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佃农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佃农论文,理论论文,张五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3)06-0069-09
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主要是研究分成租。论文回顾西方经济学说史，例举亚当·斯密、穆勒、马歇尔(亦即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对分成租的评议，还例举18世纪供职于英国农业部的阿瑟·扬对分成租的谴责。
正如张五常所言，他“很执着”以“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第一，分成是一种合约，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第二，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从而存在私产的约束。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要竞争，从而存在竞争的约束。所以合约中的条件是在私产和竞争这两个约束下决定的。①后两点实质出自同一假设，即“个人争取在局限下最大的利益”。②
复杂问题经张五常一分析变得“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由此我们领会了张五常“方法”的“法门”所在，“将深的简化”，“学术要从浅处看”。③问题简化并不等于论证它只需三言两语，何况张五常简化的分成合约要点明显属于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而处理该问题的有效工具则是数学。也就是说，研究分成租首先是数学分析。
一、“税收—对等”分析的错误
用张五常的话说，为便于讨论，可以将“把税收分析应用于分成租”这个传统的研究方法称为“税收—对等”分析。④图1是张五常根据“马歇尔脚注”给出的“税收—对等”分析的图解。
二、张五常证明
根据张五常对“税收—对等”分析的错误做出的改正以及笔者对张五常几何证明的联想，需要将图1更为具体地显示为图2，以便于进一步借助数学分析。
图2中，在纵坐标的O-D区间给出10个等分量度，它带有百分比含义。比如，张五常举例的“地主获得土地年产出的40%(r=0.4)，佃农获得产出的60%”⑥，将这个分成比例显示在图2，就是曲线
因此，当每一个农场中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成本时，便会达到市场均衡。”(11)
“实际上每一个佃农把他的全部劳动投入一个农场，直到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佃农的边际成本为止。但是，我们从未看到过佃农像所描述的那样，把他们的投入分散到许多农场，因为交易成本，尤其是签订合约的成本和从一个农场流动到另一农场的成本，不等于零。”(12)毫无疑问，在交通落后的农村，流动成本会是相当大的。早年乡间流传的一俗语——“丑妻近地家中宝”——也暗示了这个问题。
主观分析难免包含非客观的东西。(13)但也说明，不是佃农不想那样，而是约束条件不允许。正因如此，分成合约是有约束的，并非无约束的。这和转化成无约束以求解是两回事。
三、张五常几何证明可进一步研究
相关问题还应注意：第一，如果劳动量坐标移动，租地面积会变化。这正是张五常说的“土地持有规模水平”问题。(16)第二，“由于分成合约要分担风险，分成地租比例一般会高于定额地租比例。”(17)第三，一般来说，“佃农在每个农场中的边际收益曲线都是负向倾斜的”。(18)
四、“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
张五常曾说：“我是阿尔奇安的入室弟子，又熟读科斯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19)他还指出：“私有产权的定义，那就是私产包括三种权利：使用权(或决定使用权)、自由转让权、不受干预的收入享受权。有了这三种权利，所有权是不需要的。”(20)
观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史学界，道格拉斯·诺斯1961年出版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一反传统，引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发起了经济史学方法论革命。正如诺斯1963年谈到的，“在美国经济史中正进行着一场革命。这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的解释。他们确信，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实的基础”。(21)1965年，诺斯在《经济史状况》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1973年出版并在西方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序言”里诺斯即已明确地指出：“在某些方面，本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而在另一些方面，本书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统的。本书的革命性在于我们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派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本书又是合乎传统的，因为我们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依据，包括古典派法律制度研究。我们应当强调这是一项解释性研究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本书的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提出新的途径。”(22)
