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视批评发展总体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总体论文,批评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大陆电视批评研究领域，限于资料收集难度和各种隔阂，对台湾的电视批评的专题研究不多，而台湾的电视研究又多附着于媒介研究和实证研究之中，缺乏对台湾电视批评的具体研究，以及对其发展概貌的整体观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系统研究台湾电视批评的历史和现实面貌，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台湾电视批评的文化生态空间
台湾的政治、经济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和转型，对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台湾自5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到6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而80到90年代又由现代工业社会逐步转向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两度的经济转型给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化都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从台湾有关方面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台湾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连年激增之势：1952年为47.6%；1960年超过50%；1985年已达78.3%。同时，数据显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而且所占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约占总人口的40%。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到90年代都已继续上升。这便直接带来了台湾都市文化意识与都市消费品格的形成，比如日益增长的物质欲望、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等等，对台湾人的文化产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政治历史的特殊性，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1949年以来又长时期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绝状态，80年代以来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此台湾受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的影响相当大。例如，西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的文化观念扩张，崇尚自我中心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泛滥。日本和西方大众消费型文化充斥市场。此外，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活动，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台湾也有相当的影响，比如近些年来，在台湾大众传媒中使用所谓“台湾话”（闽南话）的比重上升，使用“国语”（即普通话）的比重下降，台湾地区的复杂而多元文化生态格局必然对该地区电视批评文化的生存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简而言之，台湾电视发展本身深受地理环境、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台湾电视批评几乎都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相伴，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台湾电视批评发展分期概述
1949年以来台湾的政治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国民党集权统治时期，党禁解除民主化转制时期以及多元竞争时期。相对媒体角色在不同政治时期的转变，电视批评也大致经历了抗争集权、自由批评与当下的社会责任三个时期。集权统治时期，媒体主要担任当局的传声筒，电视内容受到当局主管机构的严密控制，批评时政、鼓吹与主流意见不符的价值观等节目都被禁止。此时的台湾电视批评实践主要表现为当局对媒体的严厉控制以及少数社会、知识精英的抗争。电视批评声音微弱，数量有限，除对当局的奉迎之作外，主要集中在对抗集权主义制度，强调民众的言论自由；自由竞争时期，即商业渐趋主导时期，媒体转制为私营，市场开始发挥控制电视运作和内容的力量，形式上民众拥有了使用媒体的权力，但媒体市场已开始形成垄断局面，媒体市场所有权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里，有线电视数量锐减，因此电视生态环境趋向单一化，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电视的过度商业化和自由化分析和论争；社会责任时期，即当代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力量渗透，经济力量主导的混声时期，电视批评则重在呼吁视媒体自律和培养、提高受众的传媒素养，电视批评更多强调电视提供民众发表多元意见平台的责任，并接受公众的监督。以下具体概括阐述：
（一）集权统治时代（1949年－1986年）
1949年国民党入台，台湾政治生态发生巨变，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台湾确立。这一时期的台湾媒体，掌握在由当局有效掌控下的利益团体之手中，国民党当局对媒体组织和内容严密控制，电视被视为政治力量与为政党服务的工具。
1949年的台湾处于低迷混乱的时代，政局动荡不安，经济上民生凋敝。这段时期，电视传播主要是为军事戒严体制下的政治统治服务。60年代台湾电视开办时，虽然采取的是商业模式，但言论部分受到严格监管，新闻节目内容受到各行政机构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广播电视媒体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媒体，而是成为宣扬国民党统治话语的代言工具。国民党当局透过各种法令规章，如出版法，广电法等管制和引导媒体言论，党、政、军力量更直接进入媒体经营、决策权层，形成一种台湾电视媒体的官商合营模式。
