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晚清论文,社会论文,近代化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城市及城市社会、文化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而开始近代之旅，是以开埠作为历史契机首先在条约通商口岸缓慢展开的，这与欧美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行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现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显然迥异。但是，近代中国人在促进城市社会、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并非毫无作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便是国人依靠自力与内力进行近代工业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首次尝试。
（一）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第一道闸门不是由民族资产阶级，而是由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洋务派来启动的。尽管其初衷在于军事工业的近代化，但最终却引发了原料、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一系列工业部门近代化的链式反应。首先是军事工业对能源及原材料的需求，于是产生了一批相关的近代工矿企业，如天津机器局之于开平煤矿、马尾船政局之于台湾基隆煤矿、汉阳兵工厂之于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其次是近代交通、通讯应运而生。中国近代由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导源于开平煤矿向外输送煤炭，而中国最早的电报线路天津至上海也出自军事防务需要，“中国兴造电线，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为其次”〔1〕。第三， 洋务运动后期的民用工业也与军事工业有关，“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给他们的部队供应服装，给他们的其他洋务项目提供资金，两人都开办了纺织厂。张之洞为了给他的兵工厂提供原材料，给京汉铁路提供钢轨，在中国的中部汉阳建立了一个钢铁厂。与此同时，有一些面粉厂、棉纺织厂、缫丝厂和其他消费品制造厂，也在沿海省份的一些主要城市中逐步地开放起来。”〔2〕
以军事工业近代化为旨趣并推及民用工业近代化的早期工业化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城市化浪潮。与传统城市之兴出于政治与军事需要的外在动因不同，近代城市化运动是在工业化内力作用下通过经济杠杆变传统乡村社会为近代城市社会独特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便是大量乡村人口受工业化运动的推动而聚集到工矿企业和城市生产生活服务行业领域。对此，当年主持其事的洋务大吏们似乎早有清醒的预料。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曾经不止一次谈到矿业和铁路的兴建将会带来人的集聚和市面的繁荣。“铁路之市易既繁，夫车亦因之增众。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 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月赋工糈，皆足以仰事俯畜，其稍饶于财者，则可以增设旅店，广买股分，坐权子母，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3〕“大抵挖煤机器不外抽水、 起重两种，皆是协助人力之事。能用机器则出煤愈多， 用人愈众。挑挖民夫、转运船户从前用百人者，今必加增至四五百人；从前用船千余号者，今必增加至四五千号。”〔4〕事态的发展也确乎证实了李鸿章等人所言不虚。当时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在一批新起的工矿企业和铁路电信运输部门，结集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如开平唐山据保守估计有5万余人， 大冶及附近矿区有3000余人。山东淄川铅矿开工后，数年间聚集大批外乡人，当局恐“日久生事”，以至不得不采取办法加以限制，“现拟挖矿人夫即令附近二十七村居民愿入厂工作者，造具名册，轮班雇用”。〔5〕据统计，到1894年，包括洋务企业在内的近代工业中仅雇佣工人就近10万人。其他附带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工人家属当更多。二是由于洋务运动几乎在所有的省城都设有机器局，尤其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大规模投资，使这些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吸引大批乡村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上海在1843年只有23万人，至1880年突破100万人； 武汉1840年前约20万人， 到清末已达80万人；天津1840年前后城区人口 19万余人，到1900年已达32万人左右。据初步估计，1893年，城镇人口已达2350万人，而1843年是2070万人。“1843年的区域总人口比1893年还要多……1893年的城市人口要比1843年大约多300万， 相反总人口增长稍小，于是半个世纪中出现了有意义的城市化发展。”〔6〕
与乡村人口都市化相伴随的，是一批乡村被早期工业化浪潮所淹没，演变成新的工矿城镇和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光绪初年，一位外国记者“从天津到芦台，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平原，十分荒凉；有些地方连一栋房舍一棵树都看不见，又有些地方只有几块地种着麦子和黍子；但大部分的地上是野草和芦苇”。“开平是个小地方，除了集日以外，没有任何重要性。从前它有城墙，有些地方还留有废城残迹，但颓毁已很久了。从芦台往开平的路上，最初五六十里地方很象从天津到芦台路上的情况”。〔7〕但是到光绪二十一年， 开平的自然人文景观已发生根本改变，由“阖村烟户只十八家”的乡野发展为“现已千计”〔8〕的工矿业专业城市：“地面上，工厂、仓库、洗煤机等很引起旅客的注意……”〔9〕。湖北大冶黄石在大冶铁矿未修之先， 仅有一条四户人家的所谓“谈心街”，几年后却“日跻富庶，人材蔚兴，屹然为扬子江流域一巨镇”〔10〕。江西萍乡安源也由人烟不稠的荒山僻野变为几万矿工和商民结集的“小南京”。乡村城市化潮流的涌动，不仅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城市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使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态结构开始改变，近代城市不再像传统城市那样孤悬于荒野乡村之中，而是被一批相应的中小城市所拱卫，如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唐山、秦皇岛等城市在内的华北城市体系初具雏形；以汉口武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带的初兴；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遍及东北各地的一批工矿专业城市和港口城市等等。早期城市化由此呈现出从乡村演化为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发展为中、大城市良性发展的兆头，正如斯本格勒谈到近代欧洲城市化运动时所说的那样：“小城市最终必定战胜附近的农村，它们以‘市民意识’渗入农村，自己却同时被人口更多、更活跃的居民点吞噬和征服。这些城市组成若干城市体系，有规律地围绕一个中心城市运转。”〔11〕
