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达尔文主义与进化社会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主义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文出处：Richard R.Nelson，“Universal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Social Science”，Biology and Philosophy(2007)22：73-94.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4)02-0043-12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达尔文所提出的推进生物进化的过程也为分析人类文化进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这标志着(进化论)这一议题的复兴。最近安杰(Aunger，2000)和惠勒等人(Wheeler，2002)的两部著作大致总结了这一讨论的不同分支。这一立场的许多支持者运用“普适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一般认为是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83年创造的)这一术语来表示他们所支持的理论。 参与到这场智力运动的大部分学者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生物学；或者是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有些学者来自心理学领域，还有一部分来自人类学领域。然而，除了人类学家之外，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参与到这些跨学科的广泛讨论之中，即探讨生物进化过程是否可以推而广之用于理解人类文化的进化动力机制，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又该以何种方式推进。 因此，本文几乎没有对重要的实证研究主体给予关注，而是从进化的视角出发，这早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便已兴起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文中我将着眼于从理论上阐明一直以来在科学知识、技术以及商业组织与实践中推动变迁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主体中，变迁被认为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过程的推动并且包含变异、选择性保留和新的变异等内容。在经济学中，许多学者一直在争论，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要处理关乎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变革、公司和产业结构以及支持和约束性制度等实际问题，那么进化理论就变得尤为重要。更一般地说，我们在研究经济行为与经济变迁的进化模型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步。 那些参与到普适达尔文主义讨论之中的学者们和那些研究进化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二者只是模糊地感知彼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增进二者的相互感知。对于本文的读者来说，这意味着能够为之广泛地介绍进化的社会科学的各种分支。 然而，在我们进行讨论之前，必须认识到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即一种是发展与明确表达普适达尔文主义的泛化运动，另一种是经验取向的、实证的社会科学进化论的诸多传统。 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从事普适达尔文主义研究的相关学者都倾向于首先以当代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试图概括出可以让普适达尔文主义既包含生物学演变过程又包含文化变迁(或者也许是其他的“进化过程”)的一般化理论。为此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相对地坚持生物学理论，并提议将诸种概念一般化；另一种是更开放地去探索如何建构既包含生物物种进化过程又涵盖人类文化变迁过程的进化理论。我特地将第一个方向与道金斯(Dawkins，1976，1983)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95)联系起来，第二个方向与戴维·赫尔(David Hull，1988，2001)、约翰·齐曼(John Ziman，2002)和一些人类学家(Richerson and Boyd，2005)相联系。这两个视角间的区别听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在寻找一个把用于生物学研究的理论同时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类比理论，与寻找一个足够广泛地将二者涵盖在内的综合性构想之间，在方向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别的，与前者相比，后者在努力建构一个一般化的进化理论中对于文化进化的细节更为敏感；并且也很少假设，在生物结构与促进文化变迁过程的机制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前一阵营倾向于认为，可以把文化划分成名为“米姆”(meme)的不同实体，这与生物学中的“基因”有许多相同之处。而后一阵营倾向于对这一提议坚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也避免运用这些术语。后一阵营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于使用“普适达尔文主义”这一广泛的术语感到不适，因为这样的标签带有较浓的生物学意味。戴维·赫尔(David Hull)提出了一个备选标签——“一般选择过程”(1988，2001)。因为他提出了涵盖生物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人类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的一般共性。 正如我刚刚提到的那样，对比这两种知识取向，特别是第一种取向，大多数实证性的进化的社会科学(的确是在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些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总的来说，进化观点的发展几乎是诱导性的。研究者对科学、技术、商业组织与实践等领域的变迁过程进行了研究，尤以经济活动和结构方面变迁过程的研究最为广泛，并且这些研究者对其中涵盖的进化机制特征颇为入迷，因为那似乎与他们所观察到的协调一致。当然，许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捕捉到了推进变迁的进化过程，并对于研究其与生物进化的异同之处颇感兴趣。但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动机很少是去探索生物进化理论是否同样能够类推并适用于他们的研究领域。 如果这一命题听起来令人费解，我会对那些在达尔文之前就出现的人类文化的进化理论做出注解。达尔文本身亦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并且他自己也承认。