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都赋》“长安事象”征实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安论文,西都赋论文,征实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汉代文学代表形式之一的汉大赋，虚构性乃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对此，古今学者多有论说①。然而汉大赋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出现了写实的成分。而以都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京都赋”的出现，其写实的成分又有所增加。正如常森所说，扬雄《长杨赋》尝涉及一些史实，诸如秦末天下乱，刘邦建帝业，文帝躬服节俭，武帝用兵四夷等，杜笃《论都赋》铺叙的事实要更多一些，而班固的《两都赋》毫无疑问是后来居上②。马积高在《赋史》中也说，班固《两都赋》征实的成分增加，虚夸的成分减少③。这与“京都赋”兴盛的政治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就现存资料来看，最早涉及京都题材的赋作是杜笃的《论都赋》。这篇赋作出现的直接诱因乃是东汉时的迁都之争。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虽定都于洛阳，但是朝野上下在定都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分歧：一派以所谓的西土耆老为代表，认为东汉应承绪西汉正统，当迁都长安；以山东权贵为代表的一派则支持立都洛阳，反对西迁。对于定都长安还是洛阳，光武帝刘秀也无定意，因此曾先后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拜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迁派和都洛派都承继西汉以来以赋劝谏的传统，用赋的形式表明主张，于是便有了杜笃的《论都赋》，王景的《金人论》，傅毅的《反都赋》（仅存两句）、《洛都赋》，崔骃的《反都赋》（仅存序），班固的《两都赋》等京都大赋。这些赋作或论长安形制之美，或赞洛邑礼乐教化制度，虽是用文学手法对政治问题进行论说，其中也不乏对大一统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因此，作为文学作品的“京都赋”，便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就此而论，班固《两都赋》中的《西都赋》对“长安事象”的写实性记述就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笔者不揣寡陋，试论析之。
一、《西都赋》中“长安事象”的征实具有志乘价值
《西都赋》首先叙述了东都主人与西都宾的问答，接下来西都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④，陈说“长安”，对都城周围的地理形势作以铺叙。赋中提到的雍州⑤、函谷关、崤山⑥、太华山⑦、终南⑧、褒斜⑨、陇首⑩、泾水、渭水及其他河流等，都是长安地理实有之名。至于此地丰腴，易守难攻，《史记·货殖列传》也曾有记载：“关中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11) 正如《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张良所言：“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2) 由此可见，班固《西都赋》对长安山川地势的叙写符合历史事实，人们通过阅读可以了解汉代长安周围的地理概貌。因此，这样的记录和描写具有“志乘”价值。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赋家以描写现实为主，赋中引录地理名词，尤多实指。如班固《西都赋》写西京建都的地理位置一节，涉及地名有雍州、长安、太华等无不具当世性和真实性。”(13)
在《西都赋》中，班固次第叙写汉长安城“金城万雉”、“周池成渊”、“三条广路”、“十二通门”、“九市开场”，对其建设过程、宏大规模、城内布局、繁华景象等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都可以得到考证。汉长安城，《三辅黄图》卷一载：
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三十日罢。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六月发徒隶二万人常役。至五年，复发十四万五千人，三十日乃罢。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城下有池周绕，广三文，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14)
据何清谷注，汉长安城高三丈五尺，合今8.05米（按：西汉一丈合今2.3米），下阔一丈五尺，合今3.45米，上阔九尺，合今2.17米。经实测，城墙高度在12米以上，下部宽度为12米至16米。上部宽远不止汉代十尺。雉是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由此基本上可以得知汉代长安城墙的概貌。再看护城河——城墙外有壕沟围绕。何清谷释曰：“广三丈，广作宽解，壕宽合今6.9米。深二丈，合今4.6米。……经考古勘察、发掘，壕宽约8米，深3米，接近《黄图》的记载。”(15) 长安城墙的周长，何清谷注曰：
周回：即周围，周长。周长六十五汉里，较实测偏大。王仲殊曰：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城遗址勘察时，大部分城墙犹高出地面，虽然有不少断缺之处，但仍有墙基遗留于地下。经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实测，东面城墙长约六千米，南面城墙长约七千六百米，西面城墙长约四千九百米，北面城墙长约七千二百米，四面城墙总长二万五千七百米，合汉代六十二里强。(16)
据此，《西都赋》中用“万雉”、“呀周池而成渊”(17) 来分别说城墙的长度和护城河的深度是符合实际的。
