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 异质性影响研究
潘雅茹1罗良文2
(武汉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5；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法，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引起创新效率损失，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促进效应”向“抑制效应”转变。分地区考察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一般性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均能有效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且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大于科技型；在中部地区，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仅有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呈现显著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发挥其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
关键词： 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创新效率；倒U型关系；地区差异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在“人口红利”消失、出口贸易疲软、土地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维持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转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充分利用科技发展的动力，发挥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多次采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成功抵御了经济增长减缓带来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保持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仍是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有效推动力。[1]还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体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并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动力体系中其余子系统的水平提升，尤其是一些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成为提升地区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2]因此，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力量，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驱动型经济的促进效应。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直接影响是指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进入生产，提高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Bhatta和Drennan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的产出量，促进一国经济增长。[3]李强和郑江淮、刘生龙和胡鞍钢、孙早和杨光等、严成樑，龚六堂分别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均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条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效应。间接影响是指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4][5][6][7]Wang、Shanks和Barnes分别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一国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8][9]李文启、李谷成和尹朝静等、申亮和董千里研究发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10][11][12]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基础设施投资的视角分析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Patrakosol通过利用英国和泰国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信息基础设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组织创新能力的提高。[13]Bygstad和Aanby通过案例分析研究基础设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讯类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14]李平和田朔在研究中国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发现非出口部门可以直接利用出口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而产生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15]赖永剑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四种主要基础设施对企业创新能力和数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王自封，孙浦阳等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对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基础设施通过促进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实现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效应。[17]
现有研究为我们深入分析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多种视角，揭示了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突破的问题。本文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理论方面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二是检验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还是存在非线性关系；三是探究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基于以上内容，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对其技术创新效应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理，对基础设施投资与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补充。(2)尽管有少数文献涉及到基础设施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但研究视角通常只考虑到二者之间的单向影响，这也为本文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思考空间。因为，基础设施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可能并不限于单向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可能是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验证了两种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3)本文通过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为各地区实施差异化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提供实证支撑。
二、理论机制分析
依据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可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几个有效途径：
(1)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种公共支出，可以为各种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支持，保障技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因而具有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基础动力。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组织及个人之间的交流，而创新在这种交流之中更容易产生。Dewett and Jones指出通讯基础设施降低了信息传输时间和成本，提高了信息使用效率，使得各种复杂的信息可以在使用者之间进行快速、有效的传输，有利于技术创新行为的产生，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18]
(2)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地区吸引大量企业集中，促使产业集聚现象产生。基础设施具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属性，其外部效应能够降低地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促使企业集中产生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具有相似的要素流通渠道、技术方式和经济周期特征，不仅能够提高地区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有利于集聚区内技术扩散效率的提升，进而促进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19]
(3)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形成出口比较优势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能够加强一国出口贸易的开展，形成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对出口国的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20]同时，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帮助地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其对东道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一国技术创新的发展。
Y j,t =A j,t ×F (K j,t ,L j,t ，INF j,t )
例6(2014湖北卷·文17)已知圆O：x2+y2=1和点A(-2,0)，若定点B(b,0)(b≠-2)和常数λ满足：对圆O上那个任意一点M，都有|MB|=λ|MA|，则b=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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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基础设施投资为地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