因此，将社会科学看作一场试图设法将达尔文学说应用到人类文化机制、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系统以及政治领域中的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 本文的其余部分我会按照如下内容展开。在下一个章节中，我会对进化的社会科学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理论这一论点进行深入探讨，并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宜把生物学理论原封不动地应用到人类文化进化的分析之中。当然，达尔文的学说自问世以来，对于形塑进化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争议，而文中我对这些方面也有所涉及。然后，在“当前进化的社会科学的分支”这一章节中，我会简要回顾当今一些社会科学的进化流派。这些推广至科学动力学、科技、商业组织和实践领域并赋予了其进化色彩的进化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性，但同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区别，我也会对此进行论证。之后，在“进化的社会科学和进化的生物学”这一章节，将阐明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不同领域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性)和生物进化过程之间的显著差异。 在总结部分，我会从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视角提出，如果这一框架足够宽广能够同时涵盖人类文化进化的异同和生物学领域中的进化，那么普适达尔文主义需要什么要素。 一、社会科学领域中进化思想的悠久传统 正如我所提到的，社会科学在广义上被定义，并有着悠久的进化论历史。关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化命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中诸如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724)、大卫·休谟(David Hume，1739)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等人在内的哲学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且这些著作早在《物种起源》之前便问世了。 尽管这些早期的作家运用隐喻和类比的手法来描述自然世界，但是他们的思想通常独立于生物学而发展。对于达尔文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思想，这些早期的进化的社会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周围的文化现象显然不是任何由人类或者上帝进行周密计划的结果。就像现在，关于文化和社会变迁与进化的观点强调，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的形成)是由长期运行的短视的(myopic)过程所致。因此，曼德维尔把军舰技术的进化描述为是多年增量积累和不断修正的结果，且并没有一种全面规划对其加以指导。休谟提出，一个(与军舰技术进化)相似的过程塑造了在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法律主体和政治制度。亚当·斯密论述道，在大头针制造及其相关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中出现了颇具进步意义的劳动分工，更为一般地说，他对市场经济中经济协作背后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说法，同样也论证了文化和社会秩序以及系统的进步即使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条件下也能够形成。早在达尔文之前，这些学者便证实，其所获得的复杂而有效的研究成果是长期运行的进化过程所致，其中没有任何总设计师的参与，无论是人类还是神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早期的进化社会科学家们便提出了一个有着达尔文进化论预想意味的理论，但是他们并未在研究中阐明这一进化过程。 达尔文伟大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进化机制，即变异和选择性保持，至少在物种进化方面，进化借此得以运行。这一详细说明具有相当广泛性。仅仅在生物学家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变异”背后的含义，而另一方面又明确了“选择性保持”的内涵之后，(学术界)对生物进化的理解才变得十分稳固。但是，达尔文至少在研究中详细说明了进化的运行过程，而这种阐述在早期的进化社会科学中却被遗漏了。 因此，曼德维尔对于军舰设计进化的论述并未阐明各种各样的设计属性在何种意义上被证明是有利的，或者军舰能得以幸存并且可以历经多代积累的这一作用机制。类似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斯密。他就那些未被设计的社会秩序在一段时间得以产生和发展明确地作出了一个广泛而具有说服力的论述，但是并未在任何细节上讨论有些社会秩序为何以及如何得以保存下来，而其他秩序则未果。换言之，尽管这些作者对其所提出的有关进化的特殊机制作出了暗示，但是他们并未对这些机制作出详细说明。 考虑到达尔文从社会科学作品中获得了一些灵感这一事实，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他会提出他的进化理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而且有可能对语言、道德思想和人类群体结构在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变迁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许多论述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文章。因此，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72)、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7)、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1898，1899)和其他学者认为，达尔文的进化机制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还适用于心理、认识论、道德、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进化，虽然这些作者没有一位曾明确地阐释这些细节。 众所周知，19世纪后期的一些进化的社会科学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这部分地导致了20世纪早期的许多社会科学家拒不接受生物学的(进化)观点。在1944年，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警告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中吸收(进化)思想的危险性。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进化理论的发展在阴影的笼罩下举步维艰。 在20世纪前半期，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47，1950)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37)都发展了重要的进化理论，熊彼特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机制，而哈耶克则着眼于研究社会秩序的进化。