在这一时期，台湾电视特性主要表现为依附性，主要是对美日电视技术、体制和文化的效仿和依赖。台湾早期电视业基本是效仿并引进美日提供的电视技术、体制以及其商业化的电视制度。
从电视批评发展而言，在集权时代，电视媒体的社会角色受到各方高度注意，但由于台湾当局对新闻媒体的严密管制，台湾电视批评主流话语仍是以政党意识形态话语马首是瞻，但民间开始有微弱力量突破政治封锁，如出现了以雷震等为代表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电视批评方面除了集中在反对“报禁”，争取媒体言论自由上之外，批评者们也开始警觉到台湾电视生态出现的种种问题：电视新闻伦理不彰，节目内容过度的依赖海外进口，官商混杂运作模式的腐败等等。
（二）解禁转制期（1987年－1992年）
1987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执政党在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以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为特征，台湾社会进入一个变革时期。伴随政治、经济的转向，这一时期，台湾电视业开始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媒体的言论自由空间因政治自由化变得更加宽阔，报纸版面增加，新兴媒体大量涌现，由反对势力支持的媒体也逐渐取得发声管道，步入公众视野，媒体工作人才需求急速膨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政治的自由化空气使广电媒体自由化的诉求也快速浮出水面。1987年至1993年之间，民间有线电视和地下电台纷纷成立，电子媒体展开了一连串的“自我解放”行动。这些新兴媒体的开创与滋生，既显示了台湾民间期待并需要更多样化的媒体产权结构与信息内容，也可以视为民间力量企图打破广电资源长期受到垄断，有组织性的抗争行动。但政治势力仍然操控着电视媒体。台湾党政军仍掌控着主要媒体，特别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无线电视台，四家之中的三家分别隶属省政府、执政党和“国防部”，第四家则由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所掌控。政党透过媒体所有权影响着媒体发展，从基本架构上控制着台湾主流电视媒体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媒体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台湾媒体在解严之后经过一段百花齐放的发展，开始转向商业挂帅，商业利润凌驾一切，收视率、广告主主宰媒体生杀大权，在转化过程中，开始忽略公众利益。
走过集权控制时代，台湾电视媒体开始转变角色，由单一政党宣传工具变为民意诤言代表。然而，戒严虽解，思想禁锢尚未完全解放，政权机器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融合，让过去受到压制的市场经济，在媒体解禁后，回过头来发挥自己强大的威力，又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包括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条件差并受到剥削、商业力量形成新的垄断势力、媒介经营以收视利润为前提，不仅将阅听人视为消费者，同时强化感官刺激性内容的生产，博得阅听众更多注意，以换取商业利益等，台湾电视受到政治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成为今日台湾电视业恶质化的前奏。
这一时期的台湾的电视批评实践突出表现为关注台湾媒体生态环境。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和业界人士批评解禁后的台湾媒体生态（主要表现为电视形式）贫乏而僵弊，但面对政治势力的一党独大，评论界又表现得焦虑无奈；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开始对新闻自由进行反思，他们发现，报禁解除，真正享受到新闻自由的恐怕是媒体经营者而不是新闻工作者。产生于媒体内部的新闻扭曲则未曾稍减，惊觉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
台湾民间社会对此也有响应：有些是媒体生产者对其劳动条件、专业表现受限的反映；有些是针对媒体内容表达不满；更有企图透过新的技术形式，在遭资本垄断媒体环境中杀出一条新的言论通道，有社会团体开始转而从事媒体素养教育，培养阅听众的媒体识读与传播能力。
在批评实践上的突出的表现是新媒体为打破垄断，进行的有组织性的抗争行动。台湾当局1988年后一连串媒体开放措施，虽依当时官方论述，是应国际化与自由化的需要，但实际也是民间社会力量冲撞的结果。以台湾的广播电视为例，地下电台和有线电视扮演了对抗垄断电子媒体业的重要角色，成为20世纪90年代新型的异议媒体。但同时一些批评者也开始注意到，台湾的新媒体面临着严重的困境：有线电视和主流媒体一样出现了产权形态的集中，而一旦政党和财团强力介入，垄断了原属小众的公共空间，主张领域的多元化理念终将荡然无存。另外，市场法则使坚持文化品位的媒体、小型电台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压力。激烈的竞争压力加上经济考量，造成了自制节目的品质日趋低俗，节目的种类也逐渐走向了同质化的道路。
（三）多元竞争、混声合唱时代(1993年－ )
台湾自5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到6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自80到90年代又由现代工业社会逐步转向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两度经济转型给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化都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从台湾有关方面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台湾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连年激增之势：1952年为47.6%；1960年超过50%；1985年已达78.3%。①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中产阶级在台湾社会迅速形成，而且所占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到90年代都已继续上升。这直接带来了台湾民众的都市意识与消费文化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体制则由国民党“一党专政”向“多党竞争”方向改变，台湾社会的各种权力开始由高度集中垄断向权力相对分散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在经历了“政治力挂帅”，“经济力主导”时期以后，进入“社会力制衡”时期。台湾中产阶级崛起，民众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台海两岸乃至与世界交流越来越多。
