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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6）03—0006—05
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结束十年“文革”的动乱和两年徘徊局面，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走上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之路，其最具关键意义的一着，是圆满地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重大历史问题。邓小平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态度，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大局的杰出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精神实质，从而成功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这为当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巨大贡献，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并从中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
由于毛泽东在现代中国所建立的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和由此而形成的崇高威望，同他晚年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同他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不协调，使得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就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何去何从的重要课题。因为，仅仅批判“左”倾思潮和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是远远不够的。不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认识，中国就难以实现安定团结，也不可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开脚步，更无从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因而，如何来重新认识毛泽东，全党关注，世人瞩目。
邓小平提出要正确认识毛泽东，首要的是认定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性质，这是正确、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前提条件。他指出，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其错误性质与林彪、江青等人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既坦率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对重用林彪、江青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又十分鲜明地指出：“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346 这里面不仅是感情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罪行客观上存在着原则的区别。其一，目的不同。邓小平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1]346 其二，程度不同。 邓小平以老干部挨整为例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1]301“‘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1]352 邓小平严格区分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性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而且也体现了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其次，邓小平提出过去有些错误产生的责任需要由党的领导集体承担，以保证对毛泽东的评价做到恰如其分。他认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1]296 他从毛泽东本人的功过具体比较中， 肯定了毛泽东的功大于过：“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1]345 因此，这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相比较，虽然错误也不小，但是“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1]344。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也并没有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根本上改变性质。况且，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积极因素；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恰恰“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298。邓小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恢复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正确思想体系。由此可见，毛泽东功与过分量大小和历史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对毛泽东做出功大于过的评价，符合实际，经得起历史和人心的检验，为全党统一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高屋建瓴的政治敏锐性两者间的统一。
再次，邓小平坚持从社会历史环境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来分析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源，明确反对将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他说：“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1]300—301 他强调，更主要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科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造成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毛泽东主观的因素，也有党内制度不健全的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对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345。邓小平深刻地说：“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1]297“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33 邓小平的这种分析，既揭示了毛泽东“由人到神”的特定环境及产生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给人们留下了思考的时空，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得评价毛泽东的意义大大地超越了具体事情的本身，使得党和人民能够更好地从毛泽东的身上，看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吸取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人们去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一切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消除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不断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
二、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作用
首先，邓小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出发，充分肯定了革命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分析了走过的曲折道路。由于毛泽东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十年“文革”的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原先正确的主张，其本质特点是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不能代表科学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显然，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换取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总结，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长期奋斗在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则失去了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邓小平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作了理性的区分。
其次，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继续发展”。[1]300 他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300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又为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也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
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既要反对教条化，不能搞“两个凡是”，必须世世代代用完整准确的科学体系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也要反对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这才是对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的态度，从而把握住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
三、运用科学方法论，客观、公正、恰当地评价毛泽东
欲亡人国者必先亡其史。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到否定列宁，进而否定各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最后导致政局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深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的分析方法把握客观、公正、恰当的评价尺度，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也凸显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传承与发展。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实事求是源于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批注“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明清王阳明、曾国藩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方法体系中包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但实事求是为其最为重要之方法，是其方法论的核心与精髓。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是在钻研马列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修正。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同志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而他晚年又犯了背离实事求是的错误。这说明，即使有了理论上正确的方法论与世界观，并不表明在实践中能够始终如一地贯彻之。邓小平体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而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制度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与保障。正因为此，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 这是对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一种极大修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邓小平理论之逻辑起点，也贯穿其整个方法论体系。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82“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改革开放靠的是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辟概括。
2.跳出历史细节的纠缠去认识问题。邓小平强调评价毛泽东以及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要“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1]292。他主张“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1]294。某些具体历史细节是复杂的，只有跳出历史细节的纠缠，着眼于全局，抓住本质，不被扑朔迷离的具体历史细节所困扰，从宏观与本质上认识毛泽东，才能对毛泽东进行客观、公正、恰当的科学评价。
3.从历史的联系与发展中分析问题。邓小平指出，如何评价毛泽东，“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1]299。“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298—299 因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1]299 邓小平认为从历史的联系与发展中分析、比较，就能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不致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淹没其功绩。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既能够切实地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能够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四、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运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势头，这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是密切相关的。邓小平曾言：“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254 这种务实思想认为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完全否定过去有益的传统，试图采取“休克疗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1991年8月20 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人谈到：“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369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始终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科学地评价毛泽东，这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科兹（David M.Kotz）对中、 苏两国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模式比较道：“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了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3]1—2 邓小平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运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2—3 此为中国现代化的拓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营造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邓小平理论源于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它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现代价值。
总之，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科学评价毛泽东，使广大人民群众既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解决了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促进了党的团结和国家政局的稳定与发展，为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联系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兴衰成败，今天看来这确实是巨大的历史贡献。
收稿日期：2006—04—1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05年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的构建》（111360A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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