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刊物的浮沉——《时代的报告》从创立到停刊(1980-198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刊物论文,报告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初期是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①，文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新时期文学也是国家意志(或者叫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学内在需求“合谋”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政权一同建立的文学体制，彼时仍然十分牢固，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研究者将新时期初期文学体制的功能描绘为：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国家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在对知识分子合乎其文化意志的文化创造进行鼓励和接纳的同时，它还起到明确的‘边界功能’，即对迥异于国家的现代性设计和文化想象进行了或者是严厉的批评或者是迅速有力地清除的反应和处理。”②这在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和文学有关的事件中都有所体现，从讨论“伤痕文学”到批判《苦恋》、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体制对于文学的规约从未放松。而在此阶段，一份昙花一现的刊物——《时代的报告》的命运浮沉也深刻反映了当时文学/政治的历史状况。 一、高调的出场 1980年3月15日，《时代的报告》第一期出刊。它是部队和地方一些年长的作家、记者合办的报告文学刊物，最初是季刊。在刊物上署名的主编中，部队的参与者是黄钢、魏巍等人，地方上有穆青、康濯、杜宣、梁斌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创刊号的封面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斗争场面的油画。一篇题为《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的发刊词正如其标题所言，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刊物的理念和立场。 首先，发刊词营造了一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战争时刻都在逼近的氛围，刊物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创刊，给自己拟定的职责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阴谋颠覆，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上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由国际局势回到国内，“本刊责无旁贷的任务”是：“歌颂我们伟大的人民；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歌颂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义性！”空间上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在时间维度上，“本刊编委会决定：本刊的历史任务是：展开时代画卷，描绘时代人物，紧扣时代脉搏，讴歌时代理想。”“把反映时代的强音，作为自己的宗旨和毫不隐晦的职责！”③ 由此可见，《时代的报告》创刊的动力便是要做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言人，声如洪钟大吕，气势逼人。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主流报刊上，除了揭批“四人帮”可以在言语上毫不节制、肆意挥洒之外，已经罕见哪个主题可以用如此突出的调门发声。所有的问题都在摸索、徘徊、讨论之中进行，《时代的报告》此时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显得有些另类，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据徐庆全在《风雨送春归》中提示的材料显示，作家陈登科在1980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时代的报告》创刊号出版不久，即被中央禁止发行，“恐怕是他们吹的太厉害，吹炸了吧。”④当然刊物后来还是解禁了，并且依然延续着创刊号奠定的基调。 既然是文学刊物，发刊词就不仅着眼于大方面的政治形势而论，对于文学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为鲜明的是关于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表述。发刊词称，“坚决反对把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更不打算以那种口头上着意宣称的人民性去片面地取代文学的党性。”⑤很明显，这是对于从1979年开始一直讨论得比较激烈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的回应。⑥《时代的报告》用明确的话语表达了文学必须坚持党性的原则，之后又援引列宁的典故来加以论证。当时，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口号还没有彻底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代的报告》的声音，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态度。 对于《时代的报告》这样一份有军队背景的刊物，传达部队的意指和方向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发刊词中强调了，“我们完全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不久前召开的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所提示的：‘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⑦这是对当时展开争论的“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⑧，发出了刊物自己的态度和声音，也是无需讨论，毫不犹豫。 