有趣且与此相关的是，熊彼特明确地驳回了将其理论和生物进化论联系起来的观点。哈耶克仅在其职业生涯的末期才开始探索在他看来对文化和生物学同样适用的共同的进化原则。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社会科学领域明显显现出进化论复兴的迹象，其中一部分理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是重要的部分并不多。在不同的文化领域，进化论成为了关于传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人类学中，许多学者提出，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中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变异、选择性保留和新的变异”的过程，这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的生物进化过程非常相似(Cavalli-Sforza，Feldman，1981；Boyd and Richerson，1985；Durham，1911；Richerson，Boyd，2005)。正如近来克罗夫特(Croft，2000)所描述的那样，关于人类语言在一段时间内如何变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进化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 正如本文的许多读者所意识到的，在过去的40年里，一个关于科学知识的进化理论逐渐涌现出来。在这里，许多重要的作家具有哲学背景，且进化的认识论领域同样得到了波普(Popper)和坎贝尔(Campbell)的发展。作为一名学者，我的研究兴趣在于探究长期运行的经济变迁。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开始相信，把长期运行的经济变迁中的许多方面看作通过进化过程进行运转的程序大有裨益，并且发现自己与许多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一群正在努力建构演化经济学理论的现代经济学家们志同道合。霍奇逊(Hodgson，1993，1999)、威特(Witt，2003)、尼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尼尔逊(Nelson，1995)等人对这一观点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的进化吸收了上面提到过的几种特殊的传统；长期进行的经济变迁的确包含了技术的进化、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和商业公司与工业结构的变迁。但是，与着眼于这些特殊变量的进化理论传统相比，演化经济学趋向于以不同的协同进化过程为发展方向，这些过程关乎经济活动和绩效能否更广泛地发展。在“进化社会科学中的进化性质”这一章节，我将对上述不同领域中的进化理论做简要描述，同时试着论述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动力系统的特性。 二、当代进化社会科学的分支 (一)对科学的一个进化论式理解 科学“进化”命题的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最近几年，该议题似乎被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普遍接受(Henry Plotkin，1982，2002；David Hull，1988，2001)。既然很多读者对文章本身都比较熟悉，那么我的论述就可以简明一些。我将努力建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选择过程理论，该理论包含了科学知识的进化。 当前的科学进化理论被广泛接受，的确取决于波普(Karl Popper，1959)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论述了科学及科学真理的本质。但是当前流行的特殊的进化构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唐纳德·坎贝尔(1960，1974)和之后那些对其构想作出补充或提出争议的作品。运用坎贝尔所提出的术语，新的科学假设或科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因为他们的发起者在首次提出这些理论或假设的时候，并无法确切地知道其将如何演进。 因此，新的科学理论与“突变”有相似之处，因为有些理论将会获得成功并成为科学体系的一部分，或许还会替代一些旧的理论，或者在一些方面对旧理论进行修正或补充，而另外一些理论则会遭遇失败。波普认为，我们不可以证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可以篡改它们。能够解决科学问题并且未被篡改的新理论会被补充到科学体系之中。换言之，被运用和“未加篡改”便成为对科学理论适应性特征的恰当描述。 在很大程度上，波普和坎贝尔都把科学视作一个相对统一的原则，他们的观点表明科学界共同来追求真理，这是集体进化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与科学家个人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期望而独自提出其独特理论概念的事实是相容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即科学的两面——同时具备合作精神与科学意识——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无论如何，该理论引出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种因素决定了哪些理论需要经受严格的检验以及何种理论还未建立起来。(迄今为止)仍未经过严格检验的一整套“理论”并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理论基础。有些理论可能从未经过严格的检验，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无关紧要或者是荒谬的。另外一些理论可能刚好与当前普遍流行的理解相契合，以至于它们并未经过直接的检验就被吸收进科学理论之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伪造手段的探讨。在许多情况下，经检验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有理由怀疑其运行的方式或者其本身是否合适。一个似乎不能通过检验的理论，常常可以通过精心修正或改善而得以修补。这些问题为理解更为复杂的进化科学理论打开了大门，而非仅仅是对坎贝尔构想的简单解释。 “社会建构主义者们”认识到并且陶醉于这些复杂的理论之中(Bruno Latour，1986)。他们提出，一般而言，很少有理论或者科学论证曾经是完全伪造的，甚至是已经通过了一些将一切视为决定性结论的检验。在一个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情境中，科学的观点便意义非凡，以及哪些被视为科学的事实并被发表在知名期刊上供研究生们学习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科学层面上的问题。 尽管政治和声望的确在决定一个科学论证的命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主流科学随时间而发生变迁问题的大多数学者们显然相信，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夸大了他们的案例，认为那些新兴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重视的科学假说，均受制于检验，并且那些充分的检验足以用来客观明确地监控企业。基切尔(1993)和赫尔亦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那么科学取得进展了吗?