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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是一列奔驰的列车，而是一种不断成长的生命。这种成长靠新的生长点的出现和扩张来实现。但是，以往在理论上对这种生长点极少重视，而这很容易导致对社会的机械解释。
什么是社会生长点
如果我们回到原始社会那个人类靠采集果实和狩猎动物的时代，就会发现让原始先民们走出这一时代的，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经过较长时期的生活，人们获得一种经验，就是对于狩猎中活捉的某些动物，可以喂养，并加以驯化。于是，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外出狩猎的老人、妇女们出于兴趣或为了避免某些时候不能捕获足够的动物而缺少食品，这种喂养和驯化便成为了一种维持生活的辅助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久而久之发展起了畜牧业。那么这种对捕获动物的喂养和驯化，就成为了经济并由此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社会的生长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由于社会某一个方而的某一点的变化，能够逐步发展、扩大并带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政治体制等等多方面的直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更新。也就是说，由这一个点，可以生长出一种新的社会状态。
那么什么才能成为社会的生长点呢？应该说首先是经济方面，特别是劳动方式，除了上面所说的对野生动物的喂养、驯化以外，还有原始社会先民们发现采集的果实的种子可以生长出植物并能够加以种植，从而发展出农业，随后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在西方封建社会后期，手工工场和商业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近代化。但是，社会的生长点并不仅仅是经济，也很可能是科学文化或其它方面，如某种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很可能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带来经济以及人们生活上的变化直至社会变革。
社会生长点的发展趋势
只要能带来社会多方面变化发展的新的事物，都可以视为社会的生长点。所以生长点不一定仅仅是能够带来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而是包括不同程度上的、不同能量级新的事物的状态。那种能够带来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生长点，可以称之为根本生长点，而其它的相对来讲则是普通生长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这样的生长点会越来越多。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的发展才越来越快，越来越日新月异。
越是往回追溯历史，就越会发现某个时期社会的生长点往往只是一个，却逐步发展强大起来，最终起到改天换地的作用。因此如果仅仅根据经验，会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个别的生长点的决定作用。其实社会的生长点的存在与作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的生长点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潜藏、生长，才对社会起作用的点。现代社会状态下很容易同时或先后形成若干个生长点，它们相互支持并逐步形成一个集群，这对于新的生长点的成长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独整个社会有生长点，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也都有它自己的生长点，包括经济、文化、生活、政治等等。比如改变人们生活的封闭状态和观念，引导和教育以及其它种种方式都不如电视的普及产生的作用，电视进入生活就成为了生活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再如在一个国家推进政治民主，可能有许多途径，可以在许多方面着手，但其效果却大不相同。有的方面，即使你使尽解数，也不能奏效，更不能改变社会的政治运行方式。而如果你找到了适当的生长点，只要在这个点上注入新的民主因素，它就会顽强发展并扩展开来，中国目前实行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就是这样。
人类需要与社会条件结合之子
并不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或者前所未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社会或其某个方面的生长点。只有当一种新生事物符合了人们这个时期的“优势需要”（马斯洛语，指人们在某种需要层次获得满足之后，更高一个层级的需要成为寻求满足的重点），或符合了即将出现的优势需要的时候，它就是符合了社会的发展趋势，最终会获得蓬勃发展，并向社会各个方面扩展开来。相反，如果一种新事物再美妙，但它并不符合人们的已经或即将出现的优势需要，那么它是没有“市场”的，不可能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主流，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或者只能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当然，社会上的人们是分为不同群类的，不同群类由于财产拥有程度和职业、文化传统的差别，同一个时期在优势需要上又会有一定差别，如果一种新事物不符合社会的优势需要，但符合一定群类的人们的优势需要，它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和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社会生长点，值得重视的是，某些生长点在初期，也许只是符合一定群类的人们的优势需要，如手工工场及其相应的商品经济在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来，最初只是符合庄园主们消费的需要，农奴的优势需要还是在维持起码生存的水平上，没有达到更高的层次。但是，正是这个看似是普通生长点的东西，最后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生长点。所以，两种生长点也不是绝对分开的。
