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之实践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生活论文,本质上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5-0064-05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60是马克思在他“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八条里提出的重要论断。[1]56长期以来，这个命题的内涵和意义都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就的《马克思主义史》认为这个命题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在社会生活中，这是动态的有机统一体。把社会生活放在实践中去理解，最终克服了历史观上导致神秘主义的种种可能性”[2]。总体来看，这种解释沿袭了以往唯物与辩证相结合的路子，但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结合的发生原理。本文旨在借由重新解读这个命题，进一步阐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角和意蕴。
一、积极扬弃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
——实践哲学的包容性和超越性
实践哲学的总体特征和认识基点就在于扬弃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摈弃它们片面、支离、抽象和僵化的立场，又对它们各自的特殊视角所获取的认知成果加以合理甄别和积极萃取，焕发其实践生机和活力。
哲学可以有类型、派别和形态的不同。所谓类型，比如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为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甚或当代哲学等，按照主题划分为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价值论哲学、符号论哲学等，按照内容划分为自然哲学、伦理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按照阶级倾向划分为统治阶级哲学和被统治阶级哲学、革命哲学和保守哲学，等等。而所谓派别，比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提出，根据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或者对教会来说，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哲学家被划分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派别。[3]
此外，还可以根据理解实践的方式，把哲学划分成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两种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样有新旧形态之不同。旧形态的即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最多只能从各自偏执的立场发现实践的某些局部、片段，都因为醉心于绝对的“抽象”而无缘真正理解实践。
历史上，唯心主义大体上主要从现存或积淀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意识、良知良能出发理解世界，企图给世界宣示一个超越一切特定立场而实质上仅仅只是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立场出发获得的理念、真知、正义等思想坐标，期望由此建构有序、圣洁的文化精神。这样的文化精神，常常意味着对人们(主要是被统治阶级)感性存在的压抑或禁止。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甚至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禁欲几乎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原则。而唯物主义，从开端时期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原子论学派到中世纪的唯名论甚至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始终都有用纯粹真实“直观”地解读世界和对象客观事实的认识理想。公允地看，这种被“直观”到的客观事实，除了启发科学思想的价值以外，在以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为自觉对象和自觉目标的维度里，仍然是片面的，是被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传染了的，并没有达到事情的真相，也没有揭示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真理，因而没有积极、有效地推动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价值。而且，由于把实际上局限于特定立场、个别情境所获得的认识说成是绝对普遍、纯粹客观的真理，反而更严重地遮蔽了真实，唯物主义最终成为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
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所以长期统治哲学思维领地，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毕竟能够从哪怕是片面的立场来看待人类实践现象，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进步、文化建构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实践本身就具有这种“物质——精神”的复杂结构，认识失误在所难免。而且，由于它们分别抓住和代表了实践的局部要素和个别维度，总能看到事情的某些正确部分。因此可以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不完全的、抽象的意义上，已经具有实践哲学意义。实际上，真正深刻和彻底的唯物主义与真正深刻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往往是“两级相通”的：深刻的唯心主义包容某些唯物主义的成分，而深刻的唯物主义也必然渗透进唯心主义的内容。只不过因为它们都不理解真正的实践整体，所以最多只能成为片面的、僵化的和被形而上学扭曲的、片面化和抽象化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出现打破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简单对立的旧格局，开辟了崭新的哲学视阈，创立了全面、历史地反映实践的哲学形态。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54这段话一方面精辟地重新梳理和评估了整个哲学史，揭露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共同的理论“阿基里斯之踵”——它们都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玄学、形而上学，都把抽象掉任何具体涵义的概念当作主要争辩对象，喋喋不休但却空洞无物。另一方面，这段话赫然昭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高度和理论观察视野，一种超越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简单对立的哲学境界。它表明马克思创立了既不同于形而上学哲学又不同于旧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从而宣告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和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所有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立足于实践立场看待现实、事物和世界，反对仅凭理论“抽象”截取实践的局部视阈或个别视角的瞎子摸象式的认识方法，反对一切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怪想，避免孤立静止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窠臼。新哲学既不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是精神的派生物，也不“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相反地，它强调“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54。也就说，要从完整、具体的人类生存发展的立场看待世界、社会、文化、历史、人生，摈弃任何脱离人们具体生存发展活动的所谓纯粹、绝对、直观的“哲学”立场。须知，实践从来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其文化、人与自我、人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等等众多的关系与内容，始终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需要多视角、多层面和与时俱进地把握。哲学的初衷本来也是要从归根结底的意义和“高度抽象”的维度辅助和提升人类存在的思想自觉，而这种自觉本身同样是实践的必要元素。只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实践和意识的复杂纠结，几乎所有的旧哲学形态，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逐渐沦落为脱离实践基础而固执于“高度抽象”的虚幻意识，哲学才变异为一种服务于某种经济基础的歪曲事物真实状态的“意识形态”。加上现实“利益”的熏染，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理论饰品，完整性、健全性、真实性、超越性、进取性等等哲学品格终于因为被肢解和“高度抽象”而难以伸张。
