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及其在制度设计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人性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2)05-0039-(04)
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主体。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 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 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仅仅依靠社会体制的转变，或者单纯引进国外先 进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是不足以实现我国社会的转型与快速发展的。只有人的思维方式、 思想观念发生变革，成为具有现代化精神气质和风貌的人，才能使我国彻底摆脱传统体 制遗留下来的弊端，推动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也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我国才能算 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所以我国的体制改革与人性的完善应该是相互促进 的，在制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人性的因素。关于人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经有了详尽 的论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一理论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一
人的问题虽然早在人类文明的开端就已提出，但并非每个社会都承认有普遍的人性存 在。在古希腊，只有城邦国家中享有自由特权的公民才被视为人，奴隶、异族人则是“ 非人”或“野蛮人”。直到近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运作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市场 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运作方式，才为普遍“人性”的理论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商品交换中 ，人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2](P195)交换 得以实现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交换双方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同类，认为对方和自己一 样有权力支配各自的产品。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社会化就使认识人的共同性、普遍 性成为可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者把发现了普遍的“人”作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他们 看来，人具有普遍的共同的、固定不变的人性，人们之间在生活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别所 造成的人性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所指出的，以往的资产 阶级哲学，其全部领域和阐述“都建立在人性(或人的本质)这个总问题的基础上。这个 总问题在几个世纪里曾经是个不证自明的原则，任何人都想不到对它提出怀疑，虽然这 个总问题在其内部不断有所调整”。[3](P261)这些其实都体现了承认人人平等自由的 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他人人性的基本假定，并据此行事。所谓人性假定就是人们 对客观存在的人性特点的认识和把握。人们有意无意地根据对他人人性的假定预测自己 采取某一行动时他人可能的行为反应，然后根据这一预测选择和调节自己的行动。就宏 观层面而言，人性假定在制度设计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理论者们几乎总是以 对人性的假定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点。例如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所著的《乌托邦》 一书，书中所设想的实现财产公有，进行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人们自觉地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这样一种假定上：如果给予适当的条件，人性总会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有了丰富的产品就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比较而 言，另一位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对人性的理解就比莫尔深刻，他认为人性中有 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人性中的贪欲是无法消除的，只有依靠监督才能对人的欲望 加以控制，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我国的改革也是在人性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不考虑人性这一变量在不同社会环 境下的表现，各项新政策的推行就会要冒很大的风险。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和维系需要 有民众观念上的认可，“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 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本身就会发生动荡”。[4](P45) 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对人性的科学假 定出发，这样才能使之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5](P18)尽管以前的哲学家都力图建立完备的人性学说，但由于思维 方式上的抽象性，最终都陷入了抽象的人性论。人的本质属性存在于人为满足自身需要 而与对象发生现实关系的活动中。只有立足于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才能把握现实的 人。人性本身并非不言自明的东西，而是需要从人的对象性需要、人性结构的历史性变 迁等多方面予以说明的。
社会在人的不断扩大的需要推动下向前发展，人性又在社会的发展中日益丰富、完善 。人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制约。因此，对人性的假定虽然是制度 设计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特定社会的现实的制度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一社会中的具体人 性。毛泽东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6](P302)内因提供了个体变化的多种可能性，但环境决定了个体 变化最可能的实现方式。因此，人体内虽然潜存着多种先天禀赋和才能，但是，究竟什 么样的潜能可以变为现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变为现实，却是由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决定 的。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赋予人的能力以现实内容上的规定，在不同的社会制 度中人性的不同侧面会被突出、强化。例如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尽管每个人的物质 需要受生理器官的限定，但在不同的制度下人们就会对物质需要抱以不同的态度，可以 是纵欲主义的，也可以是禁欲主义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由于物质的匮乏，只 有少数人的物质欲望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总是倡导 禁欲精神，把人的注意力引向遥远的未来甚至来世，或者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力图以 人性中的精神性来压制物质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每个人 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 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P244)。这种社 会制度必然会将人导向纵欲主义。正因为社会制度对人性的这种选择作用，所以先进的 社会制度对于改善人的需要结构，提高人的素质，发展人的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陈旧落后的制度则不利于人的需要结构的改善，阻遏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因而 社会制度的设计应考虑如何引导人性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为人性的健康发展留下广阔 的空间。如何在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人性因素，并使新的制度更有利于人性的完善与 发展是我国的体制改革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由于人们之间在社会生产 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每个群体所凸现出来的人性特征也会不同，一项制度不可能使 所有的群体都受益，有时甚至会出现不同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这时的制度设计 就要求从宏观的大局需要出发，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
二
由于人性不是单一的、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结构，这就要求制度设计者 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把握人性及其变化的特点，只有这样，其设计结果才能更加贴近现 实需要。