乡村城市化当然不只是自然、人文景观的简单改变，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经济生活在比自己高一级的生活方式面前向城市臣服，开始纳入城市文明体系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近代城市开始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城市只有在面对一个低级的生活形态时，才能作为城市而存在。这条规律没有例外，任何特殊情况都不能取代它。城市无论大小必定在其周围有乡村，必定把部分乡村生活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必定迫使四乡参加它的集市，光顾它的店铺，接受它的计量标准，向它的放债人借款，请教它的律师，甚至享用它的娱乐。”〔12〕洋务运动时期的城乡关系与西欧近代早期的这种情形颇多类似之处。首先是乡村经济受惠于工业化运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如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织呢局需要大量羊毛，兰州周边地区的商品化农牧业因此而获得发展。张之洞在武昌开办织布局，引进美国棉种，令江夏等10州县棉农“小心培植”，并采取对棉农奖赏的办法鼓励其种棉积极性〔13〕，有力地推进了武汉附近农村农业商品化进程。其次是一批新兴工矿、交通枢纽城市周边农村服务于城市的二、三产业勃兴。山东峄县自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在枣庄发现并掘挖煤矿后，四周居民一改传统单一的农业谋生方式，服务于工矿企业生产、生活的各种工商产业蔚然勃兴，“自矿物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数年之间，商贾流通，无业穷民皆得佣工糊口，即本地殷实绅耆，亦多集资附股，共霑乐利。 倘将来畅出畅销，分济轮船、机局之用，足供各处商民购运。”〔14〕这就是说，在峄县枣庄煤矿因此而产生了商业、工业、运输等多种新兴产业。江西萍乡亦复如此，除商业外，“挑挖民夫，转运船户，皆相应而增，国家因此兴利，小民即以此养生”〔15〕。在铁路沿线枢纽城镇，与铁路运输相关的各种服务性行业及人员也应运而生：“修路扫轨，升旗听电，收票验座，查輠敲轮，运煤添水，搬货物，运行李，卖新闻，贩茶果，伺应店客，巡察栈货”〔16〕等不一而足。第三，农村社会风俗和文化价值观念受城市的影响而发生缓慢的变化。在那些新兴工矿、交通枢纽城市的周围和大都市的近郊农村，近代工业文明不仅使乡民们尝试到与传统农业文明完全迥异的物质生活，而且带来了一系列观念的改变，如重农贱商、重义轻利意识，守土重迁观念、保守排外心理、宗法家族纽带等，都随着从商做工得到淡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崇俭尚朴的淳厚乡风为嗜奢华、喜淫巧的都市习尚取而代之。乡村生活都市化趋势有所露头。湖北蒲圻农村“自铁路四通，奇技淫巧，毕萃于都市，故近城镇者习奢华”〔17〕。
早期工业化运动所带来的城市对乡村的影响与同化，尽管只是局部性和初步的，但却体现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由城市向乡村、由经济向社会文化作整体性推进的历史态势。这一态势对城市近代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意义不可低估。近代城市与传统城市一样，都作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中心而存在，但不同时代所代表的文明内涵却截然不同。在古代，传统城市是农业文明的集中代表，“城市只有在很少几方面有别于农村。在建筑、消费方式和学术文艺的繁荣等方面，城市对于悠闲的拥有土地的精英们，显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18〕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古代城市与乡村是“无差别的统一”，不是城市影响农村，而是农村包围城市，一直处于“城市乡村化”的历史状态中。〔19〕直至前近代时期，这种状态也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从前现代城乡协调交换的观点看，中国就是一种稳定的样板。城乡之间被一条鸿沟截然划开的问题，并没变得十分明显。无论是国家，还是既存的精英集团，或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都没有推动城市与其四乡建立起的关系。”〔20〕近代城市则完全不同，由于工业化运动给城市注入了新的文明因子，城市的功能结构由传统的政治型、军事型向工商型蜕变，城市作为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集中代表，开始与封建农业文明的乡村对垒并对其施加影响，拖着乡村一同朝近代化迈进。近代城乡关系的这一深刻变化，不仅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而且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城市的演变当然不是自发进行的，不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内生’现象，这一演变始终受制于从内部到外部对之施加压力的社会。”〔21〕在中国，对城市近代化施加压力的当然是来自传统的乡村社会和农业文明。早期工业化在推进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与这种“压力”产生抗争，它对乡村自然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文明价值体系的冲击，使长期居于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传统封建农业文明不得不有所妥协和退却，两种文明的对立状态初露端倪。近代城市社会正是在这种对立的关系格局中，给自身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城市被乡村所制约、同化的历史惯性得到某种程度的制止，外部社会对城市施加的种种压力有所减弱，“乡村城市化”尽管还局限于过渡状态但成为历史趋势，中国城市就是在这样的乡村背景下迈开了近代化的蹒跚步履。
（二）
工业化与城市近代化有一种先天性亲缘关系，城市既为工业化提供舞台，也因工业化运动而发生巨变。因此，当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以城市为舞台演出一幕推进中华文明史近代化的历史活剧的时候，城市首先受惠于斯，其社会文化环境得到长足的近代改善。
城市功能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 中国城市尽管起源很早，数量很大，但其功能结构都较为单一，除了少量的商业性和手工业市镇如清初的“四大镇”之外，大部分是军事重镇和行政中心，据罗兹曼等研究，“19世纪初，在大约拥有3000或3000以上人口的1400 个城市中， 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地，而在人数超过1万的城市中， 大致有一半是府或省治的所在地。这些城市的巍峨城墙，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完全将市场、商店或居民包括于其内，但却体现着政府权威的尊严。”〔22〕
这种单一化功能结构城市随着开埠曾经有所改变，最早的五口通商城市在传统政治营垒之中打开了一道与外国通商办厂的缺口，使这些城市逐步蜕变成商业型口岸城市。但真正导致较大改观的还是洋务运动在城市中投资兴办企业。据统计，1861-1894年，清政府兴办了19家大型军工企业，分布在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天津、西安、兰州、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台北、汉阳等省、府、州城，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民用企业遍及各地。这些企业大多修建在原有的城墙之外，如金陵机器局在雨花台，武昌丝麻四局在平湖门外，山东机器局在“省城外泺口迤东相度形势高亢之区”〔23〕。于是出现了城墙与烟囱对峙的奇特景观，传统政治性都会开始向区域工业中心转型。在这种普遍转型的潮流之中，最为突出的是洋务运动的三大重镇上海、天津和武昌。如果说，上海作为一个传统的府城，其近代飞跃发展因与开埠设租界关系密切而作为洋务运动推动城市近代化的一个范例还不太典型的话，那么，天津与武昌城市功能结构转型则完全受益于李鸿章、张之洞在这两个城市的洋务活动。天津在传统城市体系中历来处于拱卫京畿的附属地位，但自从李鸿章等人在此及周边地区大兴工业之后，其城市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一跃而成为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据统计，李鸿章到1895年止在天津投资约800万两，1870年前后常年的经费就达30万两。这个数目相当于以往天津县城一年开支的50-60倍。天津机器局“臣栋层栌，广场列厅，迤逦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墙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与天津郡城遥相对峙，隐然海疆一重镇焉。”〔24〕“显然，近代大工业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刺激是不容忽视的。天津机器局的建立，如同在天津传统城市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25〕这就是说，天津已经不单是一个府治所在地，而已经发展为一个以近代大工业为主的近代化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与天津相比，张之洞在武汉的投资规模更大，湖北枪炮厂开始每年经费是36万两，后更增至80余万两，炼铁厂总投资额为580余万两，丝麻四局的总投资是500余万两，仅此数项即达1100余万两。