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绎曾的《四六附说》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批评论文,贡献论文,陈绎曾论文,四六附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整体上说，有元一代，不仅骈文创作成就不高，而且骈文批评也比较寂寞：批评家屈指可数，有关著述也寥寥无几。但是，有一个人的骈文批评却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陈绎曾的《四六附说》，该文对骈文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观照，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看，都是此前众多骈文批评家难以企及的。
一 总结骈文的创作方法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后，千百年来，不少骈文批评家从各个角度对骈文的创作方法进行过一些归纳和总结，如唐人柳宗元将骈文的写作方法和特色概括为“骈四俪六，锦心秀口”①，宋人有关骈文创作方法的言论更多，如王銍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洪迈的《容斋随笔》、杨囦道的《云庄四六余话》等等，都对骈文的创作方法进行过探讨。但是，这些探讨多是评点式的，一般都是三言两语，随意性很强，并且多限于字法、句法和对偶、用典、用韵等技巧层面，琐碎而不成系统，所以理论深度和价值非常有限。相比之下，陈绎曾在其《四六附说》中对骈文创作方法的总结明显高一档次，文中明确提出骈文创作要以唐、宋两代骈文的创作方法为准则：“故为四六之本，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欲辞简意明而已。此唐人四六故规，而苏子瞻氏之所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加之工致，又欲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此宋人四六之新规，而王介甫氏之所取法也。变而为法凡二，一曰剪截，二曰融化。能者得之，则兼古通今，信奇法也；不能者用之，则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对而涩其辞，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又何以文为哉？”② 十分清楚，陈氏在骈文创作上推崇的是唐人的“故规”和宋人的“新规”，认为这是“为四六之本”，“信奇法也”，用得好则“兼古通今”，用不好则失去四六之本意。不仅如此，他还把唐、宋两代骈文的创作方法界定为“古法”和“今法”，并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一）古法
陈绎曾将唐人骈文创作的方法界定为“古法”，并且将其总结、提炼为约事、分章、明意三个要点，一一进行阐释：
其一，约事。陈绎曾的解释是“将当开说之事，沙汰其枝叶，而约其本根。则辞简意明，读者不烦，而昕者易解也。”其实就是去其枝叶，抓住根本，力求简约。
其二，分章。作者的解释是“将事中节目分开，各为一段以陈述之。则事意分明，听者无杂乱之患。”要点是划分层次，讲究条理。
其三，明意。作者的解释更为详尽，而且分为几个层次：
于各段中发挥其意，使之明白洞达，无少晦涩。则闻者朗然入耳而心喻矣。属辞每一段中，以一隔联，包括其意上前后随宜；以四字六字散联，弥缝其阙。所以然者，事分则明，既以约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则朗，故以明意，属辞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待对。混而言之，则昏晦；分而言之，则明朗。故四六属辞之法，必分事意为两壁，而以对偶明之也。又一思之中，必分主从。从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长，若不为法以明之，则主从混淆、而轻重不分矣。故少其偶联以明主意，多其散联以明从意，此四六属辞所以用四六、限段节、拘对偶、分散联之本意也。欲读者便于音声，故切以平仄，欲听者不至迷误，故平易其辞，此又四六属辞所以定粘律、明句读文辞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则四六之作自然合辙矣。
这段文字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解释“明意”的内容和含义，即“于各段中发挥其意，使之明白洞达，无少晦涩。则闻者朗然入耳而心喻矣。”实际就是要把文章的意思表达清楚，使人容易把握。第二，将事意分为两壁，使之条理清楚，不能事意混淆，如果“混而言之”，便混晦不堪。第三，分清主从与轻重关系，具体方法是“少其偶联以明主意，多其散联以明从意”。陈绎曾认为作这样几点，其骈文便自然“合辙矣”。
（二）今法
陈绎曾的所谓“今法”就是“宋人四六之新规”，即宋人四六的创作方法，其突出特征是特别讲究用典作对。正因为如此，陈绎曾便从剪截与融化两方面入手进行阐释。
