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110136）
摘要：太宰治——日本战后“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文学被称作“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太宰治因其代表作《人间失格》、殉情事件及5次的自杀经历，常被贴上“懦弱、灰暗、丧”的标签。事实上，他只是认真坚强、积极写作的青年，是一位笨拙地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作家，用自己的“求死经历”构建出一个自我的大美世界，他的一生都在求死中寻求向生之光。太宰倾其一生演绎了“生与死”“罪与罚”“毒与慰”，这三对相生相克的矛盾是太宰本人及其文化内涵的主要构成因子。在新时代，所谓的纯文学已不复存在，本文旨在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文学。
关键词：太宰治；比较研究；生与死；罪与罚；毒与慰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于明治42年（1909年）出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年仅39岁时，太宰便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津岛家是津轻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主富豪之家，作为家中的第六子，于继承权无缘，因而未能得到父母宠爱。太宰老家的书库，填补了太宰内心的空虚，使他找到了精神寄托。少年时代的太宰，在书中找到了幸福的可能，开始了他的文学马拉松。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作家并华丽出道。太宰在内心深深敬仰着芥川，梦想成为像芥川一样的作家，因此他努力地模仿芥川，并热切期盼能够获得“芥川赏”，为了寻求认可，太宰在苦闷中进行写作。
一、生与死
1933年3月，太宰创作了《鱼服记》。其中的景色描写正是他所追求的纯洁世界。《鱼服记》中主人公的三次变身，体现出太宰治的“变身”意识。第一次改变——从“野孩子”到“女人” 。第二次改变——从“女人”到“鲫鱼”。第三次改变—从“鲫鱼”到“蛇”。
据山内祥史考证的太宰治年谱可知，1930年太宰治开始参与非合法运动，身为地主家成员，却站在了革命者阵营，背负道德和责任的太宰在内心深处渴望挣脱束缚。其实太宰的一生都在寻求没有烦忧的“纯洁”世界，做纯粹的自己，宁肯毁灭，也不苟存。他的一生贯穿了——期望获得解脱、渴盼重获新生的美好愿望。
《十二月八日》是太宰治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太宰因病逃过了兵役，属于为数不多的‘后方作家’。太宰在小说末尾处：“这是不是有点儿太黑了？”间接地表达了太宰对战争的抵触与厌恶。同时，也深涵了太宰的冷静分析，即对太平洋战争黑暗前景的预示和委婉批判。
刘立善先生经常言说中日生死观之差异。中国有句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日本人却认为：“赖活着不如好死。”太宰便是秉持此种生死观的“好死”作家。
太宰治的“生”有缺陷，可他的“死”可谓“圆满”。太宰治的“求死经历”，实是对生的复活。“不要绝望，在此告辞！”——太宰治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到底是死的诀绝和告别，还是生的希冀与寄托？值得我们去思索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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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罪与罚
西方属于“罪感文化”，而日本则是“耻感文化”。日本在其独特文化背景下，感到更多的是“耻感”，而非“罪意”。陈希我曾说过：“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的有罪感的。”
日本人不畏死、更不讳死，“情死”，才是“爱之极致”状态。殉情，用日文写作“心中”。把“心中”两个字反叠起来，便是“忠”字。太宰治被开除了户籍，绝望之际，与咖啡店的服务员殉情，结果情人死亡，太宰却幸存于世。他违背了忠义，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毫无疑问，此乃罪孽。为“芥川赏”、为成名、为求生，他沾染了罪恶。其实，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应该是“求生无门”之罪。
太宰治在杂志《东西》上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一心想要挣脱束缚，却总紧抓着“罪”不放，甚至给自己冠上“罪”名。《人间失格》中叶藏所怀有的“罪”意识是太宰文学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一个小孩子会如此早熟，其实正体现了太宰的“原罪意识”。
诚如太宰的金句所言：“罪多者，其爱亦深。”太宰用一生去挖掘自己的罪恶，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有爱、还能爱。他认为，只有深刻反省自己罪孽的人，才能更加真切地体会爱的真谛。
三、毒与慰
“毒”体现在太宰对于“死”的执着。在太宰的作品《叶》中，通篇与“死亡”有关。获第四届北村透谷奖的《女生徒》，此作以学生的内心独白来描写她一天的生活。从早晨起床时的没自信，到最后的“不会再见了”，将晦暗、阴翳、厌世表达地淋漓尽致。
日本研究家小野正文说过：“对于太宰治作品的深入或浅尝的阅读，那些性情柔弱、心智未坚的年轻人最好多加注意。我曾听闻，读太宰作品后产生厌世情绪自杀的例子。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因为读了太宰治的东西而才产生厌世情绪的，而是因为有了那种情绪才去读太宰治的。”正是这种被误判、误读的可能性，使得太宰的作品在某时、某地、某人身上变成了一种“毒”。
“慰”表现于“使人知其不幸而善存”。太宰治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在蕴含着毁灭魅力的同时，着实还隐含着警醒、慰藉世人的力量。
首先便是告知世人：世上的人各有各的悲哀和不幸。《人间失格》将“伪善”摆上台面，让人们直面现实，使读者发现在你面临着这种不幸时，在远处的他和他们也在面临着另一种不幸。仅从这点来看，太宰对人的心灵就已经起到了慰藉作用。
其次便是让人明白：世上存在着相同的悲哀和不幸。太宰作品中的登场人物大多系其“分身”，他用自己一生的不幸进行写作，使人们懂得自己的不幸并非孤立存在，这便是太宰对世界的馈赠，为人类的心灵提供了一个得以宣泄的栖息之所。
太宰治便是描写普遍人性的作家。他就像是“十四的月亮”，尽管不完美，却也是希望的象征。缺憾、不完美，并非想象中那样难以接受。如今，当我们重读太宰治的作品，如果只是最终发出绵软无力的悲哀，只是一味地将他打上“丧”的标签，我们也就误解了太宰治。在我看来，太宰治是一位带有“防伪”标识的“真、善、美”的代言人。
作者简介：李春静（1993.06-），女，辽宁省鞍山市人，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校：辽宁大学。
论文作者:李春静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6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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