不仅发刊词中喊出口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思想评论”栏目里，刊物以对具体作品进行批评的方式，实践着它所坚持的理念和主张。如1980年第1期本刊评论员文章《〈在社会的档案里〉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就从具体的剧本作品入手，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批评该剧本的斗争矛头指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第2期田均、梁康的文章《拨开用香烛编织的迷雾——评中篇小说〈飞天〉》，讨论了如何正确理解和深刻反映生活中的阴暗面的问题；1980年第3期陈沂的《关于〈今夜星光灿烂〉》，批评影片没有写好军队的重大题材；等等。 自《时代的报告》创刊号问世后，刊物的社会反响如何，这份“歌颂人民歌颂党”的刊物得到的回馈是什么，是否实现了它在创刊号中许下的宏愿，这都在刊物的后续中自己作出了回答。 《时代的报告》第二期里，首先就在封二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宣传部部长傅钟来信的手稿，并将其拟题为《时代需要这样的报告》全文刊发。 此外，编辑部还专门撰文描绘了创刊号问世后的热烈反响和积极回应。据编辑部的文章称，创刊号问世后，“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读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西安自来水公司水厂、西安秦川机械厂五十一车间、四川乐山、蚌埠中学、北京、上海、山西晋城县金村公社霍秀村、甘肃天水地区小区铁厂生产科、黑龙江拜泉县油料厂、东海前哨小岛部队、湖南邵阳地委党校、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县……文章截取了读者来信中的赞扬之辞，评价《时代的报告》让人“耳目一新”，是“最喜爱的杂志”，要“向广大青年工人同志推荐”，堪称“神州大地破土的一枝奇葩”，“排队买到”后“不停地传阅”，“读之使人不忍释卷”，是“觅求已久之精华”；文章的描绘中，读者对发刊词更是赞赏有加，说发刊词“讲出了我心里的话”，“完全同意发刊词的全部观点”，“才华何等洋溢，知识何等渊博”，等等。⑨提到与“思想评论”栏目文章有不同观点的来信有十五封，其中三封用恶毒的语调攻击了刊物。全文刊登了其中一封攻击《时代的报告》的来信，信中说刊物的评论员文章“是一摊充满封建残余的垃圾，是‘四人帮’亡魂在现今文坛的再现。”⑩言辞的确较为激烈。编委刊登此文便彰显了《时代的报告》“唯物主义者”的“气度”。 通过对读者来信的摘取刊登，《时代的报告》展现出了一幅刊物大受欢迎的图景，这也正符合了刊物张扬的办刊姿态，更是为自身造足了势头。《时代的报告》从第二期开始就特别注重和读者的互动(其实在第一期里就已经有群众来信刊登)，注重读者的反馈，并且将读者的声音纳入到自身的体系中来，这也是《时代的报告》自始至终的办刊特色。此后，如1981年第1期，也发表过署名的读者来信，表示《时代的报告》“表达出了人民的心声”(11)。这些都为刊物的高调出场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一笔。 《时代的报告》创刊时期的主要负责人黄钢曾在1980年12月的一份自传中写道： 现在，当我……写出这份自传的时候，我们“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12)(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关于报告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13)所创办的《时代的报告》(报告文学综合季刊)出版已快一年了。每天，每次，我们收到的读者通讯和报告文学来稿，寄自全国各地；与此同时，我们的方针是与全球各大洲的报告文学者发展友好的交往。我们《时代的报告》编辑部每天每次所收到的邮件与书刊报纸的分量，毫不次于六十年前我的父亲黄负生同志(在武汉党刊《星期评论》编辑部)所收到的来自全国的信讯：但时代已经前进，国家的根本面貌，早已经有了大大的变化！革命的航船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迅速地飞驰！而我在今天也比任何时候更加理解了这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工作的神圣意义。(14) 他对自己创办的这份刊物踌躇满志，似乎兼容全球、敢与中共早期的宣传刊物相媲美，其中的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由此可见一斑。但联系前文提到的“勒令停刊”的危机，可知如此高调的出场，其中也包含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幕，远不止表面看到的光鲜。黄钢所代表和坚持的理念与某些文坛/政治高层力量之间是存在着龃龉的。 二、在争议中发声 《时代的报告》从创刊起，就是一份非常关注当下文学现实状况的刊物，它的声音和论调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时下讨论热烈的文学话题都积极参与并“勇敢”发声。在创刊号一期里，除发刊词是高屋建瓴式地回应了有争议的文学话题之外，在“思想评论”栏目里，刊发的两篇文章更是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时下问题的观点。 在《时代的报告》所创刊的1980年，对于文学问题存在的争论已经为数不少。特别是从1977年《班主任》发表以来，一批后来被命名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喷涌而出。在慢慢发酵的争议声中，对作品的评价已经演变为对抽象问题的讨论，即“歌颂还是暴露”。在1980年初讨论这一问题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多数人认为《在社会的档案里》(以下简称《档案》)《女贼》《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的社会效果不好。(15)而此时刚创刊的《时代的报告》就连发两篇文章讨伐剧本《档案》。 