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根据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对未来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做了美 好的勾画，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著名著作《国家与革命》之中。这就是要实行巴黎公社 的民主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1](146)。鉴于“起源于中世纪的‘中 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 纪发展起来了”，为了避免“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1]( 146)，“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 而用仍然是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 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 不得高于一般工人工资；(3)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 的人暂时变成了‘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210)。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一度大胆尝试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原则，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群众和人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代表都由人民直接选举，并且要受人民监督。1918年 初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决定国家利益和命运的大事，不仅在俄共(布)的上层进行充 分的讨论，而且将情况通报全国，征得全民的理解和同意；建立公职人员报告制度，“ 所有负责的公职人员一律定期向工农群众做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这种报告每月至少安 排一次，使非党员工农群众有机会对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进行批评”，“不仅共产党， 而且任负责工作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做这类报告”[2]；实行工人监督制度， 国营企业职工代表拥有对企业领导人实行监督、撤换的权利等。
尽管列宁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的浪漫设想很快被俄国的现实 所否定。俄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广大劳动者低下的文化水平，激烈残酷的战争环境 ，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的需要采用了委任 制。1919年俄共(布)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规定，分配领导干部的全部工作“归党的 中央管理”；1920年列宁又强调，“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 得解决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3]；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确认，“在特殊 条件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同时建议中央委员会在 分配工作人员时一般应以推荐代替任命。”[4]到1921年，列宁又主张要把苏维埃上层 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实际上权力由国家行政部门转向党机关。下层的权力也逐渐集中 到党中央，后来进一步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金字塔形的权力构架已现雏形。
同时，列宁立即发现委任制带来权力集中、官僚主义滋生等一系列问题，并且以身作 则，发扬民主，尽量采取一些措施，去实行选举制，但收效甚微。
二
实际上苏联最完备的委任制干部制度形成于斯大林时期。
关于斯大林时期的委任制问题，我国学者从理论上已多有论述，这里拟就新发现的表 格材料和数字材料，简明扼要地说明斯大林“干部委任制”形成的过程及特点。
1.斯大林控制着全部的干部任命大权
(1)1923年11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作出决议，以“花名册”形式来登录委 任的党和国家高层干部，俄国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斯大林正式任命自己干部的开始。( 见表一)[5](80)：
工作部门 第1号干部
第2号干部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机构(辛迪加、托 1880(53.7%) 906(60.4%)
拉斯、企业经理和贸易组织)
财政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经济组织 136(3.9%)
175(11.7%)
教育人民委员部和邮电人民委员部
155(4.4%)
105(7.0%)
行政、劳动保护等机构 380(10.9%) 282(18.8%)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贸易人民委员部
189(5.4%)27(1.8%)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760(21.7%)5(0.3%)
总计
3500 1500
表格中所列的第1号干部，他们要由俄共(布)中央委员直接任命，计3500人；第2号干 部由各部门预先提名，然后报送中央委员会批准，计1500人。第1号和第2号干部充任中 央一级的领导职务。另外，还任命第3号干部，他们担任地方省州级的领导职务。以上3 批干部总数达13163人[6]。
(2)1925年11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通过《关于选拔和任命干部的程序》的决议 。任命第1号干部和第2号干部的程序基本不变。但对任命第1号干部做了补充，被列为 第1号干部的人选，要经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批准，方能参加相应的代表大会和其 它会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决议中还有一个附件，上面列有关于第1号任命干部和第2 号干部任命名单，他们分别有1870人和1875人，共计3545个[5](85)。
(3)1926年3月1日，中央组织局确定了中央第1号干部和地方各机关的新名单，但这次 与往次不同，他们的任命权和罢免权分别掌握在中央政治局、组织部和书记处。任命对 象是党、国家、工会、合作制等组织的干部。任命第1号干部的审批情况(见表二)(只以 部分国家机关为例)[5](86)：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均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
2.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权力基础
(1)首先把行政权力逐渐集中在党员手中。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处的档案中有一份1924 年4月呈报的《第一级任命干部》的党派和社会成份调查表(见表三)[5](83)：这次任命 的干部共3500个官员，下表所列的只是其中的1016人，虽然表中所列人数只占总数的1/ 3，但足可以反映一般情况。
首先，在政权的要害部门，安排的是党员。例司法和侦缉机关最高领导层的干部，331 人中有328人是党员，占99.1%，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再如，外交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 干部，124人中有114人是党员，占92.04%。其它各部门党员的比例一般在70%～80%以上 。至于几个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比如财政机关，不得不利用一些专家外，党员的比例 略低一些，但也保持在60%以上。可见，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政机关全部掌握在共产 党手中。
从这个《第一级任命干部》表格中也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成份。整体看来党员居多数 。职员(即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依次为，外交部92.1%，外贸部91.8%，财政部88.0%， 内贸部81.8%，其他部门为61.8%～78.3%；工人、干部占的比例依次为，外交部7.9%， 外贸部6.8%，财政部12.0%，只在侦缉、邮电、交通部比例略高一些，占28%。农民在公 安司法部占9.8%，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占3.1%。可见，党的高层里知识分子 虽居多数，但工人和农民在逐渐进入党的高层。