张之洞在武汉的工业化实践还体现出某种历史的自觉性，试图在湖北建立一个集军事工业、重工业、轻工业为一体的“自相挹注”〔26〕的近代工业体系。经过张之洞十数年的惨淡经营，武昌、汉阳由一地区性行政中心转变为“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之大端为一事”〔27〕的工业重镇和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由传统政治军事性城市向近代工商业多功能城市转型，还体现在城市外在景观的变化上。其中最突出者为不少城市城墙的拆除。城墙作为封建城市的象征，鲜明体现其内在的封闭结构和外在的防御功能。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功能的扩大，要求摆脱城墙的空间束缚而获取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这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曾经历过的必要阶段，如18世纪中叶的巴黎“这座飞跃发展的城市拆除城墙、改造街道以便适合车辆行驶”〔28〕。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城市也是如此。1906年，汉口绅商以城墙妨碍交通、不利商业为由向张之洞上书要求拆城筑路，张之洞顺应民意拆毁了汉口的城墙，在此基础上修筑了一条后城马路，“从前为人迹罕到之处，近则轮轨交通，店铺林立，几令人不可思议矣”。在此之前和稍后，天津、上海、长沙、广州、梧州等地都有拆城之举。以洋务运动为滥觞而兴起的这股拆城热，其经济文化意义是多重的，一方面，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使城市空间平面布局和人文景观不得不相应发生改变，作为封建权力象征的政治性封闭型的“城”变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性、开放型的“市”，有利于工商活动的展开，使近代城市真正成为以经济功能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多功能的复合性城市。另一方面，城墙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被拆除，反映了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作用下城市的自由发展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某些近代自由精神。这种近代精神通过摆脱封建专制外在的（城墙）和内在的（“前朝后市”空间结构中的轻商贱商价值观念）的束缚而得以体现。
近代城市网的初步形成与城市间一体化程度的加强 由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结构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方面，因此，古代城市体系表现为一种缺乏横向联系的垂直结构，城市与城市之间主要是一种行政统属关系，其联系的纽带是行政指令而不是商品的相互流通。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奉行“重农轻商”的基本国策，加之传统交通工具和道路体系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城市之间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较为顺畅的商业贸易网络，“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城市网络在为农村居民服务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效率，但在同时，若从为下一个时期聚结资源的要求来看，那它把资源送到更大城市的能力就显得十分有限了。”〔29〕因此，传统城市体系中的经济交往一般只局限于短距离（县城、集镇之间）和中距离（府城及一部分省城之间）的区域城市，而远距离的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则基本上处于一种遥隔状态。据研究，直到清中叶，汉口、苏州、广州等城市分属的经济区，在市场上还处于平行状态，缺乏重合、统属联系。〔30〕
这种垂直的、相互分割的城市体系在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发生动摇。首先，随着工业化运动的展开和城市商业功能的增强，“城市彼此发生联系”，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传统的封闭的区域行政城市逐渐向开放的横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型。〔31〕不仅在城市化浪潮中崛起的一批新城市成为没有垂直隶属关系，只有纯粹经济功能的典型的专业化城市并结成相互密切联系的近代城市网，而且在传统城市体系之中也开始超越旧有的行政统属关系和地区管辖范围而建立起新的经济交往机制。如天津、南京等城市因为机器局所需能源，与山东枣庄等城镇发生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武昌作为两湖地区的行政首府，由于其成为“采铁、炼钢、开煤”的工业重镇，也跨越行政疆域界线，把触角伸向管辖范围以外的城市，使江西萍乡等城市成为其能源供应基地。其次，在初具雏型的近代城市体系之中，传统政治性城市的中心地位逐渐失落，经济中心城市取而代之成为城市网络的纽结点。天津曾经长期处于拱卫京畿的附属地位，但随着洋务运动将其改造成为重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到清末迅速上升为华北城市网络体系的中心位置，并依靠其与其他区域城市体系（如上海、汉口、广州）发生联系。上海在近代以前只是一个府城，在旧有的华东城市体系和吴越经济圈中，处主导地位的无疑是苏、杭等省会城市，上海在其中毫无地位可言。然而随着开埠和洋务运动在上海的工业投资，尤其是轮船招商局以此为大本营向沿海、沿江各港开展营运业务，上海不仅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中心，而且是连结南起广州、香港、澳门、福州，北到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和上至宜昌、沙市、汉口，下迄九江、芜湖、镇江等沿江城市的近代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最后，铁路、轮运及电报的修建，使近代城市形成开放与互为一体的联系网络。唐胥铁路、京汉铁路、津沽铁路、基隆到台北铁路、大冶到长江边铁路都由洋务派主持修筑，轮船招商局的航运线路几乎连结所有沿海、沿江城市，而广泛的电报网络几乎将当时全国所有的城市连为一体。据当时报载：“供商用和私用的电线从北京经过天津到达上海，并沿海东下直达广州，然后由此到达香港，从镇江沿长江而上直达成都；从开封经过济宁到芝罘；在满洲由吉林到盛京。所有向西沿着安南和缅甸的边界的延伸电线，和由此通向重庆附近的泸州的电线都是官办的；此外，满洲至朝鲜的电线和台湾的海路线也均为官线。”〔32〕经过洋务派数年的经营，“一个连结中国大多数商业和战略中心的广泛的电报网已经建成”〔33〕。电报线的敷设，尽管初衷在于军事防务，但有不少线路为商用线路，不仅津沪、沪汉电报服务于商务，即如“沙市、宜昌、夔州、重庆、泸州、成都等处，生意繁盛，商报较多”〔34〕。因此，《申报》对津沪电线的架通高兴地评论道：“今日之中国既有轮船广其货之载，复有电线速其音之传，亟宜分开百货公司，广集众商之股份，俾价不甚贵亦不甚贱，商民不致交病闾阎，受福无穷。”各大城市间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也初见端倪。如近代航运使津、沪、汉三地在商业贸易方面互为犄角，彼此依存，“1880年，公司（指轮船招商局——笔者注）有5 艘轮船航行于长江的上海与汉口之间……有5 艘船只定期航行于上海和天津之间”，招商局所有的固定资产和产值也以上海、天津、汉口为绝大多数，除上海的总局外，还在天津、汉口等城市设有分局，这些都“准确地反映了上海港在全国水运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也反映了以汉口作为公司长江航运终点的重要性，和天津作为漕运目的港的重要地位。”〔35〕上述城市中，一体化趋势最明显的是上海和汉口，一是轮运成为连结沪汉间经济交往的桥梁，汉口成为上海与内地城市贸易交往的桥头堡，而上海则是汉口进行海外贸易的跳板。据统计，1882-1891年汉口对外贸易净值为3.18亿汉口海关两， 1892-1901年上升到4.94076939亿汉口海关两。〔36〕这种出口量的增长很大程度是上海为终端码头的转口的增长。二是电报将沪汉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庶江海联为一气，呼吸相通”〔37〕，以致在金融市场上，上海一有动荡，汉口马上就会出现相应的波动。如1883年，胡光墉经营丝业投机失败，引起上海金融界巨大恐慌，大批钱庄倒闭。这一消息瞬间就传到汉口，汉口金融市场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商业危机，本地钱庄“只有几家境遇较好的勉强度过了旧历年关”。这一年的汉口《海关十年报告》指出：“这一次危机决不是仅仅由地方性的原因引起的，而是上海金融滋扰的反映。”〔38〕上海与汉口两座城市间经济一体化由此可见一斑。
