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修辞论文,民众论文,角色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主要的政治决策机构，会议召开时，在政治家的提议演说之后，与会民众进行表决，获得通过的提议则成为法令(psēphisma)，刻石公布，而法令中所指示的内容便需要及时付诸实施。相应地，我们从存世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中可以看到，“演说”与“行动”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甚至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而被反复运用。本文将对此修辞策略加以分析，考察它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并且探讨其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行动的同时，如何促进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
从研究路径上来看，通过对演说辞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深入到修辞策略的层面，以考察雅典民主政治诸多方面的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趋势。①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作为雅典民主政治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治演说(尤其是公民大会演说)，除了具有阐述事实、传达信息、提供建议和说服民众等基本功能之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还发挥着更加深层的作用。目前西方较新的观点分别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一，表演文化研究指出，雅典政治演说除了具有上述基本功能之外，还是一种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表演行为，以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和赫斯克(Hesk)为代表。②其二，欧博尔(Ober)根据“语言—行为”理论提出，雅典政治演说的功能不仅是陈述和提议，更是一种具有创造功能的行为，具体而言，它不但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还创造和建构了这种意识形态。③这两个研究角度其实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基础都是不再将古代文本当作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消极表述，而是将它视为能够参与到建构社会现象的活动之中的一种积极行为。
在史料方面，大概是由于公民大会的商议过程往往需要提议者进行即席演说，事先准备演说辞文稿的情况非常少见，所以，保存至今的雅典公民大会演说辞为数不多，在德谟斯提尼名下传世的16篇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构成了其中的绝大部分。④它们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史料。其中3篇《奥林图斯辞》和第一至第三篇《反腓力辞》的可信度最高，⑤它们不仅集中阐述了德谟斯提尼著名的反马其顿政策，同时也很好地呈现出他高超的修辞技巧和说服能力。虽然缺少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以资佐证，但是，德谟斯提尼所面对的特定政治形势和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语境，可以有助于我们分析其演说修辞策略，讨论其意义所在。另外，他最终得以成功推行反马其顿政策的事实，也使这些公民大会演说辞成为颇具典型性的研究对象。⑥
一、“演说”与“行动”
“言”(logos)与“行”(ergon)是古希腊人所熟悉的一组基本对应范畴，多用于对人物的评价，这可以追溯至荷马史诗，比如在《伊利亚特》中，当论及领导者的卓越能力时，便着重说明其在言辞和行动两方面皆有优秀的表现。⑦这很可能是与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口述传统及其表演文化对公开演说能力所提出的特别要求有关。至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他被评价为“在言行两方面皆有伟大的才能”。⑧而且，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伯利克里能够将自己在演说中的提议成功转化为实际行动。⑨根据现代学者尤尼斯(Yunis)的分析，德谟斯提尼也似乎有意仿照修昔底德的以上描述，将自己塑造为伯利克里式的政治家。⑩此外，“言”与“行”还类似于名与实的关系，作为衡量行为或事件的标准。比如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提斯》中所谓“言词上(logōi)而非行动上(ergōi)的朋友”。(11)再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忒拜人曾经表示，所需要的应该是行动(ergōn)，而非言词(logōn)，好的行为无需长篇大论，恶行才需要言词予以掩盖。(12)基于这种思维模式，古希腊政治演说中的“演说”与“行动”主题则成为“言”与“行”对应范畴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与前举诸例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用来对个别政治家的行为进行品评，而是指向雅典民众。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如克里昂和亚西比德，皆在演说中对此有所涉及，使之成为古希腊演说术常用的修辞策略之一。而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种“言”与“行”对应关系，其中的“言”不但专指特定场合的公民大会演说，更引申为民众在公民大会中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与德谟斯提尼要求民众采取的必要“行动”形成对比。