另一方面，在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也可能存在特定的负面效应，即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抑制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第一，虽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可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产业集中，产生出口比较优势，促进企业的生产和创新活动，但随着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也可能会产生区域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现象，从而引起资源错配，阻碍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第二，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财政负担，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挤占了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同时，科技创新行为具有投资力度大、建设周期长和经济效益回报慢的特点，在大量财政资金被基础设施投资挤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将剩余财政资金投向能够快速提高地区GDP和税收的行业和部门，降低对区域企业科技研发的资助补贴和投入力度，从而不利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第三，在我国，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主体，政府权利可以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金额、领域及类型，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可能会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这不仅会降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还可能降低企业的创新动力与活力，阻碍区域创新效率提升。
可见，在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下，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单一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可能是两种作用相互叠加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提出另一个假设：
假设2：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能会挤占地方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和投入，引起区域创新效率的损失，即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首先，验证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是否存在影响，然后通过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验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由于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其变化具有一定的跨期弹性和时间连续性，因此本文将TE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但加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模型，虽然能够更好地反映模型的动态趋势，却会产生扰动项自相关的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因此，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实证部分主要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
式中，Aj,0表示初始的技术水平；β表示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弹性，当β>0时，意味着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具有正向作用；A(Aj,0，INFj,tβ1)代表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作用于技术创新效率而对创新产出的间接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公共支出参与创新活动，也可以作为一种要素引入创新生产函数，而技术创新实质也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基于此，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法构建一个计量分析模型，将基础设施投资与技术创新的相关变量引入经典增长回归模型，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首先假定全国及各省市的创新投入产出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符合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即技术进步能够带来资本和劳动要素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构建如下生产函数：
(4)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影响地区技术创新效率。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实施主体，能够直接影响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影响公民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进一步影响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完善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地区公民的入学率，改善学生的学习过程。还有研究指出，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人的健康，尤其是儿童的健康具有很大的帮助。[21]
(1)
其中，Yj,t为技术创新产出；Aj,t为技术创新的研发效率；Kj,t为研发资本投入；Lj,t代表研发人员投入； j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F(Kj,t，Lj,t，INFj,t)代表基础设施投资直接作为投入要素对创新产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已知方程(1)符合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假设，且Yj,t是一个多元组合形式，即技术创新不仅会受到自身研发投入的影响，还受到基础设施投资等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可得：
对于结构安全性，各风机基础方案均应满足结构受力、长期变形、稳定、刚度等要求，保证各基础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对于单桩基础，结构较为简单，桩长相对较短，单根钢管桩重量很大，荷载传递明确，基础整体承载能力相对较好，但是基础抵抗变形和极限荷载的能力相对较差，一般需要大直径和较大厚度的钢管桩；对于多桩基础，结构相对复杂，桩长相对较长，抗倾覆弯矩能力强，基础刚度大，抗变形能力强，钢管桩的直径小，对结构受力和抵抗水平位移较有利。
A j,t =A (A j,0 ，INF j,t β1 )
江苏、山东、广东、天津、四川和新疆等地以政府文件形式对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上海将规划水资源论证列为行政审批流程。只有将制度先行作为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切入点，把规划水资源论证作为入园区企业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的前置条件，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才能有章可循，才能做到依章办事。
如何正确运用组内相关系数进行一致性检验——药物研究中的统计学（一）………………………… 《药学与临床研究》编辑部（1·7）
(2)
假说3：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
将式(2)代入(1)中，得到以下公式：
Y j,t =A (A j,0 ,INF j,t β1 )×F (K j,t ，L j,t ，INF j,t )
(3)
TE j,t =Y j,t /F (K j,t ，L j,t ，INF j,t )=A j,0 ×INFj ,t β1
本文主要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即公式(3)中的A(Aj,0,INFj,tβ1)部分。基于此，对公式(3)进一步变形，两边同时除以F(Kj,t，Lj,t，INFj,t)，得到技术创新效率(TE)的表达式如下：
(4)
公式(4)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LnTEj,t=LnAj,0+β1LnINFj,t
(5)
由前文分析可知，地区技术创新的研发效率还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控制变量，将上述公式进一步扩展为：
LnTEj,t=β0+β1LnINFj,t+β2LnXj,t+μj,t
在节能项目的执行上，实行专业负责人制，每一个项目的参与人员由专业负责人和项目管理小组人员共同构成，负责对项目进行规范化管理。
(6)
式中，X j,t 表示本文研究采用的控制变量集合；β 表示待估算的参数；μ j,t 表示随机扰动项。
王蒙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到个人尺度问题。他说：“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消极评价，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有多少是以己度人度量出来的？反过来说，下一代不是也以自身当标尺吗？”意思是说，世事与时俱进，一切都在变化，评判是非的尺度不能停步不前，当然，对前人的有些好东西，还要珍惜和继承。因此，无论上代人，还是下代人，只要自己评判是非的尺度错了，就要自觉改正才好。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加入基础设施投资的平方项，将模型扩展为如下所示：
(7)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中国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最终选择中国大陆地区其他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变量数据处理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创新效率(TE )。其中，劳动投入采用地区研究与开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资本投入采用各地区研发资本投入的存量表示。本文采用Goldsmith 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研发资本存量计算。计算公式为 ：K t =K t-1 (1-δ )+l t ，其中，K t 为第t 年的研发资本存量，δ 为资本折旧率，I t 为第t 年的实际研发资本投入。参考张军等的研究，将资本折旧率设定为9.6%；并根据各省份研发资本投资流量数据和R &D 投资价格指数，以2008年为基期，对名义研发资本投入进行平减，进一步估算基期资本存量。[23]创新产出采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项专利授权作为总量进行计算。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INF )、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TECINF )。其中，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参考童健等的研究，选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地区年度数据；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变量选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地区年度数据总和。[24]学者Agenor 和Moreno -Dodson 指出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主要来源于投资存量而不是投资流量，[25]因此本文利用以200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的基础设施投资流量，通过永续盘存法对各省份基础设施投资存量进行估算。