其一，剪截。陈绎曾对此法的解释是“事意深长，有非片言可明白者，于是作者取古人事意与此相似者，点出所数字，而以今日事意串使成联，使人闻之，不可尽言之深意，朗然可见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实就是截取古人之典与今事作成骈偶，说明事理。具体方法又分为熟、剪、截三方面。所谓“熟”就是“用众所共之事，则人人耳熟而易晓”。所谓“剪”就是“两句出处，各剪出本处属对字样，以备采用”。所谓“截”就是“以所剪属对字样，截取其声律谐顺、语意明白、字样稳切者而用之”。这三点之中，第一点是选取典故的标准，要点是人所熟知，不能冷僻。第二点与第三点是具体的剪截之法，关键是要准确贴切。
其二，融化。作者的解释是“融以神思，化以笔力”。具体方法有三：第一是“融”，即“截取所剪字样，以神思融会之，使与题中本事相合为一，朗然可见矣。或折碎本语以融之，或点掇上下以融之，或合取笔意以融之，或贴以己事以融之，皆是也”。其实就是以神思将今意与古典相合为一。第二是“化”，即“融会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语呼唤字化为浑成之语，使古事与今意并行昭然明白是也”。要点是使今意与古典水乳交融，又清楚明白。第三是“串”，即“联串两句，融化明白。一段数联，又须融化相串。篇串数段，仍须融化照应。脉络贯通语意浏亮，浑然天成，则式虽四六文，与古文不异矣”。要点是使句、段、篇语意贯通，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从骈文史上看，宋人不但在骈文创作实践中对用典作对最下工夫，而且其骈文批评也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这一方面，如宋代骈文批评的代表作《四六话》、《四六谈麈》、《云庄四六余话》都是如此。根据粗略的统计，王銍的《四六话》共63条，而其中涉及用典为对的有40条左右；谢伋的《四六谈麈》共68条，涉及用典为对的也有40多条；杨囦道的《云庄四六余话》共111条，涉及用典为对的有90多条。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些探讨多是摘句式的评点，一般是三言两语，虽然其中不乏精彩之见，但多是点到为止，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刻，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比较有限。而上面陈绎曾的这些论述，深入、具体，既有理论指导意义，又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操作性强；大而言之，确实有方法论的意义；小而言之，对骈文创作实践确实很有帮助。因此，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皆非唐宋骈文批评家的理论主张可比。
二 划分骈文的类别
关于骈文的类别问题，在陈绎增之前也有人涉及。较早的如宋人谢伋，其《四六谈麈》中说：“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本书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三代两汉以前，训、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知？”这些话语中透露出骈文的类别问题，上是朝廷的公用文如制、诰、表、奏、文檄等几类文章，由唐至宋主要以骈体为之，“下至往来笺、记、启、状”几类文章，也以骈体出之。这便从侧面显示出骈文的两种大的类别区分：一是朝廷之上的公用类骈文，一是下面生活交往类骈文。此后的骈文批评家洪迈也谈到骈文的类别问题，其《容斋随笔》中有曰：“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虽然不是直接议论骈文的类别问题，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他把骈文大致分为朝、野两个方面。另外，再晚一些的陈振孙，也曾点出骈文的几种类别：“四六骈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③ 其实就是四类骈体文。当然，在陈绎曾之前，关于骈文的类别问题，还是王应麟的《辞学指南》说得更为全面一些：
皇朝绍圣初元，取士纯用经术。五月，中书言唐有辞藻宏丽、文章秀异之科，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于是始立宏辞科。二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章、表、赋、颂、箴、铭、诫论、露布、檄书、序记）。除诏、诰、赦、敕不试，又再立试格九条，曰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四题分两场，岁一试之。大观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详，改为辞学兼茂科，除去檄书，增入制诏，仍以四题为两场。内二篇以历代故事借似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宣和五年七月，职方员外郎陈磷奏，岁试不无幸中，乃有省围附试之诏，由是三岁一试。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请别立一科。七月，诏以博学宏词为名，凡十二体，曰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三岁一试，如旧制。（王应麟《〈辞学指南〉序》）