公元前356年，由于弗基斯(Phocis)占领德尔菲而引发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援助，后者开始插手中部希腊事务。与此同时，马其顿的扩张亦危及希腊北部与雅典利益息息相关的诸多城邦，直接影响雅典粮食运输的安全。这一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雅典与马其顿对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争夺。直到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订立《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Peace of Philocrates)，“第三次神圣战争”以及雅典与马其顿关于安菲波利斯的矛盾才告一段落。(13)然而，该和平协定实际上给雅典带来的却是外交的失利：弗基斯陷落，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对雅典以及所有中南部希腊城邦构成严重威胁。
从德谟斯提尼一系列以反马其顿为主题的公民大会演说辞来看，他的主要目的便是说服雅典民众采取必要的实际行动，抵抗马其顿的威胁。例如，第一篇《反腓力辞》一开始即指责民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ouden…tōn deontōn poioutōn)，导致雅典的政治事务陷于困境(kakōs ta pragmata ekhei)，促使腓力二世日益嚣张。(14)第二篇《反腓力辞》则进一步从“演说”与“行动”的角度将雅典民众与腓力二世对立起来：德谟斯提尼以讽刺的口吻指出，与腓力二世相比，雅典民众既善于进行“正义的演说”，也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演说；但是，当需要阻止腓力二世的侵略时，雅典民众却完全不采取行动(pantelōs argōs)。因此，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行动”(hoi prakseis)属于腓力二世，而“演说”(hoi logoi)则属于雅典民众。(15)从德谟斯提尼所强调的这一对比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演说的批评态度。然而，德谟斯提尼曾经承认雅典的政体(politeia)正是建立在演说之上的(en logois)，(16)那么，在腓力二世的君主统治面前，德谟斯提尼难道开始怀疑雅典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否定民主政体本身吗？并且，德谟斯提尼进而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明确表示，他所严厉批评的正是雅典民众的politeiai，难道这里的politeiai同样是指“政体”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批评呢？
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指出，一些雅典政治家利用演说取悦民众，而不是提出最好的建议，他们只在意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却不关心城邦面临的形势，结果致使城邦将不幸的责任归于城邦自身，腓力二世却得以逃脱惩罚，为所欲为。(17)对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说：“这就是你们所习惯的politeiai。”(hai de toiautai politeiai sunētheis men eisin humin)他前后均使用“雅典人”(ō andres Athēnaioi)的呼语，说明这里的“你们”即指“雅典民众”。我们注意到，德谟斯提尼的批评对象似乎主要是政治家，但是他所谓的政治家的“取悦”却已经暗示出民众对待政治家演说的态度，而且，接下去德谟斯提尼就将批评的重点立即转向民众。他指责民众剥夺了政治家“自由言论”(parrēsia)的权利，阻止政治家进行政治提议。(18)在德谟斯提尼看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民众听取演说的方式，他认为：在公民大会中，民众受到政治家的恭维，他们听取演说只是为了获得乐趣；但是，“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eh de tois pragmasi kai tois gignomenois)，民众却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19)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便可以理解德谟斯提尼对雅典民众的politeiai所提出的批评。需要说明的是，politeia固然有“政体”之义，即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则；但是，它在本义上是指城邦公民身份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体现为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法伦加(Farenga)将politeia译作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20)笔者倾向于将performance一词理解为“践行”，那么，politeia也就是“公民身份的践行”，即城邦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实践其公民身份的行为方式，而城邦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则正是建立在这种“践行”的基础之上。