该刊评论员文章认为，这部剧本涉及到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档案》是带着痛苦、愤怒写出来的，可能走向反革命。作品肯定了主人公追寻格瓦拉主义和叛国无罪。剧本提供的典型环境不是一九七一年前后，而是在今天，斗争矛头指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呼唤百花盛开，但不欣赏“有损于无产阶级世界乐观主义的垃圾”。(16)随后又刊发了一封两人对话的群众来信，信中表示，《档案》是一份低调和绝望的“档案”，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信党的领导，相信人民的力量。信后还附上编辑的话，编者认为大部分青年读者如信中二人一样头脑清醒，可以通过作品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17) 《时代的报告》创刊号的两篇文章甫一发表就引起较大反响，招来了许多其他文艺刊物的批评，其中以《文艺报》的批评最为系统，并且二者互有文章回应对方、持续争论。 《文艺报》周介人的文章批评《时代的报告》抹杀了“文革”与新时期的区别，在政治上否认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意义，在文艺上一笔抹杀了近三年来出现的一批揭批林彪、“四人帮”和反映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佳作。(18)而后《时代的报告》发文针锋相对，认为周介人的文章对《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文章棍棒交加，却没有触碰《档案》无法回避的宣扬格瓦拉道路的问题，《档案》这样的作品和《失足》这样的评论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问题，建国以来的三十一年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失足》允许了《档案》这样的作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棍棒。(19)《文艺报》发表王若望的随笔，认为《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文章“专以引证马列的话吓唬土包子”，是“内囊空虚”的“虚张声势”。(20)《时代的报告》则发文逐条予以回击，认为刊物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公开发表辩论。(21) 之后，对阵《时代的报告》，《文艺报》又多番发力、几度回击。李准的文章批评了《时代的报告》的错误，认为《时代的报告》“指责写十年浩劫时期悲剧的作品是歪曲了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22)。王之宏批评《时代的报告》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文风污染了自由讨论的空气。(23)童庆炳系统批评了“本质即光明论”，并指出其实没有人宣扬“黑暗本质论”，《时代的报告》“捏造罪名”、搞“政治诬陷”。(24) 在和《文艺报》此轮争斗中，《时代的报告》限于刊物体例格局及出版周期(25)，声势远不如《文艺报》浩大。《文艺报》除发文争论外，还借助了读者来稿，系统批评《时代的报告》：读者对认为《档案》等作品社会效果不好的观点(即《时代的报告》所持)进行了反驳，涉及“真实还是不真实”、“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暴露”、“干预生活和为民请命”等问题，并且认为文学批评要“言中肯綮、泾渭分明”。(26)《文艺报》还采取了一些编辑策略，刊出与《时代的报告》观点一致的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27)而后再发表文章对其连带《时代的报告》一起进行激烈批评。(28) 不仅《文艺报》对《时代的报告》大加挞伐，很多刊物、作者都对《时代的报告》所表现出来的样貌和评论文章的论调、言词不满，纷纷发稿批评，与之论战。张循的文章评论《时代的报告》用“社论”等代表组织的名义批评一部作品，将《档案》宣布为“大毒草”，让人生畏，而且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先下结论、再找例证、横加指责，这种乱扣帽子的评论，是不能收到长期效果的。(29)《长安》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七篇文章对《时代的报告》展开批评。畅广元认为，从《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文章中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界反对封建思想的紧迫性，他们(《时代的报告》)打着维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给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少“禁区”。(30)孔淦指出《时代的报告》是提倡模式化，要搞一个“样板”，这样的做法和观念应该彻底休息。(31)王愚在文章中将《时代的报告》的批评方法指责为“极左幽灵在徘徊”。(32)薛瑞生批评《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文章把十年浩劫和三年多来的拨乱反正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是不符合事实的。(33) 《时代的报告》的评论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众多的批评声音却没有阻碍《时代的报告》继续保持自我的立场。它依然紧贴当下文学现实，对争议问题绝不放过，坚持使用当时被批评为极“左”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争论中冲锋陷阵。如批评小说《飞天》(34)、批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35)、批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36)、提出“要用正确的观点描写爱情”(37)、批评异化论(38)等等，旗帜鲜明地直指当下热点。 这些评论文章是《时代的报告》最被时人所关注并引发争论的焦点，但文章从思想内容到措辞文风，都受到了当时文学界其他力量的批评。对比争论双方，仅就《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这两支主要冲突力量而言，实力相差可谓悬殊。