首先，人是有现实的对象性需要的、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人性与人的需 要是密切联系的，人有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需要决定了人性中也必然同时包含这 两个方面，忽视或者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科学的。我国历史上就有过 因为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一个方面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我国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人物在设计制度模式时更注重人的精神需要，认 为人能在内部形成和积累起相当强的精神力量，并力图向外部发挥，对客观环境特别是 社会环境产生能动的影响。在精神力量的推动下，人们蔑视物质，并且能够战胜物质， 根据自己的意志对物质世界进行改造。这一本性表现于社会，就是“一个极普通的愚公 可以移走万重大山，中国劳苦大众则可以移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从人的精神需要出发毛泽东设计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并且最好是全民所有制 、全国所有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内，人的精神力量会获得最广阔的发挥空间，而一家 一户的生产经营会严重地束缚人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笔者认为不能单纯地认为毛泽东对人性的假定过于片面，只看到人的精神性，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与思想都非常复杂的人物，评价他的思想不能过于简单化。可以这样 认为，毛泽东并非不了解人们的多种需要，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出于多方面 的考虑还是选择了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物质上的困难 这条道路。然而无论这一决策的出发点为何，我们不能不承认，忽视人性中的物质需求 是这一历史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人性的两个方面中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复杂的内容，需要妥善地处理。这里有 一个例子，就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所设计的制度。这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教会训导制度：
“一个由六名牧师、十二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日夜不停地监视着人们的个 人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观 点，要他解释何时、何地、怎样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 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座城 市；永远不得在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出现。而且，缺乏正统情感并不是被宗教裁判所 找去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保龄球，如果被人告发，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 。开玩笑，不论有没有效果，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 刑。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不允许；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 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它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只允许去教堂、去学校。 ”[7](P201-202)尽管加尔文的制度对人民进行了高压统治，尤其是对思想领域的控制 更为严厉，但是这一制度还是保持了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且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是因为加尔文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人性的因素，他知道仅仅依靠强迫的手段是无法 使人心甘情愿地接收他所宣传的教义的，而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日内瓦建 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鼓励一切学习；组织了相当有趣的集体活动，这些活动 吸收了人们大量剩余的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必须忍受的艰苦和约束。如果完全不 考虑人性的因素，或者片面地考虑它，加尔文的制度都不可能存活下来。
再次，人性是复杂的，也是动态的，会随着历史的进程发生变化。任何社会总是在一 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然而在过去对 人性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更多地注目于一般的、抽象的层面，而忽视甚至忘记了人性的 历史特殊性，在论及特殊关系层面时，往往把它作为说明一般层面的特例，从而导致了 对社会和人的研究的抽象化、简单化。因此，对人性的考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抽 象的层面，而要把一般层面的研究和特殊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看 待人的问题，并着重从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关系的层面进行具体的考察。
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人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也是 社会历史性的，这种需要结构、活动结构的社会历史性变化使得人性结构也处于社会历 史的变动之中。因此，不仅要承认人类在种属上的共同性，而且要把握历史地变化着的 人性。在制度设计时，对人性的假定不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社会 政治、经济条件，要看到人性的变动性，在每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性，从社会的具体历史 情况出发对人性进行分析。
在每个历史时代，物质需要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与人类共始终的。像野蛮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 人也必须这样做，这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是这种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在表现形式 上却只具有暂时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人 类在一定阶段上就会超越低级需要的有限性，追求更高层面的需要，即对社会秩序和精 神意义等的需要。所以，人性中囿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虽然总会存在，但是人性终会随着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丰富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先进的思想者不满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实，他们积 极探索，提出了许多美妙的设想，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这些天才的 设想之所以只是一种空想，就在于它们脱离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没有看到解 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人们还不可 能超越现实的物质需要、秩序需要来追求精神上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者，他所设计的制度改革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 功，正是因为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对人的本性作出了的合理假定，“不 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 益，那就是唯心论”[8](P146)，这既充分肯定了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但又要求 避免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
最后，人性是历史地变动着的，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日益丰富、全面。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 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 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 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P25)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产生出 的新需要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是超出动物本能需要的东西，打破 了动物物种的需要结构，在需要与需要对象之间产生了灵活的关系。人的需要领域扩大 了，“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0](P130)需要的扩大又 反过来促使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域不断扩大，这种双向的促进活动不仅有空间上 的扩展，而且有时间上的绵延与嬗变。由于人的需要是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耦合在一起 的，是由生产不断地满足和不断地唤醒的，人类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 出、创造出新的需要，因而人的需要是处于不断的生产和发展之中的。人的需要结构、 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结构是由简单到复杂历史地发展着的，这就决定了人的本性也是历 史地展现和发展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单调的农业 生产使生产力水平很难提高，生产剩余很少，只能从事简单的再生产活动。有限的商品 交换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是相互隔绝的。此时人的发展就被限 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虽然物质资料的匮乏可能使人更加关注精神世界，从而产生了许多 杰出的人物与思想，但是这种成就还只是停留在人类的童年阶段，并不成熟。在市场经 济阶段，分工的发展，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得每个商品生产者的 生产活动个别化、单一化，而人的需要则日益多样化，日益依赖于他人和社会，从而形 成以交换价值为媒介的经济交往的共同体。个人不再从属于狭隘的血缘、地缘共同体， 而是处于普遍的、世界性的社会关系之中。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 遍的个人所代替。普遍的社会交往使人脱离了狭隘的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的限制，得以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潜能，所以马克思说：“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 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P42)但是，在普遍的物化社会关系 中的个人却又孤立化了，人们交换的只是无差别的劳动，人的个性被抹煞，人成为受外 在的、异己的社会关系支配的孤立的、偶然的、片面的个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局 限性。只有在全面扬弃了人的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得到真正全面的发展，人性 才能得以完善。
收稿日期：2002-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