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与当代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兼论转型期中国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确定性作为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是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如何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全部问题。人类如何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决策是经济学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确定性可划分为内生不确定性和外生不确定性。所谓外生不确定性是指生成于某个经济系统自身范围之外的不确定性，如厂商的技术、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均可看作经济环境状态中的外生不确定性；所谓内生不确定性是指生成于某个经济系统自身范围之内、影响经济系统运行效果的不确定性，如市场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及能否达成最优协议等都是不确定的，属于内生不确定性。我们可把不确定性定义为决策制定过程所处的环境背景，认为如果个体决策者不能完全知道其自身行动的后果，一个决策制定过程就会受不确定性的支配。一般意义上，不确定性可能会涉及不完全信息或无法预测的事件，它可能是因为无知或偶然发生的事件或是两种情况的某种结合所致。
当代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确定性分析框架拓展到不确定性分析框架的演变过程，其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其中绝对收入假说、消费的跨期选择理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均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条件，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研究则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绝对收入假说在确定性条件的前提下，从现期的收入高低状况来分析消费和储蓄。跨期消费理论在现期和预期流动性约束的基础上，研究消费者的消费问题，该理论同样没涉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提出的一种消费和储蓄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水平既取决于当前的收入，同时也取决于当前的财富和未来收入的预期。若消费者预期到未来的收入，就会调整计划，以平滑家庭生命周期的消费。从理性分析角度看，跨期消费理论和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在本质上所研究的是前瞻性的消费与储蓄，并没有真正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预防性储蓄假说则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理性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引入不确定性问题及跨期消费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如未来收入的波动问题等。这些理论假说的发展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的一个线索：由即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由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扩展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由较宽松下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条件下的预算约束。
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西方消费基本理论概述
西方新古典消费理论关于居民消费的分析本质是基于消费者跨期决策理论在消费领域的不同应用展开的，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消费理论研究，都是以消费者跨期选择为基础，研究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交替关系的跨期选择。其基本分析模式是：在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下，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将通过分配一生的收入来规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其预期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当代西方消费理论在不同消费行为假定基础上提出的消费理论假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代表性理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与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主要研究消费支出与现期收入的关系，并为这种关系寻找实证支持。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即期实际收入决定消费支出，并且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遵循递减规律。依照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消费由目前可动用收入决定，没有考虑个人对预期收入或对消费的时间偏好。杜森贝里在凯恩斯宏观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进一步假定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和不可逆性，认为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影响，而长期过程中消费受示范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由于人们的消费行为（包括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改变缓慢，消费支出被认为具有不可逆性，前期消费将影响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消费者的消费变动依赖于其相对收入水平。
第二阶段是以莫迪里安尼与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为代表，并成为二战后西方消费理论的主流。该理论假定没有流动性约束且不存在不确定性，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持久收入，即假定利息率为零，平均一生每年的持久收入等于预期今后全部收入之和被预期一生的年数所除之商，是跨越消费者一生时段收入的平均值。人们的现期消费支出并不完全取决于现期收入，而主要取决于他的预期收入即持久收入，消费者将可预期的较为稳定的长期收入，或一生中可动用的总资源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均匀的支出分配，以追求跨期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其中，储蓄可将不均衡收入路径转化为平滑基础上的消费路径。
在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中，典型的消费者对某一年龄的消费安排多少收入，将仅取决于他的终生收入，而决不是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因为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他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所以，需要储蓄来调节当期收入与平均终生收入二者之间的波动，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依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能够确定其一生收入与一生消费，储蓄在这样的确定性条件下调节收入和消费，从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不断地保持均衡，达到效用最大化。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强调的重点仍然有所区别。首先，永久收入假说把消费同永久收入流联系起来，消费者通常被抽象成为寿命无限长的个体，家庭中两代人之间通过有效转让财富而联系起来，储蓄是为了让现在与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隐含在市场上的利率的边际转换率，从这方面看，储蓄根本上是出于遗赠的动机；相反，严格的生命周期假说的前提是个人把他们的所有禀赋在一生中全部消费掉，从全社会的角度讲，之所以会有储蓄出现，是因为正在工作而且富有的年轻人数量多于退休的老年人，或者说，储蓄是与整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直接相关的。其次，在莫迪里安尼模型中，储蓄的生命周期动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其它动机作为次要因素被省略掉了。因此，作为原始的生命周期假定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对不确定性重视不够，这表明对消费者遗产动机和不确定性的忽略，降低了该理论的解释效果。与莫迪里安尼不同的是，弗里德曼明确表示消费者积累财富的目的之一便是预防未来收入难以预料的下降，即考虑到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且更为强调个人的遗产动机。但是，由于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区分永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以及永久收入的估算问题、而非消费者的储蓄动机和消费行为特征上，所以不确定性因素并未真正纳入其理论模型。