一个生长点能否发展起来，不仅要看它是否符合优势需要，还要看当时的社会条件，或者说看当时的社会是否为它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比如在西方封建社会后期，庄园主统治之间的自由空隙为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最后导致手工工场和商业成为社会的一股不可遏制的新生社会力量；在自然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的，缺乏这样的空间，手工工场和商业始终未能自然发展起来。所谓必要发展空间，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统治的容纳程度，二是社会关系及其运行的容纳程度，三是社会文化的容纳程度，四是社会提供的可以利用的扩张机制。如果认真分析，西方手工工场和市场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方面具备了一定条件，而中国传统的社会则相对缺乏这些。
当一个新的社会生长点更能使人们的优势需要获得满足，而且社会具备了它存在发展的必要空间的时候，这个生长点就会不断得到扩张。但这种扩张并非必定带来社会的全面变革，在这种扩张过程中会有多种因素影响它，包括偶然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一个阻断新的生长点的发展和扩张的最重要因素，是这种发展和扩张本身带来的社会冲突或者其它问题，导致大多数人更基本需要的满足失去保障，发生亏损。这种亏损的必然结果使人们只能顾及更低层级的需要，因此社会的优势需要退缩到一个更低层级，社会不仅在一个时期内不再有较强的高一级的需要，而且会因人们更低层级的需要亏损而发生动荡，从而使这种生长点的发展和扩张夭折。中国自然经济社会就是这样，当土地较为平均，农民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时，对商品交换是没有多大需求的，而在发生土地兼并，地主和贫民两级分化，地主对消费产生更高需求的时候，社会商品交换大量增加，但此时农民生存必然更加难以为继，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结果，是土地占有者财产被抢掠，人逃亡或被杀，社会的土地重归平均，社会于是失去了对商品交换的需求。这样，市场经济始终不能发展起来。所以，社会新的生长点的发展扩张，是不能以牺牲人们更基本的需要为代价的。
社会通过跃迁而升级
一个新的社会生长点能够发展起来，关键在于它符合人们的需要，在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在更高的阶段，则是带来物质和精神欲求的共同实现。社会越发展，利益越不能单独解释历史，能够解释历史的是人的“需要的实现”。新的生长点对人们需要的满足并不是仅仅在业已得到基本满足的层次上的，那种只是使人们已经得到的满足更充分一些的任何方式，并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生长点，不可能给社会带来整体的变化。新的社会生长点应该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它能够满足人们更高层级的需要，而这一需要会成为新的优势需要。当然，这种新的优势需要在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时，没有获得相应的满足方式时，还往往是相对隐蔽的。
新的社会生长点对社会的征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阻力，如传统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统治力量等等的限制乃至冲突，因而它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的、从对个人的征服直至改变社会的过程。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被它征服呢？因为它能够使更高层级的需要获得满足，使需要的满足更加全面，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新的生存状态。这是生存状态的一种优化过程。因而尽管对于整个社会旧有的机制来说会制造重重阻力，但就许多个人来说，它却具有吸引力。如果社会旧有的机制不是足够地强大，是不能阻止它对人们的征服的。这种征服由个人加盟到新的生存方式之中开始，人与人之间也就必然为此而结成新的公开的社会关系，从而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
个别的局部的优化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更新，最终整个社会实现跃迁，即社会相对于需要来讲进入一种较高的层级。跃迁原本是量子力学的概念，后来在系统论、控制论中也有人使用，指事物由一个层级跃入更高一个层级。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实际也是在一个层级的需要获得起码满足之后，优势需要就跃入到一个稍高的层级。同时，满足需要的方式也就对应到一个新的层级上，并包容新层级以下的诸种需要。这种变化用跃迁这一概念来表达最为恰如其分。其实，在社会新的生长点发展过程中，优化同跃迁是同一个过程，跃迁是通过不断的优化实现的，优化的积累就是跃迁。优化指社会在新的生长点发展扩张过程中的具体变化，而跃迁则是指其整个过程。
对社会历史生命之谜的破解