随着台湾政经格局的转型，台湾广电媒体生态也发生巨变。1993年1月31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电视媒体的申请。同年8月2日，《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公布，8月11日，《有线电视法》公布。两项法令的公布，标志着台湾地区电视经营的放开，台湾电视经营的垄断格局被打破。随着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的发展，大量的新频道急速进入台湾电视市场，广电媒体数量暴增，观众对电视媒体的使用和接受程度也比以往更为广泛。与此同时，执政党也不再是电视媒体的唯一掌控者，在野党、财团或其他社会人士，纷纷参与电视媒体的经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混杂在台湾电视媒体的竞争中，台湾电视进入了一个多元竞争、混声合唱的时代。
这一时期，台湾电视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台湾电视屏幕上越演越烈的恶质文化的批评。首先是对台湾电视媒体环境恶化的批评，主要针对传媒业商业主义的扩张和市场机制不良运作的批评。面对媒体解禁，媒体及频道数量的增加，在开放媒体的热潮为台湾社会带来一片民主改革的欢声之际，一些学者指出不应忽视其它因素的潜在威胁，批评者认为起初的繁荣只是假像，随之而来的是商业竞争下，为了压低营运成本而削减的人力，然后是节目品质降低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商业主义的扩张与市场机制的运作。正是基于对市场机制的忧心，台湾传播学界人士并不敢对第四家全台性商业电视台的开放过于乐观。
其次，是对电视节目类型的批评，主要批评对象是戏剧与综艺类节目，批评内容集中在节目的低俗内容，节目趋同性、节目广告化现象以及对电视新闻节目进一步改善的要求。批评者指出：台湾电视制作单位为了节省经费往往大量抄袭、模仿或直接购买美日电视节目，电视剧题材、内容单一，模式雷同，综艺节目也呈现极大的同质性。台湾各类电视节目中有大量暴力、凶杀和色情内容，综艺节目过多过滥已成痼疾，电视新闻过于追求报道的惊悚，大量报道“立法院”冲突，暴力事件等吸引眼球的片段，但对于事件之来龙去脉与整体意义的评析，则缺乏深度，内容多重复。
第三，对台湾传媒业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台湾一些传媒业者在媒介环境恶化中推波助澜，没有起到守望媒体、引导受众的良知作用。传播学者陈世敏在《媒介文化》一书就对女记者明星化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第四，倡导媒体改革。面对媒体恶质化，台湾很多学者对此提出自己的对策。其中对建立公共电视台和将现有无线电视公共化的倡导，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如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郭力昕认为，“如果建立公共电视集团，就可以避免政治干预媒体现象的发生。媒体的改革亦是如此。必须靠制度面的细致设计，保障专业媒体人良性进步的实践空间与时间，才是真正逐步降低媒体恶质文化，提升媒体与政治品质的治本之道。”
三、美国经验学派影响下的台湾电视批评主体构成
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一词，在广义上指的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在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尤其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从后者而言，它既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②
学者任远指出：在今天台湾省从事广播电视或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学者，有许多人是在美国完成最后学历获得博士学位的，而且，他们一般都在外国学成后回到台湾省，为发展、推进本省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和实务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这样，导致台湾的传播学深受美国的影响。从传播学的一些原理或基本理论，到研究方法，台湾学者们都能结合本地的台湾的电视传播研究实际情况，来消化美国传播学的成果。③
李金铨、黄新生、郭力昕、郑贞铭等台湾学者就是其中的代表，以李金铨和黄新生为例，台湾出生的李金铨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世界级的传播学者，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CCA)首任会长，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与传播系。李金铨在全球化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与传播理论等研究领域有卓越建树，其重要著作为《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传播帝国主义》、《大众传播理论》等。现任台湾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教授的黄新生(Sherman Hwang)，也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学、传媒教育④，著有《广播与电视》（合著）、《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电视新闻》、《电视媒介管理》等学术专著。
受美国学派影响，台湾学者除专业学院背景之外，大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或实践管理经验，如郑贞铭任过台湾《中央日报》副主任、英文“中国国际邮报”副社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副主任；黄新生曾任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新闻部《瞭望台》与《国际瞭望》等节目制作人、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新闻部经理，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国内新闻处处长”，台湾“中华电视公司”协理等，这些从业背景使台湾学者的研究比较重视经验实证，在电视批评领域重在对电视的传播功能和效果研究。例如黄新生在传统传播媒体企业如何应对网络科技、媒体产业结构分析、本土与国际社会新闻研究、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均有论述。
