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的西西福斯巨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巨石论文,中国论文,福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西西福斯的神话流传很广，它源自荷马史诗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西西福斯因罪孽深重，而受到宙斯的重罚，宙斯让他把一块巨石从陡峭的山坡推上山顶，每当巨石快推到山顶时，该石又坠落回山脚，坠而复推，推而复坠，西西福斯就这样永无止息地重复着徒劳而无价值的苦役。因此便有了“西西福斯的苦刑”这一成语，用以比喻徒劳的工作。用这个神话比喻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不一定恰当，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图书馆学理论就像一块无法达顶的巨石，而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则是在无数个没有结果的回合中艰难跋涉的西西福斯。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界至今尚无法摆脱的“劫数”。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历程，其主要特点就是反叛。无论是早期的杜定友、李景新、杨昭哲等辈的“新图书馆运动”，还是当今的种种“交流说”、“文化说”的倡导者们，无一不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辛亥革命后的1917—1927年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是公认的在西方图书馆学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图书馆思潮。1920年创立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和近代图书馆在中国正式诞生的标志。当时学校的主持者认为：“学校以欧美各国图书馆事业，日新月异，不可企及，如欲本校课程有所改进，本校同学得受适当造就，非聘有两国图书馆学之硕彦，来此施教，不克有齐。”该校开始均采用美国教材进行教学，稍后出现的中国分类法研究的高潮，其直接源头在于麦·杜威（Melril Dewey）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确立与发展，是以完全不同于古代藏书楼的精神而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象，是对传统的反叛。这其中不乏有对传统方法的结合，但它的底蕴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图书馆学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图书馆学随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图书馆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致力于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中批判和剔除西方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影响。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图书馆学界也发生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来自东（前苏联为主）西（美国为主）方的图书馆学思想、方法被全盘否定，图书馆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牛鬼蛇神的发配地”，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使建国以来得到蓬勃长进的图书馆事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粉碎“四人帮”后，图书馆学界其首要任务便是在整个图书馆范围内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经过肃清后短暂的准备，图书馆学界便迫不急待地向理论的新的道路进发。在深受前苏联米哈依诺夫《科学交流和情报学》及美国巴特勒（Pierce Butler）、 谢拉（Jesse
H. Shera ）“理念派”图书馆学、 德国卡尔斯·泰特（ P.Karstedt）的“社会中介论”等思潮的巨大影响下的图书馆学活动， 给图书馆学界带来了一阵令人眩目的繁荣景象。然而好景不长，空玄的理论研究招来了严厉的指责。1986年后，“降低理论研究层次”的呼吁响成一片，中国图书馆界进入了一个“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的十字路口，理论研究重新陷入低谷，许多观点销声匿迹，一切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中国社会政治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给图书馆学一次新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起点（而这种近乎神经质的灵敏的反应，也从反面说明图书馆学理论的脆弱），给营养缺乏、满面菜色的图书馆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寻求恒态机制的迫切压过了一切的疲倦与苍白，在建立“完善理论体系”的召唤下，“西西斯福”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坠落至山脚的理论巨石重新推起。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促使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终于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在三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第一个理论研究高潮。但是这场滥觞于二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期为刘国钧所完善的图书馆学“要真正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西西福斯的巨石第一次重重地滚落下来。事实上，“要素说”确实是建立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一个经验体系，而不是一个逻辑体系，其概念体系是由实际工作概念所拼成的，而不是由理念概念所构成。因此它缺乏的是逻辑力量，绝对不能称之为“科学”。