在德谟斯提尼的表述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使用了politeia的复数形式politeiai，从古希腊语的词法来看，这表明，他的批评对象并非雅典民主政治运作的一般性抽象原则，而是雅典民众具体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他所阐释的内容上看，也就是民众在公民大会上如何听取政治家的演说来参与政治商议。德谟斯提尼试图警示民众，他们偏好奉承之辞，而拒绝听取其他政治家的演说，这种不良的政治参与方式实际上损害了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自由言论”(parrēsia)原则。(21)可见，德谟斯提尼认识到，民众实践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politeiai)决定着城邦的政体(politeia)。他旨在以后者的原则来批评前者，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后者。
而且，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的是，在上文所列举的批评中，德谟斯提尼曾经使用men/de句式以突出“在公民大会中”(en men tais ekklēsiais)与“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en de tois pragmasi kai tois gignomenois)的对比。(22)其中，公民大会是民众听取政治演说的最主要场合；而pragmata源于动词prattein(行动)，既可以指“事务”，又可以根据其词源而指“行动”。因此，可以说，“在公民大会中”与“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的对比也就代表着“演说”与“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而正是这一主题贯穿于德谟斯提尼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议论与批评之中。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继续说，民众只要求“被收买者”进行演说，这些人的演说可以让民众发笑，因为民众喜欢政治家之间的互相污蔑、嫉妒与嘲笑，并且从这些人的谩骂中获得乐趣。(23)德谟斯提尼进而指出，民众以这种拙劣的方式进行政治商议，却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mēden hōn prosēkei poiein)。(24)他反复强调，这体现了民众的“愚蠢”与“疯狂”。(25)我们不难发现，德谟斯提尼主要关注的是民众在政治商议过程中的认知能力，他试图引导民众避免“愚蠢”与“疯狂”，以良好的方式听取政治家的演说。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民众在听取政治家的演说时必须以“行动”为出发点。这在《论和平》中有着更清楚的表达，德谟斯提尼批评道，雅典民众不是“在行动之前”(pro tōn pragmatōn)而是“在行动之后”(meta ta pragmata)进行政治商议，结果使得民众一方面(men)将那些指责他人过失的政治家视为“擅于演说”(eu legein)，另一方面(de)却忽略了行动以及所商议的事务(ta pragmata kai peri hōn bouleuesthe)。(26)在此，德谟斯提尼同样使用men/de句式来突出“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很明显，他试图借此影响民众的政治商议方式，要求民众以“行动”为前提来听取政治家的演说，并且以“行动”为标准对这些演说做出判断。同时，德谟斯提尼声明，他本人在从事政治活动和进行演说时(egō pepoliteumai kai legō)，就是出于对实际事务与行动的理智思考(ta pragmata krinō kai logizomai)，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实际事务与行动所必需的(ap’autōn huparkhēi pragmatōn)。(27)德谟斯提尼在此反复强调pragmata(实际事务、行动)，将它与自己的演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为自己的演说寻求合理性，以赢得民众的赞同。
尤尼斯(Yunis)在分析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的“开场白”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强调的“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他指出，这体现了德谟斯提尼对雅典民主政治商议方式的洞察，他之所以如此议论雅典的政治商议方式，是为了向听众表明，他本人具有必要的批判智慧，并将这种智慧以有益的方式应用于政治活动，以此表现自己作为提议者的权威性以及动机的正当性。(28)不过，笔者认为，德谟斯提尼这一修辞策略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批评更在于试图塑造民众的政治角色，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听众，而更是城邦事务方面的“行动者”。