这段文字虽然是在谈论科举考试中文体的变化，但是却从侧面透露出骈文体类方面的情况，如功令的骈文就有章、表、露布、檄书等几类；其他“亦许用”骈体的又有颂、箴、铭、诫谕、序、记等几类；而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七月“诏以博学宏词为名”所设的考试科目中所涉及的文章竟有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十二类，其中很多都以骈体行文。虽然论者还没有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台阁类骈文的体类分布状况。
同上述各家相比，陈绎曾关于骈文类别划分的言语不多，但是其价值则超过前人。
其一，以使用范围和功能为标准，将骈文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台阁骈文，即朝廷公用文；
第二类，通用骈文，即社会上各个阶层所使用的各类有专门用途的骈文；
第三类，应用骈文，即生活中人事交往所使用的骈文。
其二，对上述三大类骈文又作进一步的划分，指出每一类骈体中所包含的文章类别：
第一，台阁类，其中包括：诏、诰、表、笺、露布、檄；
第二，通用类，其中包括：青词、朱表、致语、上梁文、宝瓶文；
第三，应用类，其中包括：启、疏、札。
大体说来，陈绎曾以上关于骈文类别的划分有这样两点超过前人，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疆域分明。以往的骈文批评家对骈文没有明确的疆域划分，只是间接涉及。如前面所举的谢仅，其《四六谈麈》中只是谈及“内外两制用之”，“下至往来笺记、启状”，隐约说出朝、野两个范围，还不是严格、明确的文体疆域划分。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也只是比较笼统地概括为“上自朝廷”与“下而缙绅”两个范围，远远没有反映出当时骈文在类别、范围上的实际差异。反观陈绎曾，他把骈体文章划分出台阁、通用、应用三大类别和范围，既符合宋元以来骈文在各个领域的分布状况，又简明扼要，让人一目了然。
第二，标准合理。以往的骈文类别区分只是笼统的归并，至多也不过是“朝野”、“上下”的简单区别，没有科学、客观的标准，所以明显存在模糊性。陈绎曾对骈文类别的划分，显然有自己的标准和依据，概而言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范围上进行划分，所以便分成台阁、通用、应用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确实界限分明，不易混淆。标以“台阁”，便界定此类骈文用于朝廷；标以“通用”，则明显用于社会各个阶层，范围非“朝”而为“野”；标以“应用”，则明显划定其范围在人们生活与交往之间。二是以文章功能为标准进行划分，侧重从实用角度上进行区别。从实而论，台阁骈文、通用骈文、应用骈文虽然都是应用文，但是具体功用却大不一样：台阁骈文的功用是处理朝廷政务，大而言之是经国济世；通用骈文主要是方士忏过的青词和告天的朱表，乐工间白的致语，匠人上梁用的上梁文，圬者镘栋脊的宝瓶文；应用类骈文主要功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通信和交往，三者在分工上明显不同，所以陈绎曾以功用为标准进行划分是非常合理的，从骈文批评史上看，此前还没有人对骈体文作过这样明确而又科学的划分。
三 提出骈文创作的典型模式
骈文创作同其他文体一样，也不能一空依傍，孤立地进行，也必须继往开来，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自具面目。那么，就骈文而言，可资师法的典型范式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批评家各有不同的说法。较早的如唐人李商隐，虽然他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④ 的主张持有异议，“常悒悒不快”⑤，主张“直笔为文，以元气为根”，但是在骈文创作上，他还是有所师法，并且夫子自道：“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⑥ 表明他对任、范、徐、庾的骈文有所师法。不仅如此，他还一意孤行，不听劝阻：“仲弟圣仆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为能休。”⑦ 简而言之，就是以六朝骈体为典范，侧重师法徐、庾，所以朱鹤龄在《新编李义山文集序》一文中说：“义山四六，其源出于子山。”宋代骈文作家中也有师法六朝的，如北宋初为太宗知制诰的赵邻几就是如此，《宋史·文苑传》就记载他“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服之。”但是宋人更多的是以唐人和本朝前辈为典范。如苏轼，他在《答俞括书》中自称其为文“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后来的李纲在其《书檄志》中指出：“一应书檄之作，皆当以陆宣公为法。”说得更具体而详细的是王应麟，其《辞学指南》出于词科应试的目的，专门为制诰、表奏等类骈文的写作提出典型范式。
