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问题和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北美洲的文学研究明显呈现出一种双向趋势：向外——从欧美领域向全球扩展，向内——加强对本土文化及亚文化群的民族传统的研究。本来，这两种趋势似乎都应该是对比较研究的一种促进：对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性研究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而即便是对相对本土性的比较研究其实也是一种推动——要理解某一文化的特点，自然就要拿它跟其他文化比较参照。然而，近几年期刊上的文章和研究课题，却并未显示在比较研究方面有明显的提高。难道比较文学家注定难有作为：在本土研究上，我们的知识装备比不上国内文学研究专家，而面对着文学研究的全球化扩展，越来越超出自己的把握，却仍然只能请那些研究某一领域的专家才能对付？
担心自己难有作为成了当今比较文学的心病。随着各种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衰落，学者们发现，要完整地概括出各个文化的要义谈何容易，于是他们往往宁愿集中精力钻研某一时代或地区的文化，而不再追求广泛的比较。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比较文学家都拥有一片独立的领域，它是介于各国别文学和全球文学的广阔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而且大部分研究都立足于西欧几大主流文学传统，把欧洲文学传统作为国与国间比较的可靠基础。不过，随着文学研究从长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幻梦中醒来，比较文学占据的这一中间地带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传播和引进欧洲文学理论中的优势也相应地消失了。当前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土生土长的，“旅行理论”(travelling theory)以译本的形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具体内容似乎无需特别考虑它的产生时代和发源地也能为人所用，这样就无形中削弱了比较文学在理论研究中的某种特殊作用。（萨义德（注：爱德华·W·萨义德(Said,Edwant W,1935-)，生于耶路撒冷，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语和比较文学，著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旅行的理论》、《再论旅行的理论》）
从理论上说，对世界文学的日益重视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然而，目前的后殖民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关注的多是某一语言范围内（比如法国本土之外的法语文学或全球性的英语文学）的文学传播和改编问题，与大多数单一语言内的国别文学研究未必有多大区别。几大主流殖民文学传统以外的文学仍然多是一些专家的研究领域。他们数十年来一直集中研究他们所选定的语言和文化。如今，在这些领域里面也的确产生了出色的比较研究成果，比如谢尔登·波洛克(Shetdon Pollock)关于印度各民族方言的研究和斯蒂文·温丘里诺(Steven Venturino)关于西藏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但是，这些开拓性的研究尚属个别情况，并不普遍，这更显示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比较研究的难度。而如果缺乏了对多种文化的深入了解，比较文学家不是就有可能囿于有限的材料或者流于学术上的走马观花吗？杰出的比较文学家A·欧文·奥尔德里奇(A.OwenAldridge)（注：A·欧文·奥尔德里奇(Aldridge,A.Owen,1915-)，伊利诺大学教授，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顾问。）在20年前曾经用一个类比乐观地断言：
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没有一个欧洲航海旅行家能在其有生之年踏遍整个南北美洲，而在20世纪，任何旅行者都可以乘飞机在三四个月里游遍全球各大都市。我们期待着未来的文学研究也许会出现同样的进步，覆盖全球。（第1页）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推进比较研究，并使之能与现在可供比较的大量材料相适应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比“乘飞机观光”式的文学研究更好的方式。比较文学只有与民族文学的研究和世界文学的语境建立崭新的联系，今后才能蓬勃发展。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比较文学的问题所在和所需做出的选择：民族国际主义(national internationalism)，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和专门性总体研究(specialized generalism)。
民族国际主义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是在同19世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竞争中产生的。一些比较文学家研究民族文学传统间的互相影响，而另一些则认为民族一国家像资本主义一样，注定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渐渐消亡。歌德曾断言，在后民族主义世界，作为在文化上的反映，必然出现世界文学。这之后马克思、思格斯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第421页）
“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也成了战后美国心向神往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的比较文学家把世界文学领域依然视作“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的继续。阿尔伯特·杰拉尔(Albert Guerard)把这一称号写进了1958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中的一篇重头文章。在展望欧洲一体化的时候，他预言“比较文学在其大功告成之时就将功成身退，正如欧洲共同市场的出现，法德之间的‘外贸’就不再存在，两国的‘外交’也就消融在欧洲共同议会的事务里”。（第4页）对杰拉尔来说，1958年最重要的问题是：“比较文学怎么自杀？又应在何时自杀？”他的回答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还没有根除，我们就还有用武之地。”（第5页）