由此可见，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物与辩证两条原则结合体的看法，虽然说也具有某些正确的方面，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理解和掌握实践哲学的立场和方法，也就始终不能直达问题之要害，不能说明唯物与辩证两种原则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因和机理。而实际上，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发现物质与精神本来就是人类实践的鸟之两翼，两者都既是客观实在的，又是辩证统一的。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客观世界和自然界具有相对于人及其精神世界的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先在性，才能够更加具体地理解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人与社会都是客观实在而又具体历史的关系，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
当然，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区域，也曾经有不同形式的“实践哲学”，但是直到费尔巴哈为止的旧的实践哲学始终坚持物质与精神、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片面对立，他们大体上坚持只有理论活动、伦理和政治活动才能称之为实践，因此，他们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重视物质生产、重视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无产阶级实践哲学当然具有天壤之别。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类实践的主体能动性与对象规定性
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而世界各地各时期的哲学则一直把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基本论题。由于人的活动是“物质——精神”的活动，理解人的哲学也就常常从物质或精神不同的端点展开。唯心主义笃信“人的特点在于其精神性、意识性、自由自觉性、理性、道德性、文化性”，因而倾向于强调人类与绝对精神、神的神秘联系，或者倾向于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而唯物主义则相反，它倾向于从生理性、社会性、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不同方面阐释人的特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执一端，它们自以为把握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实际上却都把人的活动肢解成失去生命、灵魂、现实和历史的碎片或扭曲的影像，不能全面、完整和真正地把握人的真相。
即使是费尔巴哈，虽然曾经打破唯心主义迷思，不再把宗教看作是神或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归结为现实的人、感性的人。但是他仍然执着于哲学家们超越一切的“抽象”手法，坚持精神与物质、能动与决定、想象与现实的抽象对立，企图抛开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进行“直观”，他所谓的事物、对象、感性和“人”本身，也就丧失了现实、感性和存在。“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54反过来说，真正的哲学必须把人的活动合理地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实践这种对象性活动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具有客观实在的关联对象呈现出多要素、多维度、多联系的结构特征。比如说，人的活动首先是生存活动，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具备或获得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包括“各种生理特性”、“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而对于人类来说，这些生存条件不像动物那样简单地、直接地、完全地仅仅从自然界获得，人之为人的特殊生存方式是劳动生产，“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67。这种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本质活动，人们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直接依附于某种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相反，人们必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自然的可能生产自己的生存条件，人与自然的这种通过生产而不是通过完全依附所形成的关系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分野。在这种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人们的其他本质性活动，如交往、思想等等，方才得以展开。
人的活动既受制于自然物质，又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生产也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生产过程。首先，“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其次，不仅是个人，而且“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第三，“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68
由此可见，实践受制于多种相关对象，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这也就不难理解，实践活动的形式必然也是多样的统一。被费尔巴哈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的“理论的活动”与他所谓“卑污的犹太人的形式”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价值鸿沟和事实屏障，相反倒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统一体关系，因为任何理论活动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上。更何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55。从内容来看，人的活动与环境的改变的关系，“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5。至于“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的矛盾，本来就是一定实践的产物，其解决之道也只能是“在实践中加以变革”。
实践这种对象性活动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的主体性，它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与客体的关系中的获得、使用、实现、提升、扩展和修正过程。
直接看来，生产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据对于自然规律的已有认识或经验，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物质条件、人力和技术条件，运用一定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作用于一定的劳动对象，产生一定的物质或服务成果的活动及其过程。这种过程，本质上必然以人类个体或集体作为中心节点，具有鲜明的主客体关系性质。在这种关系中，人显然不只是物理、生物意义上的人，而已经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是具有认知能力、抱有一定目的、秉持一定计划、占有一定与生产目的和生产对象相适应的生产条件的自由自觉的人；这种关系中的物也不是毫不相干、零碎散漫的偶然物件，而是与人们的生产能力、条件、目的、计划相适应的对象性存在。在这种关系中，人与物一方面都既有自然物质的性质，同时又不能简单归结为自然物质，两者都具有“物质——精神”的内在属性，人是生命物质但同时具有精神特性，物也不是简单的物，而是被人的精神浸淫和整合了的物。一方面，人与物都是处于同一关系中并具有高度对应性和内在关联度的对立方，它们互相规定、互相影响，共同交织成生产体系中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关系端点。而且，主体与客体高度对立又深切关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双方都只有从对方才能得到现实和完整的规定。另一方面，至少从人的角度来看，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料、集体协作、文化思想等实践因素，毕竟主要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而具有存在意义的。
这也就是说，人始终存在于具体、历史、能动的社会关系体系中，而社会关系是包含生产技术关系、经济利益关系、文化历史关系和主体自我关系等各方面关系的总和。