(2)用年轻的干部替代“列宁近卫军”。列宁时期的干部都是十月参加革命的，一般习 惯称之为“列宁近卫军”。这些人资历深，政治素质高，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对 斯大林比较了解。这对追求成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来说，当然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对此，斯大林采取的策略是用国内战争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取而代之。有材料表明，列宁 时代的老干部因伤亡、疾病乃至退休等原因，所剩本来不多，到1922年占党员总数的12 %，可是经过斯大林的“换班”，3年后的1925年，他们只占党员的9.7%[7]。
(3)频繁调动干部，随时淘汰异己。根据1927年4月4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局议事日程记录 的资料，3年内(1924—1926年)全国干部85%以上调动过工作岗位，1926年一些中央机关 (俄联邦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托拉斯、合作中心董事会等)领导成员更换了40%～6 0%，厂长更换了50%以上。其中3/4是在党政同一级别中流动[5](90)。
苏联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据统计，仅1925—1926年间，在33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 央机关以及在地方机关被任命的干部有73413人，其中中央级17807人，地方机关55606 人[5](87)。
3.干部文化素质下降
由于当时选拔干部主要坚持政治标准，而忽视业务标准，硬性吸收工农参加国家管理 ，致使干部整体文化程度逐年下降。
下面是5年间的干部文化程度对比表：
共产党员教育水平变化表，百分比[8]
类别1922年
1927年变化率
高等学历 0.68 1.06 +0.36
中等学历 6.99 8.22 +0.23
初等学历 80.11 66.56-13.55
家庭教育 10.46 23.49+13.03
文盲1.37 0.66-0.17
100
100
从表中可以看出，具有高、中等学历的共产党员的百分比略有提高，而且文盲比例也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初等学历的比例大幅下降，家庭教育比例大幅上升，均在13 %以上。所以，党员的整体文化程度下降。
(1)财政部门的材料很说明问题。从1923年到1929年的6年间，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出 现了文盲。这是落实“使工人成份占大多数”的干部政策的结果。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领导干部学历，百分比[9]
年份高等中等初等文盲和半文盲
192360.329.310.3 —
192454.231.614.3 —
192657.825.2 7.0 —
192757.730.312.0 —
192853.430.116.5 —
192931.432.329.1 7.2
(2)党员代表文化水平的下降。从表中可以看出，1919年第八次党代会上具有高等学历 的代表占23.9%，而1930年第十六次党代会上他们只占4.4%，下降5倍多。第十二次党代 会时具有中等学历的代表百分比略有上升，而第十三次代表在会又降了下来。然而，具 有初等学历的代表数量从第八次到1925年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没有 资料)增加几乎一倍，从37%升到66.1%。代表们文化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工人 充任各级基层领导工作的结果。对此彼得格勒省委员会书记H.A.乌格拉洛夫的发言说出 当时国家干部政策的指导思想，他说，党“尽管70%的人只具有初等学历，但他们能够 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工人阶级的党，可能书读得不好，但生活经验丰富”。
全苏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中党员干部的学历与党外人士相比更差得悬殊。比如，1924年 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门，42位领导中只有7位共产党员具有高等学历，占16.7%，在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中具有高等学历的党员干部只有18%，而相应党外人 士有79%[5](105—106)。
当时的高层领导人中的有识之士，对国家机关干部文化水平下降趋势深表忧虑。在党 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刚任命不久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А．И．李可夫指出：“共 产党的演说家……对一切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列宁是如何梦想的，他说，“在我们的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很快将有农艺师、土地测量员、信贷员在发言，他们将实事求是地讲 述农村的情况”。第十六次党代会代表В．Е．奇夫里诺维奇也愤懑地说：“在无产阶 级革命的第十二个年头文化程度低下，无可自傲，我们现在要扎扎实实地把国家机干部 培养成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应该提出‘通过大学’培训干部问题。”[5](106)
总之，高数量，低文化，是当时斯大林干部队伍的明显特征。
三
关于苏联干部的委任制问题目前各家评说不一。笔者对此的观点概括如下：
1.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出现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一，俄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国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 用。封建专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早已沉淀在民族传统之中。1917年的十月革命彻底砸碎 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但是布尔什维克却不能彻底砸碎自 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和滞后性。封建专制作为俄国文化传 统封建的一部分，不能不对后来的新国家打上深深烙印；第二，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沙俄 残酷统治下成立的党，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又是靠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长期处于领导 地位、高度集中的原则、铁的纪律，这些对其以后执政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第三，如 列宁所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 ，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 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 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1]基于以上因素，年轻的 苏维埃在一段时期内实行委任制是符合俄国国情的。
2.对斯大林的委任制应加以具体分析
第一，如上所述，斯大林也是俄国历史中的人，他也要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委任制 起于列宁，作为列宁的继承人沿袭前者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第二，斯大林作为一位 老练的政治家，为了争得列宁的继承权，利用手中“无限的权力”，排斥异己，培植亲 信，构筑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是斯大林的个人政治素质。如果说列宁的委任制能坚持集 体领导，出自以公；那么斯大林的委任制则是个人独裁，出自以私；第三，如果说在战 争年代使用委任制还有一定合理性，那么当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应该思考如何改革 的问题，这也是列宁的遗嘱。但斯大林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委任制建立了一个世人罕 见的官僚阶层，以至最后成为苏联解体的痼疾。
3.委任制不是理想官员管理制度
尽管委任制在俄国的一定历史时期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决不能让其成为永久的制度。 这个制度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之所以久久未能割舍，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是巩固个 人独裁权力的最好工具。斯大林视之如命，非斯大林主义的赫鲁晓夫抓住不放，搞新斯大林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也是倍加欣赏，打着改革旗号的戈尔巴乔夫更是屡用不爽。直到苏联解体这个问题也未能彻底解决，即使在当今俄罗斯，普京不也是由叶利钦的委任而当上第2任总统的吗?这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