就专业研究机构而言，无论是传媒理念和研究方法，台湾的传媒学界，都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学派的影响。台湾从事影视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能够独立自由，在社会中起舆论监督的作用。但由于台湾政治和经济动荡的乱相（例如台湾的黑金政治）已影响和控制到媒体运作之中，故虽有许多学界和业界人士一直呼吁媒体的“第四权”，倡导媒体发挥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但影响有限，效果也并不明显。
总体来看，台湾电视研究学者比较注意引介西方学术的媒介批评理论，对大众媒介的研究偏重在对媒介功能或效果的研究，深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采用的方法也大多强调实证与量化标准，研究范围与主题有一定局限，理论思考主要集中在大众媒介所生产的大众文化层面上，黄新生著《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一书较具代表性。但台湾的学术界在电视应用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对于电视节目策划、观众分析、市场调查、政策及管理的取向，缺乏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介入，因此电视应用研究多停留在个人选题及局部性的调研状态，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电视研究与电视实务脱节，使得台湾电视节目制作、广播、管理缺少理论的指导和舆论的监督，这也是造成台湾电视低俗化的原因之一。
最近10年以来，台湾地区的电视传播研究主题，已经由传统的新闻学相关主题，渐渐转移到大众传播理论问题的验证或调查。据政大新闻系教授汪琪和副教授臧国仁所作《台湾地区传播研究的回顾展望》的论文中统计，自1986年至1993年，台湾地区传播相关专题研究计划开列的项目有79个，其中专攻电视传播的占19项，包括：电视传播效果研究5项，少儿与电视2项，公共电视3项，教育电视4项，收视综合调查2项，广播政策1项，电视高技术2项，合起来占全部传播研究选题的24%。从选题来看，电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正成为研究的中心。⑤
台湾地区电视研究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计量研究方法逐步成为台湾地区大众传播研究的主流。据政大汪琪、臧国仁两位教授统计，自1961年至1992年，“台湾地区传播相关专题研究之研究方法分析表”所开列的类目与比例如下：内容分析占16%；问卷调查占44.3%；文献调查占18.4%；历史研究占2.8%；实验法占3.3%；个案研究占1.4%；观察法占1.9%。从笔者所见的台湾地区传播研究论文的体例来看，大体是这样的构成：一、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或动机；二、研究方法的描述；三、研究结果；四、分析与讨论；五、建议与对策。这种以“计量分析”为主体的研究方法，有相当强的科学性，使得研究的论证有更多实证性。但有的研究也不免有机械、片面的弊病。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本身文化的积淀与对研究设计的水平、对调查、分析的对象的选择准确程度。⑥
纵观当代台湾电视批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台湾的电视批评经历了从传统批评到当代批评的转变，学者大量翻译引进外国（主要是英美）媒介研究书籍，目前台湾电视批评已进入了理性研究阶段，以女性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理论在媒介批评中兴起。电视批评的主体身份具有多重性，台湾各党派和民间社团也大量介入到电视批评队伍和批评实践运动中来。
其次，电视批评的触角从早期单纯的对电视节目的实证主义传统研究延伸到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研究，同时业界对媒介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也做了新的界定，逐渐将媒介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动荡的现实社会，剖析大众媒介在反映优势团体以及统治阶级意志时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媒介在其再现的过程中，是如何将某些特定的世界观纳入既存的价值体系。以广电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成为目前台湾媒介批评研究重点，电视批评方面则重点关注媒体的产业结构发展以及商业性带来的不良效应。
第三，电视批评具体社会实践方面，对于台湾电视媒体存在的问题，从民间到公众人物，反应类型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诉诸消费者权益或针对特定节目（类型），提出批评或要求。如1987年设置“消费者传播权益委员会”等监督协会。第二种是直接针对电视的政治面向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2月18日成立的“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联盟”。第三种是对电视的政治与商业倾向直接提出改革策略，包括1993年6月20日成立的“公共电视民间筹备会”，1996年9月13日成立的“民间公共电视立法行动联盟”，1996年10月21日成立的“公共媒体催生联盟”，以及2000年11月19日成立的“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等。⑦此外，台湾的电视批评社会实践存在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台湾媒体自律机构的监管，代表性的是台湾新闻评议委员会，但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媒体自律机构虽然显示了报业、广播、电视的自律意愿，但实际运作中，由于评议经费是由八个新闻团体全部负担，也出现了评议会的社会公益性和经费依赖性的矛盾立场。
注释：
①李非：《论台湾的城市化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②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③任远：《台湾的电视传播研究》，《电视研究》1994年第3期。
④黄新生：美国西北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博士，美国密苏里东北州立大学社会科学教育系硕士，台湾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系法学士。
⑤⑥任远：《台湾的电视传播研究》，《电视研究》1994年第3期。
⑦赵裕伟：《台湾政治转型时期的媒介批评》，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