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制笔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制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 5)03-0060-08 隋唐时期，国家再次实现大一统，经济繁荣、文教昌明，极大地促进了官私手工业的发展，而制笔业作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更是取得显著进步。五代十国时期，制笔业在此前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由于传世文献中关于隋唐五代制笔业的资料不多且极为零散，故而研究难度颇大。前辈学者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一方面对文献资料挖掘不够，另一方面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相关研究显得薄弱，以致遗有缺憾。有鉴于此，笔者不惴鄙漏，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材料，对隋唐五代时期制笔业的原料、技术和产地等问题略加探讨。囿于学识所限，文中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隋唐五代时期的制笔原料 隋唐五代时期，制笔业有了很大进步，制作原料更加多样化，笔毛有兔毫、狐毫、狼毫、虎仆毛①、虎毛、鼠毛、鼠须、狸毛、麝毛、鹿毛、羊毛、马毛、雉毛、鸡毛、鸭毛、鹅毛、胎发、龙筋等(表1)，如《树萱录》记载：“番禺诸郡多以青羊毛为笔，或用山雉、丰狐之毫、鼠须、麝毛、狸毛。”②狼毫笔，即用黄鼠狼(黄鼬)毛制笔。宋人陆佃《埤雅》云：“鼬鼠，健于捕鼠，似貂，赤黄色，大尾，今俗谓之鼠狼。广雅曰鼠狼鼬是也。一名鼪。”③据《宣和画谱》记载：范阳人胡环，“工画番马，铺叙巧密，近类繁冗，而用笔清劲”，“凡画驝駞及马等，必以狼毫制笔疏染，取其生意，亦善体物者也。”④鹅毛笔，如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曰：“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⑤胎发笔，如齐己《送胎发笔寄仁公》云：“内唯胎发外(一作内)秋毫，绿玉新栽管束牢。老病手疼无那尔，却资年少写风骚。”⑥另外，还有综合多种原料的所谓“五色笔”，如“昔溪源有鸭毛笔，以山鸡毛雀雉毛间之，五色可爱”⑦。唐代文人十分珍爱五色笔，杜甫诗云：“雕章五色笔，紫殿九华灯”⑧；窦紃《五色笔赋》曰：“物有粲奇，文抽藻思。含五彩而可宝，焕六书而增媚”⑨；段成式曾寄余知古秀才五色笔，余知古作状答谢：“伏蒙郎中殊恩，赐及前件笔”，“捧戴明恩，伏增感激”⑩。然而，在诸多原料中仍以兔毫为主，兔毫又以中山所出最为著名。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溧水县，本汉溧阳县地，隋开皇十一年(591)宇文述割溧阳之西、丹阳之东置。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毫，为笔精妙”(11)，而大诗人李白亦有“笔锋杀尽中山兔”(12)之诗句。
这一时期，笔管有竹、木、松枝、葫芦、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不过，仍以竹管最为普遍，尤其是斑竹管很受青睐，如李德裕曾“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赠以斑竹笔管，奇彩烂然，爱玩不足”，李作赋云：“惟兹物之日用与造化之齐均，方资此以终老，永躬耕于典坟”(12)。后梁开平二年(908)，梁太祖“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宝相枝各二十”，“宝相枝，斑竹笔管也，花点匀密，纹如兔毫。”(14)南方盛产竹类，越州等地的竹管十分有名，如薛涛《十离诗·笔离手》曰：“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一作散)花琼。”木笔管，如李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其旧物有佩笔，以木为管弢，刻金其上，别为环以限其间，笔尚可用”(15)。松枝笔管，如《汗漫录》曰：“司空图隐于中条山，芟松枝为笔管。”(16)葫芦笔管，如段成式自“桐乡往还，见遗葫芦笔管”(17)，分一枚寄赠温庭筠，温作状答谢“伏蒙雅赐葫芦笔管一茎”，“然则产于何地？得自谁人？而能絜以裁筠，轻同举羽”，“足使玳瑁惭华，琉璃掩耀”(18)。象牙笔管，如《景龙文馆集》云：唐中宗“令诸学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书架，架前有银砚一，碧镂牙管十，银函盛纸数十种。”(19)犀角笔管，如《朝野佥载》曰：欧阳通，“询之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20)。玉笔管，如《博异志》记载：许汉阳名商，“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在一湖中遇龙女，“观其笔，乃白玉为管”(21)；又如《研北杂志》云：“袁伯长有李后主所用玉笔，管上有镌字文，镂甚精”(22)。至于象牙、犀角、玉石等笔管，仍为奢侈品，非一般文人常用。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制笔技术 隋唐五代时期，制笔之法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改进，出现鸡距笔。白乐天《鸡距笔赋》云： 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劲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奋发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长毫。合为手笔，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尽其妙。圆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铦，终骋能于逸少。斯则创因智士，传在良工；拔毫为锋，截竹为筒。……故不得兔毫，无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鸡距，无以表入木之功。……其不象鸡之羽者，鄙其轻薄；不取鸡之冠者，恶其软弱。斯距也，如剑如戟，可击可搏。将壮我之毫芒，必假尔之锋锷。遂使见之者书狂发，秉之者笔力作。……愿争雄于爪趾之下，冀得携于笔砚之间。(23) 从中可知，鸡矩笔笔管圆直，笔锋犀利，因形如鸡之足矩，故名鸡矩笔。该笔讲究选毫，制作精细，极便书写，深受文人推崇。此外，还有散卓笔、软健笔、纤锋细管笔等。散卓笔，“其笔甚大，全用劲毫”(24)。段成式曾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其中“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长”(25)。唐代诗赋中对健笔有颇多记载，如韦充《笔赋》曰：“笔之健者，用有所长。惟兹载事，或表含章”(26)，而杜甫诗云：“健笔凌鹦鹉，铦锋莹鸊鹈。”(27)由于文人对此十分珍爱，故而健笔有时指代文章等，如刘禹锡诗云：“健笔高科早绝伦，后来无不揖芳尘。”(28)纤锋细管笔(又名毫锥笔)，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毫锋锐如锥”，注曰：“时与微之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29)于是，“毫锥笔之名起于此”(30)。 这一时期，笔头的制作日益精细，如S.5073号文书背面“若人造笔先看头七言句”云“若人造笔先看头，腰粗尾细似箭镞”(31)；笔管的加工更加精美，如“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已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鋋郎中文集有《王氏笔管记》，体类韩愈《记画》。”