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介入中获得自我确证——苏轼《方山子传》的叙事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确证论文,苏轼论文,自我论文,山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唐宋两代散文名家中，苏轼的传记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都“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容，为宋代乃至宋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可资学习的摹本”[1]。《方山子传》作为苏轼传记文中极具鲜明个性的文本，清沈德潜曾评价说：“通篇只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世系与生平行事，此传中变调也。”[2]以叙事学理论考察《方山子传》，所谓“传中变调”是指它突破了常规非自传性人物传记的他者叙事视角，而融合了叙述者自我介入的第一人称视角。这是苏轼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在散文创作上的卓越体现，也是他对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创作艺术的重要贡献。
传记文本中的他者叙事，是指叙事者以第三人称叙述传主故事或评述传主，叙述者完全隐身于故事之外，故事中不存在叙述者的自我话语与自我形象。这种叙事艺术是对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叙事传统的遵循与恪守。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几篇人物传记基本遵循这个叙事传统。《方山子传》的第一段和第四段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他者叙事方法，勾勒出方山子“少时”“稍壮”和晚年的坎坷人生，使读者对方山子的少时任侠、中年图仕和晚年隐逸的角色身份、多舛命途和曲折经历有整体认知。这篇文本也有创新之处，即叙事者东坡的自我介入，表现在文本的第二、三、五段中。叙述者东坡通过叙写亲身经历，写所见之现在与所忆之过去，使方山子的现在与过去的生活状况更加可信。对于非传记类散文而言，这种自我介入的写作技巧实为寻常之举；对于应持客观态度为人树碑立传的传记文学而言，却是勇敢的创新与突破。
我们知道，人们对于世界的印象，往往表现为看什么和不看什么，表现为想抛弃什么和不想抛弃什么。而这些都取决于人自己的价值判断，重要的是自我确证和心理感受。为此，我们将叙事艺术的特色与自我确证的心理相结合，以此探寻阅读与品鉴此文的独特途径与方法。
一、看方山子，即看其隐什么与未隐什么
方山子是隐士，认识方山子就要从隐士身份出发。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古代隐士有个基本认识。张南先生指出，隐士，即“中国古代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3]。他们常常通过与世隔绝或远离官场等生活方式，抛弃世俗生活与追求，主动从大众视野中消失，静静地修身养性。在隐居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改变对社会的期待愿景，培育出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凡脱尘等个性品质。根据张南先生的研究，隐士大概可以分为心甘情愿的真隐士、沽名钓誉的假隐士和半途退隐的半隐士三种。无论何种隐士，他们的价值观大都随着隐居而发生改变。有些人改变得比较彻底，有些人不够彻底，还有些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理解隐士，就是要理解在他们的生活、信念中隐去的和没有隐去的那些元素。
方山子隐去了什么呢？第一，方山子隐去了侠者之任性使气。“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年轻的陈季常是使酒好剑之徒，热衷于纵论古今，常常以“一世豪士”自居。隐士方山子“庵居蔬食”于光黄之间，显然隐去了作为豪侠之士的表现符号。过去的张扬与张狂，此时已变成了“阳狂垢污”而欲“人莫识”。第二，隐去了公子哥的荣华富贵。“方山子世有勋阀”，而且“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可以见出，方山子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富足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他“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而且“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实在是非常人所能为。第三，隐去了儒者的汲汲功名。“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这表明他曾有心向儒的经历和驰骋当世的抱负，曾想走读书仕进的道路，只是他的志向未能实现。现在他“徒步往来山中”，“不与世相闻”，走上了遁隐之路。这样，陈季常便成为隐士方山子，完成了由侠者到隐者的巨大转变。我们知道，隐士抽身而出退隐于山林，往往是因为利益、政见、理想与价值观等与世俗社会相左。如上所述，方山子隐居山林的主要原因是他读书仕进的理想一再被堵。据《陈公弼传》记载：“当荫补子弟，辄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4]陈希亮都荫补了族人，陈慥（秀常）连荫补机会都没有。陈慥便下决心读书，可是这条路也走不通了。这让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促使他萌生或坚定了远离使人烦心的世俗生活的想法。
