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国际化与区域发展的矛盾与困境——“珠三角”未来发展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发展论文,化与论文,困境论文,矛盾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段时期我们曾对“珠三角”地区的南海、顺德、东莞等市县进行了考察，由此对“珠三角”经济发展有了深刻的印象，先后参观了顺德几家大的乡镇企业，如格兰仕、科龙、美的、万家乐，了解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势头和面临的困境，与原万家乐厂长、现顺德市副市长李少权交换了顺德产业发展的意见，南海市委书记邓耀华结合南海发展战略介绍了南海信息基础建设的情况，在东莞，李毓全副市长、林雄副书记介绍本地“台资”企业发展现状，我的体会是“珠三角”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是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体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范例，同时它又是国际性产业转移的产物。因此“珠三角”经济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区域化发展，这既是过去二十年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是所有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根源，但它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代表了中国未来十年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势，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一、“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私营大企业直接从国外进料加工，供应国内定货已成定格，如南海就有亚洲最大的铝型材加工企业，它的原材料是从韩日等国进口，因此它的期货价格就得盯住伦敦、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行情，如果一个地区的境内拥有几家这样的大型企业、即使是一个县级市也会具有推动国际化、信息化的迫切要求，所以南海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信息基础建设，与国际接轨先行一步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
二、大型乡镇企业在国内产品市场占有率很高。有人说，看顺德就是看这四五家大企业就行了。这话一点都不假，既说明这些企业规模之大，在全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说明它具有的典型性。在广东这类企业还真不少，在国内市场定价上处于领导地位，有的是以合资的方式（如格兰仕），有的已经公开上市从资本市场上融资（如美的）它们的市场策略与长虹一样在国内掀起降价风潮。
三、像东莞有无数家台资企业，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在当地已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的协会，搞得有声有色，同样的开放地区为什么台资没有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东莞聚集呢？这说明台资的流向除了考虑政策条件之外，还考虑社区的服务和安全，无疑东莞在这些方面略胜一筹。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台资在同一地区聚集。安全程度相应提高，风险减少了。
目前南海、顺德、东莞等地经济无论是所有制、产业、基础建设、社会环境等方面都还处于一种过渡性的胶着状态，三个地方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绝不雷同。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地方的发展特色。为什么同一政策引导下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却各不相同呢？
一方面，这的确大大丰富了“混合经济”的实质和内容。由于经济实体有了巨大的进步、并初具规模，从而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财政保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既然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政策条件基本一致，那么它们就应该走同一发展道路，事实上的差异性正反映出它们在发展的总体思想还不是太清晰，都是先发展起来再说，各走各的路，因而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结构特征，这是我对“珠三角”最为深刻的印象。
二、“珠三角”区域化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必然结果
我国沿海地区所产生的区域化发展和开放效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港澳台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的向内地转移这一现象本身更能够说明这种投资现象的性质。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成本的竞争，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极为激烈，因此，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国际性生产转移过程，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一般来说，这种生产的资本装备比较简陋，现代化程度和规模都不高，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设备。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主要接受的是港澳、美国、日本和台湾（见表）的资本当然不排除存在有一部分内资通过香港“回流”享受外资优惠政策的资金。按投资来源地划分表明，1979-1993年间，全国港澳台企业所占投资比重大(71.4%)、规模较小、港澳仅117万美元，台湾为844万美元都还低于外资项目平均水平（平均项目外资规模也才1217万美元）。以1992年的调查表明，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生产型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加工企业，而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占80%，电子工业项目中，约70%为产品组装线，像“前店后厂”或“港台接单—内地生产”以及“港台组件—内地装配”等形式都能够适合，这种以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形式为主“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缺少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而这类产品的出口又太集中难免形成过度竞争。1986年我国全面推行沿海开放政策之后对香港出口依赖程度更有所加剧，据统计香港、美国和日本三地集中了出口总额的68.3%（1991年），对港澳地区依赖性尤其严重，从25.6%（1980年）上升到45.4%（1991年）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明白，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净创汇率很低，创汇率低表明国内资源的净损失，据海关统计资料（1992年）计算，外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净创汇率为8.08%，来料加工贸易净创汇率仅2.77%，两种方式合计净汇率为7.77%，净创外汇11.8亿美元，经济潜力很微薄。问题是我国外资体制扭曲，对出口资源的社会评估不是以创汇率来衡量企业，而是企业的盈利率考核，以钢铁出口为例，钢铁生产要消耗大量的电力，由于国内电力价格偏低，出口的盈利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国内资源的真实价格，而必须要用创汇率，同时外资企业还要采取“转移定价”，高进低出，因此就有相当多的外资企业亏损的同时还会追加大量投资。