1957年，中国开始了一场“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大讨论。这是西西福斯们第二次去推动理论巨石。这场讨论的目的很明确，中心议题是围绕着一个“学”字。图书馆是不是一门科学，关系到图书馆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关系到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关系到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工作中如何发挥其职能，指导图书馆工作等重大问题。在这场讨论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图书馆矛盾说”、“图书馆规律说”等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论，高度抽象，“矛盾说”基于矛盾的分析只能陷于思辩，未能理清图书馆的所有关系。“规律说”的内容囿于定性分析，缺乏科学意义上定量分析的内涵，也只能流于形式，并无实质内容。随之又遭遇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刚刚掀起的巨石，很快又坠落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压抑已久的对“科学理论”的狂热又爆发出来，在新的起点上，从历史、社会、文化的高度来考察图书馆活动，从揭示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本质入手，寻求理论的“范式”，这是八十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所共同的特征。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社会实体，图书馆活动是这个社会实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图书馆活动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理性的、具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础。对这个基础的剖析、研究，正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秉着这个良好的愿望，西西福斯们开始寻找那个理性的恒态基础，目的是为图书馆学寻找到一个赖以建立、一劳永逸的稳定结构。但是，最早出现的“知识说”、“情报交流说”无疾而终。“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说”和“文献交流说”历尽苦难，终于搭成了《图书馆学原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和《文献交流引论》的框架。可细心人会发现，这三种不同的“学说”由不同的起点出发，却搭成了几乎完全相同且依稀有着传统图书馆学的集大成《图书馆学基础》面貌的框架。尽管言辞新颖，却是新瓶陈酒。它们过于注重过程的探讨，忽略了交流对象的研究，超越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沿着这一视角进一步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图书馆除了与其它邻近学科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共性之外，几乎看不到自身活动的独特性，这也就意味着图书馆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主要支撑点。西西福斯又一次失败了。
近年来，一些移植其它科学理论于图书馆学的研究相继“借船出海”了。其中不乏接近图书馆学实质内涵的睿智灼见，但重形式而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标新立异者也不在少数。什么时髦引进什么，社会学、经济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图书馆学一嫁接一交叉就是一门新学科。一时间，图书馆研究大有扩散到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去的势头，成为跨学科研究中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当我们冷静地面对这个“海市蜃楼”式的繁荣，不禁要问，我们的研究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独有的，属于图书馆学自己的内容？理论对实际究竟起了多少指导和推动作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纵使引进了“诸子百家”的经典理论又有何实际意义？事实上，为数不少的研究中有扩大学科对象和范围、偏离基本任务和目标的倾向。他们关注更多的仅仅是图书馆在社会中的陈述和分析，忽略了价值判断和指导功能，尽管目前图书馆理论研究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但仍难于确立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而呈现出莫衷一是，尴尬混乱的局面。西西福斯巨石仍然悬在陡峭的半山腰。
对恒态机制的执着追求，自图书馆学在中国确认以来，图书馆学界人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不例外。1982年，美国著名哲学科学家库恩（Thomas Samual Kuhm）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导致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感。邱昶和黄晰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提出责难，他们运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即前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这一发展模式，指出图书馆学正处在危机与革命的交界处，（而以北大吴慰慈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到目前为止图书馆学仍处在前科学阶段）给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敲响了警钟。刘迅在同年也从“认识论的贫乏”、“方法论的空白”、“科学结构的模糊”、“定量分析的需求”、“电子计算机的挑战”几个方面宣告昔日图书馆学研究的破产。然而，多少年过去了，“人们迄今塑造的图书馆学仍岌岌可危，它的理论体系仍然显得十分散乱，它的理论基础仍然不坚实；而它的理论本身仍然缺乏力度”。