虽然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对此表示怀疑，并且托马斯·库恩也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可以说大多数主张科学进化的理论家，其中包括波普、坎贝尔、基切尔、普洛特金和赫尔等认为，(进化)过程确实能够产生进步，这至少是研究所追求的方向。尽管有时我们会误以为自己理解一些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并且通常朝着更好的方向来理解问题是很困难的。总的来说，科学使得我们对自然及其如何运转的相关知识的了解日益增多。 (二)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的进化主体 许多分析人士都提出了技术进化的观点，并且来自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大量文献涌现出来，用以集中研究现代技术的进化。尽管其学科背景不同，但是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1976，1982)、爱德华·康斯坦特(Edward Constant，1980)、尼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1982)、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1982，1988)、斯特瓦夫(Stanley Metcalfe，1998)、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1988)、乔尔·莫克(Joel Mokyr，1990，2002)、彼得罗斯基(Petroski，1992)、萨维奥蒂(Saviotti，1996)、沃尔特·文森蒂(Walter Vincenti，1990，1994)和齐曼(Ziman，2000)等学者的相关分析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为了使下面的讨论保持简单化，在此我将按照文森蒂的观点进行论述。 在文森蒂的研究理论中，技师群体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许多问题、挑战和机会。其所列举的大多例子均与飞机技术有关。他所完成的最好的案例之一当属飞机可伸缩起落架的发展(Vincenti，1994)。文森蒂观察到，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飞机设计者对如何改进联接轮组与机身和机翼的标准模型颇为了解，考虑到新的机身和机翼的设计以及更为强大的发动机能够大大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因此这些新的技术和配件便应运而生。他们意识到，使机轮与更具流线型的设计相结合具有不同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些不同的可选方案有些是盲目的，坎贝尔在相同意义上也提出了这一观点。这并不是说，工程师们在思考和尝试解决方案时忽视了技术的限制和可能性或者一个成功的设计所必需的条件。当然，他提议尽管专业知识和目标偏好集中于寻求解决方案，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此外，工程师们也不能确定何种方案最优，并且在决定在何地下注上也存在着分歧。 这种不确定性，以及那个认为“不确定性只有在操作环境中通过事后竞争才能得以解决”的命题共同成为了进化理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与探索其它的可选方案相比，轮子的可伸缩性特点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因此，此处的“适当性”便被定义为，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特殊的技术问题。 有人可能会提出，对于标准的识别只是将所分析的问题推后了一个阶段。何种因素决定了一个解决方案优于另一个呢?有时，文森蒂写到，似乎技术问题上的标准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取决于技术界所达成的共识，就像坎贝尔这样的科学家群体那样，他们相互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进步。 然而，文森蒂也认识到，飞机设计者大部分受雇于许多相互竞争的航空公司，与那些得到其竞争对手采纳的设计方案相比，这些公司的盈利率受到了其所采用的飞机设计方案的质量和成本的影响。但是问题解决方案的优劣与否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市场”、乘客愿意支付的费用和与不同设计方案有关的成本等因素。在飞机这一实例中，军队和航空公司一样也是重要的客户之一。因此，飞机的进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军事和民用的需求与预算。 关于选择标准和机制这两种不同观点，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一项技术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一项技术是人工制品的集合或者是无论何时都能运转的运行程序，例如飞机由特定的公司来制造并且被特定的航空公司使用。另一方面，理解本身需要包括并超越设计概念，且获得技术界成员的一致认同。在技术的进化中，这两方面是协同进化的。 关于航空技术进化的思考引发了我们观察一些看似与科学领域中的进化存在着显著差别的事件。判断一项新的发展进步与否的标准仅有一个。与增进对一个领域的理解相比，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或者提高绩效则更为困难。然而，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许多新的科学发现或理论之所以被相关领域采用，这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解决之前一直令人困惑的问题。另一个显著区别体现在，飞机或者飞机零部件的新型设计通常是由许多经受过技术培训的工人开发出来的。这些工人的行动得到了相关领域的商业组织或其它研发组织的配合与支持。尽管科学的进步往往被视为科学家们个人研究的结果，但是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差异可能并不那么显著。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研究是一种团队活动，并且在大多数领域，研究受到了正式实验机构的支持和配合。 认为技术发展上的进化按照自我意识运行的有关文献，往往不会明确地讨论新技术的扩散。尽管关于创新扩散的大量文献很少明确认识到扩散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事实确实如此。对此我们可以预测，一项成功的新技术(例如具有伸缩性的飞机起落架的设计)取代旧技术的原因，部分在于引进新技术公司的扩张，另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公司对于该技术的采用。 关于这个科学的例子，一些学者争论到，技术的进化遵循着一条可能被看作“进步”的路径，甚至还存在着一些衡量技术适应性的客观标准。比克尔等人(Wiebe Bijker et al.，1987)在书中研究了各种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否认存在着客观的技术标准，或者否认市场仅仅反映稳定的偏好。在此观点下，除了那些在社会内部有其自身的运行方式的组织之外，主张技术“进步”便成为无稽之谈。另一方面，文森蒂团队中研究技术发展的进化论者们深信技术进步确实存在，并且回答了那些质疑将现在的飞机和50年前的飞机进行比较和将现在的药物与二战前的药物进行比较等问题的读者们。 (三)商业组织和实践 此项研究提出，组织和实践的“进化”与关于科学和技术进化的研究不太一致。