然而，王应麟和上述其他人虽然提出所师法的典型范式，但是却对其体制、特征及其写作方式与方法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和应有的论述，因此不但理论价值不高，而且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也非常有限。相比之下，陈绎曾不但明确提出骈文写作的典型范式，而且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概括，虽然也不免有偏颇之处，但是总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则远远高出前人。
陈绎曾为骈文创作标举出的典型范式共有两个：一个是唐体骈文，一个是宋体骈文。
其一，唐体。对这一体骈文，陈氏首先举出代表作家，即：苏颋、张说、常衮、陆贽、白居易、元稹，然后又明确指出唐体骈文的体制特征：“不俱粘，段中用对偶，而段尾多以散语衬贴之，犹古意也。”从陈氏标举的骈文代表作家及其对唐体骈文的概括可以看出：他所推尊的所谓“唐体”，排除了初唐和晚唐，专取盛唐和中唐。从实而论，这样的选择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一，从骈文史上看，初唐骈文和晚唐骈文不是标准的“唐音”，确实不能代表唐体骈文。初唐骈文尽管有“四杰”等人在内容风格上的改造和革新，但是从总体的体制和风格上看，还没有突破六朝的藩篱，仍然带有六朝风味。晚唐骈文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复归六朝的倾向，其中最杰出的骈文大家李商隐最具代表性，他在骈文创作上就自觉地“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而且“未为能休”⑧。其他如温庭筠、段成式、欧阳炯、韩偓等人的骈文创作不但复归于六朝，而且还带有齐、梁宫体的气息。所以，真正具有李唐自己时代特色的骈文主要就是盛唐“燕许”、常衮和中唐陆贽、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变体骈文，也即骈散结合的新型骈体文。
第二，陈氏对盛唐和中唐骈文特征的概括比较准确，选取的作家也确实具有典型性。仔细考察唐代骈文的流变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从“燕许”和常衮起，骈文开始以古杂今，出现骈散结合的趋势，如张说的《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每豫游宫观，行幸山河；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用骈语铺陈，用散语收束；苏
的《太清观钟铭》：“时环而载击载考，律应而不舒不疾。西升路接，韵闾阖之清风；北斗连城，含未央之夕漏。非与其至妙，孰臻于此乎？”铺排刻画用骈，总结用散；常衮的《赠婕妤董氏墓志铭》：“悲遽夭于先舂，叹长归于永夜。追加班女之秩，式慰卫儿之魂。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礼也，乃命词臣。”以骈语铺叙，以散语结尾。从行文方式上看，这些骈文已经与传统骈文有所区别。到中唐陆贽之手，变化更为明显，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以陛下英明鉴照，物无遁情，固非延龄所能蔽亏而莫之辨也。或者，圣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谓之孤贞，可托腹心；以其好进谗谀而谓之尽诚，可寄耳目；以其纵暴无谓而谓之强直，可肃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谓之智能，可富财用。将欲排众议而收其独行，假殊宠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诚有意乎在兹，臣窃以为过矣。”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行文更加散化，词色更加素淡，有真意，去粉饰，不做作，是纯粹的经世致用之文。稍后的元稹和白居易，在中唐诗文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骈散结合之风的熏陶之下，其骈文创作也脱离传统的轨道。如元稹的《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五其效。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竞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予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无悼后害。”使事用典，以骈偶出之，议论说理则骈散兼行。再如白居易的《策林二十一·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盖以君之命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转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臣，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铺陈用骈语，承转文气和总结全文用散语，克服了传统骈文的呆板滞涩之弊，具有与散文相似的流利畅达之气。