《西都赋》写长安城“十二门”、“九市”也是实有的。据《三辅黄图》卷一载，汉都城长安十二门分别为：霸城门、清明门、宣平门、覆盎门、安门（亦曰鼎路门）、西安门（亦曰便门或平门）、章城门、直城门、雍门、洛城门、厨城门、横门。《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条载：“《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又有柳市、东市、西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18) 这样，《西都赋》所记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因此，《西都赋》的相关记载补充了史料的不足，俨然如同汉代的“长安城志”。
《西都赋》对于长安周围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区域地理的记述，也颇具志乘价值。班固写道：“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汉长安城周围的地理状况，与实际相对应。秦岭、九嵕山是实有之地貌，甘泉宫、漕渠在当时就存在，弘农郡的商县、上雒县，扶风的鄠县乃是当时的行政设置。这些都是汉时实有。如甘泉宫，《三辅黄图》卷二载：
甘泉宫，一曰云阳宫。《史记》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宫及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故甘泉山，宫以山为名。宫周匝十余里。汉武帝建元中增广之，周十九里。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黄帝以来圜丘祭天处。”(19)
这就明确地记录了甘泉宫的位置、营造的历史等情况，可见《西都赋》对长安城郊的叙写征而有信。
《西都赋》中，关于宫殿的叙写在极尽铺张之能事的同时，详细记述了宫殿的名称、位置和建筑概貌。班固先用比喻的手法写实，铺叙汉长安城中宫廷建筑的整体规模和建筑风格，再写“紫宫”（未央宫）各殿。其中提到的殿名有：清凉殿、宣室殿、温室殿、金华殿、玉堂殿、白虎殿、麒麟殿、掖庭殿、椒房殿、合欢殿、增城殿、安处殿、常宁殿、苣若殿、椒风殿、神仙殿、长年殿、披香殿、发越殿、兰林殿、蕙草殿、鸳鸯殿、飞翔殿、昭阳殿，共计24殿；提到的阁有：天禄阁、石渠阁；提到的庐有：承明庐、金马庐；提到的宫有钩陈宫（李善注为后宫。按：应为卫署居所）。据《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27殿，《西都赋》所记未央宫的殿名，其中有21个与《三辅黄图》所载殿名相符，仅有6个，即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凤凰殿、承明殿、高门殿未被《西都赋》提及。这完全可以作为“宫殿志”来看待。
《西都赋》还写到桂宫、明光殿、长乐宫诸宫殿。据潘岳《关中记》记载，桂宫、明光殿、长乐宫诸宫殿也建在长安城中：“桂宫在未央宫之北，周回十余里，中有明光殿，殿上复道，从宫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宫神明台、蓬莱山。”(20) 明光殿亦有史载：“明光宫（按：应为明光殿之误，据《三秦记辑注》刘庆柱注）在渐台西，以金玉珠玑为箔。明光殿以金为戺，玉为阶。”(21) 关于长乐宫，《三辅黄图》卷二载：“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22)《西都赋》写建章宫中有凤阙、金爵（铜凤皇）、别风阙（按：《关中记》曰：折风，一名别风）、骀荡殿、
娑殿、枍诣殿、天梁宫、神明台、井幹楼、唐中池、太液池等。关于建章宫，《三辅旧事》载：“建章宫周回三十里。殿东起别风阙，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远……又于宫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皇，赤眉贼坏之。”(23) 宫内诸事象，《三辅黄图》卷二载：“建章有骀荡、娑、枍诣、天梁、奇宝、鼓簧等宫。又有玉堂、神明堂，疏圃、鸣銮、奇华、铜柱、函德二十六殿，太液池，唐中池。”(24)《汉书·郊祀志下》也有记载：
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斡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25)
因此，《西都赋》所记汉长安城宫殿诸事，均可在史书或地志类书中得到征信。
要之，人们通过《西都赋》，可以了解汉长安城周围的山川地理、城市建设、街市分布、宫殿盛况等等，因此，赋中“长安事象”征实的叙写，具有志乘价值。清人陆次云在《北墅绪言》中说：“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袁枚在《历代赋话序》中也说：“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翻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26) 当今有学者说：“征实求真，仍是赋家共同的审美旨趣。”“汉京都赋描写帝都宏大结构，包括京都形胜、京畿环境、都城规模、市区街衢等，……实具‘志乘’的作用与价值。”(27)
二、《西都赋》中“长安事象”的征实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蕴
《西都赋》“长安事象”的叙写，开头便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这里提及汉初高祖确定建都的历史事件。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五年，高祖“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可见，汉高祖当初确曾有建都洛阳的想法。娄敬在陈说周兴的历史和汉立的历程之后，又说高祖：“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益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对此，高祖还是拿不定主意。后来，“高祖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因此，赋中的记载符合历史事实。