罗马内利(Romanelli，1991)在她的评论中也认同该观点。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在此将关注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1962，1990)的研究。该研究关注的是具有现代多元产品企业特征的复杂结构是如何出现的。随后的一些文章也对钱德勒的观点进行了补充或持有反对意见。这里所讨论的历史非常有趣，因为那是一个关于协同进化的故事。协同进化并非基因和米姆的进化，而是技术和商业组织的进化。 钱德勒认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发展，特别是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电报和铁路技术的发展，为一些大规模组织生产且产品范围相对广泛的商业公司提高产量和增加利润创造了可能性。他描述了各种被尝试过的组织创新。尽管其关注焦点在于那些“成功”的创新。但从他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成功。钱德勒在某种意义上与文森蒂的观点相类似，其“适应性标准”体现在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解决一种组织问题。假定那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确保一个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运营，或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以更大规模和范围运营并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正如坎贝尔和文森蒂一样，钱德勒显然在管理者的案例中看到了一个群体，但是他同样也看到了公司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他认为，那些率先找到并采用有效的管理风格和结构形式的公司，会战胜那些没有这样做或者延迟采取行动的竞争对手。 钱德勒在对大型多维公司的发展的阐释中强调，顶级公司的管理者需要时常关注市场效率，实行分权的同时仍要控制各种大型多元化的官僚机构。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了关于进化的组织模式的不同方面——他们极力降低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的重要性，并因此将力量转移到资本上。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1990)就企业适应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该观点强调了企业应该对一些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公共政策以及企业应如何组织和运作的政治观点市场作出回应。 有关新背离(departures)的选择标准似乎是相似的，但是如上述实证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商业组织与实践如何进化和商业技术的进化方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技术首先在实验室或其他实验场所被开发和检测出来，之后才会进入实际生产线。文森蒂有关飞机技术进化的分析强调了通过实际生产线的体验性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他也认识到大量的学习和检验是在生产线之外进行的。相比之下，对新的商业组织和实践模式进行试验和检验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表明，商业实践中的创新往往更为“盲目”和随机，与技术创新相比，这种研究缺乏关注，这就是我对实证性证据的解读。另一方面，在实际体验中所学到的那些知识可以而且确实能够推动我们在适当的地方改进实践。 商业组织与实践的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第二种不同体现在复制性方面。在保证飞机起落架良好运行的设计上工程师们有着非常好的想法。尽管不同公司的设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设计和经济决策所致，而非不能够设计出类似的事物。相比之下，在钱德勒所描述的组织变迁的历史中，尽管一些公司经常把其他公司的实践当作普遍性的指导，即使我们期望完全的复制，但这显然还是不太可能发生。近些年来，一系列关于复制商业实践难题的研究取得了进展(Winter and Szulanski，2000)。但另一方面的事实也很清楚，对商业实践的理解相较于对现在技术的理解而言仍然很肤浅。这就使得商业实践中的可靠的模仿和成功的创新比其在技术中的更为困难。 一些行业中的技术创新是竞争的重要工具，对于那些在此类行业中运营的公司而言，人们可能期望看到，成功的公司拥有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一个组织结构和一套惯例等，从而保证其赢得或保持市场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潜在的技术或市场环境发生改变，这样技术创新的方向也需要发生转变以增强其竞争力，而建立起来的公司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会比较迟缓，现有的一项广泛的实证研究证明情况确实如此(Tushman and Anderson，1986)。 (四)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 如上所述，经济学中关于进化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 尽管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主流观点，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熊彼特和哈耶克，持续探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进化观点，并且对当前盛行的经济活动结构作出了进化论解释。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转而研究演化经济学理论。 对于许多支持进化论观点的经济学家而言，其主要兴趣在于理解推动经济变革的过程，并且他们发现进化论观点能够自然而富有成效地达到这一目的。许多演化经济学家为科技进化的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些经济学家在致力于商业组织和实践的进化研究中，特别关注那些能够保证公司有效创新的因素。然而正如我前面所提出的，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许多进化模型的设计旨在阐明先进的工业国家中经济实现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些国家，资本集约和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实际工资率以及人均收入均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标志，技术进步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Nelson and Winter，1982，第7章)。其他的进化模型关注的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在这些产业中，竞争在相当程度上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论述了这种产业。接下来我将主要介绍后一种演化经济模型的特征。 这些模型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公司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来源。