从总体上说，这些人的骈文确实如陈绎曾所说“不俱粘，段中用对偶，而段尾多以散语衬贴之，犹古意也”，明显散化和素淡化，严格地说是骈散结合体，这是唐代骈文的标志性特征，陈绎曾以此类骈文为典型范式，说明他在骈文方面是非正统的革新派。
其二，宋体。对宋体骈文，陈绎曾也是先举出代表作家，即：杨亿、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邵泽民、邵公济、汪藻。接下来概括宋体骈文的体制特征：“右宋体，拘粘，拘对偶，格律益精，而去古益远矣。凡唐体四六，《文苑英华》最为详赡；宋体四六，唯蜀本《四六适用集》，皆南渡以前精选之文，格律浑厚，辞气雄雅，无后来雕镌之弊，余不足观也。”这样的标举和概括有其可取之处，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一，以“格律浑厚，辞气雄雅”，无“雕镌之弊”为骈文之典型范式是十分高明的，这是骈文作品的理想境界，也是宋代骈文的精华所在，这类作品，多出于北宋，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之骈体佳作便有此风致，堪为骈文之楷模。
第二，指出宋代骈文的独特性，突出在于更重对偶，“格律益精”，“去古益远”，应该说比较有眼光，为模习者提供了重要的门径。
但是，陈绎曾对代表作家的选择和对宋代骈文总体特征的把握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关于宋代骈文的代表作家，陈绎曾的选择大体合乎实际，但是个别处值得探讨。如邵泽民、邵公济在宋人标举的典型中十分少见，在众多的骈文批评著述中很少有人提及，在当时的影响不大，地位不能同其他几人相比，因此作为宋代骈文的典范作家条件不够充分。
第二，对北宋骈文体制特征的概括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实，“拘粘，拘对偶，格律益精”的特征在杨亿、王安石骈文中体现得比较充分，而用以概括欧、苏骈文则言过其实。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中便把欧、苏与杨亿、王安石、汪藻区别开来：“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若汪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中说杨亿骈文“必谨四字六字律令”，王安石骈文“谨守法度”，这可以说是“拘对偶，格律益精”；而苏轼骈文则“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显然不是一路，所以他说“由是分为两派。”因此，用“拘粘，拘对偶，格律益精”来概括北宋体骈文的总体特征是有些片面的。
第三，说南渡以后骈文“不足观也”同样有片面性。客观地说，南宋骈文确实有“雕镌之弊”，如李刘等人骈文就是如此。但这只是一方面。其他如陆游、杨万里、真德秀、刘克庄、文天祥等众多骈文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成就。其中如杨万里骈文，清代著名的骈文批评家孙梅在其《四六丛话》卷三十三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真德秀骈文，《四六丛话》卷三十三中也有好评：“南宋骈体，西山先生为一大家，华而有骨，质而弥工，不染词科之习，野处（洪迈）、诚斋而下皆不及也。”刘克庄之骈文早期颇好雕琢，后来则趋向雅淡自然，行文风格清新，笔致流畅。克庄对骈体很有研究，曾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如在《跋黄孝迈四六》中说：“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联。新意谓不经人道者，警联谓可脍炙人口而不戟人喉舌者。”《跋汤埜孙四六》中又说：“余谓四六家驾清谈者轻虚，惟故事者重浊，谀辞伤直道，全句累正气，宁新毋陈，宁雅毋俗，宁壮浪毋卑弱。”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其作品基本上与其主张相合。因此，这些人的骈文创作都不能以“雕镌之弊”概之。
四 分析骈文的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