但由于前有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影响，官方主流意见或难揣测、亦无定论，此阶段的冲突没有酿成大事。直至1981年4月《时代的报告》出版一期增刊专门批判《苦恋》，主编黄钢上书中纪委要求调查《苦恋》作者，催化了“《苦恋》事件”(39)的发生，关于文学的冲突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时代的报告》(负责人黄钢)在事件中充当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最后经由政治高层力量发表意见，落实到《文艺报》编者二唐撰文，才了结此事。《苦恋》及作者受到批评，但并未上升到政治大批判，经此一役，《文艺报》还受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赞赏。(40)表面上《时代的报告》(及其所代表的文学力量)在“《苦恋》事件”中虽无功但亦无过，殊不知，“事情正在起变化”。 三、“本刊说明”事件 1982年，在争议中走过了两年之后，作为一份刊物，《时代的报告》逐渐走向成熟、正规化：由过去的季刊改为月刊，编委人员扩大近两倍，印刷厂和发行地也都固定了下来。经历了上一年的大事(“《苦恋》事件”)，刊物我行我素的风格更加坚定，在新年献词中重申了“发刊词”的明确宣告，并表示“将继续为维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工作、而斗争”，同时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奋斗。在现今的文艺战线上，要坚持《讲话》的根本精神，“克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与涣散软弱现象”。(41)刊物斗争的目标似乎更加明确。 随后，1982年第2期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40年，开设“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专栏。发表三篇文章：强调“我们”如果“离开了《讲话》的道路，就陷入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泥坑”；(42)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者仍然面临着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一首要问题，当前文艺战线上继续解放思想，既要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还要着重批判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43)还批评诗人叶文福“思想感情深处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污垢”。(44)几篇文章仍然是《时代的报告》的典型风格，无甚特别。后来成为后来众矢之的、让《时代的报告》引火烧身的，则是文章之前的《本刊说明》。随之而来的全部讨论都是围绕下面一段文字展开：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中，《讲话》曾受到来自“左”和右的歪曲或篡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则又把《讲话》当做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 百字左右的几句话，单从字面而言含义比较简单，但在后来交战的两方不断阐释之下，则可以见出其中潜流之深。 “本刊说明”的观点引起文艺界的强烈反应，最先公开质疑的是上海的《文汇报》，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的提法非常古怪而有害，违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疑要反对，但不能因此低估甚至否认拨乱反正的成绩。(45) 《文艺报》随后发难，展开了与《时代的报告》的对峙。之前在其内部刊物《文艺情况》中已经发文讨论了《时代的报告》这组文章，而后又以“雨东”为笔名将其发表在正刊之上。认为《本刊说明》中的“十六年”是新奇、怪异的想法，混淆了十年内乱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若干年这两个时期的界限，抹杀了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意义。“否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左’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就可能导致否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时代的报告》文章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改造思想，“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情况”。(46)接着在下一期又刊发文章，提出建国后的十七年文艺战线在贯彻《讲话》精神过程中，并非像“本刊说明”所说的全部是成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艺界形势，尽管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社会生活正经历着、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可变更的。(47) 与此同时，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以“文艺动态”消息的形式，转述了《文艺报》对“本刊说明”的批评。(48)各地文学刊物也纷纷开始发文，激烈批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组文。(49) 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批评，《时代的报告》立即作出反应，在1982年第7期重新刊登了“本刊说明”，接连两期发表长短文章九篇予以回击。《时代的报告》的回击文章是以《文艺报》为对象，对雨东、辛旭两人的批评文章进行反批评。认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一文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而是用诡辩术进行似是而非的论证。