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两种语言及思维模式的差异探源
——从“to be,or not to be”谈起
刘志成
“语言和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英语会提出“to be,or not to be”这样的问题，而汉语则不会，因为孕育英汉两种语言的自然环境不同，导致语言的句法和结构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模式。英汉两种语言体现的思维模式，分别表现出“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和以辜正坤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的“语言思维等同论”均有不足之处。
［关键词］ 语言；思维模式；自然环境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最脍炙人口的句子“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不仅是该剧中最重要的台词，而且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最具争议和最重要的台词之一。其中文译本亦是众说纷纭：朱生豪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梁实秋译为“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卞之琳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孙大雨译为“是生存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方平译为“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这是个问题”等。［1］(P113)
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在低空航测大比例尺地形测图中的应用……………………………………………………… 周建国（12-279）
虽然上述译文各有千秋，但均有不足之处，因为在汉语的名词前面没有冠词，而英语中的单数可数名词前一般都会加定冠词或不定冠词，而且意思不同，上述各家在处理“the question”时，由于对冠词的理解不同，译文也就迥异，比如梁和卞的译文完全忽略了冠词；而朱和方的译文则把定冠词译成了不定冠词；此外，朱的译文添加了太多的内容，反而有失信之嫌；此句更大的失误在于对“to be”的处理上，“to be”在印欧语系中不仅具有系词的作用，还有“存在”的含义，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和出发点，古希腊语中本体论范畴“being”就是从“to be”演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to be,or not to be”在汉语中没有严格对应的词，因此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可译的。
本文试图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探索汉语为何不可能提出“to be,or not to be”这样的哲学问题，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为何会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从而能为进一步探索语言与思维如何相互影响提供重要的理据，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to be,or not to be”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不足之处。同时，能进一步理解印欧语系的语言学家为何往往会提出“语言决定论”和“语言思维相互独立论”这样的观点，而以辜正坤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为何往往会提出“语言思维等同论”这样的观点。
锁相放大器是微弱信号检测领域中是一种基于相关检测理论的对交变信号进行相敏检波的放大器,能对检测信号和参考信号进行相关运算,有效地抑制噪声,实现对信号的检测和跟踪[7-8]。基本原理如图2所示,主要由被测信号模块,参考信号模块,相敏检测和低通滤波器等几部分组成[1]。
一、中西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
“语言与思维，言语与思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属于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列的。”［10］(P44)有些学者抹煞了语言与思维的界限，比如：“我们在思维时总会不知不觉地以语言想问题，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却有一种语言流动，我们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语言。”［11］(P234)还有一些学者过分强调语言的决定作用，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的“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语言相对论原则，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11］(P235)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语言与思维是相互独立的：“观念的形成是一个独立的过程，称为思维或思想，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具体语言的特征无关。”［11］(P219)
（一）汉语系统产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陕西境内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文明的帝国……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5］(P147)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东部是大海；北部是沙漠，再往北就是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不适合居住，更不适合农耕；西部是高原、高山和沙漠；南部是崇山峻岭和热带大林莽。中国处在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而这些自然环境对于远古初民，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起着极大的限制作用。而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源丰沛、土地肥沃，非常适合农耕，因此，诞生于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文明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靠天吃饭和定居生活。靠天吃饭就意味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长、不违农时；定居生活就意味着和谐共处、群己合一、乐天知命、尚同不争。