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这种类型的外商投资和外向型增长的局限性很大，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为基础的增长面临巨大困难，进一步来说，轻工制成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低，即使最倡导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也会把商品定位在具有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基础上，因而制成品作为增长的发动机的前景是黯淡的。50年代中期的台湾和50年代末期的韩国相继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国内市场很快饱和，竞争加剧，制成品出口低水平重复，对进口的高度依赖以及国际收支逆差。如果不及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开拓国际市场渠道，那些有规则的销售协议和“自愿”出口限额就会针对出口导向的对策而来。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
利用出口导向和地区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短期效果是显著的，但它的潜在增长势头明显不足，难以形成持续增长的长期态势。也就是说，这种政策作用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上述政策造成投资决策、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地区不平衡；同时，国内企业也能绕过限制性政策享受到这种优惠待遇。外商直接投资中外方利润大量流出，也使得国内投资成本提高。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导向同样造成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制成品贸易中杂项制品（包括服装和鞋类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的40%，资源和原材料密集型的轻纺和橡胶、金属制品约占出口的20%。从进口情况看，机器设备、元器件和冶金、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约占进口的70%。这样，虽然进出口规模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整体经济效益并不理想，由于出口制成品的结构水平低，使得增长后劲不足。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增加，这种后遗症的影响会加深。
地区优惠政策也造成产业布局不合理，我国出口加工型产业的布局集中于东部沿海，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导向为中心的产业带，其中，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的外贸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额的80%以上。以1987年～1990年为例，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中部地区，使得东部出口的份额从64.3%上升到67.7%，而从东部地区内部来看，南部的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占该地区的出口份额从29.5%上升到39.1%。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限制了出口潜力的有效发挥，失去了互相支持、取长补短的整体优势。
由于过分依靠外贸依存度和贸易出超，采取行政性进口限制和高关税（往往是差别税率），人为地压低了进口，导致汇率高估和本币升值或外汇储备的增加，后者形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其结果导致结构性的反出口倾向。汇率过高同高度的进口保护交织在一起，形成进口替代比出口更为有利，造成资源配置更加扭曲。
三、“珠三角”的发展解决了长期受困的思想问题
“珠三角”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这个难题，否则它的优势就不能得到保证。可喜的是，“珠三角”最先摆脱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条条框框，开始走上了制度化轨道，用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目前他们已经提出了“二次创新”的口号，开始朝信息化方向发展，这正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
〈一〉譬如南海要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政府就投资一个亿，这是以市财政为后盾的。南海通过政府投资“大推进”的策略，解决增长的加速度。本来这种类型的发展策略在七十年代以后即遭废弃，人们不再相信政府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会有好的结果，也不相信巨额资本投入会产生积极效果，但象南海这样一旦将这种策略与发展信息产业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新的思路。因为它具有许多外部门性特征。不是靠私人小老板、大老板能够“拼盘”的，起码要由政府启动。这样政府的作用就进一步强化了，由此而产生新的发展优势，这将大大地改变一个地区的信息结构和交易条件，使得自身的贸易格局和生产格局一下子面向国际化，而如果按照过去那种以行政级别来定格地区发展型式的话，那么南海这样的一个地区是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的，但现在在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冲击下。南海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空间距离一下子就缩短。改善了南海的投资环境，加速国际产业转移和本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的步伐投资到南海要比投资到别的地区的预期效率要高，南海这一“概念股”是高风险的“成长股”，长期的增长是富有潜力的，而它潜在的问题要比其它几个地区要少得多。
〈二〉东莞初步形成一个台资“小社会”后就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问题，它对传统的行政管制体制有极大的冲击，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后的判断，东莞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格局比其它几个地区显得陈旧，那么这种相对较旧的体制又如何与这种新的利益体系结合的呢？我们将它与顺德试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东莞＝中小型台资企业+旧体制，顺德是以大的乡镇企业发展为特征的，但它的政府体制改革较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形成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精减了机构，对冗员作了合理裁减，顺德＝大型乡镇企业（包括合资）+小政府。
那么，企业形式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这恰是我们关注顺德政府体制改革的兴趣所在。顺德大型乡镇企业能够有长足进步，本身就反映出当地行政或政府在经济管理事务中是强有力的，是政府推动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是镇政府。在考察它的所有制结构上我们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改制以后镇政府所能控制企业40%以上的股份，反过来也使得政府有相当的财力物力，政府也具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改造旧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基本上符合利益与效率一致性原则，所以，它的政府改革较其它地区顺利，即使新设置的某些部门不能做到与上头管理部门“对口”，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阻力说不能变通。这对政府机构改革也是有启示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对象是“人”与“事”，主要难题在于如何妥善处置“冗员”——这些人往往是有着一官半职的，因此需要作利益上的补偿。顺德的实践说明，以乡镇企业发展和镇政府财力的扩大为基础的经济倾趋高效率的小政府，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机构改革难以推进也就好理解了，譬如东莞过去就是一个地级市，旧制比较发达而又以“台资”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主，政府虽然税收上多了一点，但只是增加了吃饭财政，在财产支配能力上相对较弱，因此旧制度的许多顽结都难以消除，官商结合之后旧体制的许多顽症反而更为巩固。许多台资在当地发展几年以后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渠道”，各种正式非正式的规则都一同产生作用，地方特色更为浓厚。对于规范其市场行为是不利的。象这样一些地区实行国际化倒是个突破口，可以抑制某种势力的片面发展，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更为有利。