《西都赋》写长安城四郊及周围有“杜霸”、“五陵”、“七相五公”，较为翔实地记述了历史事件。“杜霸”是指汉宣帝杜陵和汉文帝霸陵；“五陵”是指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当时，汉代实行陵邑制度，在以上七个陵设置县邑。“三选七迁”就是在汉代设置陵邑之后，选三等人，即官吏、豪强及经商致富者，迁往七个陵邑，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汉书·地理志下》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28) 这一带出现“七相五公”(29)，就是迁徙官吏的结果。李善注《文选·西都赋》说，据《汉书》记载，韦贤为丞相，徙平陵；车千秋为丞相，徙长陵；黄霸为丞相，徙平陵；平当为丞相，徙平陵；魏相为丞相，徙平陵（按：这里只有五位丞相，其他两位因被认为系敌国迁来的，故未被载录）。张汤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为御史大夫，徙茂陵；萧望之为前将军，徙杜陵；冯奉世为右将军，徙杜陵；史丹为大将军，徙杜陵(30)。
《西都赋》还记述了天子羽猎活动的全过程，先写狩猎的目的是“威戎夸狄”和“讲武”。据史料记载，“讲武”在汉代已经形成制度。从现存资料来看，汉代的讲武活动包括
刘（
）、乘之、都试等军事训练，也包括在冬季进行的校猎活动。《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官仪》云：“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31) 司马彪《续汉志》（即《后汉书志》）卷五《礼仪中》云：“立秋之日，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32) 可见在这种仪式上，天子要举行射猎，以祭祀宗庙。《续汉志》卷八《祭祀中》又称：“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刘。”(33) 表明天子亲自射牲为祭，示以不忘武备。又据《续汉志》卷五《礼仪中》云：“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34) 可见“乘之”是一种大规模的车骑合成战阵训练。讲武的另一种内容是“都试”。这在《续汉志》卷二十八《百官五》刘昭注引《汉官仪》有记载：
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35)
《后汉书·耿弁列传》李贤注引《汉官仪》：
岁终郡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
这说明“都试”是一种盛大军事活动，且常有校猎活动。“大阅”是汉代讲武活动的又一项内容。《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载灵帝中平五年（188）之大阅仪式：
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36)
这种“大阅”，“代表汉代军事检阅的基本形式”，这些讲武活动“构成了汉代军事训练制度的大致轮廓”，然而“这些讲武活动中，狩猎是重要的内容”(37)。因此，《西都赋》中关于“耀威灵而讲武事”也是汉代军事制度的真实记载。至于“威戎夸狄”乃是“夸视”显耀军事实力的意思。《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云：“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38) 这说明讲武的军事活动除了训练军队的目的之外，还有彰显国力，夸耀军事实力，威慑少数民族的作用。这可与班固《西都赋》中“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相印证。
《西都赋》再写校猎前要先把各地搜集进献的鸟兽集中起来，让水衡、虞人等园囿管理人员准备、布置猎场。水衡、虞人的设置也有史载。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置水衡(39)，水衡丞管理上林等皇家园林。虞人，是掌山泽之官，在《西都赋》中泛指上林苑所有管理者。这些管理者有上林苑令、丞、尉以及上林三官、农官、十池监、诏狱、均输、御羞、园囿、农仓、辑灌、舟牧、六厩、啬夫、狗监等，皆为水衡都尉之属官。这些都是校猎活动的保障人员。紧接着是天子出行：“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法驾”是天子车驾的规格之一，属车三十六乘，载以彩帜。《后汉书志》卷二十九《舆服上》云：“前驱有九旖云罕，凤皇
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鸾旗者，编羽旄，列系幢旁。……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属车皆皂盖赤里，朱轓，戈矛弩箙，尚书、御史所载。”(40)《西都赋》写校猎的猎杀场面十分壮观，记述了校猎器械、搏杀方式等等。曹胜高就汉赋和相关历史资料研究认为，两汉军队以车骑为本，武器以弓弩为长，战术以骑射为主，故校猎的猎杀方式主要有围猎、网猎、焚猎、追击、射猎、借用鹰犬、刃杀、徒搏等(41)。《西都赋》中“追”、“矢”、“徒搏”、“刃”等字即可见狩猎的方式与汉代的实际状况是相同的。《西都赋》写猎杀之后，帝王检阅猎杀所获，并依据杀获多少，进行赐赏。又有欢宴已毕的帝王游览。“飨赐毕，劳逸齐，大路鸣銮，容与徘徊。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有时候还“风举云摇，浮游溥览。前乘秦岭，后越九嵕。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几乎游遍了整个三辅地区。这里的“昆明池”、“豫章”、“秦岭”、“九峻”、“河华”、“岐雍”都是实有地名。
由此，可以说，《西都赋》对确定都城、迁徙移民、天子游猎的叙写，与史料记载相一致。因此，《西都赋》作为文学作品，也记录了历史史实，具有较强的史学意义。正如常森所说：“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两都赋》不论是观念还是实际，都贯穿着一种自觉的史学追求。”(42)
三、《西都赋》写实能考察汉代的气候生态环境，并具有博物功能
班固《西都赋》写长安附近“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这足可以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拥有“渭川千亩竹”者，其富是可以与“千户侯”相当的说法相印证：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43)
由此可见，渭河流域（苑囿自然包括在内）的竹林，是自然生态的一大景观(44)。“竹子”生长在长安，可以看作是西汉时期气候温暖的标志。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时，说到“竹”的分布：