农耕文明带给原始初民最直接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或者说对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就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随着人脑的不断进化和社会的发展，语言的产生既有了物质基础，又成为客观需要。“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2］(P236)语言的出现进一步促使了文字的出现，汉字的造字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天人合一”的特点。“汉字的制字理论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6］(P89)但象形又是汉字制字理论的基础，其他制字方式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因为在表意过程中，为了克服“画成其物”的局限，而通过会意等进行了抽象概括。“汉字最初的形式是对事物的描绘。现在所使用的普通汉字中有大量的字属于这样的图画，中国人称之为‘意象’……这些字在它们的原始阶段必定提供了更完整更详细的图画，为了使用方便，这些图画被省略成了很少的笔画。”［7］(P33)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以形状物、合形会意、象形为本”。可以说汉字意象的基本途径就是“天人合一、观物取象”，而“天人合一、观物取象”正是汉字构成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既是原始初民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的体现，也会进一步对他们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造成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经验就会慢慢地固定下来，逐渐形成一些概念。
（二）印欧语系产生于“天人二分”的自然环境
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在地中海东部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地中海沿岸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语言与思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思维的特点往往通过语言的特点表现出来。“思维结构与语文结构是互构的。”［4］(P131)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法和句法，考察英汉两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特点。
其二，地中海地区海陆交错，岛岛相望，海岸线长，由于出口海峡较浅，水流不能与外海自由流通，导致地中海潮汐不惊、波澜不作、海深盐高、港口林立，非常适合航海，即便航海技术不高的人也敢于去迎接大海的挑战。于是，以血脉为基础的家族、宗族和氏族社会慢慢解体，人们纷纷到别地开疆拓土，建立新的商业城邦，航海、经商成为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这样的物质基础让西方人注重以个人为本位，比如，英语中姓名的书写，会把代表个人的名放在代表宗族观念的姓的前面。而且，冒险扩展、开拓进取的思维模式亦诱导了英语定语后置，从而造成英语句式向外扩展的张力等。“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3］(P134)
八要落实地方政府水资源管理责任主体，强化考核评估和监督，加强国情水情宣传，加大部门之间、流域之间、地方之间协调配合力度，形成水资源管理的合力。
“语言是‘纠缠着’精神的物质。”［12］(P61)这就表明，语言与思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现在的问题是，语言与思维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究竟是如何不可分割的？“语言决定论”“语言与思维相互独立论”这些见解为何一定会在印欧语系这样的话语体系中产生？它们产生的语言学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笔者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就是语言和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没有无语言的思维，亦没有无思维的语言，二者是同时出现的，亦是同时消失的，词语缺失之处，无人出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3)SiH4(硅烷)法生产高纯多晶硅是非常优异的方法。用粗硅作原料,熔融电解法制取硅烷原理如下页图7,电解时阳极的电极反应式为____。
西方的地理环境带给西方原始初民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或者说对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那就是“天人二分”也即是“天人相争”的思想。具体来讲，西方特色的思维方式就是：主客对立、征服自然、个人本位、崇力尚争、开拓冒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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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不同的自然环境带给中西方原始初民不同的心灵体验，不同的心灵体验会慢慢产生一些概念，进而形成概念系统，不同的概念及其系统其实就是不同思维模式的反映。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反映了思维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就是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结构。“在内在或外在的言语中，语言也起着组织思想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对人产生着反作用。”［9］(P267)
是人兽共患疾病,女性被感染后往往无症状,妊娠后可导致流产。但Simpson认为上述微生物的感染都不是引起复发性流产的主要原因,因此TORCH筛查在复发性流产的诊治中价值有限[9]。
要从根子上探索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为何一定会提出上述哲学问题，而中文世界为何一定不可能提出上述哲学问题，我们首先要探索英汉语言产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出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什么样的环境一定会孕育出汉语这样的语言系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P603)自然环境相对于社会环境来说，可以说是更基础的环境，对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见，人类作为自然的直接产物，一定会带上某一地域的某些特点。“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3］(P123)，“从物理方面看，也就是从自然条件方面来看，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因素是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地理环境”［4］(P22)。