在第三篇《反腓力辞》的结尾处，德谟斯提尼说，如果每个人都只“坐着”(kathedeitai)追求自己的喜好，考虑自己如何避免采取行动(hopōs mēden autos poiēsei)，那么也就不会再有“行动者”(tous poiēsontas)。(29)这里的“坐着”即指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德谟斯提尼利用对“坐”这一具体动作的强调而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听取演说的公民大会现场，试图要求民众以“行动者”的角色意识参与公民大会的政治商议活动。
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表述在另外两篇《反腓力辞》中也得到反复重申，并且始终和“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篇《反腓力辞》批评道，当腓力二世不断实现其野心的时候，雅典民众却“迟疑而呆坐不动”(mellontas…kai kathēmenous)。(30)这里用mellontas(迟疑着)与kathēmenous(坐着)两个分词生动地描绘了民众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其中，kathēmenous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mellontas则说明他们只是在讨论和计划，却迟迟没有实际行动。德谟斯提尼还颇具讽刺地指出，雅典民众到处打听有关腓力二世的消息，而最严重的消息无非是雅典被腓力二世击败。他甚至警告说，如果民众依然以这种方式对待事务，即使这个腓力二世去世，还会出现另一个。(31)第二篇《反腓力辞》更加明确地强调，要遏止腓力二世的野心，必须依靠实际行动(ergōi…kai praksesin)，而非演说(oukhi logois)。德谟斯提尼由此展开对雅典民众参与政治商议方式的批评：“走上前来的人”(hoi pariontes)不能在演说中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是担心引起听众的不快；而“坐在下面的人”(hoi kathēmenoi)又完全不采取行动。(32)因此，德谟斯提尼要求改变这种政治商议的方式，并且提出，“所有的演说者与听众”(tois legousin hapasi kai tois akouousin)都应选择最好的建议。(33)而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关于如何采取必要行动(tōn deontōn)的演说，才是值得听取的。(34)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德谟斯提尼对“行动”的强调与对“演说”的质疑，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演说，而是批评民众参与政治商议的具体方式。事实上，这种批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之一，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辞中即有相关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克里昂在米提林辩论中指责那些参加公民大会的雅典民众是“演说的观众，行动的听众”(theatai men tōn logōn…，akroatai de tōn ergōn)，(35)更像是“智者”的“观众”(theatais)，而不再是“商议城邦事务的人”(peri poleōs bouleuomenois)。(36)此处所谓的“智者”在当时主要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演说技艺的大师，克里昂将公民大会中进行提议演说的政治家称为“智者”，将公民大会成员称为“观众”(theatais)，旨在讽刺公民大会演说竟然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演说技艺的表演，而这种表演功能已经取代了公民大会演说应有的政治商议功能。在这里，克里昂虽然也曾提及“演说”与“行动”，但是其中的“行动”意指“事实”，重在批评民众仅仅依靠演说不能获得关于事实的准确信息，并且就此指出“观众”与“商议者”的对比，以此提醒雅典民众作为“商议者”(bouleuomenoi)的政治角色。与克里昂不同，德谟斯提尼所强调的“行动”则是指演说提议内容的实施，是演说所要实现的真实结果，意在塑造民众作为“行动者”(poiēsontes)的政治角色。同时，他又反复提醒民众“坐”在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以这种生动而切近的方式影响民众的认知，不但试图影响民众在参与政治商议过程中对政治家提议的选择与判断，其效果更可能是引导民众从“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出发，来审视和反思自身在公民大会现场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
二、“一致的行动者”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将集中分析德谟斯提尼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案例，考察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引申“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并且如何塑造民众作为“行动者”的政治角色。