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近代化 传统城市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囿于手工操作和行会制度的个性性工、商经济。洋务运动通过商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多种形式，将一部分经营传统工商业的商人吸引到机器工业领域中，同时由于洋务官吏对商业活动的鼓励，也使清末城市商业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由此而引起城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其一是手工工业向机器工业转轨。从1872年广东南海陈启源创设继昌隆缫丝厂用机器缫丝开始，到1894 年民族资本家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厂约有75家。尽管这个数目与大量的手工作坊比起来相对显弱，但机器工业毕竟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在城市经济结构中扎根露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壮大，至1912年便发展到300余家。〔39〕其二是商业经营方式与经营体制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传统商业经营品种受制于农业生产，多经营农副产品。这一时期则开始与工业生产发生关系，经营工业产品。如上海商人叶澄衷经营五金、洋布、石油，大发其财：“叶澄衷发迹于1861年上海的一家船具五金杂货店，他的业务发展迅速，以至于在通商各埠都建立了分号。在国内，他的名字变成了洋油的同义语。他把这些商店赚来的利润又投资于缫丝厂和火柴厂”〔40〕。叶不仅在经营品种上与传统商人不同，而且在商业利润的转化上也体现了近代商人的独到眼光和不凡气魄。在商业机构的内部结构体制方面，传统商业机构体制的特点一是个体经营，其合股经营者多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商号老板独断专行，参股经营者只是坐收红利，不敢过问经营情况和稽查帐目，更无权罢免老板。二是地缘关系密切，同乡会、公所遍布全国所有城市，具有封闭性和排它性。三是在经营活动中重信义、重承诺、轻契约。传统商业的这种结构与经营体制在洋务运动时期有了变化。首先是近代型的股份制公司和新式商业企业的诞生。“夫公司者，公集股本，合司其事，出入帐目，公同查看，是以谓之公司。”〔41〕不少洋务企业率先实行这种公司制，将中国传统商业体制与近代西方企业制度揉合在一起，如轮船招商局就是“集盐务、西方式的合股公司以及传统中国的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的形式”〔42〕。在洋务企业的示范与带动下，股份制公司在各个城市官营和民营的工商企业中渐渐多了起来。1904年1 月，清廷颁布《公司律》，将公司分为五大类：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无限合伙企业；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有限合伙企业；七名或七名以上股东的无限公司；七名和七名以上股东的有限公司；独自经营和具有无限责任的商号。到1908年止，全国共有272家公司在农工商部注册。 “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业。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 钱庄、中药铺，或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年，它们事实上的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43〕其次是同业公会及商会的广泛建立。1904年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设立商会，至1911年清朝灭亡，除川、粤、桂、滇、黔、湘等省没有统计数字外，各省市共设总商会34个，商会616个。〔44〕近代商业组织结构体系的上述变化有多重意义，公司制将产权与经营权离析开来，并在其内部实行“合司其事、出入帐目、公同查看”的近代民主管理制度，反映出商人阶层已开始逾越农业文明背景下家长式管理的宗法传统而向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转型。而商会的建立，则表明商人们已经走出地缘文化的狭窄圈子而加入城市共同体，成为具有共同政治、经济利益和近代市民意识的城市市民群体。
这也就是说，城市经济结构的上述变迁带来了城市社会结构体系的重组。由于工业化与商业化潮流使城市功能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城市由士绅组成的单一的社会成员结构开始变得复杂化与多元化，不但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如工人阶级、洋行买办、近代工业企业资本家等等，而且使社会成员的角色与身份复杂化。最为典型的是商人与士绅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变得频繁起来，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城市社会阶层“绅商”。一方面是商人捐官买爵，胡光墉、徐润、唐景星、郑观应等洋务时期著名商人、买办都捐有道台等官爵，是名著一时的“红顶商人”。另一方面则是士人、地主、官僚投资经商办企业。据严中平先生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前成立的19个棉纺厂中，就有14个是由士大夫创办的，只有3个为商人和买办创办。绅商阶层出现于晚清社会， 是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社会文化——传统城市文化中纯粹的士绅文化格局由此而打开了缺口，“埃尔文认为，随时代的发展到19世纪晚期，‘上海的巨商富贾已步入了上流社会和贵族们平起平坐了’。因此这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城市文化，中国城市最终出现了亚文化群。基于亚文化群集团间的竞争和对抗，共同发展的文化水平，促进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世界主义等思想的滋生和发展。人们已开始感到了城市文化的强烈特色。”〔45〕
近代城市文化形态的衍生与风俗习尚的近代化 近代城市文化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与工业化结缘以及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城市文化的工业化属性的表现形式，一是文化形式的机械性与批量化。如报纸、电影、出版业等仰赖于机械动力，有别于农业文化的手工操作及个体化；二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实用性与理性化；三是文化欣赏、消费的时效性和集团化。城市文化的商业化色彩则表现为，文化不仅是高雅的意识与观念形态，也是一种可以谋利的产业，它追求的不是永恒，而是时髦、超时、趋新。近代城市文化的上述特征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多重表现。首先是在洋务派的倡导与主持下，一批近代实业职业学校在许多城市诞生。据统计，全国洋务学堂共达28所，其中外语学校3所、军事学校9所、技术学校16所。这批近代学堂旨在培养近代外交、军事、工业、商务、医学、铁路、轮运、电报、电器等各种专业人才，具有较强的实用色彩，与传统书院、学塾作为科举与官僚的养成所的培养目标以及重经术、重伦理、斥技艺的教学路数大相径庭。其次，在洋务运动的倡导和带动下，一批官办与民办的新式文化企业如报馆、书局等在城市里产生，据统计约为30家，这批新型文化企业引进机器生产销售文化产品，如石印书籍、创办日报等。“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46〕上海最早的石印出版企业是“点石斋卿书局”，该局不仅印刷中西典籍，还出版彩色画报，其著名的《点石斋画报》是典型的商业性文化杂志，它迎合市民欣赏口味，其“语调大部分庸俗不堪，有时甚至是下流的”〔47〕，但销路很好。“书业获利之巨且易，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开设，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三家鼎足，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48〕其中同文书局为洋务时期的著名买办徐润所开设，书局有12台印刷机，雇佣工人500余名，印制古文典籍、《康熙字典》及绘画指南等书籍。“石印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百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因此中国资本家感到投资于此种企业，赢利颇丰。”