在这种情形之下，方山子到底有什么没有隐去呢？对于真正的隐士而言，他们可将世俗的功名利禄全抛下，但不会放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他们一般会以孤芳自赏或自命清高的姿态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精悍之色”正是当年的侠者和儒士陈季常的精神写照。而这“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可见，其精神和浩然正气也流淌在方山子的血液里。这也就是陶渊明所谓“猛志固常在”之“志”。这种深深隐于眉宇之间的神色，常人一般不会太在意。但是，方山子所戴方山冠，尘世中人是能看到的，而且都以为很特别，并以此“命名”陈季常为“方山子”。不过，这帽子背后其实还有深意。《后汉书·舆服志下》：“方山冠似进贤（冠），以五彩縠为之。祠宗庙，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5]也就是说，方山冠是汉代乐师在祭宗庙时所戴的帽子。在当时的政教背景中，作为天与人之间的传语者，参加宗庙祭祀的乐师，是极受推崇与信任的代言者形象。由此可见，方山子戴方山冠，既是特立独行的隐士的标志，也是他内心皈依古礼的象征，同时也隐隐地流露着他的抱负与执著、梦想与追求。入世之陈季常以经世济民的理想的方式居于方山子内心，这是隐者坚守理想与价值所特有的方式。陈季常的读书之举、精进之心和豪侠之气，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纳，他只能像更多退隐山林者那样，在心有不甘中怀有期待，护养浩然之气，指望着届时可以挺身而出，大展宏图。
不过，正如南唐诗人左偃所言，历史上许多隐士都是“谋身谋隐两无成”。作为隐士的方山子，同样也是入世不能展宏图，归隐也做得不彻底。这不只是陈季常个人的悲剧，实为时代与社会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则又是更为深沉的悲哀！这也是东坡此文的深刻之处和精警之处了。
二、看苏东坡，即看其看什么与没看什么
东坡是传记的叙述者，认识东坡或者理解其作为叙事者介入，就是要看清其看到什么和没有看到什么。首先，理清东坡与陈季常家族的关系，对于认识东坡在传记中的取舍态度很有帮助。据《陈公弼传》载：“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6]陈公弼，陈季常之父，凤翔府太守，官至太常少卿，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与受益者。东坡初入仕途，与陈公弼共事却不愉快。东坡在凤翔时与陈季常声气相投，在黄州时也是最好的朋友。读《岐亭五首并序》可知，东坡贬谪黄州，白马青盖相迎的是陈季常；黄州四年，无人问津的情形下两人互访不下十次；后来，东坡调离黄州，长亭短亭相送最远的还是陈季常。东坡感动之下，“乃复用前韵，通为五篇以赠之”[7]。对于这个年少轻狂时曾相互欣赏的陈季常，落难遭贬时互相慰藉的方山子，东坡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苏轼看到季常的任侠与隐沦，就是看到自由自在，看到特立独行，看到人生的率性与快意。陈季常出身世家，年少轻狂时不思仕进，任侠好剑，疾恶如仇，行走在意气风发之中，完全是特立独行的人生姿态。他感觉到这种飘逸在现实中无法落脚后，毅然放弃侠者理想而“折节读书”，做着读书人科举入仕的美梦；当现实并没有如他所愿让其大展宏图时，他又毅然放弃了读书人的理想，隐身于光黄之间。从黄州四年间的作品可以看出，苏轼挥之不去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譬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中有怨愤，《赤壁赋》清风明月中有忧伤等等。这种悲慨多了，沉了，内心自然生出些许消极。我们知道，东坡本来就有着强烈的“人生空漠之感”[8]和浓厚的归隐情结，始终徘徊在仕与隐之间。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此刻对陈季常果断地割舍了俗世之恋毅然归隐，充满了向往与钦佩之情，同时也能感觉到他此时徘徊在仕与隐的抉择中的痛苦与煎熬。
东坡没看到什么呢？他没看陈季常的儒者生涯。在《方山子传》中，关于儒者陈季常的文字，只有“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这四句叙述虽然没有交代陈季常读书求仕的具体信息，但已道尽千万读书人的艰难人生，写彻壮志难酬的无比辛酸。相对于陈季常的侠者和隐者身份而言，我们可以极端地说，东坡没看儒者的陈季常。为什么他“没看”呢？他此时是因“乌台诗案”而遭贬谪之人。据史料记载，他当时“多难畏人”的心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鉴于混迹官场的诸多教训，被贬于黄州的东坡不接人事，少作诗文，在同亲友通信以及赠和诗文时，他唯恐“言语之间，人情难测”，总是一再叮嘱对方“勿以示人”，生怕“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9]此时的他，比谁都失落恐惧，也就比谁都不愿提及读书人的伤心处。陈季常折节读书而难入仕途，东坡跻身仕途却被排挤和贬谪。东坡深受儒家传统浸润，却又深受儒家社会打击。这样一个失败的读书人的复杂心理，使他不愿面对曾经的奋斗生涯。陈季常的过去就是东坡作为读书人的生涯的翻版，那么，东坡故意略去陈季常的儒者生涯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故而，东坡因为深知失意儒者的悲痛，他的没看便是不愿看和不忍看。从叙事艺术的有意留白中去理解文本，看东坡的看什么和没看什么，就可以理解东坡内心的真实世界了。