我们不能再认为这种异端邪说真的将会消失。在我们有生之年，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似乎不可能取代欧洲各国政府；同样，在学术界，绝大多数文学教师和学者还是在按国别划分的科系专业里各行其是。那么，现在仍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学传统对理解世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近来，大多数文学研究，由于受到福柯和萨义德这样的学者的启发，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事业都持否定的态度。但奇怪的是，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最终却与学术实践中继续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相当和谐地共存。比如说，为了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就需要对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宫廷生活多加了解，这样就无暇顾及探询法国戏剧或德国悲剧产生的文化根源，而人们总是倾向于贬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超越地域限制的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就更难了。如今的莎士比亚专家，越是追求在文化语境中理解文学——更多时候关注的是文化语境的功能——他们在把莎士比亚和迦梨陀娑（注：迦梨陀娑，4-5世纪时印度笈多王朝诗人，剧作家，梵文古典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传世作品有叙事长诗《罗诂世系》、《鸠摩罗出世》，剧作有《沙恭达罗》等。）进行比较时就越不自在。其实，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内的各种文学也多得让人难以应付。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选才委员会，期望招聘到一位中世纪文学专家。在那些应聘者中，我们发现，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就是研究争夺不列颠群岛统治权的那几个中世纪王国的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有关这一主题方面的几篇文章都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后来的盎格鲁—诺曼民族在文化上扩张和政治上的骑墙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是，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在对爱尔兰文学或威尔士文学进行研究。毫无疑问，这有悖原则，但也可以理解，因为众所周知，这两种文学传统在中世纪时期的材料太丰富，中世纪文学专家们在研究他们专题的同时没有时间学习这些语言。对于那些他们只能读译文而且没有掌握详细的文化知识的材料，他们一概不予考虑，统统置之一边。但是像爱尔兰的《古奥里劫牛记》（注：Irish Táin，古爱尔兰英雄传奇故事，现有Cattle raid of Cooley(Táin Bó Cúalnge），据《中国大百科》“外国文学”分册，爱尔兰条目，该书译名为《夺牛长征记》。根据原文的现代翻译和Cúalnge的发音，此处译为《古奥里劫牛记》。）和威尔士的《古代儿童故事歌谣集》（注：Mabinogi，古威尔士的民间传说和民歌集，特指Stories for children。）等作品对文化身份的确认非常重要，戴维德·阿普·格威林(Dafydd ap Gwilym)（注：戴维德·阿普·格威林(Dafydd ap Gwilym,1320?-1380?)，威尔士诗人，首先运用押韵对句的西威德(cywdd)诗歌形式，善于精心描写爱情和自然美。）这样的诗人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盎格鲁—诺曼人就有过许多风趣的评论。虽然，在理论上，这些中世纪专家解构了民族主义，但在实践时却又恰恰遵循了它。
这个例子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认真探讨比以往更能得益于多语言的、比较的视角；反过来说，比较文学研究又必须与民族文学传统直接结合，因为民族文学传统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亡的。当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且彼此受益。
文化翻译
整个20世纪，比较文学家倾向于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短暂的，而语言的存在才是永恒的。19世纪的比较学者，如哈钦森·麦考利·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尽管在翻译领域里得心应手，但比较文学研究的可靠基础总是在几个固定领域中：围绕着传奇文学的文献学考证以及有可比性的那些研究领域，例如古典文学研究和东亚文学研究，结果就是，翻译作品不再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于是比较文学学者必然会忽视那些他们不能阅读原文的原始文献。比较文学研究总是分成两部分：在本科生的世界文学教学中使用译本；而对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和学者，则要求他们直接阅读原文。富于冒险精神的研究者也许会试图跨越西欧文学的藩篱，进行斯拉夫文学或“东一西”比较文学研究，但任何学者的研究领域都被严格限定在语言边界之内，而这已经让我们发出“但愿‘有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去穷尽”的感叹，就像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注：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德国当代著名学者，其《摹仿论》(Mimesis)探讨了摹仿说这个西方诗学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引用马韦尔的这句诗（注：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弥尔顿的好友和助手，曾出任议会议员。“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world enough and time)语出其诗《忸怩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原诗为：Had we but world enough,and time,/This coyness,lady,were no crime（但愿我们有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小姐，你这样忸怩也就不算罪过）。）来慨叹自己的专著《摹仿论》所留下的遗憾一样。