汉武帝刘彻时（公元前140－87年）（按：应为前87年），司马迁作《史记》，其中《货殖列传》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按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均已在这类植物现时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阅今日我国植物分布图，便可知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45)
虽然有学者对此说表示否定，认为“该文凡涉及竹史料的温度推测，均没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46)，但据题晋戴凯之撰《竹谱》“质虽冬蒨，性忌殊寒”之说判断，竹子的生长当是有气温选择的。因此，由汉代长安苑囿中竹林生长可见当时温暖的气候条件。
《西都赋》还记录了汉长安城及其周边的湖泊池沼情况。据史料记载，汉时长安城中宫廷池沼、苑囿的湖泊、城郊的湖泊，计有太液池、苍池（按：或作“沧池”）、唐中池、第中大陂（按：无池名）、昆明池、上林苑中的十池(47)（或说十五池(48)）。如此之多的池沼，有些是人工湖，有些是自然湖，根据其规模及分布，《西都赋》中所写的湖泊池沼壮观情景是可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也不难从中窥见汉代长安的水资源生态环境。正如王子今先生所说：“就汉代的资料看，皇家苑囿中大小湖泊的分布，成为维护长安附近生态形势的条件之一。”(49)
关于昆明池，有着历史记载的真实，更能从中得知当时长安地区的生态状况。《三辅黄图》卷四载：“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50)《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云：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51)
《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春）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52)《史记·平准书》：“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司马贞《索隐》：“按：《黄图》云‘昆明池周四十里，以习水战’。又荀悦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也’。”(53)《史记·平准书》又云：“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司马贞《索隐》：“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今乃更大修之，将与南越吕嘉战逐，故作楼船，于是杨仆有将军之号。又下云‘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击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54) 这是修浚昆明池的原因。
至于昆明池的规模以及有关记载，《三辅旧事》曰：
昆明池地三百三十六顷，有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各数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麾盖，照烛涯涘。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点，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立石牵牛、织女于池之东，以象天汉。(55)
由昆明池有百艘楼船以习水战，我们可以想见其水面之宽阔。据学者考证史料并分析认为，汉时昆明池的水容量是相当可观的(56)，“昆明池面积比较广阔，储水量很大”(57)。然而在元狩三年开凿之前“昆明池原先可能已有积水……也就是说，昆明湖，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工湖”(58)。这也可以说明当时汉代长安城周围水资源的情况。当然，秦汉时期水资源与气候条件有相当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考察认为，秦代至西汉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59)。如此优越的气候，使得植物、动物有了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
《西都赋》写唐中池和太液池中，“灵草冬荣，神木丛生”，昆明池上，“茂树荫蔚，芳草被隄。兰茝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烛耀乎其陂”。据此可见当时太液池的植物生态情况。据《西京杂记》卷一载：
太液池边皆是彫胡、紫、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之彫胡；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之紫萚；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有鹈鹕、鹧鸪、鵁鶄、鸿
，动辄成群。(60)
可见，太液池有水生草木，又有水禽时而成群，这可以与《西都赋》写昆明池“玄鹤白鹭，黄鹄
鹳。鸧鸹鸨
，凫鹥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所提到的鸟有玄鹤、白鹭、黄鹄、鹳、鸧鸹、鸨、凫、鹥、鸿雁、白鹇、双鹄等相印证。
《西都赋》对这些动植物作了丰富而又翔实的记载，这就具有了较强的博物功能。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又说：“图状山川，影写云物。”(61)“体物”、“图状”、“影写”都是说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有学者认为，汉赋这种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是山水文学的先声”(62)，而“山水”之中，为“绘形绘声”的文学手法所记录的，以富有生命力的草木禽兽最为引人注目(63)。《文心雕龙·诠赋》还说：“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64)