第三阶段是以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为代表，是对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模型的扩充和修正。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对消费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的两件事情，它们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批判和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它们强调预期和不确定性，重视滞后消费、消费反应收入波动的敏感性及对特定时期而非整个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时期消费约束条件的研究。随机游走假说认为。消费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人收入预期增长率与消费预期增长率无关；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不会产生影响。
上述三个阶段所反映的消费理论从本质上都没有真正考虑不确定因素，在跨期最优模型中的消费选择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准确预期未来的收入水平，因而也就可以在初始时期完全确定一生的最优消费路径。然而，现实中人们未来的收入水平是不确定的，行为主体只能利用相关信息对未来的收入水平进行预测。按照不确定性条件下永久收入假说的结论，只有未预期的永久收入的变化才能影响最优消费路径。由于预期的永久收入随着信息的变化而变化，最优消费路径是无法事先确定的。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将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并在二次型效用函数、利率与时间偏好率相等的条件下，在跨期消费模型中引入理性预期，得出了各期消费水平服从随机游走过程，消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动是不可预期的结论。随机游走假说是一定条件下理性预期假说运用于永久收入假说的一个自然结果，其基本含义是：行为人将根据未来收入的现值总和的当期预期与上期预期的差额对永久收入的预期和消费进行调整，只有未预期到的政策变动影响消费，因为当这些政策变动改变了预期时，它们就有影响。在霍尔消费模型中，个体和总量方程形式是相同的，通过对个体消费需求函数加入总量值以替代原有的个体变量值，并进一步求解个体最大化问题导出总量消费函数。显然，霍尔的消费函数是基于从个体目标函数和约束意义上推演出的，完全不同于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
在后来的各种经验研究中人们发现，“过度平滑性”和“过度敏感性”构成了对随机游走假说的挑战。许多经济学家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检验，结果都拒绝了这一假设①。弗莱明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实际消费变动与预期劳动收入变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并将此现象称为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利兰德认为，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相对于确定性情况而言，在不确定性状况下，经济主体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消费行为；当经济主体在低收入时期无法通过提取金融资产或借贷以保证正常的消费水平时，这类行为主体就面临着流动性约束。而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也是基于对不确定性问题的考虑，在跨期最优的分析框架内分别通过放宽二次型效用函数假设和限制行为主体的自由借贷消费，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更加符合现实性的修正，实现了从确定性分析到不确定性分析的飞跃，使得模型更具有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四阶段是以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为代表。预防性储蓄理论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及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居民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增加储蓄，居民所增加的这部分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即使消费者拥有相同的初始财产和相同的期望，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状况也有差别。随着不确定性影响的逐渐积累，也会使他们的消费路径各不相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来自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性，也可以来自未来整个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把前者称为个人风险，把后者称为系统风险。而流动性约束假说认为，流动性约束不论何时发生，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得到的要少，即使是发生于未来也会减少当期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只要个人能够用未来收入作担保就可以在相同利率水平上借钱消费，这种假设与现实不符。在现实中，人们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融资需要，从而消费行为存在流动性约束。
由于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与关于消费和储蓄的传统观点严重背离，对随机游走假说的实证分析发现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显著正相关。同时，由于效用函数依然被假设为二次型的，所以在这个模型中，不确定性并没有对储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
生命周期消费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运用跨期选择来说明在个人或家庭的生命历程中，消费是如何随年龄而演化的。尽管生命周期理论在几十年中不断地受到置疑，也不断地出现修正这一理论的理论模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个人无法确定其收入，储蓄不能是对临时收入的调节，而直接的是对收入波动的调节，即预期收入上升时，会减少当前储蓄，反之则增加当前储蓄。储蓄额成为个人所不能确定的，而不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中个人可确定自己的储蓄额。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构成对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替代，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其实在于说明储蓄对收入波动的应对，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防范，实质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只是把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并坚持个人对于收入与消费之间均衡的可把握性，坚持个人对于自身所面对风险的可计算性，仍然贯穿着均衡的思想。
卡罗尔（1991，1992；1995，1998）和迪顿（1991）结合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提出了缓冲存货储蓄理论。在标准预防性模型的假设中加入不耐性（即较高的时间偏好率δ或较低的折现因子β），就会得到该模型。在缓冲存储模型中，消费者持有资产（储蓄）的目的在于防止消费受不可预料的收入波动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在境遇艰难时维持消费，而在境遇如意时增加消费。缓冲存货储蓄者一般会确定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从而增加储蓄，在相反情况下，不耐心占据上风，从而使消费者倾向于选择负储蓄。它为研究宏观、微观消费、储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西方消费理论是在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下产生的，其发展历程基本上遵循这样的一个线索：由即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由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扩展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由较宽松下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条件下的约算约束。
消费者面临的环境实际上是不确定的环境，故其决策也是一个在非确定性条件下的连续决策问题。由于传统消费理论对消费者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不能给出满意的解释，就出现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其中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的影响最大。
二、制度变迁过程使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从而引起中国居民消费的波动