〔49〕与民办书局大多印售古籍不同，洋务派所办的官办翻译出版机构则为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翻译出版了大批西学书籍，江南制造局所属翻译馆在1868-1907年40余年间，翻印西学195种，计1075卷，其中大部分为技术类书籍。中国人自办报纸，始于1873年汉口艾小梅所办《昭文新报》，“汉皋艾君小梅开设昭文新报馆，每日发印，遍售各埠”〔50〕。稍后，容闳、唐景星等发起、资助创办《汇报》。上述各报虽然由于“艰于创始”，“为时势所限，致难销行”而命运不佳，但由此而开中国人自办商业性报纸之先河。据1894年耶稣会调查统计，中国当时共有中外文报刊76种，“十之六系教会报”〔51〕。1898年以后，中国人自办报纸开始超过外资报纸占领城市文化阵地，1906年，出版报刊总数达239种。 随着华人报业的迅速成长，报刊作为一种机械化、批量化、时效性强的城市文化样式无论从形式，内容都出现了明显的本土化趋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为促进城市近代化所作的不懈努力。第三，洋务运动促进了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近代西方新的文化形式、观念在这一时期传入沿海及内地城市之中，并开始为城市居民所接受。1885年，西洋影戏（电影）首次在上海放映，为电影传入中国之始。一些西方文化娱乐形式如赛马、话剧等相继传入上海、天津和汉口。当话剧传入中国城市时，引起市民的浓厚兴趣，如汉口市民“崇尚新剧……社会趋之若鹜”〔52〕。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电影院、戏院、赛马场、娱乐厅等新的文化娱乐场所。新式影剧院与旧式露台、草台、会馆舞台戏楼、茶馆酒肆以及私家厅堂不同，其舞台多为镜框式，并配有电化音响设施。如上海南市新舞台“至内部组织，舞台之构造，场内之布置，以及购票设柜，划分进出路由，一切井然有条。”〔53〕其具体设置正如时人所记，“台屋构造，步武欧西，有三重楼，可坐数千人，皆绕台作，半圆式，台形亦为半月，未开演时，亦垂以幕。”〔54〕在经营上亦与旧式官宦巨商家庭、会馆单纯的自我欣赏不同，一是注重票房价值，所演剧目以观众兴趣为转移，商业化色彩浓厚；二是社会化与群体性、集团化，讲究规模效益。
近代城市文化更深层的进步是文化价值观念与风俗习尚的近代化。这方面洋务运动同样功不可没。洋务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与传统文化价值相冲突的近代化运动，设厂、引进西洋技术与“重道斥艺”观念的冲突，“师夷长技”与“夷夏之大防”的矛盾，“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贱商轻商传统的格格不入，修筑铁路、架设电报有违祖先崇拜、风水观念乃至重农养民国策……。洋务运动在一定限度内突破了这些传统，通过不自觉的努力使农业社会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向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引起社会风尚的一连串变迁。如洋务后期民间投资办厂蔚为风气，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在李鸿章等洋务官僚的亲自示范下，一般官僚士大夫开始乐于与商界交往，甚至联姻：“至光绪朝，士大夫习闻泰西之重商，官、商始有往来，与为戚友。”〔55〕对外国人的态度通过西书、留洋、聘西洋技师等多重接触也有新的转变，留洋不再视为畏途，进洋学堂学“西技”者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一批出使游历欧美的洋务官吏及留学生在接触了西方先进的城市文明后，大为欣羡，直接感受到东西方之间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巨大差异。在黎庶昌、曾纪泽、李圭、斌椿、容闳、张德彝、志刚、刘锡鸿、薛福成甚至李鸿章等人的著作、日记中都曾留下他们对西方城市建筑、街道、市政设施、文化娱乐、风俗习尚、民主制度的描述和赞美。如李鸿章游历欧美诸大城市时，“无事不惊创见。其尤在意中者，铁路之善法也，尤出望外者，高大之古城也”。在辞离英国时发出“贵国之聪明智慧、天财地宝、物力人材，何尝心仪之，会得目击者，且见其日积月累，高不可攀。于此而不能刻骨铭心以载之东归”的由衷赞叹。〔56〕由于铁路的修筑及轮船运输电报架设等也带来城市社会风尚的普遍变化：如奢靡之风，“乡僻小民，百亩之入以养十数口，犹有余财，其居近城市者，则所入倍而莫能如之，通都大邑，则所入数倍而亦莫能如之。何者？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靡”〔57〕，如远足游历，“或曰火车行则千里若近邻，凡夫探望戚友，寻赏幽胜者，无跋涉之劳，自必咸乐远出，往来人众，沿途之饮食、住宿、船马剥载、土物购带，生理自然增多，其为利于民不少也。”〔58〕如生活方式的趋洋趋新，着西装、吃西餐、用洋货者不在少数，“有憎向来衣服宽博不便者，遂竞为西装”〔59〕。
无庸置疑，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上述近代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运动导致的近代工业文明对城市社会的注入。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城市对洋务运动并不完全是被动和无动于衷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回应和认同。如商界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决策的响应，一批买办和商人如徐润、郑观应、唐景星等对洋务活动的热心与参与，汉口、天津市民对拆城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广大城市居民对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形式的追逐与渴求……近代城市的这种表现，来自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促成，就内因而言，在中国传统城市体系之内早就存在一批商业中心城市（如汉口），其功能结构体系中先天具有的同传统城市相异质的某种文明因子，到了近代适逢运会即发生裂变，对工业文明表现出较大的热情。〔60〕就外因来看，则是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于洋务运动对城市的进入，使城市对随之而来的变革有了一定的准备，因此对早期工业化运动能够予以积极的回应。纵览洋务运动的几大重镇上海、天津、武汉、福州、广州，无一不是条约通商口岸。洋务运动促进了城市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而一些风气早开的近代城市又为洋务运动提供了相对适宜的社会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中国城市社会的近代化。
（三）
然而，洋务运动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近代化运动，主持者的主观动机以及运作方式、体制、过程等都存在着强大的封建惰性，其“自强新政”的旨趣在于仅仅通过引入西方先进工业技术而实现武器及部分工业门类的近代化，这种近代化不是建立在对农业文明的破坏基点之上，而恰恰是企图保持二者的和谐一致。这就必然决定它不可能彻底变更封建制度而使近代中国从整体上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此受到多重制约。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所说：
官督商办体制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制度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妥协，它提供了一种媒介，使帝国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思想意识——其基础是一个建立在前科举的集约农业之上的社会——的压倒优势的惰性，可借以适应于不得不需要的新式工业和交通工具。但是，中国在晚清开始的新式工业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革命”。从这次挫折中，可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可能是：一种制度的突破，仅仅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结构之内的一打纺织厂或轮船公司的价值。〔61〕