公元前350年前后，为了筹备对腓力二世的战争，德谟斯提尼曾经主张雅典必须派遣公民兵作战，同时实施相应的财政改革。在这一时期的多篇公民大会演说辞中，第一篇《反腓力辞》、第二篇《奥林图斯辞》和第三篇《奥林图斯辞》，均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从这些演说辞的内容来看，德谟斯提尼的这项提议将涉及雅典公民集体当中不同群体或阶层的利益。在公民大会现场，来自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民众之间在经济地位与政治职能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便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项提议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产生意见分歧。德谟斯提尼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演说中尽力使这些属于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民众达成共识，一致赞同他的提议。为此，德谟斯提尼着重塑造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以之作为民众在公民大会现场所共享的认知基础。
德谟斯提尼主张，不能单纯依靠由外邦人组成的雇佣军(ksenoi)进行战争，雅典公民(politai)应该与雇佣军配合作战。他给出具体数字，例如，2000名步兵中，要有500名雅典公民；200名骑兵中，要有50名雅典公民。(37)德谟斯提尼解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雅典的财力不足以支持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对雇佣军自身缺点的考虑。他举例说明，雇佣军只是为了获取报酬而参加战斗，将军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便无法率领他们，其结果是雅典盟邦受到攻击，敌人却得以壮大。(38)因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要让将军做到令出必行，就必须给将军和士兵提供报酬，并且配备公民兵以监督战事。(39)
正是针对这项提议，德谟斯提尼将“演说”与“行动”转化为“法令”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因为公民大会法令(psēphisma)正是民众在参与政治商议的过程中通过听取政治家的提议演说而形成的政治认知的产物。(40)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奥林图斯辞》中曾经指出，如果不能付诸实际行动，公民大会法令就是毫无价值的(psēphism’ oudenos aksion estin)。他更以讽刺的口吻说，如果法令能够自动地迫使民众采取必要的行动(ha prosēkei prattein)，那么，民众本没有必要再通过许多法令；然而事实是，虽然有这些法令，民众却无所作为(ouden eprattete)。德谟斯提尼解释说，尽管在时间顺序上“行动”(prattein)后于“演说与表决”(legein kai kheirotonein)；但是，在效力上“行动”却重于“演说与表决”。他由此激励民众将他们在演说方面的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41)第一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在论及雅典需要筹备的军队规模时，则更以“法令”与“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对民众提出批评。他说，“在法令中”(en tois psēphismasin)，民众选择最大的军队规模，但是，“在行动中”(en tōi prattein)却连最小的规模都做不到。(42)因此，他要求民众在表决时(kheirotonēsete)必须意识到，他们不是以“法令和命令”(tois psēphismasi kai tais epistolais)而应该以“行动”(tois ergois)与腓力二世作战。(43)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令”与“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同“演说”与“行动”在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中的修辞作用是相同的，都是用于将民众塑造为“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提醒民众以这种角色意识来听取政治家的提议演说，商议城邦公共事务，并且做出政治决议。
同时，在第一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重申民众如果仍然热衷于听取政治家之间在演说中的互相攻击与谴责，就会丧失一切采取必要行动(tōn deontōn)的机会。他在此处批评民众这种不当的政治商议方式时，同样指出后者“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状态：kathōmeth’ oikōi。(44)其中kathōmetha的意思是“我们坐着”，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oikōi本义是“在家中”，这里则转义为“在自己的城邦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谟斯提尼接下去提到雅典人向外派出的将军，他说：“当你们把将军连同空洞的法令和来自演说台上的希望一起派遣出去的时候(hopoi d’ an stratēgon kai psēphisma kenon kai tas a po tou bēmatos elpidas)，你们的必要行动(tōn deontōn)并未实现。”(45)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要求民众不能只给出“空洞的法令和来自演说台上的希望”，另一方面又把它与“将军”并列起来，共同作为动词ekpempsēte(给出、派出)的宾语。(46)这里同时出现了“将军”、“法令”和指代公民大会演说的“演说台”，也就是说，在原先“演说”与“行动”以及“法令”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中，还蕴含着另一组对比，即“坐在自己城邦中的民众”与“被派出的将军”，或者可以概括为“商议者”与“将军”的对比。这也就是从“演说”与“行动”对应关系中引申出的两种不同政治角色之间的鲜明对比。