关于骈文的结构方式与行文方法问题，在陈绎曾之前，宋人谈得比较多。如吕祖谦曾对制这种功令使用骈体的文章结构方式与行文方法有所说明：“制破题四句或兼说新旧官，或只说新官。如自资政殿学士提举宫观建节，上两句说提举宫观，下两句说建节，此兼说新旧官也。若四句只大概说藩屏方面之意，此只说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如‘眷时旧德’、‘肃侍燕朝’之类。”⑨ 对诏他也有过说明：“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语须浑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对而失大体。但观前人之诏自可见。”⑩ 这里他侧重说明诏的行文方式和写作风格。此外如真德秀，也多处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如对“辞科之文”，他曾从整体上作过阐释：“辞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复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制词三处最要用工：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麄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既说明其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也提出风格方面的要求。同时，他还对多种具体的骈文体类的行文方式进行阐述，如关于檄和露布，他说：“檄、露布乃军中文字。檄贵铺陈利害，感动人意。”又说，“汉以前无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编题之初须要知此。汉檄不须四六，如司马相如《喻蜀檄》之类，汉无四六之文故也。”(11) 着重说明其行文方式。
但是，有宋一代，在这方面论述更多的是王应麟的《辞学指南》，该书虽然主要为博学宏词一科考试而作，但是由于此科考试中很多文体要用骈体写作，所以在讲述文体结构方式与方法时，尽管是从应试的角度入手，但其实就是在谈一些骈体的结构方式与行文方式问题。如：“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不须用联。‘具官某’段颂德，先须看题……一段说新官，‘於戏’用一联，或引故事，或说大意。……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不须更作联，恐冗。”(12) 主要讲制这类骈体的行文方式。又如对诏，作者解释说：“‘勒’云云，‘具官某’云云，‘可特授某官’。二人以上同制，则于词前先列除官人具衔姓名，‘可特授某官’，于勅下便云‘具官某等’，末云‘可依前件’。侍从以上用脑词，馀官云勒具官某‘云云’，‘尔’云云。”(13) 介绍其基本结构与写作步骤。此外如檄，作者说：“檄，军书也。祭公谋父所谓威责之令，文告之辞。……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拟汉河西大将军谕隗嚣》、倪正父《拟晋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谕中原豪杰》皆用四六。然散文为得体，如东莱《汉使喻莎车诸国》是也。”(14) 说明其行文方式，并大概梳理了檄在唐代前后行文方式上的变化。应该说，这些介绍和说明是比较准确的，对这几类文体的写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与陈绎曾相比，这样的分析和说明还是显得简单，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
陈绎曾关于骈文的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的分析与介绍既系统、全面，又深入、具体。
其一，他从宏观上对骈文的基本结构方式与行文方式进行高度概括，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
起，破题；
承，解题；
中，述德或作人事；
过，自述或在述德之前；
结，述意。
然后明确指出：“右四六制大概，此其准也。”即大概匡架，基本的结构标准。
其二，又从微观上入手，对多种骈文的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进行具体的介绍和分析：
诏 多用散文，亦有用四六者。今代四六诏书、赦文，多作二段：一破题，二人事，三戒敕，或奖谕，或奖劝。
诰 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词命、宜命多三段，一破题，二褒奖，三戒敕，或奖谕，封赠则用慰喻。
表谏表、论事表、请表、劝表、乞陈表、荐表，皆用散文；贺表、谢表、进表，皆用四六。贺祥瑞表四段：一破题，二解题，三颂圣，四述意。贺克捷表亦四段：一破题，二人事，三颂圣，四述意。贺正旦表、冬至、圣节、登极、册后、建储等表皆三段：一破题，二颂德，三述意。谢官、谢赐杂表皆四段：一破题，二自述，三颂圣，或先颂圣后自述，四述意。进书表：一破题，二解题，或自述，三颂圣，四述意。进贡物表：一破题，二颂圣，三人事，或先人事，四述意。
笺 谏戒论事皆散文，贺笺皆三段，进书进物笺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样不同，于皇太子用之。
露布 出师胜捷播告之文，一冒头，二颂圣，三声罪，四叙事，五宣威，六慰喻。
檄 出师喻众之文，一冒头，二颂圣，三颂功，四论理，五宣慰，六招喻。
青词 方士忏过之辞，一籲天，二忏过，三祈祷。
朱表 方士告天之辞，一破题，二籲天，三述意。
致语 乐工间白，一破题，二颂德，三人事，四陈诗。
上梁文匠人上梁之文，一破题，二颂德，三人事，四陈抛梁，东、西、南、北、上、下诗各三句。
宝瓶文 圬者镘栋脊之辞，一破题，二颂德，三人事，四陈诗。
启 人间通问之辞。
谢启：一破题，二自叙，三颂德，四述意。
通启：一破题，二颂德，三自叙，四述意。