“珠三角”发展也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东北和西南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北大型国有企业密集的地区面临改制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产业结构调整成本很高，相比之下“珠三角”是一个新生的力量，发展的起点虽低，但调整成本也相对较低，西北落后地区起点虽然也低，但旧框框太多，它的调整成本不见得也低，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和政策上缺乏竞争优势，与沿海开放地区的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所以，“珠三角”的发展已呈现出大有区域化自行发展的态势，大量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过度流向该地区，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发展具有吸纳能力，同时，也是由于其它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产生的挤出效应。譬如南海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比是1:2，东莞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当地人口。这种发展势头必然要改变旧的体制格局，产生一些新的变化。以顺德为例，由于镇政府的股权收益以及地租收入使得社区化发展的福利水平提高很快，出现了“非转农”的人口倒流现象，当地政府开始限制其它各种人口变相成为本地人口。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甚至是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快的地区，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的作用自然消失了，反而限制了其它新的增长因素的产生。
四、“珠三角”的未来发展存在新契机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珠三角”未来发展受国际化和区域化双重制约正处于十字路口上。首先是“珠三角”经济发展只表现为一种过渡状态，由于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全方位的变动过程，从冲破旧体制到建立一个新体制有一个过渡阶段，“珠三角”今后几年还是处于多种力量不断整合、变化的时期。其次它的发展方向没有明朗化。一方面它受国际影响，会对国内经济和市场提出新的要求，当然也间接地推动着中国经济向国际化、全球化战略转移，并成为改革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旧体制和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不太可能远离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实际而自行发展下去。譬如有些人曾对南海信息化建设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还有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处于温饱线以下，南海搞信息化不符合中国国情，为时过早。
国际化要求它进一步加快发展，要与东南亚“四小龙”看齐，包括原材料、消费资料都国际化。甚至福利水平上也接近于这些地区，这样就要有体制上和服务体系上新的突破。这些因素的发展就会使得它从中国整体经济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同时它自觉地保持并维护这一种身份，以便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和人力资源的竞争优势。因此，表现在广东境内不同市县上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比如像南海就朝信息化方向发展，有的如顺德就会打出振兴民族产业的旗帜。有的如东莞就变成了台资云集的地区，这种多元化发展格局和不同市县不同特色，正表明“珠三角”未来发展还会经历一个整合过程，其“定位”还未得到确认。
另一种可能的发展格局则理想得多。“珠三角”不脱离其它地区的发展，整体上呈现一种共同发展的格局。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其它地区经济要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并与之同步。这样的话“珠三角”的区域化经济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而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实体。不会成为地区经济差距的象征。这样，“珠三角”的发展以及它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新的增长因素对于其它地区是一个鼓励，说明结合“信息化社会”搞“大推进”的赶超战略是可行的，过去发展是落后了，并不说明今后也落后，极有可能迎头赶上。如果按照这种新的发展思路来看，地区的差距不应该扩大而会不断缩小，从整体来看应更加统一，因为它还融合港澳台经济。
目前，国内对信息社会估计不足，认识不充分，思想缺乏前瞻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局限在工业化模式以及狭隘的有形资本实物观念，大大地落后于时代进步的要求，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信息产业和通信最先在世界贸易和地区性（局部）经济增长中掀起了挑战，时代要求各国把发展战略和政策转向重视和培植长期增长因素，尤其是技术进步。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增长不能只靠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来支持，也无法靠资本密集型外延增长方式，只能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1)它是信息社会的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世纪信息产业和通信方面将最先得到发展；(2)是时代的要求，一代一代地更新观念和知识积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水平，正是它所强调的要点；(3)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各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纷纷转向重视和培植长期增长因素；(4)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长期增长不能靠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来支持，也无法靠资本密集型外延增长方式，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
结论。如何看待“珠三角”这一典型？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看是与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新增长理论相呼应的：(1)它的内容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2)宏观经济学中心已经从“波动－稳定”及政策研究转移到了长期增长方面；(3)80年代以来产生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出现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理论。它可用来解释世界贸易的新发展、地区性经济高增长；(4)具有划时代的价值，是照亮未来新世纪的曙光；(5)可能是构成新的主流经济学的基础；(6)表明理论研究从过渡经济学回复到长期增长这一核心问题上来，理论的发展更为全面、健康。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开始活生生地产生了这一增长动因，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喜人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