其三，古希腊自然地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小岛林立，整个希腊全境基本都被天然屏障分割成大大小小、相对孤立的小区域，比如爱琴海诸岛、阿提卡半岛、米利都岛、罗得岛等。“没有一个伟大的整块。……相反地，希腊到处都是错综分裂的性质。”［3］(P207)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希腊人的政治心态，促成他们的城邦社会结构的出现，也陶冶了他们崇尚个人自由、个性独立的基本性格。
第一，语言是借助思维产生的，思维也是借助语言产生的。语言的产生是由于抽象思维的发展，抽象思维是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动物能发出几十种声音，但那是它们的本能，与抽象思维无关，故不能称之为语言。同样，思维的产生也借助于语言，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及大脑的进化，使人脑具备了进行抽象思维的物质基础，但抽象思维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
首先，从汉语的词法来看，尽管汉字的造字方式是“六书”，但其基础仍然是象形，会意等造字法都是以象形为依托而进行的抽象与概括。汉字体现了极为典型的“天人合一”的象形意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主客合一”或者叫“物我合一”，追求的是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追求的是认知主体的自我消失。汉字对汉人心理意象的影响就体现在庄子的“万物与我齐一”。同样，《易经·乾卦·文言》亦指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其次，从汉语的句法来看，尽管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借用西方拉丁语系的句法来阐释汉语句法，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由于汉语重内在意念而不重外在形式，汉语的句型也就难以像英语那样以谓语动词为中心从形式上去划分。”［13］(P61)而且，中国传统古典汉语在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句法的，甚至标点符号都没有，当然，我们亦可以把汉语的句法理解为没有句法的句法。“中国古书几乎无法加标点，因为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标点符号属于西方文法范畴。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在中国古书上的标点，就带有任意性，也就是说，‘点’在很多地方都‘说得通’，这使得古文成为含义丰富的宝藏。”［14］(P283)说到底，汉语的语法就是没有语法的语法，汉语语言是一种典型的悟性语言，汉语的逻辑是隐性逻辑，比如“不到黄河心不死”，译成英语则一定要添加主语以及表示显性逻辑的连接词：Ambition never dies until all is over。
第三，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以及一些学者所谓的“语言思维相互独立论”，恰好是受到印欧语系诱导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学者辜正坤的“语言思维等同论”恰好是受汉语系统诱导的“对立转化”和“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这些观点恰好从另外的角度深刻地证明，“语言和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
综上可知，中西不同的地理环境带给中西原始初民不同的心灵体验，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系统，汉语体现了典型的“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体现了典型的“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印欧语系的文字完全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你看到这种拼音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把这种文字跟外部自然界联系起来，因为它已经失掉了人这个主体和外部自然界客体之间息息贯通的诱导因素。”［4］(P119)但是，由抽象符号组成的印欧文字回环勾连、绵绵不绝，很注重发现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善于推理和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综上可知，语言与思维是同质而异名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相互影响，不同语言的联结方式则体现了不同的概念系统和思维模式。
三、英汉语不同的语法特点与各自体现的思维特点
其一，这些区域随处可见大面积的石灰岩和贫瘠的土壤，气候冬季温暖湿润，夏季干燥炎热，很难发展农业经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人们不得不向海上发展，“航海业是克里特人经济活动中一种最重要的行业。在古希腊传说中有一种概念，即克里特人的舰队是无敌的”［8］(P99)。
（一）辩证统一与二元对立
汉语语言特点往往会诱导出阴阳互补、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往往会诱导出“to be,or not to be”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汉语语法特点极其通融、圆满和辩证，尤其是古汉语，甚至没有标点的存在，体现了极其深刻的悟性思维和辩证思维。汉语语法包含汉语的词法和句法。首先，从汉语的词法上看，汉语没有印欧语系的性、数、格的变化和词尾变化，这就让汉字的定位功能极其灵活，而且汉字的词性转化能力极其强大，名词动用、动词名用、形容词动用等现象极其普遍，尤其是在古汉语中，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沛公军霸上”和“范增数目项王”此处的“军”和“目”即名词动用；动词名用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曹刿论战》中“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此处的“伏”即动词名用为“伏兵”；其次，汉语中有些汉字，比如“米”“回”，从四面八方看，都表示同样的字，体现了非常通融的味道；再次，从汉语的句法来看，汉语句子的写法，起笔可以从左至右，亦可以从右至左，还可以从上到下，句子的写法不是单向的，是通融和辩证的。
此外，由于汉语没有词尾等外在形式的变化，句子的构成方式也极为灵活，很多句子的读法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且意义可以一样，也可不一样。汉语的这种辩证思维和悟性思维能力尤其体现在一些对联上，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下联可以有“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南江客运站运客江南”等，这些对联从左至右以及从右至左的读法和意义是一样的。老子在他的哲学理念中深刻地表达了汉语的这一特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如果我们用字母表示的话，那就是，A可以是A，也可以是B；或者说A可以是A，也可以是非A。汉语的这种语言特点以及对汉语的哲学思维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就是太极图，阴中含阳，阳中含阴，这就是老子所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而对于阴阳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上升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思维中一定不会思考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一定不会思考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二者本是一体的、辩证统一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正是汉语最重要的哲学身份之一。