陈献启：一破题，二人事，三颂德，四述意。
定婚启：一合姓，二人事，三述意。
聘婚启：一破题，二人事，三述意。
贺启：一破题，二人事，三颂德，或后人事，四述意。
小贺启：一破题，二颂德，三述意。
疏 请疏：一破题，二颂德，三述意。
劝缘疏：一破题，二人事，三述意。
此前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谈论到骈文的结构和行文方式问题，但是还没有人达到这样的境界。第一，从广度上说，这段关于骈文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的论述涵盖面极大，其中包括台阁骈文6种，通用骈文5种，应用骈文9种，其系统性和全面性前人罕有所及；第二，从其论述状况上看，条理清晰，简明扼要，易于把握，可操作性强；第三，其中结构分析与方法的阐释颇有见地，虽然大都是从应试的角度出发，功利目的很强，但是就其观点本身而言，多是以实际创作为依据，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确实有方法论的意义，对骈文创作有切实的指导作用。所以后世很多骈文批评家都加以取法，有的如清人陈维崧，竟将此文稍作改动，变成骈文的写作指针，名为《四六金针》。
五 标举骈文创作的主要风格
在陈绎曾之前，唐、宋两代曾有人论及骈文的风格与格调的问题。如唐代诗僧皎然在其《诗议·论文意》中就曾指出：“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斧斤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他所说的“有对不失浑成”，反对“见斧斤之迹”，“不关造作”，不能“力为之”，其实就是推崇浑成的风格。宋人涉及骈文风格的论述更多一些，如王銍《四六话》下有曰：“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显然，他推崇的是“从容中和”的风格特征。此后洪迈认为（骈文）“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印，风味不厌，乃为得体。”(15) 以“警策精切”为得体；周必大则强调：“四六特拘对尔，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16) 以“浑融有味”为贵；刘克庄虽然从批评的角度切入，但是也表现出他的倾向性：“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鸿庆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17) 他批评别人“欠融化”与“稍堆垛”，自然倾向于明白与浑成；而杨囦道则根据骈文体类的不同，提出不同的风格标准：“大抵制、诰、笺、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18)相比之下，这种观点更合理一些，因为不同的骈文体类有不同的使用范围，不同的功能，适合不同的场合，所以风格特征自当有所不同。
陈绎曾在文章风格上没有明显的骈散界限，对骈文、散文标举的风格大体一致，所以其《四六附说》中指出：“凡四六诸格，变化无方，已具《古文谱》中。”
又特别强调：（骈文创作要）“脉络贯通，语意浏亮，浑然天成，则式虽四六文，与古文不异矣。”他在《古文谱》中，借鉴钟嵘《诗品》的批评方式，把古文的风格具体划分为三大等级：
（一）未入格
布置：布置事理，各得其所。顺铺：铺陈事意，顺其次序。
直叙：直叙其事。缒后：直至结尾，方见本题。
滑稽：题有碍理，以戏出之。顿挫：着力顿挫，颇见精神。
（二）正格
玄：精神极至，洞然无迹。圆：辞情理趣，圆美粹然。
右上上
妙：神工诣极，重重入妙。适：情趣自然，从容中度。
右上中
沉：力可回天，不动声色。雄：气盖天下，浑然雄风。
右上下
清：乾坤清气，彻底泠然。婉：理严辞巽，惟恐伤人。
闲：优游尘外，真趣怡然。典：言语步趋，俱中典则。
雅：台阁气象，正大从容。深：极深研几，未易窥测。
覈：言言有据，字字精实。精：思精理到，几入于神。
严：法度森森，动中规矩。伟：气相宏大，伟然可观。
绝：辞理俱到，令人击节。卓：有意卓然，高出相表。
高：情理杰特，下视群才。远：理致悠长，宛在言外。
大：笼天络地，未能无迹。莹：表里无瑕，莹然透彻。
古：辞理渊奥，太古之音。逸：超出常情，飘然天趣。
右中上
重：力重万钧。 奇：出入意表。
老：见识老成。 健：骨气矫健。
简：辞意简当。 遒：遣辞清快。
劲：骨力刚正。 壮：气力沛然。
峭：辞意峻拔。 活：意思活动。
和：气宇恬和。 肃：气相肃整。
正：辞意端正。 秀：辞意秾秀。
缜：法度缜密。 润：辞气温润。
新：扫尽陈言。 华：富丽荣华。
右中中
响：音吐洪畅。 亮：辞音并曒。
紧：节节抱实。 谨：谨守绳墨。
平：略不废力。 实：辞理皆实。
俊：翩翩意气。 温：慈祥可爱。
右中下
富：事料饱满。 密：文辞紧密。
右下上
险：语意陟峻。 稳：字字不差。
流：务为波澜。 丽：务写藻丽。
淡：不务华饰。 赡：才思有馀。
直：直而不俚。 明：辞意显白。
详：事理详具。 快：开口见心。
易：省力通快。 工：功夫苦到。
滑：辞响滑溜。
右下中
怪：常理之外。 巧：组织小巧。
熟：陈辞熟语。
（三）病格
晦：不明 浮：不沉 涩：不滑 浅：不深
轻：不重 率：不工 泛：不切 俗：不雅
略：不详 软：不劲 訏：不婉 短：不远
秽：不洁 胖：不遒 俚：不典 虚：不实
排：不活 疏：不密 嫩：不老 散：不緻
枯：不润 缓：不谨 宽：不紧 粗：不细