离开人的需要的对历史的任何解释，比如归之于某种外在于人的精神或物质力量，都会把社会变为一个自我发展的怪物，更无法解释历史的方向以及社会何以从低级到高级。唯有需要满足规律以及跃迁，可以明确无误地说明历史。为此我们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历史发展同马斯洛需要层级的对应关系：原始社会，人类为使其基本生理需要获得最低限度的满足而采集和狩猎，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时常感到被动和无能为力，安全和归属需要的满足都很难谈得上。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才逐步从这种境地中解脱出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出现由最初偶然的发现被确定下来，并得到发展，正是因为它们是最能使人们的生理需要获得满足而又能够兼顾安全和归属需要的选择。它提供了较稳定的食物、衣物及其它生活用品的来源，同时也减少了采集和狞猎的奔波和危险。于是人类第一次由劳动方式的变化而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建立了自己稳定的家园，同时也建立起稳定的人际关系，建立起稳定的生活秩序。但是，这种满足又是不稳定的，由于自然经济仍将主要命运寄托在大自然上，尽管丰衣足食的情况也是有的，然而一旦天灾降临，连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都要受到威胁。许多人又不得不为更根本的需要的满足而宁可舍弃安全和归属，背井离乡。这是与跃迁相反的情况，是需要的跌落，优势需要由一个高层级降落到一个低层级。在发生这种跌落的时候，由于只顾低层级需要，原来用于满足高层级需要的条件变得没有价值，会对之抛弃甚至无情地毁坏。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中对于文化、建筑等的大破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工场手工业以及后来的大工业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它们是人类更高层级的需要呼唤而来的。对舒适、享乐、审美等更高层级的生活追求，希望有更多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是人类选择了工业发展道路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原因。工场手工业和后来大工业的出现，使人类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在物质生活上进入了更高的层级，与此同时人类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必然会得陇望蜀，期望通过社会生活的丰富来满足更多的精神需要，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尊重与自由等需要的满足又逐步提上日程，文化、社会管理方式等也随之更新，跃迁到新的层级上。封闭的、等级的、压抑人性的观念和管理体制日渐成为了历史遗产。
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论，或就大多数人而论。因为自然经济及其后来的社会里，人们是分为不同集团和阶层的，他们在每个时期的优势需要、生活水平都相去甚远，不能完全同日而语。
由于跃迁使需要的满足范围扩大、种类增多，人类活动也就相应分化、种类增多，以便以不同的活动满足不同的需要。而且，为了这些活动又不得不派生其它活动与之相配合，这导致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各种活动日益复杂化、系统化，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全面。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没有任何一次跃迁导致的结果不是如此。
跃迁是人类活动方式沿着需要层级的纵向递升式发展，但是每一次跃迁都是以原有的需要层级的起码的满足为条件的，而且当每个优势需要出现以后，对它的满足也不是一举而实现的，在量的发展、满足方式的扩张上都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把人类为使某一层级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而发生的在这个层级上的活动方式横向扩张、分化、改进等发展，称为拓展（在《社会选择论》一书中曾称之为“拓广”，在此为接近日常语言使之便于理解和使用，加以修正）。
相对于跃迁来说，社会在两次跃迁之间的拓展所花费的时间更为漫长。如原始社会人类发现火的用途之后对火的越来越多的利用；自然经济社会，牧养畜禽的方式增多，农作物品种增加、耕作精细化，饮食方法增多、住宅多样化，以及文化上文字的丰富，文化形式增多等等，都是一种拓展。到了现代社会，拓展更为迅速，许多产品生产量在扩大，每天都有新产品在出现，人们生活方式千变万化，文化形式种类繁多，社会管理方式也在调整、变化。正是由于跃迁与拓展两个方向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开拓，使人类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实现了社会发展进步。
优势需要的递升不断给社会提出新的要求，而生长点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跃迁和扩展又使社会产生和分化出新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并不是也不可能简单地附加于原有的社会结构之外，必然要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一般在最初新的因素极其弱小的阶段，同原有的社会结构冲突并不大，还是可以容纳它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至多不过是作一些局部调整。但这种局部的适应并不能维持过久，一旦新的因素发展起来，它与原有的社会结构之间互不相容，那么不是新的因素被原有的社会结构所压抑、窒息，就是原有社会结构由于新的生长点加大而发生松动、分解，最后趋于解体。这种松动、分解、解体的同时，又会以新的生长点为中心，形成为之服务和使之延伸的新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重构。所谓重构就是指社会改变已有的构造，重新完成新的自足圈的构造过程。重构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生活、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管理及其相互关系等。这种新的自足圈是应人们更高层级的优势需要的要求而构造的，因而它对人们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更加全面，也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加健全。