英语的词法和句法体现了非常严格的理性，这也是诱导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哲学的语言学基础。首先，从词法上看，英语单词有严格的性、数、格，有严格的词尾变化，一个单词，如果被名词动用或者动词名用，也必须有相应的词尾变化，比如：“She babies her child.”“The escaped prisoner was cornered at last.”其次，从句法上看，英语句子的写法只能是单向的，英语句式的表意功能往往是非常精确的，很难引起歧义。比如，句子宾语即便放在句首，处于主语的位置，如果使用的是宾格，读者也很清楚地知道其语法功能是宾语，比如“Him love I”，表达的意思仍然是“I love him.”可见，英语语法往往会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谁是主格、谁是宾格，宾格不能成为主格，反之亦然。用字母表示就是A就是A，B就是B，这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如果从哲学的层面回答，那就是“to be,or not to be”，这也正是二元对立的语言学理据。
（二）消失与存在
汉语哲学思维的最高形式就是追求“消失”或“无”；“to be”在英语中还有表示“存在”的含义。英语的语法体系为何一定会诱导出表示“存在”的逻辑思维，而汉语恰好相反，完全不能诱导出“存在”的逻辑思维，反而会诱导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体系呢？
科技处下设科技开发科，现有1名专职管理人员，各二级学院、重点实验室有专门的科研分管领导及科研信息员，负责本单位本部门的科研管理工作，技术经纪人1人。学校二级单位现有专职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共44人，学历均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笔者是非神论者，既不认为有神，也不认为无神，持不知态度。假如存在上帝，或许，核武器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警示。核武器所导致的灾难性甚至毁灭性后果，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因此，上帝或许在警示:如果一项技术具有不可逆的毁灭性，如果不能预防和控制其毁灭性便将之发明出来，人类就很可能被毁灭。〔本文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构建与质量测评研究”(项目号:16JZDW019)、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编号:skqx201101)资助〕
第二，语言和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照应、不可分割。一定的思维模式总会通过一定的语言特点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考察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特点往往可以从考察该民族的语言特点中一窥端倪。“一个人的思维形式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固定的模式规律。这些模式就是他自己语言的复杂的系统，它目前尚未被认识，但只要将它与其他语言，特别是其他语族的语言做一公正的比较和对比，就会清楚地展示出来。他的思维本身就是用某种语言进行的—英语、梵语或汉语。”［11］(P272)因此，对比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探索各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差异。
汉语词法的“天人合一”以及句法的“隐形逻辑”诱导出汉语的悟性哲学思维，同时诱导出汉语哲学思维的最高境界就是“无”。这一点在老子的哲学思维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还指出：“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最高境界，尤其中国古代的建筑物，深刻地体现了主客一体、人物交融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建筑不太注重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恰恰相反，它们的整体布局与建构常常追求的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浑化无痕的境界与意趣。”［4］(P144)观看中国传统建筑物，比如寺庙、比如天安门，远远望去，就像一个繁体的“無”字。可见，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永远不可能去追求“to be”似的存在，更不会纠结于“to be,or not to be”。
英语的词法与句法与汉语恰好相反。首先，英语的词法是显性的，也就是英语单词的性、数、格等语法形式必须是显性的，也可以说是刚性的；其次，英语单词的词缀形式也是刚性的，不可缺失，更不可省略；再次，从句法上看，英语句子主次分明、显性逻辑、严密规范，句式呈现“聚集型”（compactness），比如：“Seen from the hill,the school looks more beautiful.”分词短语与主句的逻辑关系主次分明。可见，英语句子尽管往往很长，但由于有形态标志以及表示显性逻辑关系的连词，同时词语之间在性、数、格等方面需要一致，因而句意明确，层次分明。可以说，英语语法追求的是一种显性的、存在的、刚性的逻辑。这种语法特点对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模式也有深刻影响。西方人追求个人主义，喜欢标新立异、彰显个性；西服的构成包括衬衫、领带、马甲、外套，层次分明、逻辑清楚，而中国传统的长袍服饰很难看清这种显性逻辑和层次，谁能说不是受到各自语言的深刻影响呢？西方的建筑，不论是埃菲尔铁塔，还是华盛顿纪念碑，远远望去，更像是一个彰显自我的大写的“I”，它们体现的气质和风格与中国的天安门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见，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民族更倾向于追求一种显性的逻辑和存在，从哲学的层面讲，一定会追问“to be,or not to be”。
（三）话题结构与主谓结构
汉语的词法和句法体现了“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主体思维模式；而英语的词法和句法则体现了“天人相争”“主客二分”的客体思维模式。“主客二分”的语言系统往往会诱导出“to be,or not to be”的对象性思维的思维模式。
首先，汉语词法主要是基于象形和会意，体现了典型的“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其次，汉语的句法同样体现和诱导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汉语句法的“天人合一”主要体现在汉语的句式主要是话题结构，而不是主谓结构；而这种话题结构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而对于话题结构的句式的理解，也往往是基于类比、语境以及横向的相关性联想。“汉语缺乏严谨的主谓结构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密切相关。”［13］(P60)