张五常1963年读博士研究生，1966年着手博士论文，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1969年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出版。那正好是经济史学方法论革命的年代。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刺激着美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并非只是经济史学板块在发生革命，而是整个经济学领域在发生革命。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其精髓是“合约的局限条件”(23)，它开创了产权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常见到，有说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和诺斯为主要代表，也有说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张五常等为代表。阿尔奇安是张五常的导师，科斯是张五常学术上的“忘年交”，诺斯是张五常“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的多年同事。诺斯开创了新经济史学，以《西方世界的兴起》推出了新经济史的研究框架，而他进入新制度经济学行列应该始于1971年出版《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的增长》，即以提出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4)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探讨了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研究了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序言”里诺斯特别提到：“我对交易费用和经济组织的理解主要归功于我的同事张五常”。由此看来，说张五常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并不为过。
产权和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经济史实来验证它，张五常《佃农理论》无疑是第一个。可以这样说，张五常引领了与诺斯经济史学方法论革命反动的另一项革命，用经济史实来验证经济理论，由此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而出现了经济学理论验证方法革命(25)，从而经济史研究换个角度来说也是经济理论的一种验证方法，或者说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采用经济史案例研究这一新方法。
张五常说他对农业中分成合约以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特点是“将私人产权约束条件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结合，推衍出了分成制下的资源配置理论”。(26)
五、政府强制与地租率——产权界定的典型事例
如果说产权概念及其相关分析，只是理论上澄清人们的观念；那么，产权的具体效用，必须同国家或者具体说同法律相配套。
诺斯说：“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宪法是基本法则，它的制定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正是宪法与相互关联的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结合，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并使其变迁减慢。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是由彼此间具有特殊联系的一套复杂的制度构成的。宪法是这种体制最基本的组织约束，其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及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宪法决定了基本的产权。”(27)
张五常说：“对产权转让的不同限制，或削弱所有者从资源中获取收入的不同方式，都会影响租约安排及资源配置”；“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是“法律对地主从年产出中获取最大比例地租的限制”。(28)
收入的权利界定属于产权界定，法律是一种强制执行。“从平均估计数的56.8%减少到统一的法定最高比例37.5%”的三七五减租(29)，一方面反映出地主的收入有了法律约束，是政府限制地主的土地收益权的明确表态；另一方面，反映出佃农的收入有了法律依据，是政府保护佃农的租地收益权的明确表态。
与此相关，张五常又提出一个问题：地主的收入被政府压制，会导致“某部分的收入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从而产生类似“公共财产的租值消散”的效果。也就是说，“被政府压制的那部分究竟是谁的权利”，地主收入和佃农收入之间的差距“究竟被界定为谁的”。没有界定权利的收入或“无主”的收入，“依照当时的‘公共财产’理论，在竞争下是会消散的”。然而，“公共财产的租值消散”理论实际上假设错了，没有界定权利的收入或“无主”的收入无疑会引来“每个人争取最大利益”，但它的要点是“在局限下尽可能减低租值的消散”，即“在竞争下消散了的租值，永远是每个有关的人依照局限的容许去减少其消散所剩下来的最低消散”。(30)
平均地租率是受限制的地租率，与受限制的地租率相对应的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地租率，规定最高地租比例限制了由市场决定的地租比例。(31)张五常的分析引出我们一个假设，地租率不会自行平均化，平均地租率只能在政府干预下才会出现。可证实的，有台湾三七五减租、“八年抗战”期间边区二五减租。可证伪的，有待验证。
六、交易成本、风险和卸责
在有关市场力量和信息的不同假设下分析均衡合约和各方之间的签约行为，实际上就是博弈，数学的对策论。在不同风险方案中做出抉择，实际上就是不完全信息，未来不确定，数学的决策论。从形式上把收益分成建立成动态博弈模型，实际上就是多阶段决策，数学的动态规划。集中到一点，也就是最优化，max或min，即早期所谓效用问题。
张五常说，“订约成本为零”这个假设的限定条件在第4章中“将放弃”，以便“讨论交易成本问题和租约各项规定的特征”。(32)之后指出，第4章的目的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和风险规避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选择理论分析方法，以解释农业中所观察到的合约行为”。(33)这相当于放弃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约束条件，看非均衡状态中最优决策如何确定。问题就是，在已习惯了的分析思维中，“对于最大化来说，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均衡来说，最大化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