中国改革开放所体现的制度变迁的历史分界是以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和决策由确定性向不确定性转变为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消费是定量配给，只能满足基本消费需求，除了城镇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外，在住房、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消费都是由国家直接或间接配给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方位的福利保障，居民的长期消费由国家安排。同时，社会就业和财富分配也较为固定，不存在失业、下岗的后顾之忧，收入状况也是非常确定的。这个时期，中国城乡居民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无风险预期，故不存在跨期消费选择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和储蓄的表现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起到80年代末，这个时期是居民收入快速增加的时期。由于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已在温饱水平之上，使得居民消费决策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大大提高，具备了跨时期消费的可能。第二阶段是1990年之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消费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实现了由171.2元，向6227.0元的跨越，而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的态势。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从“六五”到“九五”四个“五年发展计划”期间，各个时期平均最终消费率由66.1％下降为59.4％；而在“十五”期间，我国最终消费率则进一步由2000年的62.3％下降为2003年56.8％，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率由48.2％下降到43.2％，农村居民消费率由21.5％下降到18.3％；2005年最终消费率为51.9％，2006年又进一步下降到不足51％，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转型时期，中国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又很不确定，居民预期的改变又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其行为具有典型的制度转型的不确定性特征。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使得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增加。随着我国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人们已经注意到未来生活的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如城镇失业下岗人数的增加、预期教育支出的增长、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养老方式的变化及信贷与保险市场的欠发达等经济因素，导致居民总体消费更趋于保守。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表现为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0.16和0.21上升到2004年0.465和0.369，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使得居民消费出现差异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居民储蓄比率持续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的下降，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与居民消费水平难以有效提升具有复杂的原因，是目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集中反映。简而言之，这些原因包括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有效转换，投资消费失衡，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就业不足失业现象严重，产业结构难以顺利调整与有效提升服务业发展滞后，教育收费过高，医疗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缺乏完善的消费环境等多种现实表现形式。无疑，过低的消费率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变化，人们对消费开始变得十分谨慎。以消费倾向的大幅下降为标志，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近十多年来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异，这一变异导致目前中国消费需求疲软。在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幅缓慢。这充分说明城乡居民并没有能充分享受到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实惠，启动消费仍任重道远。而在“十一五”时期真正启动消费，切实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改善居民生活，既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大多数经济行为一样，对居民消费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西方这些消费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中国转轨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只有充分认识和了解不确定性对经济主体决策的影响，才能不断提高驾驭不确定性的能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高度重视对不确定性消费问题的研究，既是当代西方消费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性所提出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迫切。由于西方的消费理论是建立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假设之上，而中国则是处于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这种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必然是不同的。
三、不确定性消费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大多是运用当代西方已有的消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初及以前，主要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检验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永久收入、生命周期和随机游走假说。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环境基本稳定，这些假说在我国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纵深推进，不确定性消费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出现了一定的差异。
（一）随机游走假说无法解释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行为。臧旭恒（1994）分别以1978年～1991年间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收入、资产、物价指数等数据，进行现期消费对这些经济变量的滞后一期、二期和四期的OLS同归，结果表明：1、有关全国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基本上拒绝了随机漫步假说；2、有关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呈现一幅较复杂的图像，对于随机游走假说的验证结论不太明确。
（二）不确定性增强了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周浩明和龙志和（2000）利用预防性储蓄模型分析了我国的消费和储蓄。他们用收入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GMM估计方法分析了1991～1998年分地区的消费截面数据，估算了我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万广华等（2001）对1964～1998年的数据分析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流动性约束制约了我国居民的消费。叶海云（2000）建立了一个“短视消费模型”，论证了我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太强。万广华等（2001）的研究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增加了一倍以上，日益增大的不确定性还进一步强化了流动性约束的严重程度。
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消费者的心理面临较大压力，就业以及各种社会保障等体制变革，都给人们的消费观念带来冲击。如何更加合理地进行消费支出的安排，需要消费者加以理性判断。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消费者将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即把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即减少当前的用于消费的收入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收入减少的风险。消费者的不确定性预期越大，消费者的保险需求和风险均摊的动机就越强烈。要增加当期消费，必须尽可能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预期，以增加消费者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合理引导消费者预期，是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消费者的预期才能更加理性化。
注释：
① 霍尔（1989）指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虽然在总体上很像随机游走，但某些变量确实能帮助预测消费，所以从正式的统计意义上讲，这个假说不成立。显然，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是解释这个假说不成立的一个原因。
标签：生命周期理论论文; 生命周期假说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不确定性分析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随机游走论文; 消费者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