公司在任何时期引进的创新都源于某些公司的特定因素，例如他们的研发开支及其研发方向，以及一些随机的因素。换言之，一个研发努力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个市场中的公司在某一时期能否良好运转，取决于其所提供的产品特征函数及其生产技术，所了解到的消费者的偏好和信息，此外也与其他公司提供的产品有关。竞争使得一些公司获利而另外一些则利润受损。盈利的公司会扩张其规模，亏损的公司则会收缩。反过来，这一时期公司的绩效又会转而影响其自身的研发投入程度和性质，这些将会随机地决定哪些创新会被引入到下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和动力机制同时决定了科技进化和产业结构的进化方式。 从模型的角度讲，这种动力机制可以被具体化。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尽可能简化结构以便通过方程式求解。熊彼特的竞争演化模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如此。可以说，当他们被引入这种方式时，进化模型在解释经验性的动态模式如何生成方面就会做得很好，至少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经济学分析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进化社会科学和进化生物学 上述进化社会科学理论与物种进化的现代生物学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但是其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在这两个领域中，现代的相关研究都致力于探究经过变异、选择、重新变异等步骤而实现变迁的广义的达尔文进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它们在结构和过程的细节上显然存在重要差异。在我看来，如果与进化概念相联系的进化过程的特征足够广泛和普遍，以至于这两个领域中具体的进化细节也能够一致，那么普适达尔文主义便是可接受且广受欢迎的。为了实现那种普遍化，我想提出的是，诸如科学、技术、商业组织等进化事物至少存在着四种错综复杂的特征——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所有这些都纳入人类“文化”这一广泛的概念之下——这需要在一个宽广的分析框架下进行探讨。 首先，在不同的代际和选择过程中，人类的目的、智力以及深刻的理解力常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选择标准和机制很少直接涉及人类生存和繁衍问题，某种组织的利益可能会面临受损的危险，但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再次，无论何时，人类文化本身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的实践和信念特征来定义，而应看作是一种群体属性。人类文化进化的这些方面都涉及了第四种重要的差异，即文化中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及其进化方式，与物种进化中的基因和生命体的进化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其他学者对人类文化进化的各个观点也多有论述。在此我将致力于把这些观点与我之前所述的有关人类文化方面的进化过程联系起来。 (一)人类目的、理解力和智力互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人类目的与其深刻的理解力在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化进化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标志着当代人类特性的复杂的行为体和思想不应被理解为是被一连串计划创造出来的，更确切地说，需要将其视为“进化”的产物。很明显，至少在人类文化的一些领域中，新变异几乎是随机产生的，并且在某些方面，选择过程中很少包含有意识的选择方式。然而，对一些文化进化领域中经常涉及的智力、计划、学习、辩论、劝说等行为予以重视便尤为重要。 此处所讨论的不是有关行为是否睿智的问题，因为聪明的学习行为是很多物种共同具有的特征。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想象力和思考各种事件备选状态的能力，以及同其他人交流思考结果并据此而采取行动的能力。 意识到人类目的和思考经常会推动创新，这似乎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来探讨文化进化中的“变异”比生物进化领域中的更加广泛。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进化是指那些现存生物群体的基因、性状和行为所发生的变异，这就是选择得以运转的“基础”。然而，文化进化中与变异相关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人们的思想，人们通过计算、讨论和辩论来探索问题，而非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因此，在一个工程师团队真正研发出一个新产品或新程序并将其投入使用之前，他们会冥思苦想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并逐步从中选择一种设计。商业公司的管理者们可能会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诸多可行的方案，然后才会从中选择一种方案并付诸实践。科学家们在集中研究某一对象之前，经常会认为其所研究的现象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解释。然而，无论何时，实际发生的变异都仅仅是预期变异中的一小部分，而在最后采取行动之前筛选各种备选方案，便成了选择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一位社会科学家所提倡的，至少进化论在文化变迁的诸多方面都能够适用。我想强调的是，我所坚持的关于人类目的和智力经常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是进化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认真地考虑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被理解为一连串计划作用的结果。但是有关人类文化进化的严格理论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人类经常受到复杂情况的影响而无法进行事先考虑。 (二)选择标准与选择机制 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就是，虽然在现代生物学“自然选择”中关于有机体所特有的“内含适应性”的理论，为形塑现有生物群体的基因分布的进化提供了基本机制，但是关于许多文化领域的进化，似乎没有任何简单的类比。 其中原因基本上有两个。第一，在文化进化的诸多领域中，个人和组织的生存状况并不总是会面临险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模仿也并非集中于个体和组织绩效上的简单而容易识别的指标。因此，选择机制不能被假设为具有“内含适应性”的特点。第二，个人、组织和群体在某一时刻所持的特定信念或开展的特定实践并不会像生物体之于基因那样被锁定，而是可以改变他们。因此，在一个社会的群体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该社会的文化属性还是可以改变的。 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方面，其中个体或组织的实践会影响到其生存或扩张的行为方式，并且在这些情况下，文化特性的选择标准与个人、群体或正式的社会单元的发展、衰落甚至灭亡紧密相关。