其实，“反叛”与“寻求恒态机制”并不是中国图书馆界特有的现象。巴特勒就是以实用派图书馆学的叛逆者的面目出现的。巴特勒所处的时代，正是杜威“实用派”思潮笼罩整个美国图书馆界的时期。但巴特勒认为，图书馆界流行的对哲学性原理的漠不关心，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沿着“实用派”所主张的道路发展图书馆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今天，将会使这门科学与其它学科相比，越来越不协调。他理直气壮地说：“一套完美的理论是可以在不损害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向前发展；而且只有建立了这套完美的理论之后，图书馆员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巴特勒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遭到了一片指责，（但这个“叛逆者”却成了当今一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们顶礼膜拜的“先知”）。兰开斯特（F.W.Lancaster）则提出图书馆“消亡论”， 他指出“实际情况是通过电子存取的能力。图书馆正在被解散。根据对未来进展的预测，这个过程会以更快的速度继续下去”。这一观点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口诛笔伐。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美国一大批久负盛名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相继关闭，它们是芝加哥（Chicago）、 哥仑比亚（Colmbia）、丹佛（Denver）、西密执根（Western Michigan）、俄勒冈州（Oregon）、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 卡尔西部保留地（Carl Western Reserve）、皮博迪（Peabody）、 埃默里（Enory）、杰纳西奥（Geneseo）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目前美国已没有一所纯粹的图书馆学院系，绝大多数的名称已被置换。新的称谓中压根儿找不到“图书馆学”的字样，
代之以“信息管理”（Informationmanagement）或“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等新面孔。（中国的情形大致相仿，1993年前后，有关教育机构也纷纷改旗易帜）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无论这一切出自多少种理由，都掩饰不住其中的无奈。它无疑在向人们展示，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正在动摇。
图书馆学比起其它任何一门学科来，显得那样的先天不足。虽然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可以上溯到人类文明的初成之际，可至今还徘徊在科学殿堂的门外，迈不出跨进门槛的这一步，怎么不令历代图书馆学家沮丧？今天，当我们回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图书馆学理论的巨石没有一次成功地推到山顶。我们不敢称这种做法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不能以成败与否来判定英雄，科学是允许失败的。然而，我们是否有必要冷静地重新审视一下，几代图书馆学人所仰视却依然遥远的这座大山——哲学意义上的“大科学”，究竟是否与图书馆学有“缘”？
首先，按照科学的基本准则而言，通常一门学科只能以特定的知识体系为逻辑，由此衍生出一整套有机、有序的知识系列。学科的名称应是对学科研究对象——普遍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简明准确的概括，而不应是简单的具体事物（如社会机构）的重复。后者将因其客观的局限性与不稳定性决定其非科学性。正如有医学而没有医院学，有法学而没有法院学，有美学而没有美人学一样，显然，“图书馆学”这一命名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现代科学学科建制理论不容置疑地表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由三个要素有机构成：1.基本概念；2.联系诸单元概念的基本原理或规范；3.由这些概念和原理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构，即具体的科学规律性和预见性。由上述三要素组成具有原理演绎式的逻辑结构。而图书馆学则带有归纳结构成分和大量科学事实，以经验性知识居多，专业教育水平历来是反映本学科现状的晴雨表。以传统的图书馆学教科书为例，其知识结构多为板块式排列，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且各板块知识与之相关的组织管理和现代化技术等内容。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虚拟图书馆”概念和技术的推广，图书馆学教育作了较大调整，加大了现代技术应用和信息传播理论的比重。但大部分知识仍属于事实性和应用性知识。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至今仍徘徊在经验与理论之间， 只能算是以实践为主的应用学科。 可见英国的国家考试一直沿用Libararianship（图书馆事业），而非Libarary Sciesce（图书馆学）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近年来呈横向泛滥之势的、大量简单地移植或“克隆”于其它学科的，从理论到理论，为理论而理论的图书馆学新成员则另当别论，因为它们大多已远离了自己的家园——图书馆的学科内涵。因此其科学性的测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第三，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在定性研究的同时还应该能够用定量的、实证的数理表达式来验证，按一定规则对其属性指派一个可资比较的数字，以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它有效的区别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宗教式的杜撰和梦呓般的猜测。梅纳德·汤普森（Maynard Thomson）认为， 科学理论的测量度由低至高可分为四级，依次为：（一级）简单统计；（二级）某种经验的定律；（三级）数学模型；（四级）能预见性的数学模型。测量层次与理论科学性成正比。图书馆学的计量等级充其量只能满足第一和第二层次。即藏书量、流通率、拒借率等属于简单统计；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文献老化定律等属于经验定律。因此，图书馆学还远未达到“图书馆计量学”的层次。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图书馆学至今没能跻身“大科学”的行列，恐怕不仅仅是时间与过程的问题。然而，为什么中外图书馆学家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仍如此执着于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以至于一代接一代的人去作西西福斯？我想，除了强烈的责任感外，恐怕还出于一种盲目的自主意识，或者说是一种深沉的“图书馆大学科情结”。由这种心理机制直接导致攀比、狂热、臆想等行为。君不见图书馆学界谈论自己学科重要性的文章何其多，“学派”何其盛，分支学科何其全，理论研究的起点何其高，方法论来势何其猛……我们的图书馆界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学科仅仅是一门应用学科？为什么把自己与实践疏远得那么遥迢？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贵德贱艺”、“重道轻器”以及“重名轻实”的偏见在作崇，致使以实践操作为主要特征的应用学科不为人们重视，而盲目渲染其理论色彩。
收稿日期：199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