尖：不圆 巍：婢作夫人 琐：浅中狭量
碎：不成片段
猥：全无可用 冗：（承占）（玉少石）多 憊：精神 倦憊
陈：不新
庸：凡下之谈 低：志意不扬 杂：不精
陋：闻见可鄙
右或无两格，或专一格，变化无方，而戒病格。(19)
他把“玄”、“圆”两格列入最高等的“上上”品，其理由比较清楚：首先是情理内容上达到很高的境界，一个是“精神极至”，一个具有“辞情理趣”。同时，其风格也确实达到完美的地步：一个是“洞然无迹”，一个是“圆美粹然”。其共同特点是明白自然，浑然天成，这是陈绎曾标举的古文最佳风格。
对骈文，陈绎曾说得明白：一般的格“已具《古文谱》中”，与古文一样，自不必多言，即上面所述古文诸格对骈文都适用；而他着重强调的是骈文的下面三格：
上，浑成格：辞意明白，浑然天成。
中，精严格：法律精严，妙入规矩。
下，巧密格：用事巧中，无少疏漏。
陈绎曾明确指出：“其尤切者，则在此三格而已。”意思是对骈文来说，这三格是尤为重要的。仔细观察，这三格之中，同古文一样，也以明白浑成为最高，并且直接名之为“浑成格”。之所以如此，与其文学主张有关。陈绎曾的文学观念主要见于其《文筌序》，该《序》中指出：“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余成童，剽闻道德之说于长乐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虫之习久矣。……夫筌所以得鱼器也，鱼得则筌忘矣。文将以见道也，岂其以笔札而害道哉！且余闻之，《诗》者，情之实也；《书》者，事之实也。《礼》有节文之实，《乐》有音声之实，《春秋》有褒贬，《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实而著之笔札。所以六经之文，不可及者，其实理至精故耳。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可胜食，何以筌为？”很显然，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特别重道；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他特别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以筌与鱼之关系，比喻文学形式与内容之关系，宣称“鱼得则筌忘矣”。基于这样的文学观，所以他在文学创作上重视精理，反对雕琢，并且从童年时代起，便“痛悔雕虫之习久矣”。所以，在古文与骈文风格上，他推崇自然明白，浑然天成，并且标举为最高格就不奇怪了。从骈文批评史上看，陈绎曾的这种骈文风格论，确实超越前人：第一，他破天荒地为骈体文明确标举出风格标准。以前虽然有相当多的骈文批评家提到骈文创作的风格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直接、明确地为骈文本身确立风格规范，这个任务是陈绎曾完成的；第二，陈绎曾不但为骈文标举出基本的风格标准，而且还分等级，分层次，揭示出差异和区别，为骈文创作指明了方向，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
以上五个方面是对陈绎曾《四六附说》一文理论价值的大略分析和介绍，尽管其理论之中也有一些偏颇，但是其贡献是主要的，而且是多方面。在中国骈文批评史上，此前还没有人对骈文创作方法、类别区分、典型范式、结构方式、行文方式、基本风格等问题作过如此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所以，陈绎曾《四六附说》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地位和价值是不能忽视的。
注释
① 柳宗元：《乞巧文》，《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6页。
② 《四六附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1265页。
③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浮溪集》。
④ 《上崔华州书》，《四部丛刊》本《李义山文集》卷四。
⑤同④。
⑥ 《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四部丛刊》本《李义山文集》卷四。
⑦⑧ 《樊南四六·甲编自序》，《四部丛刊》本《李义山文集》卷四。
⑨⑩(11)(12)(13)(14) 王应麟：《辞学指南》卷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0、958、995、930—931、55、994页。
(15) 《容斋三笔》卷第八《四六名对》。
(16)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
(17) 《林太渊稿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
(18) 《云庄四六余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19) 《四六附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1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