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革命实践的社会批判性和历史创新性
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特性之一，还在于它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创造性。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是具体历史的过程，是人能动地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天然地内涵了人与事物、对象、感性和社会等的否定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活动自身的辩证否定逻辑。
人的生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都是一个高端的事态，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一般来说，这些条件必然具有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初始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体而言，人们几乎从来不会简单地接受这些既有条件，人们始终保有改变、改善或变革这些条件的内在动力。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为了满足自己就必须改造世界、变革世界。人必须否定事物的现存状况，使相关的所有事物不仅符合事物本身自在的尺度，而且尽量靠近或符合人的存在的需求或尺度。
当然，这里所谓所有事物，不可能是客观世界的所有事物，而只可能是进入人们实践范围的相关事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谓所有事物当然地包括人们此前实践的结果，既包括积极成果，也包括消极成果；既包括自然物质成果，也包括社会交往关系；既包括外部条件的改变，也包括实践主体的反映；既包括实践结构各要素和总联系的演进现状，也包括人们对实践进程的想象模式。这实际上正是实践活动对象性特性的集中体现——实践创造了与自然世界决然不同的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演进逻辑——动物最多只是适应世界，人类则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改变世界才能存在和继续存在。
因此，社会关系不可能是人的本质的天然合理的、终极的规定性，因为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人们实践的对象。一方面，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错误的，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提纲》，仅仅把现实的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是必须的、重要的和进步的，却也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还必须把社会关系本身理解为实践的，就像《提纲》第八条所说的那样，“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意味着包括一切社会关系在内的事物、现实、对象、客体，都需要并只能从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更将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得到改变。
因此，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人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对人的社会联系本身的强调和重视，不应该由此认为马克思推崇一种聚集性、合伙性、互利性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态度，也不能由此推论马克思特别强调人与人相互服务、相互适应、善意对待的道德愿望。在迄今为止的很长时间里，人们以为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要提出一种与自然主义哲学针锋相对的人本观，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动物最多是自然性存在，而人则是社会性存在，社会给了人比自然冲动更高级的道德、文化、理想、利益和交往等高级内容。然而，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这要联系整个《提纲》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来理解。《提纲》的前五条都在强调包括理论、环境、教育、宗教和想象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感性的直观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以现实实践为基础、为本质。第六条则承接上述各条，指出人的本质也必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后面各条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作为产生宗教、人性的基地，其本身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现象。第八条在归纳各种形而上学理论困境或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提出一个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根本没有领会的崭新观点，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提纲》实践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理论命题之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只能只鳞片爪地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却没有进一步重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没有理解这个重大理论创见的实践哲学意义。实际上，就像《提纲》第九条和第十条所说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哲学的立足点不是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更像第十一条所说的，新哲学的目的绝不是为旧世界、旧社会关系提供解释、辩护或辩解，而是改变世界，使这种社会化及其关系本身在新的实践中被当作实践的对象加以辩证地否定。
进而，要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理论抱负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的重要理论创见和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旨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彻底地和真正有效地促进针对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旧世界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宣示“改变世界”的历史宏愿，而在于正确和有效地实现“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哲学理论都企图改变或改善世界现状，但是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宗教哲学以及近现代各种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再到近现代历史上的各路救亡图强主张，几乎每一种理论流派和哲学体系都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济世良方”。但是，几乎所有的哲学理论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企图站在具体的实践以外，希望或自以为是一切人和时代的代言人。其结果是这些理论从来都只成为它们的时代和集体(集团或阶级)的代言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必将只是一定时代和人群的产物和理论装备，也会有某种毋庸讳言的局限性。但是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极力主张从实践中判定理论的属性和意义，总是主张具体地考察现实实践的内在矛盾和未来发展，主张从实践的视角判定一切事物、现实、感性、对象的性质和意义，主张从实践中理解各种“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在实践中合理解决理论和现实的问题。资产阶级从他们的“市民社会”出发构思他们的哲学系统，认为人的本质是不变的，因为人的自私自利品格是普遍和不变的，而宗教感情、宗教需要是永恒的，因此资本主义是永远“正常”、合理、自然的社会。而马克思主义从人类的实践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发展经验中认识到，人们在一定的利益驱动和条件制约之下形成的实践形态以及与这种实践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是人们包括宗教情感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条件，是实践的产物，并应该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得到革命的批判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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