坚持认为“本刊说明”所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而《原则》歪曲了“本刊说明”的一两句话，“无中生有地罗列罪名”，想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置之于死地”。(50) 《人民日报》此时持续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又发“文艺动态”消息，大致转述了《时代的报告》反批评的文章观点，其实是树立了可供批判的靶子。(51) 对于《时代的报告》的反批评，《文艺报》没有罢手，对反批评进行了再批评，认为“本刊说明”散布对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怀疑情绪，妨害人们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时代的报告》所猜测的“有人策动”了对它的批评，予以否认，指出围绕它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态度上的分歧，“左”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52) 《人民日报》对新一轮的批评继续转述，虽然也小部分介绍了支持《时代的报告》的观点，但仍以批评为主。(53) 而《时代的报告》在反批评过程中，逐渐由对自己的辩护，发展为直接对《文艺报》的倾向的批判。指责《文艺报》是“反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54)认为“十六年”的提法没有问题，提出重新学习《讲话》和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戳到了《文艺报》的痛处”。(55)甚而旧事重提，认为《文艺报》辛旭的文章并非仅对话题本身不满，更是对《时代的报告》去年批评《苦恋》“怀恨在心”，“借机发难”。(56)此时其他刊物也有回顾历史、全盘批评《时代的报告》的文章，批判《时代的报告》“左”的错误思潮，并提到批判《苦恋》时《时代的报告》就犯了“红卫兵式的‘左’派幼稚病”。(57)至此，一场关于文学/政治/历史的争论就已经变成了翻检旧账的互殴。 考察争斗双方(拟为《时代的报告》和《文艺报》)在论争中所使用的话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双方用以攻击对手的理论依据都是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文艺报》辛旭的文章曾指责《时代的报告》违背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而《时代的报告》却反讥《文艺报》辛旭的文章“并不清楚《决议》的叙述”(58)。由此可见，争斗双方是在同一个大前提下进行的论争，即遵循党中央的指示，而二者的发力点则在于争夺对中央政策解读的话语权。 其次，二者都急于给对方做政治上“左”或“右”的定位，并对对方“左”或“右”的倾向加以批判。如前文所述，指认《时代的报告》是“极左幽灵”，在文艺界一直有这样的声音。至于《文艺报》的“右倾”倾向，文坛/政治高层也曾有过相关暗示。《文艺报》的编辑刘锡诚曾在访谈中回忆，“我们共同在《文艺报》的时候，那是很复杂的。有一段时间，就是批《苦恋》那阵，王任重当宣传部长，说《文艺报》是右派掌权，指的就是唐因、唐达成。我们都做好准备他要调班子了。”(59)可见对于《文艺报》“右倾”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因而这样的一场争论，实际上演变成了到底应该批“左”还是批“右”的争论，这就远远超出了文学论争的范畴。 四、整顿停刊及尾声 承上文所述，关于《时代的报告》“本刊说明”的争论，到后来已经成为无法争论的问题，而“本刊说明”事件也成了《时代的报告》这份刊物命运的拐点。火药气息浓厚的1982年一过，1983年出版的第一期《时代的报告》便“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了。这期《时代的报告》主编更换为田流和程光锐，印刷由解放军印刷厂改为了人民日报印刷厂，刊物也完全改换了过去的栏目设置，而且在封底刊登了推介《文艺报》《人民文学》和《新观察》的彩页广告。 对于全新改版的《时代的报告》，刊物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刊物编辑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涉及全党全国性的方针政策性的一些问题，例如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和所谓‘十六年’的提法发表一些错误的论点，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批评。编辑部不仅没有虚心做自我批评，反而坚持错误，影响是不好的。”可知，之前关于“本刊说明”的争斗大势已去，至此尘埃落定。检讨了过去的错误之后，提出了新的办刊目标：“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成为真正是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问题的刊物。”(60)风格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时代的报告》，刊物的言论范围也大大缩小了。 改版后第一期除刊发文学作品外，有夏衍、洁泯、唐挚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一年之内还发表了冯牧、荒煤、胡绩伟、张友渔、雷达、方顺景、王友琴、曾镇南、刘梦溪、南枝等人的评论文章，都是对于报告文学的论述，有宏观谈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的理论或感悟，也有针对具体作品的文学批评，但此“批评”已非彼“批评”。在这串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当年《时代的报告》的“敌方”《文艺报》的编者们。回顾此前的争斗，可以知道结局：《时代的报告》在争斗中失败，被《文艺报》(及其所代表的力量)收编，已经演变成了另一份“《文艺报》”。刊物1983年持续了一年之后，1984年改名为《报告文学》，“《时代的报告》”的时代就此结束。 