3、控制变量。此外，区域创新效率还会受到一些外生环境变量的影响，为尽量减少遗漏变量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选用政府支持、人力资本、技术市场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控制变量。其中，政府支持(GS )，牛泽东和张倩肖认为政府投资偏好对技术创新的整体效率存在显著影响。[26]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有利于相关科技创新的发展。本文采用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人力资本(HR )，选用各地区在校大学生人数占当地总人数的比重作为考核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通常认为一国或地区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熟练度越高，进而有利于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TR )，采用地区进出口额占当地GDP 的比重来衡量。国际贸易是国家间技术扩散、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产生的国际间技术转移和溢出能够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技术市场环境(MA )，本文选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地区GDP 的比例来表示地区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技术市场环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良好的技术市场环境利于技术产品交易的产生和实现，促使创新产出获得经济效应，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全国区域创新效率测算结果
根据前文的研究，本文首先运用DEAP 2.1软件对2007-2016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为进一步考察区域创新效率差异，按照经济带的划分标准将全国30个省市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各省市区及三个区域创新效率的具体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8]（2006年12月27日国务院第16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中明确规定：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拖拉机免征车船使用税。
表 1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创新效率结果
由表1可知，我国创新效率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特征，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中、西部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值大于1，且浙江省创新效率值位居全国首位，东部地区中仅有三个省份的创新效率值小于1，说明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实现了有效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值均小于1，说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中部地区各省份创新效率值比较稳定，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落后状态，其中宁夏和新疆的创新效率值处于全国落后位置。
(二)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效果分析
1、全样本检验结果
2、分地区检验结果
有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的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存在区域差异。[22][4]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交通、水利和电力等一般性基础设施建设远超中西部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突破了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科技创新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此时，东部地区将更侧重于科技类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明显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虽然交通、水利和电力等一般性基础设施的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仍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正处于经济崛起的关键时期，地区内的各个省份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压力较大。为了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中部地区政府更倾向投资于见效周期较短、风险较低的一般性基础设施，而在财政支出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对一般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偏好可能造成对科技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出，弱化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能源禀赋丰富，为了开发当地资源，主要进行的是交通运输等一般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所需的科技类基础设施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等要素严重缺乏，技术创新难以推动该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引起区域创新效率损失。由此，提出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假说：
被试是246名来自贵州省贵阳市、铜仁市、黔东南和黔南地区4所高师院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学生，其中，男生和女生分别占比48.8%和51.2%，汉族学生占比63%，其余为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测试前，被试正值大三下学期期末，已学完有关数学教育教学的理论知识，并接受微格教学训练，即将进入实习．
表 2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1)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z值，[12]括号内为对应统计量的P值。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通过了系统GMM模型中的Sargan检验和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是有效的。具体估计结果如下：
(1)在未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的模型中，一般性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具有经济增长效应还具有技术创新效应，即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其中，在全国层面而言，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改善系数大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
(2)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平方项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回归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符号未变数值大小稳定。而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平方项对区域创新效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其对创新效率的改善效应会逐渐变成抑制效应。这一结果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即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度增加可能挤占政府的创新投入，抑制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即验证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假说。
(3)模型控制变量中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市场环境在三个回归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为正，数值呈现稳定性，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外贸易程度增加和技术市场发展均能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改善，且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改善效应相对较大。另外，政府支持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仍需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为地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以推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
设某事物有m个状态，每个状态有n个指标，第j个状态的第i个指标的值为xij(1≤i≤n,1≤j≤m)，则初始矩阵为
那个时候的我们，总喜欢去到江边，沿着沙滩一路寻找最漂亮的鹅卵石，有时候还会抓到一些小鱼小虾。我们穿梭在芦苇荡里，任凭苇絮飘落在我们的头上、衣服上。我们也常常坐在临水的石头上，看日升月落，彩霞满天。
前文给出了全国层面的实证结果，即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区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综合影响。然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各省市区在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结构不同，进而引起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呈现区域性差异。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偏好于能够较快获得经济效应的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度相对于中部和东部较大。因此，本文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特征依赖。表3分别给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估计结果。
表 3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分地区回归结果
注：(1)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z值，括号内为对应统计量的P值。