汉语“主客一体”的思维模式往往导致汉语句式中的主语既可以显现也可以隐藏，甚至可以变换。“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一个句子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16］(P52)但是汉语中隐去的主语，如果翻译成英语，必须按照“主客二分”的原则，让主语显性化。比如：“他有个儿子，（）在昆明工作，（）已经打电话了，（）明天就能回来。”此句话译成英语必须添加相应的主语：“He has a son,who is working in Kunming.Someone has called him,and he will be back tomorrow.”汉语思维中的“主客不分”或者叫“主客合一”甚至在逻辑上引起歧义，只有按照“主客二分”的原则译成英语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比如“晒太阳（to bask in the sun）”“吃食堂（to have meals in the cafeteria）”“救火（fire fighting）”等。可见，汉语的“主客一体”也叫“主体性思维”的思维模式很难诱导出对象性思维，也即是很难诱导出“to be,or not to be”这样的思维模式。
英语的词法和句法体现了典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英语的词法和句法特点。首先，从英语的词法来看，看不到任何象形和会意的痕迹，英语字母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主客对立”，但是这种抽象的符号很善于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其次，从英语的句法来看，英语的主谓结构深刻地体现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四）人称主语与物称主语
汉语思维中的“主客合一”与英语思维中的“主客二分”在各自句法中还表现为“人称主语”与“物称主语”。“人称主语”也即是汉语主体性思维的体现，“物称主语”是英语客体性思维，也即是对象性思维的体现；反之，“人称主语”和“物称主语”又进一步强化了汉英语中不同的思维模式。而“客体性思维”往往诱导出“to be,or not to be”关于客体的存在性的哲学思考，而主体性思维却不会。
受“天人合一”和“主客合一”的主体性思维的影响，汉语句子的主语往往需要人来充当，强调“事在人为”。正如洪堡特所言：“汉语是一种充盈着人的主体意识、具有很强的人文性的语言。”［13］(P117)如果主语很难确定，则会采用泛指的方式，比如“人们”“某人”“有人”等；如果使用被动语态，汉语句式中的施动者也必须说出来。“中国正常的被动式是必须把主事者说出的。”［16］(P129)汉语的这种句式特点主要是由于受汉语“主客一体”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认识自己就等于认识客观世界，同样，认识客观世界亦与认识自我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中医思想中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中医认为，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客体“天”与作为具有主观意识的“人”本质上是同构的，因此，人体器官的运行规律与客体“天”的运行规律亦是一致的，比如“肺经当令”“胆经当令”也就自然对应于天体运行的相应的时辰。“汉语思维模式有主观性的特征，表现为主客不分，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11］(P116)汉语中的“情景交融”其实就是“天人合一”“主客合一”思维的具体体现，汉语这种“主客交融”的主体思维模式自然不会诱导出“to be,or not to be”这样的哲学思维。
(2)在焊接温度530 ℃、保温时间7 h和焊接压力3.5 MPa的条件下，扩散焊接头的抗拉强度达到最大值137.3 MPa；在扩散焊工艺参数相同的条件下，焊后水冷板经2 MPa、保压1 h的水压检测无泄漏，铝合金变形量不高于0.5%，满足产品的使用性能要求.
英语思维是典型的“主客二分”，客体是作为人认知的对象，因此，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往往以物称作主语，区分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从而诱导出对象性思维或客体性思维。比如：我突然明白地球是圆的。(It dawned on me that the earth was round.)英语的被动语句，也往往使用物称主语，而且尽量让动作的发出者隐藏不见，更能体现英语的客体性思维和对象性思维。而在汉语中，受到“主客一体”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思维的影响，汉语的被动句中也往往要把动作的发出者说出来。“汉语在形式上，‘被’字底下一般要有宾语，表示主动者。”［17］(P87)
英语的非人称倾向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具体体现，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界限分明。对象性思维往往会诱导出关注客体的“存在”与否，因此，客体思维亦是西方“to be,or not to be”思维的语言学理据。
试验组生猪出栏总体重为3 302 kg，成活头数为29头，头均增重为103.48 kg；对照组生猪出栏总体重为2 843 kg，成活头数为27头，头均增重为97.65 kg。试验组生猪的头均增重较对照组增加5.83 kg，增加5.97%，差异显著（P＜0.05）。
四、结语
语言模式与思维模式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可以发现，不同物质基础孕育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模式。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系统为何一定会诱导出“to be,or not to be”的思维模式，而汉语恰好不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to be,or not to be”在汉语语言系统中具有不可译性。英汉两种语言及其产生的思维模式，归根到底，分别体现了“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的特点。汉语“天人合一”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提出关于“to be”这样的问题，而西方人提出的“to be,or not to be”则体现了典型的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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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8－0016-08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项目“英汉语言对英汉民族思维和文化影响实证对比研究”（C176240104）、云南大学项目“一流大学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质量提升措施实证研究”（C176230100）
刘志成，云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云南昆明 650091）
【责任编辑：艾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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