社会完成重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总的可以分为革命和改良两种情况。在新的生长点已经发展并围绕它已经形成明显的社会力量，而旧有的社会统治力量还凌驾于社会之上，强行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以推翻现行统治、彻底改变社会结构为目的的大变革，人们称之为革命。另一种是旧有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弹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新的社会生长点，另一方面统治力量在最高层次上同新生社会力量之间在改造社会上也有较高程度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两种力量联合逐步改变社会构造，即改良。当人们更高层级需要代替较低层级需要成为优势需要时，是需要满足范围的扩大，是在更高层级上对旧有的需要的包容，而不是排斥和抛弃，因此社会的重构也不应该是对旧有社会要素的完全否定，在进行大的结构改造的同时，对其具体要素可以给以合理利用和包容。社会的重构和社会动荡是有明显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新的优势需要以及新的社会生长点的发展要求下，为社会跃迁到一个新的层级上而进行的，而动荡与新的优势需要及新的生长点无关，常常是在需要层级跌落后发生的，并带来对社会结构的毁坏。动荡不是社会重构，不是改良也不是革命，比如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就大多如此。当人们需要跌落，仅仅为更低层级的需要而拼死推翻旧有统治的时候，表面上会发生类似社会重构的情况，但实际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同以往社会大同小异的结构，就很可能是变态的社会体制，绝不是社会的进步。这种“革命”，其实是一种伪革命。
社会自然生长理论的基础
生长点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每一次生长都是一种新的发明或创新同社会需要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往往并不是人类有意安排好的，但也不是一个由某种特定的规律支配的神秘的过程。什么发明创新在什么时候出现，取决于社会和创新者的多种因素，而人类的哪种需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成为优势需要，却是有规律的。社会生长点则是随机出现的发明创新同人们优势需要的带有偶然性的结合，对此我称之为偶合。历史就是在这种偶合中不断前进的。偶合因果观并不否定规律的作用，但也不认为只有规律能够揭示一切。历史的舞台上有其规律，也有其发展的方向，但每一场戏剧在何时会有哪些情节，又不是、也不可能就是注定的。其实历史本身有很大的自由度，充满着各种偶然性。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某些事情看来似乎是注定的、必然的，但某个普通的、微小的、偶然的因素，却改变了它的方向和发展方式，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让它发生了“分叉”。这是为什么？因为一个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社会重大事件，更是由许许多多因素共同促成的。那么，假定这个事件的发生要有100个因素，而它具备了99个重大的因素，只差一个极微小的因素，那么这件事情还是不会发生的。加上了这个微小的因素，事件就成为了事实，就是1，而减掉了这个因素，就是0。那么我们说，这个微小的甚至微小得足以被人们忽略的因素，就成为了这一事件的开关。离开了这个微小的因素，事物就会是另一种状态。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时，总是从中寻找必然性，而对于没有发生的事件则寻找不发生的必然性，其实发生与不发生既可在于众多因素的具备与不具备，也可能在于某个微小的因素在瞬间起什么作用。许多事情是不固定的，而是取决于最后的某个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最后因素使得某种结果得以出现的作用称作开关效应。其实这开关效应同时也是不等式效应——只是一个微小因素发动或制止一个重大事件，这个微小因素同这个大的事件完全不是一个或者说远远不是一个量级的，是不等价的，但前者却“决定”了后者。
人们以为只要认识了规律，一切都可以视为必然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会在掌握之中。其实支配一个事物的规律并非只有一个，而是一系列，分布在不同层次上。比如，支配一个人的有他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制约规律，有其心理和行为规律，有其生理的内部规律，有生命分子的存在规律等等。如果这个人坐在支配国家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并不仅仅由社会规律所支配，也许其内部的生命分子运动由于某一微小的因素的影响，导致本来可能是健康的生命中断或心理和行为变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规律从社会到心理行为到生命器官再到生命分子分为若干层次，那么生命分子层次的运动有时会超越几个层次而去影响社会，开启社会的危机和动荡之门。面对这种“越级行为”，纵然你掌握了社会的多方面规律，也很难准确把握。
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是有目的的，而目的其实就是其需要。系统为什么会有需要？需要其实就是欠缺，是这个系统要获得维持和发展所不得不补偿的欠缺。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凡是自组织的系统，要维持和发展其有序状态，就必须同外界交换能量，从外界汲取负熵，并输出熵，它们都不能不是开放的。换句话说，凡是耗散结构，都必定处在能量不断欠缺的状态之中，因此都存在着动态的需要。人的需要当然是最为复杂的，它是人类各种选择的最原初的、基本的、持久的动力，也导致了人与环境的选择关系。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根据自身需要，不仅总是在选择适合自身的环境，而且在不断地改造、创造适合自身的环境，其选择是一种创造性的选择，另一方面，环境，包括人为环境，也在制约人及其选择，也在反过来选择人及其需要，选择让哪些需要现实化，对哪些需要不予承认，加以压制。人及其需要同环境、人为环境的相互选择、制约，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这种角度说，社会的生长点的出现也可以解释为人同环境相互选择的结果。
总之，社会不是一种机械运动的装置，而是一种生命、一种生态，它是活的，必须把它理解成活的。我们应该在这样的理念下来讨论关于它的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