《西都赋》对上林苑植物生长状况一笔带过：“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单就上林苑中的草木考察，可知苑中植物存活情况。据《西京杂记》“上林名果异树”条载，上林苑中有梨树10种，枣树7种，栗树4种，桃树10种，李树15种，柰树3种，查树3种，椑树3种，棠树4种，梅树7种，杏树2种，桐树3种。此外，也记录了其他多种树木的名称和栽种数量。葛洪还写道：“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足见上林苑植物种类之繁。虽说多种草木系“远方”献来，但能在长安存活，可见当时的气候状况和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
《西都赋》提到了许多动物：“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这都是各地献来的珍奇动物，生活在上林苑中。据《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九真献奇兽。”又《汉书·武帝纪》：“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汉书·王莽传上》：“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汉书·西域传上》：“条支国临西海，出师（狮）子、大雀。”可见，这些动物的存在是真实的。《西都赋》写上林苑校猎活动捕杀的动物有猿、狖、豺、狼、虎、兕、狮、豹、熊、螭、犀、犛、象、罴等。从犀牛的生存状况来看，《史记·封禅书》云：“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65)《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叙写昆阳之战时说，王莽军曾经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可见当时犀曾被畜养。然而，“野犀是陆栖大型动物之一，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地及河湖沼泽环境栖息”(66)。我们从《西都赋》中所记湖泊、动植物等可知，汉代长安温暖、湿润，其气候条件是相当好的。因此，通过对《西都赋》中“长安事象”的征实，可以考察汉代的气候生态环境；同时，这样的记实也具有一定的博物功能。
注释：
① 司马迁指出：“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02页）这是说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所写的对话、事件和人物全都是虚构的。李泽需认为，汉赋在“体物写志”时有着明显的虚构性。这一虚构性主要表现在以神话传说意象入赋，对客观事物的夸饰描写，假设问对，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组织篇章等。而造成这种虚构性的原因，一是先秦文化的影响；二是汉代神学思想、方术仙道风行的文化语境的影响；三是汉代统治阶级审美情趣的影响（详见李泽需：《论汉赋的虚构性》，《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刘向斌、刘鑫认为，汉赋的话语具有虚指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的虚指性、内容的虚幻性和抒情方式的隐蔽性等方面。这种虚幻性说明了汉代文人创作汉赋的自觉意识（详见刘向斌、刘鑫：《试论汉赋话语的虚指性特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 详见常森：《两都赋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③ 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④ 班固：《西都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页。下引《西都赋》，版本同此，不另出注。
⑤ 《汉书·地理志下》：“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
⑥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殽函之固。’”
⑦ 李善注《西都赋》引《山海经》曰：“华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
⑧ 终南，即终南山，周代称中南山。
⑨ 褒斜，终南山谷口之一。李善注《西都赋》引《梁州记》曰：“万石城诉汉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
⑩ 陇首，指陇山之东端。
(1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12)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4页。
(13) 许结：《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4)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5－79页。
(15)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6－80页。
(16)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17) 《小尔雅》：“渊，深也。”《说文·水部》解释说，“渊”字的古文字形，外边大框像水潭，里面是打漩的水。“渊”之本义为打漩涡的水，用“渊”来说明4.6米深的护城河，应该不算夸张。
(18)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10、113页。
(19)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2－165页。
(20) 潘岳撰，刘庆柱辑注：《关中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4－45页。
(21) 辛氏撰，刘庆柱辑注：《三秦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22)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23) 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24)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25)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45页。