当前的比较文学要想繁荣发展，就必须以比过去积极得多的态度欣然接受翻译作品。只要关注源语文化的语境，研究好的译本，就能大有收获。从前的比较研究往往集中于阐释模式的文献学研究，这也正是列奥·斯皮泽(Leo Spitzer)在《语言学和文学史》中所提倡的方法。但是，奥尔巴赫和斯皮泽通过搜集短语和音韵的不寻常变化的例子所获得的真知灼见，通常在文本的其他层面上也可以得到。例如，贯穿在卡夫卡作品中的那种反讽效果蕴涵在句子的特殊结构中，固然很难通过翻译再现，但是，“卡夫卡式”的讽刺效果在段落和场景的翻译层面上还是完全能够传达的。
因此，翻译可以在比较研究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不过，也仍需批判性地加以运用，这就需要吸收当今翻译理论家的研究成果，这些翻译理论家把对语言的研究纳入到广泛的文化翻译的考察之中。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开拓性工作，他密切关注的是“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权力与影响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那塔利·马拉斯(Natalie Melas)即将出版的著作《世界的所有差异》，则令人信服地把比较文学研究和后殖民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考察了查理·米勒·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这样的早期比较文学家和当代加勒比作家兼理论家爱多尔德·格列森特(Edouard Glissant)的文化翻译问题。
专门性总体主义
像过去一样，从事比较研究的冲动来自于对总体性的追求：即，想超越单一的文本或文化传统。不过，先前那些从事总体性研究的学者是在一个高层次的抽象文化上进行比较，他们很少注意甚至从不注意对具体作品及其所属文化的本土研究。理论家们，比如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就很典型，他们在大作《批评的解剖》和《萨德、傅立叶、罗耀拉》中论述到他们明练的观点时，很少引用从事专门性研究的专家的学术成果。在《摹仿论》一书的末尾，奥尔巴赫承认，战争期间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经历使他无法查阅“专业文献与期刊”，这实际上于他不无裨益。他说：“要是我一头钻到如此众多题材的作品和文章中去的话，那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动手写作了。”（第557页）是啊，话虽不错，可是，要是他能把与他所选作品有关的所有专业文献都查阅一下并从中有所借鉴，要是他能参阅经过仔细筛选的专业性文献，无论是在战争期间，在伊斯坦布尔利用丰富的图书馆藏；还是在战后，利用他选定的任何图书馆，好好修订一下他的原稿，他的论述是否会更有深度呢？
比较文学家需要从专门知识中获取营养，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研究的成果只能是一系列专门研究的总和。恰恰相反，比较文学家需要调动自己的学术鉴赏力，有选择地利用专门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研究某一文化的具体细节，说不定读者甚至研究工作本身都会由于不必拘泥于周全的本土知识而获益呢。这种选择会带来某些结果，但绝不是削弱专门性研究的丰富性。进行专门性研究的专家由于对作品在本土的情况过于关注和熟悉，反而往往不利于他们评价该作品在相距较远的文化或另一种理论框架中产生的戏剧性的衍变。而进行总体性研究的学者通过对新的语境的审视，将会发现专家关于作品起源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不再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是可以甚至是应该置之一边的。同时，任何没有被新的语境完全同化的作品都必然会带有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只有通过对其出现在原本中的缘由的探究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专家的知识是防止从事总体性研究的学者对文本过于随意阐释的重要保障，否则的话，所有的文本都容易被从事总体性研究的学者轻易地用来支持某种预设的历史性结论或理论体系。
我在此把从事专门性研究的专家(specialist)和从事总体性研究的学者(generalist)加以区分，强调的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非个人身份的差异。任何人都可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又是从事其他总体性研究的学者。我们运用总体性研究方法的时候，不应该放弃作为专家的自我，也不应该把我们的专家同事们拒之门外。相反，进行总体性研究的学者对待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应该具有与翻译家对待作品的原语文本一样的职业道德责任心：力图在新的文化或理论语境中充分表达原作，同时，保持它在源语文化中的正确含义。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从事总体性研究的学者对从事专门性研究的专家的看法不屑一顾，似乎那些视野狭窄的家伙的意见不值得参考，可到头来他们自己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是这些专家早就得出的观点，反而不过是老生常谈。进行总体性研究的学者实在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各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观点，如此得出的结论，说不定还会反过来启发从事专门性研究的专家修正其研究成果。
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在不断发展，它既关注民族语境，也关注国际语境，既注重译本，也注重原本，既利用各个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采用总体性研究的方法。比较文学正又一次面临着令人激动的全球化的可能，同时也将继续对立足于民族的、专门性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比较文学能担此重任吗？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