张五常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在正常年份，才能准确地显示出分成地租的风险回报”。尽管张五常只是研究了分成合约的风险回报，但他还是希望“不同合约安排的风险回报能得到进一步的研究”。(34)不过也要注意，张五常还指出：“以风险作为选择合约的一个因素，大为不善以风险为基础，我们是不能引申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义的。”(35)
地主如果采用定额合约，“卸责就转到地主那方面去：农地要有什么维修保养，地主的意图是推到农户那边去”。如果采用分成合约，“农户的勤奋意图就减少了。地主于是要审查农户卸责的意图，因而增加了交易费用”。张五常说：“无论什么合约，一订下来，卸责的意图就存在。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卸责意图，而订约各方的卸责意图的比重，也会因为合约的形式不同而有所转变。要是交易费用是零，卸责的行为不会发生。因此，卸责是在有交易费用的局限下，大家要争取个人最大利益的结果。”(36)
七、《佃农理论》“历久犹新”
这是引用张五常的话，“《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37)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反响表明，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一)佃农理论的特点
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特点是“分成合约下的资源配置”。(38)数学分析贴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相结合的微分几何。主要借用了微观经济学的厂商成本收益模型。
张五常首先假设自由市场，订约成本为零。这相当于完全竞争市场，交易费用为零。
认定“对于任何一种资源，都会有许多人展开竞争以获得拥有它的权利”(39)，张五常又假设佃农之间有竞争，地主之间有竞争。但其中隐含着一个问题，这能否相当于个体最优选择转化为集体最优选择。
我们知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约束条件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属于瓦尔拉斯学派”的帕累托最优即“一个集体的各成员最大满足”的约束条件是不存在任何使“满足增加或减少”的因素。可以认为，张五常论证“分成合约下的资源配置”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为衡量标准。(40)
不过也要看到，张五常论证对帕累托最优的把握还是留下了准确度疑问。
(二)数学解
即，在均衡状态下，地租率必须同时满足等式成立的两个条件。
(四)约束条件
约束无非规则的同义语，因为规则就是用来约束行为。最大化仅仅是理论上假设的动机，推测当事人大多具有这种预期。约束条件是现实中存在的，它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明里暗里让当事人必须面对。仅在数量这个意义上说，最大化只是一个假设，但约束条件有可能不只被看出的那几个。例如：
“在私人所有权的条件下，只要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即可以出售，地主就不需要亲自知道耕作的具体细节。”(41)
减租后的地租收入最大化，受到非土地成本的约束和物质约束两个条件的限制。一是只要佃农获得的耕作收入大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地主就能成功地诱使佃农承担更多的耕作投入(因为其他潜在的佃农愿意这样做)。二是前一个假设条件成立，只要佃农额外投入的边际回报大于零，地主将会诱使佃农提高耕作的集约度，因为减租后的地租收入，因此将高于佃农不进行额外投入条件下的地租收入。(42)
(五)资源再配置与耕作集约度增加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租地形式的农业生产同样涉及资源配置问题。减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从减租后产量增加可以反馈出来。耕作集约度增加由作物选择模式、单位产出和边际生产率反映出来。
减租后，一些佃农会主动增加非土地耕作投入，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消除剩余收益(除非非土地投入的边际产出趋于零)。减租后，侧重点将更多地放在作物总价值的最大化上，亩产将提高。针对农业生产，具体还要涉及劳动投入密度的调整、肥料和其他投入质量上的变化。
(六)均衡A点、“不允许土地的私人买卖”和佃农对土地投入
前面所谈内容中有个问题值得回味，这就是，A点成为均衡点的实现可能性。张五常文外的一个注释反倒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资源归私人所有的情况下，很难界定一组约束条件，来使A点成为均衡点。但在土地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却可以为A点确定一组有趣的条件：(a)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政府可以武断地把土地分给佃农，并按产出份额收取地租；(b)佃农可以按市场工资率自由选择工作的地方，并且不规定他投放在国有土地上的劳动量；(c)佃农对国有土地的承租权，不能以任何形式转让。如果这些条件能严格实施，均衡点似乎就将是A，政府佃户的剩余收入就将类似于‘福利’支出。”(45)后来，张五常还谈到：“私有产权的定义，那就是私产包括三种权利：使用权(或决定使用权)、自由转让权、不受干预的收入享受权。只要以上三权界定为私有，所有权保留为国有没有问题。”(46)
张五常又提到：“减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收入再分配”，但是，既“可确保收入以有利于佃农的方式重新分配”，又使“实施的成本”不高的一种方法是，“强制性地以较低价收购地主的土地，然后以同样低的价格卖给佃农”，即“耕者有其田”方案。该方案“1953年实施，不允许土地的私人买卖”。(47)为什么有这个约束条件，张五常可能因为他断言台湾土地改革不需要进行而没有在他的论文中予以讨论。那么在笔者看来，这是考虑只要允许土地的私人买卖，随之而来会出现土地兼并。(48)
张五常还提到：“非土地耕作投入的任何进一步增加，对佃农都没有好处。即使把土地赠送给佃农，他也不愿意对他所承租的土地进行额外的耕作投入。”(49)这里，“土地赠送”与“承租的土地”二者不可能对应，可见“赠送”的意思是不收地租或“白种”。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如果地主和佃农都不愿意对农地进行有利于生产的“额外投入”，结果会是什么样？也许农地会自动地像“时空的穿梭”那样返老还童。
以上六点，实出于笔者对张五常有经济学研究奇才最终却基本上退出经济学研究的惋惜。不过，看一下他在2000年说的一段话，也多少理解了他的选择。“我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40年前的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50)