正是由于洋务派所进行的近代化运动仅仅局限于某些物质或技术领域，而且是以农业社会的观念、体制、方式、手段来搞近代工业，因此，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在深层次结构、观念、心理领域并没有因为这种畸型的工业化运动而充分地资本主义化，相反封建的乡村社会的文明遗风仍然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顽固地占领着地盘。企业内部浓烈的“官场积习”，家族小团体的宗法残余，对权力的崇拜远过于对经济利益及经济规律的追求，官僚体制渗透到从企业名称（如称“局”不称“厂”、“公司”）到内部管理的广泛领域。统治集团对商人地位与利益的普遍蔑视，既受商人依附同化于封建体制和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之中，又抑制了他们作为近代工业化主角所应有的创造活力。从更深一层来看，则是扼制了作为近代城市最重要的新生力量——资产阶级的正常生长。
如果说，洋务运动的那种特殊的体制和运作形式——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使近代城市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始终受制于封建政治，没有能走上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道路。那么，洋务企业内部所采取的传统商业、手工作坊管理形式，则直接制约了传统工商业向近代化企业转型。据《剑桥中国晚清史》作者研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事业也用传统的中国形式作为模式。西方企业是召开股东会议以选出董事会的全体高级职员，李鸿章的企业则不是这样，而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雇一名经理，畀以差不多绝对的管理大权。所有主并不逐日逐月地加以过问，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经理一道检查一下业务，这个经理如果不令人满意，也可以把他解雇。”〔62〕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的特点是：决策非民主化，维系股东与经理之间关系的不是契约而是某种信义等等。结果带来渎职、挪用公款等非正常行为，如徐润、唐景星在轮船招商局所为。张之洞在管理企业的路数上较之李鸿章还要传统，他将行政干预贯穿于企业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不愿赋予合伙人乃至经理人员任何实际的管理、决策权。这种囿于农业社会宗法观念的传统商号作坊式的管理方式与工业社会民主决策管理大异其趣。而这种形式正是当时城市中众多商号、手工业乃至近代企业里所普遍采用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洋务运动受到当时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和生产方式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洋务运动在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等方面具有近代大工业特征，它本来是应该采取与之配套的全新管理体制，影响和带动传统工商业走向近代化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正相反，它与传统工商业体制相认同，并起某种示范导向性作用，导致近代城市社会系统中最主要的子系统长久地徘徊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门槛之外而迟迟难以进入。
洋务运动对城市社会文化近代化的制约在文化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作崇，洋务派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单纯注重技术和物质文明，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观念、市民自治思想以及西方城市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则讳莫如深。 在江南制造局所译近200种西书中，绝大部分为技术类书籍。在近20所新办洋务学堂里，所开设的课程西学部分也是外语和实用技术类，并有很大份量的传统国学，以期培养既有封建忠君思想，又有近代新技术的即中即西的洋务人才。“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使近代城市文化呈畸形格局。一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非协调发展，如前述大工业生产方式与体制管理等处于极不和谐状态；二是重道斥艺的文化导向，没有培养出高品位的近代市民文化形态，近代意识仅仅局限于追新逐艳、崇尚奢华等生活方式的表层，而对新的城市文化样式和近代民主自由观念表示出相当深的隔膜和疏离。如这一时期汉口、上海市民对报纸就未能普遍接受。汉口《昭文新报》发行后，“汉皋向无此举，今骤仿行，未免人情未习，取阅者不能全集”〔63〕，以致功败垂成。上海《汇报》、《益报》“为时势所限，致难销行”〔64〕，当时全国仅存的几份中文报纸除《申报》外，大都寿命短暂命运不佳。不仅报纸，许多近代的、活泼的、自由的城市文化形式、观念由于缺乏市民的广泛认同而来去匆匆，胎死腹中。
刚刚迈入近代、发育极不健全的城市社会、文化环境也制约着洋务运动的顺利开展。
其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即与近代大工业相配套的水源、动力、原材料、技术人才等硬环境建设严重滞后。这种情形在内地、边远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左宗棠主持的兰州织呢局，就曾遇到这方面难题，一是“道路很坏”。二是“水源不足，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黯淡……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65〕三是原材料质量极差：“他们用的羊毛粗得无法使用，大堆地堆在那儿发霉；只存百分之二十能织粗呢，百分之三十能织毡子，余剩的百分之五十全无用处。用这种羊毛织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很坏，便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使做毡子，原料也粗……总督左宗棠，好意想开发西北富源……但他白花了钱，因为缺乏良好的管理。”〔66〕时人在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时，认为主要是兰州周边农牧业地区风气未开，城市化商品整体水平低所致：“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器，纺织呢绒。然牧场未立，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67〕四是产品缺乏市场：“这个企业，奋斗了五六年之后，证明完全失败。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运输道路的恶劣……还有产品没有销售市场，这些合起来，使得企业无法成功。”〔68〕五是技术工人素质低劣：“特别聘了七八个德国技师来教导本地工人以近代纺织的技术……教导工作很困难，因为翻译人员没有能力……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69〕正是由于城市基础配套设施陈旧、工业化缺乏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力作坚强后盾，致使左宗棠在兰州的洋务事业“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70〕。
其二是传统产业及就业结构对近代机器工业的抵制。近代工业化是以牺牲传统手工业为代价而在城市占居主导地位的。一方面，工厂、铁路、轮船之兴使大批以传统产业谋生的城市居民失业，“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已多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此六万人中，以一家五口计之，已三十万人。”〔71〕另一方面，由轮运、铁路及新起的新型工商业城市构成的新经济圈引起传统商路的改变和旧有城市体系经济的萎缩。“如河南之周家口、湖北之樊城、江苏之王家营、山东之德州等处，昔称孔道，繁庶无比；今皆井里萧条，往来之车，日无数两〔辆〕，顿宿之舍，镇无几家。”〔72〕近代工业化对传统经济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冲击，必然要引起新旧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实上，洋务运动无论是官办铁路、轮船工业还是民族工业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产业及就业结构的顽强抵制。首先是手工业对机器工业的抵制。广东南海数次发生的砸毁机器事件，即导源于这种经济动因：“查南海县属大冈墟一带织机工人，藉缫丝各店制用机器夺其工业为名，聚众滋事……裕厚昌……雇佣女工四百余人，列坐斛前，用筋拨动蚕茧，挑起丝头，上轮听其周转，自能成丝，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久为业丝工人饮恨。”