在东部地区：(1)两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推动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提升，且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大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2)加入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平方项后，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对创新效率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但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东部地区的两类基础设施投资若过度增加，会阻碍地区创新效率提高，导致创新效率损失。(3)控制变量中，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对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的支持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区域创新效率提高所需求的支持。分析这一结果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创新活动的引领体系尚未健全，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支出并未有效得到运用；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出可能受外力干扰，扭曲了政府财政支出配置，降低了政府支出效率。[27]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及技术市场环境对创新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东部地区应继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技术市场发展，进一步挖掘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红利。
在中部地区：(1)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分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正处于经济崛起的关键时期，各省份对经济增长的竞争激烈 ，地方官员竞争压力较大，导致政府偏好于投资能够在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基础设施，而减少对科技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制约了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2)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平方项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不显著，表明中部地区的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与创新效率之间具有显著倒u型关系，但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该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还没产生促进作用。(3)控制变量中，仅有人力资本对创新效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表明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效率有一定促进作用。而政府支持、对外开放程度及技术市场环境对创新效率均无显著影响，表明中部地区的政府支持、对外开放及技术市场水平还不足以促进地区创新效率的提高，其技术市场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
在西部地区：(1)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西部地区的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发挥其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虽然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主要用于带动经济增长，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为主。(2)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平方项回归系数仍然不显著，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平方项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回归系数值变小，表明西部地区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还可继续增加以满足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3)控制变量中，政府支持和人力资本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表明西部地区可以依靠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市场环境还不能满足创新效率提高的要求。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基础设施投资理论和已有研究文献，构建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准确测算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想到这里张大娘躺不住了，起身穿戴整齐，从橱柜的篓子里摸出一个鸡蛋握在手上，仿佛将举行一场神秘的仪式，她走到田野上——接着就听见外面响起了张大娘的声音：
我们在自豪于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余，也应该放眼世界，其实很多国家都开始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自己国家的文化相结合，形成特色文化。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借鉴或者吸取别人身上的有点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取长补短，不断吸收养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才能长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1)全国层面来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满足区域创新效率提高的需求，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且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大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
(2)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基础设施投资处于合理的范围时对创新效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其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将从“促进效应”转向“抑制效应”。
(3)在地区层面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且两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而要注意控制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中部地区，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仅有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其影响系数也均小于东部地区；在西部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仅有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即其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受到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和分析，本文具有如下实践启示：
(1)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应当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质量，实现基础设施投资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减轻基础设施投资带给地方财政的资金压力，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2)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但当前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处于正向促进的阶段，现阶段应关注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的调整，在加强交通、电力、通信等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加大对科技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升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支撑能力。同时应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发挥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引领作用，提高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3)应制定差异化投资策略，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依据不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创新资源禀赋等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对东部地区而言，要注重改善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充分发挥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同时提高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并防止过度投资对创新效率造成的不利影响；就中部地区而言，其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还未达到促进创新效率提升的程度，应在保持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加大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满足区域创新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就西部地区而言，在继续加大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激发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断提高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效率的改善效应，共同推动区域创新效率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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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4-145-15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17CJY001);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研究成果(HBSME2019A03)。
作者简介： 潘雅茹，经济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罗良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申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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