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辩证批判方法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同它的批判方法论原则始终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它的批判方法论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支撑；批判方法论原则体现了批判理论的逻辑展开。前者表达了“是什么”，而后者则呈现了“怎么样”的问题，因此，二者相辅相成。自诞生之日起，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形成了自身方法论的特征。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其二是跨学科综合，对来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保持开放姿态，体现了对辩证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美学方法的综合运用。维尔默以审美表象辩证法开启了对审美与辩证方法的视角融合，实现了对后形而上学视域中交叠辩证法的探索。维尔默为了描绘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选择了“辩证法”。在维尔默看来，这种辩证法“不需要什么哲学或历史哲学的知识”，它应该“抛弃它的内涵（一种自我实现的真实、一种自我实现的历史）去理解”〔21〕。维尔默所设计的辩证法是一种“视角阐释”，是对现代与后现代意识中所独有的“模棱两可”的统摄。维尔默认为，只要我们愿意，这样的“辩证法”也可以被称为“后现代的”。维尔默所理解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后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而辩证法则内在于它们，可以直观地显露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维尔默实现了批判理论与批判方法的视域融合。
（二）维尔默理论体系中的审美表象辩证法
维尔默十分看重艺术对于政治实践的作用力，在他看来要想真正发挥艺术功能，除了开放艺术形式，使其与生活实践关联外，还应借助政治实践的力量。维尔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审美体验与批判理论的乌托邦维度联系在一起，因为艺术可以说出人们说不出的东西，这就为政治参与和交往行为的公共空间建构提供了便利。同时，如果人们还相信艺术的解放潜能，那么实际上应当揭开艺术与生活世界坐标变化的痕迹。从这些痕迹出发，人们就能捍卫艺术与生活世界关系变化的观念。在这些观念中，创造性的、交往性的艺术潜能就被创造性地吸收进民主生活实践中。开放的艺术形式中所吸纳的多重要素也随着艺术潜能的发挥而转化成一种民主潜能，艺术发挥其功能就成为可能。这样，在维尔默整体思想理论体系中，重构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就成为其对于现代性批判以及政治领域探索的中间环节。维尔默通过为表象减负、限制艺术功能，将交流性嵌入审美活动中，艺术与生活实践重建关联，艺术的潜能得以发挥，通过弥合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最后通达真理（真实）。在此基础上，维尔默还注意到审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交叠辩证关系，这种交叠不是线性交错而是场域交错，一种没有僵直边界的视域。在这种视域中，各种现代性维度相互咬合与交错、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需要，呈现为一种网状分布，向现实与经验、历史与未来开放，随时准备着自我捣毁、修正与重构。如果说维尔默对于审美表象辩证法的建构是对阿多诺美学思想的一个拯救，目的是消解表象危机，那么审美表象辩证法与交叠辩证法的交叠体现了维尔默对于主客体关系以及审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观照。
纵观维尔默思想，对美的关注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早期对法兰克福学派规范基础的评论到对现代性的批判，再到最终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述，美始终嵌入其中。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的构建从总体上为维尔默思想体系确立了方向，总体上看，维尔默关注现实人的生活状态，关注现实社会的和解与解放，并诉诸政治实践，他的审美现代性的后现代实践不只是美学与艺术的实践，还同后民主政治实践关联起来。在经过维尔默改造后的审美表象辩证法中，和解要素被置于一种愿景、向度的位置。同样，和解了的社会状态就是一种美的存在，因而，维尔默在其思想体系中对于和解的向度定位也就是对“美”的地位的一种确立，即理论向往与生活愿景的存在。
临床上应用的治疗药物主要有2种：一是化学合成类抗球虫药，如磺胺类、地克珠利等；二是聚酶类离子载体抗生素类抗球虫药。除了药物治疗，应加强饲养管理，将雏鸡和成鸡分群饲养。在该病流行季节，应加强检查饲料，不喂已发霉的饲料，且适当投喂维生素A、维生素K和其他添加剂，提高鸡的抗病能力。
（三）社会现实中的审美表象辩证法
维尔默从审美表象入手释放阿多诺美学的潜能，并重构审美表象的辩证运动。在维尔默看来，审美表象如果没有转向乌托邦而是同现实、社会、主体等向度关联起来，那么原本的真理或和解冲动就可以转换为美学、艺术自身强大的造血功能，从而对社会现实更具统摄力。艺术与社会的重新关联能够避免夸大自身的解放能量或把和解视为首要的功能，而只能“作为交往调节的媒介”“生产和反映的媒介”，这样，“艺术作品才能从形式上与主体和社会化形式的变化协调一致”。维尔默从历史的横向（历时）与审美的纵向（共时）层面区分出现代艺术的两个层面。“现实意义和主体的不断崩溃”是发生于历史的横向层面的，而审美不断将那些远离主体和意义的经验纳入自身，则是发生在纵向层面的。在维尔默看来，阿多诺恰恰是因为忽视纵向维度，导致他只能从艺术的否定功能中看到意义和主体的崩溃，而看不到否定的生产能力。在维尔默看来，阿多诺美学之所以充满乌托邦、和解色彩，在于他从实质上（in a substantial sense)而非从功能上（in a functional sense）把艺术同乌托邦和和解关联起来。而这种区分格外重要，维尔默认为，和解并非是艺术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种功能，这“意味着艺术指向‘非暴力的交往乌托邦’时，也同‘非审美交往的形式’、‘理解我们自己’、‘世界形势的改变’相互关联”〔22〕。这意味着审美体验以非概念的方式在同自我、社会之间复杂多重的关联中行使自己的认知与启蒙功能，审美的认知功能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除了认知之外，它还包括情感、道德实践等多方面。因此，审美认知“更接近于一种表达、评判、感觉或感知的能力，而不是认知活动的结果”〔23〕。
维尔默主张艺术功能向政治实践蔓延启示着我们，思考艺术以某种形式对现实的介入或回归，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过程中如何发挥文化特别是艺术形式在生活实践中的作用提供了思路。这些对于我们了解文化现象的历史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因此，对审美表象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化艺术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重新思考文化艺术在政治实践与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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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esthetic Semblance to Aesthetic Practice：Wellmer’s Dialectics of Aesthetic Semblance
SUN Linqiong1,2 LIU Zifei3
（1.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2.Center fo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 Universities,Beijing 100124,China;3.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 is committed to 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and their criticism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observ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re rooted in their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ulture,especially art.If the early Frankfurt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Adorno promised mankind a kind of utopian happiness with the help of art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As a transitional person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ol,Wellmer tries to keep the building of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while limiting the aesthetic function.Different from Habermas,Wellmer tries to use dialectics of aesthetic semblance to connect reality and aesthetic utopia.
Key Words: Wellmer;aesthetic semblance;aesthetic practice;truth;reconciliation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9）04-0117-09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孙琳琼，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子飞，男，河北邯郸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哲学审美维度研究”（15CZX005）；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研究”（200802010101）；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项目“批判理论语境中维尔默政治美学思想研究”；河北省宣传文化专项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哲学审美维度研究”。
【责任编辑 康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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