〔73〕“今以一家射利而使千百穷黎失其恒业，其必起而争者，势也。”〔74〕其次是木船运输行业、车马搬运行业对轮船、火车等近代机械运输的反对。如沪津之间商船船民对轮船招商局夺其生计表示强烈不满。津通铁路沿线之水手、车夫、客店、负贩食力者对铁路的抵制，认为“铁路一开，舟车尽废，水手车夫终归饿莩”〔75〕。传统经济结构对近代工业的抵制，不仅在于一般市民消极而散漫的抗争，更重要的是它往往通过一些保守的封建官僚以奏折的形式反映给决策层，并将其上升到国策高度：“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兴。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愿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哉！然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76〕上述这番近乎强词夺理的辩词，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中西之间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文明程度的差异。洋务派早期工业化运动所面对的完全是农业文明状态保守封闭的社会经济环境。近代工业这叶孤舟，要想冲破农业社会的重重围困而到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彼岸，不仅为时尚早，而且时有颠覆之虞。
其三，传统文化价值氛围笼罩下的城市市民对机器工业的恐惧。中国传统的重伦理、斥技艺的文化价值观念，历来将机械、技术视为“奇技淫巧”，长期生活在平静如水、环境幽静的城市环境中的市民们对近代机器工业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此当近代西方机器工业技术引入中国时，便遭到了许多城市市民的强烈反对。广州“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着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作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最近河南洲建立了一个机器缫丝厂，遇到很多人反对。”〔77〕这里涉及到一系列传统观念：反对“奇技淫巧”、男女授受不亲、风水观念、维持宁静有序的生活方式等。同样的情形在天津等地修筑铁路时亦有反映。“查津通铁路奉文之后，止于十二月初一日有天津民人王有庆赴铁路总局呈递求让菜园呈词一纸，又于十二月初十日有奉天候选训导于世棻赴天津道递求让坟前余地呈词一纸。”〔78〕“夫唐山离京偏僻，其情状未敢悬揣。通州则开办伊始，即有逼令民间迁墓之事，愁怨之声遍于道路，而天津之民亦有聚众到官吁求停止者，经李鸿章调营弹压，方始罢散。”〔79〕城市居民对工厂、铁路一致反对，致使洋务派和商人们不得不权衡利弊，迁就忍让。广州的缫丝厂虽有官府的支持不致于停产，但结果使得缫丝厂“四周的地价大跌”〔80〕。李鸿章在谋划修筑津通铁路时，不得不重新修改原来的设计方案，宁可“不必顾计客货，不可徒省经费”，也要“竭力绕避坟墓”。“鸿章现于本月十七日复行派员自津至通复勘铁路路径，惟恐于坟墓一节查点不清，令该员等分段编号，树立木杆，每十里或八里树杆一根，如电杆之树在其地，不准树在庐墓之侧，查明第一杆至第二杆，或无坟或有坟若干处，津通二百里，统行立杆查明，分别开单呈核。如此慎重办理，亦为仰体朝廷爱民之意起见，断不敢稍涉孟浪。”〔81〕
其四是城市及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市民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对洋务运动的负面影响。由于城市在地理、生态、经济等诸多方面对所在区域的背负和依托，由于城市在生活习尚，文化传统与所在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同构现象，因此，城市文化在超越地域局限而成为复合文化的同时，仍然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市民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这些区域特色的积极方面如上海人的开放性格和精明的商业头脑就使其与近代工业化一拍即合，使上海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商业中心，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传播中心。但是，另外不少城市由于传统文明影响很深，市民文化心态受地域文化影响有不少消极保守成分。广州偏处岭南一隅，长期与内地隔绝，因此形成封闭排外的文化意识，加之开埠较早，饱受西方殖民主义欺凌，因此痛恨洋人，“毁坏商馆”〔82〕，“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83〕，对机器工业这一舶来品怀有本能的恐惧心理。了解这一底蕴，便不难知晓张之洞何以在广州难以开展洋务活动却在湖北搞得有声有色了。天津地处京畿附近，深受华北农村朴野、浑厚的乡土文化的熏染，市民的宗法观念、土地情结、风水意识十分浓烈，因此自然对铁路、电报、开矿持本能的排斥态度。武汉是后期洋务重镇，其洋务运动是张之洞作为个人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并成效显著的典型事例。但区域文化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张之洞为什么没有如李鸿章那样在武汉实行“官督商办”而只是一味“官办”，其中奥秘值得探究。从城市与区域文化背景观照，“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人思想，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很容易迷恋于商业。”〔84〕汉口商人表现尤为突出。汉口作为一个转输贸易港口城市，使清初以来逐渐形成“二传手”式的商业短期行为的经营风格。城市文化格局中俗民文化畸形繁荣所带来的商人文化素质相对低劣，缺乏远见卓识和江汉区域文化以急功近利为特征之一的谋生型文化风格，造成了商人们对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的大工业生产投资缺乏兴趣。晚清武汉一些知名企业家，外籍人就占很大比重，土著商人则很少有投资兴办工业企业的。武汉商人的这种文化心态，使他们对投资近代工业心怀疑惧，裹足不前。有的论者将其主要归结于张之洞本人对商人的不信任和官僚主义经营方式，这当然部分地打消了商人的投资积极性，但1903年当张之洞意欲将丝麻四局“出租”给商人自主经营时，本地商界仍然没有人出来承租。结果是“出租给以闱紫正为首的商办公司，闱是一位在汉口做生意的广东茶叶商。在此之前，1896年，张之洞在筹结更多的官方资本的努力失败之后，已被迫将汉阳铁厂移交给盛宣怀为首的商人集团了。”〔85〕因此，实际情形正如张之洞所说，汉口商人“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86〕。地方志书也谈到本地士大夫与商人“讳谈洋务”。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造成张之洞在武汉无商可招，只能官办，最后因资金短缺而陷入进退维谷的难堪之境。
注释：
〔1〕盛宣怀：《电报局招股章程稿》（光绪七年）， 《盛宣怀档案》。
〔2〕〔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3〕《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4〕张之洞：《委员筹办开采转运湘煤》（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64页。
〔5〕《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张曜奏》， 《洋务运动》（七），第380页。
〔6〕〔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庵特生：《开平煤产纪略》，1869年5月18日记，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613-614页。
〔8〕徐润：《在建平金矿寄故乡父老信》（光绪二十一年春）， 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653页。
〔9〕1884年6月27日《字林星期周刊》，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652页。
〔10〕1924年刻《大冶铁矿盛公碑》。
〔11〕〔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73页。
〔12〕〔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572页。
〔13〕张之洞：《札产棉各州县试种美国棉子》（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九十九，公牍十四。
〔14〕《光绪九年七月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七），第153-154页。