关于《时代的报告》整顿停刊的原因和经过，贺敬之在访谈录中谈到： 它(《时代的报告》)的主要问题，是发表文章，对调整以后的“二为”口号不赞同，仍然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发表对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的拨乱反正质疑的编者按，并且出版增刊，对《苦恋》进行简单化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当时是由邓力群同志向我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决定《时代的报告》停刊，改名为《报告文学》，交由《人民日报》领导，另外重新组织一个编辑部。由我召集当事人，向他们传达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意见，对《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同志，除进行批评外，也肯定了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积极性，和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提到他关于报告文学创作不应有虚构的主张，是正确的。(61) 可见，《时代的报告》有此结局并非“本刊说明”一事酿成，它从创刊以来的言论及在“《苦恋》事件”中的表现，都是最终遭到清理的原因。 作为《时代的报告》的“敌方”《文艺报》的当事人之一，刘锡诚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时代的报告》的结局：中宣部部务会议根据中央常委的意见，指出《时代的报告》“犯有原则性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对它的处置是“责令编辑部作出检讨”，“不要散布悲观主义”，“不要发表对文艺问题和其他方面工作的意见”，“军队干部要撤出，黄钢不再担任主编和编辑”。得此结局之后感慨道，“作为《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和我们这些编辑人员，总算等来了一个使我们感到一些宽慰的结局。”(62)在他的叙述中，对《时代的报告》的惩治似乎更加严厉。 不过，当时的文学界也并非只有《时代的报告》或《文艺报》所代表的两种声音。汪曾祺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两方争斗时写道，“大家关心‘争议’，说明对文艺情况很敏感。有人问《文艺报》和《时代的报告》争论的背景，这个问题我实在一无所知。‘十六年’这个提法，很多同志不同意，我也不同意。”(63)可见还有一部分作家并不关心这些争斗，也无意介入其中。 新时期初期这段时间，有历史学研究者称其为“转轨的时期”。“任何一次历史性转轨都会伴随激烈的新旧冲突”，“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几乎任何一个重大政策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只是这些冲突更多的呈现出幕后较量的特点，没有演变成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64)《时代的报告》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遭遇了起落浮沉的命运转折，而决定它命运的，却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如果我们习惯用“一体化”来概括中国大陆50—70年代文学的总体格局，用以指示文学体制对多元共生的文学面貌的压抑的话，那么“文革”结束之后，文学体制仍然发挥着作用，不符合意识形态设计和规约的文学声音，依然遭到了“清除”的处理。若此前大多为对“右”的清理，那么很明显在这一阶段则是“左”遭到了重创。 而当时对《时代的报告》的“清除”，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绵延至今。在我们现下已经形成共识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对“十六年”提法的批评、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这些似乎也决定了，如今我们依然在沿用“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对立区分方式。 但历史的发展难以预测，某些细节可以透露，对于停刊之后的《时代的报告》，它的“声音”或许并未彻底消失。在90年代初的一部纪念林默涵的文集中，当年随着刊物一同身世浮沉的主编黄钢在文章中回顾了十多年前的往事： 当1981年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即影片《太阳和人》)搬上银幕后，一方面确有人赞扬说：“这是达到了很高国际水平的新的电影诗。”而我却认为——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这部电影的出现却是新时期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汹涌来潮的先兆。当时，在我所主持的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刊《时代的报告》增刊上，我个人曾以该刊评论员的身份发表了一篇《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的评论，对《苦恋》这一作品进行了评论，刊有这一评论的《时代的报告》增刊发行后，遭到了当时党内书记处最高负责人的强烈非议和极大反感，以及文艺界不少人士的攻击甚至是无限制的造谣和诽谤。 尽管对这部影片看法的分歧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事实的发展，对于当时的反对论者来说不幸的是：后来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迅猛发展，及其愈演愈烈的态势，直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中央矗起了所谓“自由女神”的模拟“圣象”为止，这些事态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我们早些年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潮汹涌的提醒和预告，完全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当时对《苦恋》的评论，也是完全必要的。