①张五常：《佃农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4页。
②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43页。
③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43页。
④张五常：《佃农理论》，40页。
⑤张五常：《佃农理论》，75页。
⑥张五常：《佃农理论》，60页。
⑦陈勇勤：《中国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0页。
⑧张五常：《佃农理论》，76页。
⑨张五常：《佃农理论》，77页。
⑩张五常：《佃农理论》，77～78页。
(11)张五常：《佃农理论》，78页。
(12)张五常：《佃农理论》，79页。
(13)就像“时空的穿梭”因相对论的提出而成为可能，但它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不会存在于现实。只需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假定一个人回到以前，当他的先祖父还是小孩时将他杀死，这个人还会出现在以后吗？对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现象，张五常还提到两点感受。第一，“边际产量只能在有控制的实验中出现，在真实世界是看不到的。我找到的所有数据，是土地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第二，“风险理论……这类含义不能被事实推翻……不能被验证……理论家可以天才绝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漂亮，很有艺术性的。但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为解释世事而产生的。不能被验证，理论的解释力是零。”见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15页，24页。
(14)英国学者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说：“利润最大化从私人角度而言能够产生有效的结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它所产生的结果从社会角度而言并不是最有效的。”见约翰·维克斯、乔治·亚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09页。
(15)张五常：《佃农理论》，20页。
(16)张五常：《佃农理论》，30页。
(17)张五常：《佃农理论》，235页。
(18)张五常：《佃农理论》，77页。
(19)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3～4页。
(20)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33页。
(2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译者的话”，4页。
(22)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页。
(23)张五常：《佃农理论》，262页。
(24)诺斯1990年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在本书、继而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实绩》(1990年)一书中，制度理论得到了最透彻的阐发。该理论集中考察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序”。
(25)张五常在《佃农理论》的“结论”中说：“农业中的……分成合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各种土地使用权的安排中，分成制一直是人们所谴责的主要对象。……与以前对这个主题的分析相反，我的理论表明，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我用选自不同时期和地方(条件是，在这些时期和地方，产权制度和私人产权约束相一致)的观察数据，检验了各种不同理论的意蕴。观察数据不仅证明了我的佃农理论，而且还否定了传统的税收—相等方法。实际上，税收—相等方法既没有经住事实的检验，也没有经住逻辑的检验。”见张五常：《佃农理论》，220～221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220页。
(27)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7页，225～230页。
(28)张五常：《佃农理论》，127页。
(29)张五常：《佃农理论》，5页。
(30)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34～38页。
(31)张五常：《佃农理论》，146～147页，171页。
(32)张五常：《佃农理论》，38页。
(33)张五常：《佃农理论》，90页。
(34)张五常：《佃农理论》，237页。
(35)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24页。
(36)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25页。
(37)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1页。
(38)张五常：《佃农理论》，19页。
(39)张五常：《佃农理论》，93页。
(40)张五常提到：“上面的均衡所蕴含的资源配置，虽然满足了帕累托条件，但却采取了一种迄今为止尚未观察到的有趣形式。”他又提到：“由于我忽略了法律制度的选择与发展，涉及交易成本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也就模糊不清了。”见张五常：《佃农理论》，79页，127页。
(41)张五常：《佃农理论》，36页。
(42)张五常：《佃农理论》，147～148页。
(43)张五常：《佃农理论》，145～148页，185页。
(44)张五常：《佃农理论》，150页。
(45)张五常：《佃农理论》，77～78页。
(46)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33页。
(47)张五常：《佃农理论》，164页。
(48)陈勇勤：《小农经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342～350页。
(49)张五常：《佃农理论》，146页。
(50)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