〔15〕《札知县恽积勋查萍乡煤矿》（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一○○，页二十。
〔16〕《光绪十五年一月十四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军机大臣会奏》，《洋务运动》（六），第228页。
〔17〕宋延斋：《蒲圻乡土志》第四篇“人文”。
〔1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80页。
〔2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09页。
〔21〕〔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18-619页。
〔2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09页。
〔23〕山东巡抚丁宝桢：《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摺》（光绪二年十初三日），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 第475页。
〔24〕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八《公廨》引《天津机器局记》。
〔25〕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6〕《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
〔27〕《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四。
〔28〕〔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29页。
〔2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213页。
〔30〕参见皮明庥等《近代申汉经济互动论略》，《城市史研究》第7辑，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页。
〔32〕1889年8月17日《字林星期周刊》。
〔33〕〔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146页。
〔34〕《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六），第370-371页。
〔35〕〔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143-146页。
〔36〕〔日〕水野辛吉：《汉口》。
〔37〕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二。
〔38〕参见皮明庥等《近代申汉经济运动论略》，《城市史研究》第7楫。
〔39〕〔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7页。
〔40〕〔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27页。
〔41〕《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奕谡函》，《洋务运动》（六），第219页。
〔42〕〔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1页。
〔43〕〔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98-499页。
〔44〕据《中国年鉴》第一回统计，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45〕〔美〕施坚雅前揭文。
〔46〕1889年5月25日《字林星期周刊》。
〔47〕Rev.E.Box,"Native Newspapers" （博克斯牧师：“当地报纸”），广学会第11届年会报告，上海，1898年，第44页。
〔48〕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49〕1889年5月25日《字林星期周刊》。
〔50〕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一日《申报》。
〔51〕〔英〕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时事新论》卷一。
〔52〕《汉口小志·风俗志》。
〔53〕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3页。
〔5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5〕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
〔56〕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155-162页。
〔57〕《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奏折》，《洋务运动》（六），第163页。
〔58〕《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奏折》，《洋务运动》（六），第158页。
〔59〕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第5卷，第16页。
〔60〕参见拙著《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61〕〔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332页。
〔6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72-473页。
〔63〕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一日《申报》。
〔6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0页。
〔65〕《大清国》，1881年1月3日载大清国通讯员1880年冬自兰州抵汉口后的通讯，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99页。
〔66〕1881年5月27日《字林星期周刊》。
〔67〕瑶琳馆主（陈炽）：《续富国策》卷一。
〔68〕1883年10月24日《字林星期周刊》。
〔69〕1883年8月17日《字林星期周刊》。
〔70〕《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十七。
〔71〕《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洋务运动》（六），第211页。
〔72〕屠仁守：《奏陈铁路宜慎始疏》，《洋务运动》（六）， 第203页。
〔73〕光绪七年七月七日南海知县徐赓陛“学堂乡滋事情第一禀”，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961页。
〔74〕光绪七年七月七日，南海知县徐赓陛“禁止丝偈晓谕机工示”，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960页。
〔75〕《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奕
函》，《洋务运动》（六），第219页。
〔76〕《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洋务运动》（六），第152页。
〔77〕《广州通讯》，1879年6月13日《字林星期周刊》。
〔78〕《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奕函》，《洋务运动》（六），第221页。
〔79〕《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监察御史何福堃奏》，《洋务运动》（六），第223页。
〔80〕《广州通讯》，1879年6月13日《字林星期周刊》。
〔81〕《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奕函》，《洋务运动》（六），第220-221页。
〔8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3页。
〔83〕Rew.J.Macgowan,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London,1897).P.304。
〔8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15页。
〔85〕〔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34-35页。
〔86〕《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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