在一些情况下，生物性的生存面临险境。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大量有关民族文化进化的文章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文化因素对于个体和群体的生存能力的影响极为显著。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许多饮食习惯和禁忌，有其各自的起源，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具有能够保持人体的健康等诸多现实意义。类似的，当前许多医疗方案得以付诸实施的原因在于它们可以维持人的生命。 但是有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条件的思考，可以使我们在有限的程度内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内容作出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食物的偏好问题，我们需要运用其它理由加以解释。现代社会成员所使用的大多数药物并非用来应对威胁生命的情况。 尽管在文化进化的各个领域中，个人的生存和死亡可能并不总是处在危机关头，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分析家可以识别出市场或类似于市场的结构，其中组织的生存能力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满足其用户需求的程度，因而在供给商之间经常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因此，如果商业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采用的技术和他们开展的其他实践不符合竞争需求的话，那么这些商业公司可能就会破产。并且，在市场或类似于市场的环境中，运营良好的公司或个人往往会成为那些经营不利者的模仿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实践与基因以及商业公司与表型(phenotypes)之间便存在着一个较为有趣的类比。 然而，即便是在市场背景下，类比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首先，并非所有商业公司的亏损都源于其技术落后或其他商业实践遭遇失败的结果；除此之外，经营不利还与竞争对手强有力地刺激其改变相关的商业实践密切相关，并且很多公司能够这样有效地采取行动。换言之，市场环境中的选择机制可能包含商业判断和作出决策以及公司对此作出的一些改变，它几乎涵盖了一个公司从建立到破产的全过程。那些不够成功的公司对相对成功的公司进行模仿，可能仅仅是为改善其管理状况所做出的一小部分努力。 同样的，虽然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市场组织无处不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在许多文化领域中，主要的组织角色是非营利组织或公共组织。在这一点上，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院都是很好的例子。科学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和与之相类似的其他领域中，价值影响选择对于评定特殊行为者的绩效，可能无关紧要或者可以说毫无关联。 在科学领域，尽管针对荣誉和巨额经费的资助而开展的竞争可能相当激烈，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竞争并未阐明选择标准的本质，也无法决定科学家所运用的这一新的科学理论能否被广泛接受。从短期来看，一个支持一种特定理论的科研小组，其名誉和资金是收益还是受损取决于他们的研究案例能否在科学界广泛流通。然而，这样的结果无须是长远的。我在此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即提出某一理论的研究小组的声望影响了该理论在短期内被接受的情况。从长期来看，因果关系的箭头主要是从一个被提出的理论最后是如何被学科规范所评估出发，通过与其他方式进行对比，指向那些在该理论上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声誉的影响。 在许多文化领域，新元素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满足选择主体的偏好和价值。即使在具有很强市场导向的文化领域中，这一观点也是成立的。因为公司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满足客户偏好的能力。并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文化领域中，字面上的市场机制并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十分微弱。因此，对文化的进化论分析的核心就是，找到那些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偏好和标准，以及驱使它们的作用机制。 (三)文化：作为一种集合现象 文化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或者至少简单的标准模型存在于文化性质本身内部，例如人们的行为、信仰、价值观和规范等，这些都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事实上只有个体的属性是真实的，因而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审视文化，或者认为文化进化只是一个在个人主义层面上进化的过程，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文化是一种集合现象，并受到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文化的要素具有实体性，可以对其加以研究。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不受特有元素的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支配。换句话说，文化元素的生命力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超越那些认同这些元素的个体。此外，就共同文化中的共同认知而言，我们只能将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特定功能理解为，它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分享这一文化的个体。 共享文化的重要性和支持这种共享机制的机构，是我所关注的所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实际上，所有致力于现代科学企业研究的学者们都在强调其团队的性质，无论何时都会对一个共同信念的核心予以支持的机构，以及像科学协会这样的组织用来教育团队中的新成员的学术纪律。在许多技术领域中，类似的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参与商业组织和实践的学者写道，先例和公意在商业实践的管理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上述观点与群体选择，或者说与生物学中的物种选择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但是我认为，将人类文明和那些共享这一文化的个体联结起来的特征和机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十分特殊。 (四)文化和社会单元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联系 综上所述，上述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的特性意味着，文化元素和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联系不同于基因和在生物进化中含有这些基因的表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在的问题是，把文化单元与人类的基因相类比是有意义的还是会产生误导性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与该文化中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有命题认为，文化可以被划分为一些类似于基因的元素。这一命题的提出，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金斯(1983)所提出的“米姆”(memes)概念的影响。许多普适达尔文主义者拒绝使用这个字眼，他们提出了“复制者”这一术语。但是，这仍然被定义为，文化可以被视作包含了一系列文化元素的集合，其中至少存在着一些十分类似于基因的特征。当然，关键问题在于，把文化视为一个“复制者”的集合体，以此来审视文化究竟会起到多大作用?而我认为，这取决于文化所在的领域。 对于许多文化领域中的进化过程来说，可复制性十分重要。至少从广义上来看，现代科学企业的运转，依赖于科学家群体复制其他科研人员的实验和计算结果的能力。显然，当许多“技术”要素被应用到不同方面时，它们一直是相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素可以相当精确地在使用者之间“转移”。从严格的“可复制性”标准来看，这些文化领域中的复制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失误，但我并不会因使用这一概念而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这些特征中似乎并未包含许多商业实践的因素。尽管我和温特都把组织惯例视为一个组织的基因，但是在此我们最想表达的是，组织行为具有稳定性和耐久性，而不是说它们容易被其他组织转换和复制。有关组织实践的实证性证据，并不总是能够在人工制品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在我所提到的文化领域的外部，存在着许多其它领域，其中不同的社会成员所作的解释或开展的实践在一些重要方面上存在着差别，并且在那些领域中，当社会中的新成员采纳流行文化的一个元素时，“复制”一词趋向于抑制那些常常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结果。 尽管文化元素的可复制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除非我们强调它的对立面，否则有关文化要素类似于基因的命题很可能被解释为，社会成员“控制”文化要素的方式与表型拥有基因的方式相同，但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一些文化领域，某些联系的确是持久性的。似乎大多数人都是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而成长和生活的，并且其中许多都是政治信仰。但是即使在这些文化领域，有些人还是发生了改变。并且在其他的文化领域，信念或实践方面的改变可能是频繁而广泛的。正如我所强调的，一位技术专家可能会掌握一套新的设计概念，并且不再使用先前的设计理念。一个商业组织无论其首席执行官是否发生改变，它都可以转变自己的发展战略。 此外，不论何时，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程度问题，而非种类问题，并且这些联系本身也存在着多个方面。即便我们意识到，一个科研团队的成员们对于一个特定的理论或技术方面的具体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为人熟知的是，关于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或有用的信念，可能在程度上存在差异。工艺品设计团队中的成员，通常在使用某一特定技术的技能方面是不同的，并且在信念程度上也存在差别，即他们相信采用最合适的技术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一般来说，不像表型与基因这种问题一样只有是或否两种答案，文化元素和社会成员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能被太过简单地概述。 这恰好是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一个普遍的观点。结构和机制，作为生物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核心特征，并不能用来类比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相反，人类文化进化过程所涉及的结构和机制，需要根据其自身的要素加以识别和研究。 五、总结 第一，让我们对前述观点作一下总结。我所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有关文化、社会和经济现象的进化理论有其自己的特征，并且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之前，在研究进化动力过程中，这些理论大多受到了该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方法的推动，而非受到任何与达尔文思想相关的理论上的先入之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坚信，这种认为进化可以通过变异和选择性保持而得以实现的广义的达尔文进化论，似乎非常适用于研究各个领域的文化变迁过程，并且对该理论进行有意识的应用会大大增强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和严密性。 第二，文化进化的细节与生物进化的细节截然不同。由于主题存在着差异，因而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这并不是说，除了在一个广泛的水平上，两个领域的变迁都包含着变异和选择以外，并不存在有效的类比。但是在我看来，有效的类比应该来自于那些严谨的实证调查，这些调查用来研究和识别文化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方面存在的某些潜在有趣的相似性，而不是在假设他们应该可以类比并进而去寻找或建构这种类比。因此，尽管生物进化的细节包含类似于基因这样的实体以及含有基因组的表型，而这些基因的内含适应性反过来会影响群体中不同基因的发生，但是文化的进化不一定包含与之相类似的机制。 第三，在整个文化领域中，文化进化过程的细节并不相同。其中的区别有趣而重要。因此，筛选最新报道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的过程以及接受或拒绝其纳入专业权威的科学知识库的过程，似乎与一个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极为相似。然而，对于新的商业技术的选择过程似乎涉及了公司之间开展的激烈竞争。正如另外一个例子所示，一项新技术在被付诸实践和试验之前，都往往要通过各种分析和检验的程序。然而无论使用何种令人信服的方法，都很难对新的管理实践进行检验。 总之，我完全相信，受到“变异、系统选择和新的变异”动力驱动的普遍的进化论，在分析人类文化进化的诸多方面均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然而，我们不能把文化进化的细节强制地套用在一个作用于生物进化的框架上。那种认为某一实体类似于基因，且过程与内生适应性机制相似，且这些在生物进化领域中比较关键的元素显然也应该适用于文化领域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往往会事与愿违。在我看来，这些不同点和相同点同等有趣，我愿意去推进一个应用广泛而灵活的有关变迁的进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