(32) 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时人已总结出最佳的制笔时间，即八月“造笔”(33)，如段成式《温飞卿葫芦管笔往复书》中有言：“八月断来，固是佳者。”(34)除了制作之外，当时还特别重视笔的养护，《文房宝饰》曰：“养笔以硫黄酒舒其毫”(35)。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制笔产地和工匠类型 隋唐五代时期，制笔区域甚广，据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不完全统计，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新疆、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表2)。以新疆吐鲁番地区为例，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有盛唐至中唐时期(七世纪中至八世纪中)的毛笔，(36)巴达木墓地出土有麴氏高昌国(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至唐西州时期的毛笔。其中巴达木墓地出土毛笔为圆柱状，木笔杆，狼毫笔尖，出土时插在笔筒内，笔尖向下，杆径1.3、长14.7、尖长1.9厘米，与毛笔同出的还有笔筒和笔架(37)。另外，唐代的毛笔以及制笔技术也传播到边地(吐蕃)与海外(朝鲜、日本等地)。806年，日本僧人空海从唐朝回到日本，传播了唐代先进的制笔技术(38)。现今日本正仓院还收藏有唐代的鸡距笔。
这一时期，制笔工匠有官府工匠和民间工匠两种。据文献记载(表3)，唐代都城长安的中央及东宫机构中弘文馆、集贤殿书院、秘书省、崇文馆和司经局等皆有官府制笔工匠，而这些工匠又可分为造写御书笔匠、造供奉笔匠和普通笔匠。官府制笔工匠的人数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如《唐六典》记载：“诸司置直，皆有定制。”注云：“诸司诸色有品直：吏部二人，兵部三人……弘文馆学直四人、造供奉笔二人、造写御书笔二人、装书一人、揭书一人……集贤院能书六人、装书十四人、造笔四人……秘书省图画一人、丹青五人、造笔一人”。其中集贤殿书院有“造笔四人”(39)，制笔所需笔料由太府提供，“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40)。五代时期，官府仍有许多制笔工匠，如敦煌文书中保留有后唐长兴二年(931)官府制笔工匠的材料，S.4920号文书背面“杂写”中列有“上司院笔匠”(41)。民间制笔工匠亦为数不少，如唐都长安东市就有专门从事制笔的工匠赵土次(42)。此间，随着制笔业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杰出工匠，有铁头、黄晖、苌凤、诸葛氏等，如“开元中，笔匠名铁头，能莹管如玉”(43)，而匠人黄晖的制笔技艺十分高超，能够达到“锋芒妙夺金鸡距，纤利精分玉兔毫”(44)的境界，在制笔中心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45)。
四、隋唐五代时期制笔业发展的原因 隋唐五代时期，受科举制度等因素影响，笔对文人更加重要，它往往与文人的生计、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储嗣宗《宿山馆》诗云：“自怜千万里，笔砚寄生涯”(46)；又如薛逢《送同年郑祥先辈归汉南》诗云：“声名本自文章得，藩溷曾劳笔砚随”(47)。此间，文人对选用笔已相当讲究，如柳公权“有笔偈曰：‘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义是一毛出，即不堪用。”(48)在《谢人惠笔帖》中，柳公权又云：“近蒙寄笔，深荷远情。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磔有冯，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49)从中可见，文人选用笔时对笔锋长短、笔管大小等非常在意。此外，文人对喜欢的笔工还特别关照，《龙须志》曰：“罗隐喜笔工苌凤，语之曰： 笔，文章货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价。’即赠布头笺百幅，士大夫闻之，怀金买之，或以彩罗大组换之。”(50) 这一时期，随着制笔业的发展，加之书法盛行、文教发达，更加促进了笔的广泛使用，上至帝王公卿，下至普通民众，官私文书、文学著作、书法绘画、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有所需。正因如此，隋唐五代史料笔记小说中留下了许多有关笔的记载：如苏循曾献给后唐庄宗“大笔三十管，曰‘画日笔’”(51)；又如《纂异记》云：“有僦马生贫甚，遇人与虎毛红管笔一枝，曰：‘所须但呵笔，必得之。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则殆矣。’时方盛行凝烟帐、风篁扇，皆呵笔而得之。一日晚饭，思兔头羹，连呵取数盘，夫妻不能尽，以与邻家。自是笔虽存，呵之无效。”(52) 此间，笔的使用量甚大，如郑公虔云：“麝毛笔一管，写书直行四十张狸毛笔一管，界行写书八百张。”(53)杜牧《寄唐州李玭尚书》诗中有“书功笔秃三千管”(54)之句，更有甚者如僧智永，“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塜’，自制铭志”(55)；又如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塚”(56)。 五、结语 隋唐五代时期，制笔业作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得到显著发展，其一是制作原料更加多样化，笔毛有兔毫、狐毫、狼毫、羊毛、马毛、雉毛等十余种，但仍以兔毫为主，笔管有竹、木、松枝、葫芦、象牙、犀角、玉石等多种，但仍以竹管为主；其二是制作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有鸡矩笔、散卓笔、软健笔、纤锋细管笔等多种形制；其三是制作区域愈加广泛，南北各地皆有制作产地，宣州成为著名的制笔中心。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消费量的增大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制笔业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5-03-12 注释： ①虎仆者，“小兽，状似狸，善缘树，皮毛斑蔚如豹，取其尾毛缚笔最健，即九节狸也。”见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30页。 ②《锦绣万花谷》前集卷32《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10页。 ③陆佃：《埤雅》卷11《释虫·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5页。 ④俞剑华注释：《宣和画谱》卷8《胡环》，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⑤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50页。 ⑥彭定求等：《全唐诗》卷84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80-9581页。 ⑦段公路：《北户录》卷2《鸡毛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0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⑧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9《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18页。 ⑨李昉等：《文苑英华》卷106《赋一○六·器用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484页。 ⑩苏易简：《文房四谱》卷2《笔谱下·五之辞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9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33页。 (1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宣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4-685页。 (12)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8《草书歌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56页。 (13)李德裕：《李卫公别集》卷2《斑竹管赋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52页。 (14)陶穀：《清异录》卷下《文用门·宝相枝》，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93《李彦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6页。 (16)冯贽：《云仙散录·幽人笔》引《汗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页。 (17)段成式：《温飞卿葫芦管笔往复书》，董诰等：《全唐文》(卷78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8232页。 (18)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11《答段柯古赠葫芦管笔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7-1048页。 (19)吴淑：《事类赋》卷15《什物部·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36页。 (20)张鷟：《朝野佥载》(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页。 (21)谷神子：《博异志·许汉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22)陆友：《研北杂志》(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9页。 (23)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10-2611页。 (2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2《书画伎艺·置御书院》引《杨文公谈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4页。 (25)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全唐文》卷787，第8232页。 (26)《文苑英华》卷106《器用五》，第484页。 (27)《杜诗详注》卷3《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第221页。 (28)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5《酬国子崔博士立之见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31页。 (29)《白居易诗集校注》卷13，第978页。 (30)洪迈：《容斋五笔》卷7《元白习制科》，《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13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7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32)俞剑华注释：《图画见闻志》卷5《故事拾遗·卢氏宅》，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13-214页。 (33)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卷4《八月·杂事》，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 (34)《全唐文》卷787，第8233页。 (35)《云仙散录·芙蓉粉》引《文房宝饰》，第29页。 (3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第11页。 (37)详见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第57页。 (38)详见田淵実夫：《筆》，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8年，第20-22页。 (39)李林甫等：《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页。 (40)《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第1422页。 (41)《英藏敦煌文献》第7卷，第6页。 (42)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卷下《唐长安市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8页。 (43)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6《艺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页。 (44)齐己：《寄黄晖处士诗》，《全唐诗》卷844，第9540页。 (45)蔡絛：《铁围山丛谈》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46)《全唐诗》卷594，第6884页。 (47)《全唐诗》卷548，第6335-6336页。一作赵嘏诗，见《全唐诗》卷549，第6355-6356页。 (48)钱易：《南部新书》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页。 (49)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4《类对·柳公权谢惠笔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33页。 (50)《云仙散录·文章货》引《龙须志》，第73-74页。 (51)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0《唐书·苏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12页。 (52)《云仙散录·兔头羹》引《纂异记》，第68页。 (53)《北户录》卷2《鸡毛笔》，第21页。 (54)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85页。 (55)李绰：《尚书故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79页。 (56)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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