(65) 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刻，《时代的报告》式的“声音”再现，自然也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 ①参见孟繁华、程光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一版)目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③《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时代的报告〉发刊词》，《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④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 ⑤《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时代的报告〉发刊词》，《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⑥从1979年初开始，便已经有人质疑“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如1979年1月《戏剧艺术》发表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等。 ⑦《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时代的报告〉发刊词》，《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⑧由“伤痕文学”的讨论所引起，1979年6月《河北文艺》发表李剑的《“歌德”与“缺德”》批评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引起广泛争论，1980年初，为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专门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 ⑨本刊编辑部：《感谢读者们的批评和鼓励》，《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2期。 ⑩《“你们敢发表此信吗？”》，《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2期。 (11)戈平：《要为明天……》，《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1期。 (12)1980年4月，“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魏巍任会长，《时代的报告》为该会会刊。参见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5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13)括号内为原注，下同。 (14)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1页。 (15)《剧本创作座谈会简述》，《文艺报》1980年第4期。 (16)本刊评论员：《〈在社会的档案里〉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17)《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社会档案”？》，《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18)周介人：《它在哪里失足？》，《文艺报》1980年第7期。 (19)徐延春：《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与格瓦拉道路——评〈文艺报〉所载〈它在哪里失足？〉》，《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1期。 (20)王若望：《不要虚张声势》，《文艺报》1980年第11期。 (21)刘志洪：《读王若望如此“随笔”——对〈文艺报〉“随笔”栏〈不要虚张声势〉一文的感想》，《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1期。 (22)李准：《关于文艺反映生活本质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1年第2期。 (23)王之宏：《关于文风问题——从〈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与格瓦拉道路〉一文想到的》，《文艺报》1981年第10期。 (24)童庆炳：《文学真实性三题》，《文艺报》1981年第10期。 (25)《文艺报》当时主要是月刊(1981年为半月刊)，《时代的报告》1980年、1981年为季刊。 (26)《关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的争鸣》，《文艺报》1980年第9期。 (27)漠雁：《迟发的稿件——评〈在社会的档案里〉》，《文艺报》1980年第9期。 (28)马德波：《矛头、焦点和倾向——关于〈在社会的档案里〉及其评论》，《文艺报》1980年第11期。 (29)张循：《值得“深省”的文学评论——读〈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文章有感》，《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30)畅广元：《提出了党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对〈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的思考并回答〈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提出的问题》，《长安》1980年第11期。 (31)孔淦：《“内因”和“乐观主义”——就〈在社会的档案里〉引起的争论与〈时代的报告〉商榷》，《长安》1980年第11期。 (32)王愚：《极左幽灵在徘徊——从〈时代的报告〉创刊号评论员文章的批评方法谈起》，《长安》1980年第12期。 (33)薛瑞生：《现象·本质·真实——评〈时代的报告〉的两篇评论》，《长安》1981年第1期。 (34)田均、梁康：《拨开用香烛编织的迷雾——评中篇小说〈飞天〉》，《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2期。 (35)陈沂：《关于〈今夜星光灿烂〉》，《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3期。该文曾被《人民日报》1980年7月30日全文转载，但随后《人民日报》于1980年8月13日、9月17日两次发文对该文进行了批评。 (36)王庚南：《漫谈报告文学〈王守信贪污集团破获始末〉及其它》，《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1期。 (37)华迅：《要用正确的观点描写爱情》，《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1期。 (38)计永佑：《异化论质疑——也谈异化论与当前文艺创作》，《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4期。 (39)关于“《苦恋》事件”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事件经过以徐庆全《风云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最为详尽，本文不赘述。 (40)参见李洁非《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中国作家协会编《回忆张光年》，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55页：“(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致信文艺界四位领导林默涵、贺敬之、张光年、冯牧，再次对《文艺报》提出表扬，说：‘我对文艺批评能够健康地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文艺报》已经带了一个头……’” (41)本刊编辑部：《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一九八二年新年献词》，《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1期。 (42)张晓生：《试论〈讲话〉对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 (43)燕铭：《加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引导——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 (44)薛生：《诗人，你要洗一洗啊！》，《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 (45)狄英：《对一个提法的质疑》，《文汇报》1982年4月23日 (46)雨东：《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编辑部部分同志对〈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的一组文章及其〈本刊说明〉提出疑义》，《文艺报》1982年第5期。 (47)辛旭：《“十六年”无差别吗？——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文艺报》1982年第6期。 (48)闻一：《〈文艺报〉发表声明 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人民日报》1982年6月16日。 (49)如《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本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发言摘要》(《安徽文学》1982年第6期)、东子今的《关于克服“自由化”倾向的思考——兼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芒种》1982年第6期)等等。 (50)薛亮、方含英：《一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我们对〈文艺报〉〈原则〉一文的看法》，《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7期。 (51)闻一：《〈时代的报告〉重新刊登“本刊说明”以及与〈文艺报〉商榷的读者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7月21日。 (52)关林：《分清是非辨明真相——评〈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反批评》，《文艺报》1982年第8期。 (53)闻一：《部分报刊陆续发表文章 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展开争鸣》，《人民日报》1982年8月25日。 (54)彭泽、严汝：《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7期。 (55)梁军：《也和〈文艺报〉争鸣》，《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7期。 (56)高洁：《为什么要在“十六年”上大做文章？》，《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8期。 (57)陈深：《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也与〈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商榷》，《鸭绿江》1982年第11期。 (58)邓斌：《也谈十六年的差别问题——评〈文艺报〉今年六期辛旭文章》，《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8期。 (59)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60)《致读者》，《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 (61)贺敬之：《风雨答问录》，《贺敬之文集六散文·书信·答问·年表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62)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63)汪曾祺：《道是无晴却有晴》，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64)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导言，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1页。 (65)黄钢：《人品与文品的高度统一》，艾克恩主编《大江搏浪一飞舟 林默涵60年文艺生涯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