(26) 浦铣撰，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7) 许结：《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8)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页。
(29) “公”是对御史大夫、将军等官吏的统称。
(30)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页。
(31)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52页。
(32)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3页。
(3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2页。
(34)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3页。
(35)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4页。
(36)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46－2247页。
(37) 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8、129页。
(38)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85页。
(39)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6页。
(40)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49页。
(41) 详见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页。
(42) 常森：《〈两都赋〉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2页。
(44) 有学者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竹子乃经济栽培作物，而非自然生。但王子今先生认为在“司马迁笔下与竹相并列的枣栗萩漆等等，不大可能都是非‘自然生’。尤其是所谓‘山居千章之材’，更可能是自然山林可以‘坐而待收’的物产。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奏赋描述宜春宫风景，有‘览竹林之榛榛’辞句。推想宫苑禁区之内的‘竹林’，恐怕并非‘作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经济栽培作物’”。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233页。
(4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收入《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80－481页。
(46)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第6页。
(47)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属官有“上林十池监”。《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记十池为：“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犬台池、郎池。”此系“十池说”。
(48) 《初学记》卷七《地部下·昆明池》说：“汉上林有池十五所：承露池、昆灵池、天泉池、戟子池、龙池、鱼池、牟首池、蒯池、菌鹤池、西陂池、当路池、东陂池、太乙池、牛首池、积草池、糜池、含利池、百子池。”据这里所记池名统计为十八池。
(49)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50) 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51)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41页。
(52)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页。
(5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8页。
(54)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6页。
(55) 佚名撰，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56)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57) 辛德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8)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Z007年，第108页。
(59)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60) 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6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6、328页。
(62) 康金声：《汉赋纵横》，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63) 姜书阁《汉赋通义》分析汉赋“所铺陈的事物内容”，首先指“山川、湖泽、鸟兽、草木”。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82页。
(6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9页。
(65)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8页。
(66) 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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