三、他者叙事中的自我介入的意图与价值
在《方山子传》的叙事中，东坡运用了他者叙事和自我介入相结合的独特写法，目的是要竖起一面实现自我确证的镜子。什么是自我确证？“自我确证是指主体从对象上面以类似直觉的方式意识到自我的存在。”[10]在自我确证理论中，他者就像一面“镜子”，可以使叙事者从中看到自我。从审美角度看，这种自我确证需要一个契机，使“对象与我自身的某种相似性被发现”[11]。被贬黄州的东坡从方山子身上发现了哪些相似性呢？将《方山子传》的文本及东坡的人生历程做比照分析，结合前文关于叙事中隐与看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陈季常/方山子就是叙述者东坡的镜子，东坡从彼此在命运、生存与理想等方面的相似性中获得了自我确证。
首先，陈季常“终不遇”的失败人生，是东坡抱负不展的一面镜子。陈季常任侠无果，荫补不成，读书不遇，归隐山林又只是携志而隐的“半隐士”[12]。陈季常与苏东坡虽有布衣与士大夫之别，但是在未能实现抱负这个问题上却是共通的。东坡作为名闻天下的青年才俊，科举中阴差阳错而居榜眼；授官凤翔府签判，以为可以鲲鹏展翅，却处处受到陈公弼的“辖制”；心向民生为熙宁变法之弊上书神宗，得罪变法主持者王安石，外放杭州继而身陷囹圄。凡此种种，怎能不令踌躇满志、志在天下的东坡对前途充满幻灭与迷茫之感。在其名篇《石苍舒醉墨堂》中关于“人生识字忧患始”[13]的吟唱中，这种深切的怨诽悲愤之情已经表达得甚为强烈。从这种想要驰骋当世的梦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共通性与相似性上讲，季常的痛与悲也正是东坡的痛与悲。这种叙事介入中的将心比心，就是历代评论家所说的“自悲不遇”。
其次，陈季常的人生剧变，是东坡被贬黄州的一面镜子。如前所述，陈季常人生三部曲中的每一乐章都充满剧烈变化，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弃俗而隐。我们知道，东坡年少时，虽未飞黄腾达却也颇为顺利。中年因论新政得失而得罪王安石，便自请外放杭州；“乌台诗案”可谓九死一生。这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人世的苍凉，他在元丰三年（1080）所作《西江月》中写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历经沧桑的凄凉话语，蕴含着东坡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和对人生如梦境般荒谬的慨叹。他的人生首难，以及此前貌似顺利的坎坷仕途，都在陈季常人生巨变的镜子中得到了映照和共鸣。文本通篇虽然无一字涉及自己的不幸，但字字如利剑刺向自我。他通过这面镜子告诉自己：人生随时都有灾难降临，但它并不能毁灭自我，人至少还可以像陈季常这样顽强地活着。
最后，方山子眉宇间的“精悍之色”，是东坡遭巨变而志不渝的一面镜子。方山子隐居山林，“阳狂垢污”而又潇洒脱尘，但他终究未曾彻底抛却志向而和光同尘，眉宇间依然深藏“精悍之色”，坚守着自己的人性价值和人生理想。从前文所述可知，谪居黄州时期的东坡，沉重的政治打击使其无论行事还是为文都如履薄冰。他虽于佛禅黄老多有参悟，而且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空漠之感与归隐之意比任何人都要“更深刻更深重”，但骨子里却是入世进取、与时俱进的儒家精神，是当仁不让、舍身谋国的儒家人格，是笑对苦难、开朗达观的人生气度。这些支撑他的积极的情怀，我们可以从他谪居黄州时的诸多诗文中感受到。譬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在东坡因为儒而不能和未易偕隐而万般困苦之时，惊现于岐亭的方山子儒而不能、隐而坚守的处境与品质，成为东坡坚守抱负的一面镜子。东坡在这充满发现的强烈共鸣中获得了更深切的自我确证：人不仅要顽强地活着，更要守着理想笑对生活。
在理解审美中的自我确证时，我们必须理解“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发现这一过程的自我确证意义”[14]。面对故人陈季常/方山子这一审美对象，东坡对于作为仕途失败者的存在意义的急切求证心理，诱发其发现了人生剧变面前二人之间的相似性。作为自我价值求证者，东坡天才般的叙事介入成为一种可能，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必然性。而且，这种介入越深就越能够反映其精神世界中自我确证的强烈。
总之，在这篇别体他传中，东坡抓住为人立传的机缘，巧妙借助作者介入的表现艺术，通过选择性的看与没看，塑造了不慕富贵、愤世嫉俗、任情自适、超然物外的方山子形象，真正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多舛命途的感喟与感悟。同时，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者自我介入的传记写法，增强了故事的现实主义色彩，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性：传主生活发生了常人无法相信的巨变，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艺术表现功能上看，他者叙事意在以浪漫主义手法写传奇，自我介入意在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异人。他者叙事与自我介入相结合，实现了传奇与写实相结合的奇妙艺术效果。东坡为文向来随兴所至，概无陈法，故而为方山子立传而能自悲不遇。读者应深明其意之所在，否则便被东坡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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