关于这组对比关系，德谟斯提尼指出，像“将军”指挥战争一样，“商议者”(tous bouleuomenous)应该负责指导实际的事务与行动(tōn pragmatōn)；但是，偏好演说而延误行动却是一种羞耻，因为“演说的魅力”(hētōn logōn kharis)于事无补，将有损于行动(ergōi)。(47)这说明，德谟斯提尼意识到，“商议者”与“将军”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的状态，其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军事事务的漠不关心。他批评说，民众表决选出各类军事长官，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市集广场上像泥偶一样进行表演，却不是到战场上作战。(48)德谟斯提尼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众只考虑自己在城邦中的舒适生活。他将雅典的节日庆典与军事筹备加以对比：前者有着财政支持和缜密确定的计划，后者不但缺乏财政供给，而且往往仓促进行，结果延误了“行动的时机”(ton tou prattein khronon)。(49)他还指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民众将战事的失利归咎于将军，导致将军经常受到审判，却不敢战死疆场，这也是可耻的。所以，德谟斯提尼最后提出要求，雅典民众应该作为公民兵参加战争，在战场上监督军事行动，这样，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便不再只是听取演说，而是亲历亲为，因此也就能够在掌握真相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城邦”(oikade)对将军进行述职审查。(50)这里的oikade与前面的oikōi相呼应，都是为了突出“在城邦中”作为“商议者”的民众与派遣在外的“将军”之间在政治职能方面的差异。德谟斯提尼提醒民众，这种差异不应演变为分裂，而需要通过行动加以弥合。对此，他在不久之后的第二篇《奥林图斯辞》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民众有必要实现koinon。(51)古希腊语中，koinon有“共同”之义，也就是说，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民众必须作为“一致的行动者”，采取共同的行动。
第二篇《奥林图斯辞》同样论及“商议者”与“将军”之间的分裂：民众派出的将军只为个人利益从事战争，将军与士兵获得报酬，城邦的公共事务却陷于困境；当民众审判将军时，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便仅根据他们的申辩演说而放过他们。(52)德谟斯提尼进一步指出这种分裂的严重危害：如果一部分人像暴君一样发布命令，另一部分人出资装备战舰、交纳战争税并且参军作战，再有一部分人则只是投票判决这些出资参战的人们，那么，任何必要的行动(tōn deontōn)皆无法实施。(53)此处所批评的已经不仅是“商议者”与“将军”之间的分裂状态，而且暗指参与政治商议和法庭审判的民众，他们与富有阶层以及参加战争的公民之间同样可能产生分裂。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到“法令”与“行动”的对应关系，再到“商议者”与“将军”的对立，最终引申出雅典公民集体当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具有不同政治职能的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分裂。正是针对这一现象，德谟斯提尼才要求民众在商议、演说与行动方面必须做到“一致”(koinon kai to bouleuesthai kai to legein kai to prattein)。(54)他在演说结尾用夸张的方式强调说，“所有人”(pantas)都要根据自己的财产纳税，“所有人”都要参军作战，“所有走上前来”(pasi tois pariousi)的演说者以及参与政治商议的听众也都要选择最好的建议。(55)德谟斯提尼对“一致”(koinon)的强调与对“所有人”的重复，都旨在弥合公民集体中的分裂，试图使公民大会现场的听众认同“一致的行动者”。
在第三篇《奥林图斯辞》中，德谟斯提尼提出了更具体的财政措施，建议将“观剧基金”(ta theōrika)用于军事筹备。所谓“观剧基金”是雅典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大约设立于公元前355年左右，主要用途是在节日庆典中向观看各种表演的雅典公民发放津贴，并且受到专项法律的保护，不得挪作他用。因此，德谟斯提尼在这里要求废除有关保护“观剧基金”的法律。(56)为了阐释这项提议，他特别指出，“观剧基金”是将本来用于军事的款项发放给“留在城邦中的人们”(tois oikōi menousi)。(57)我们注意到，此处再次出现oikōi，也就是重申了“城邦中”的民众与“城邦外”的参战者之间的分裂。这意味着，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观剧基金”正是导致这一分裂的关键因素，他甚至将“观剧基金”指斥为某些政治家用以将民众“囚禁于自己城邦之中”的诱饵，(58)这成为取消“观剧基金”的根本原因。遵循这种逻辑，德谟斯提尼最后自然会将自己的提议诉求于koinon，他建议说，应该使每位公民都能够根据各自对城邦所履行的职责，从“共同”的基金(tōn koinōn)中获得相应份额的报酬，这样可以为城邦确定一种“秩序”，无论是参加战争的士兵，还是参与审判的陪审员，或者任何按其年龄或机遇的需要而做任何事的人，都要遵守该“秩序”。(59)但是，德谟斯提尼的建议并没有立即为民众所接受，而是直到十余年后的公元前339年，雅典人才将“观剧基金”转而用于军事，(60)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实际行动抵抗马其顿，德谟斯提尼的政策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61)
三、“作为共同体的民众”
不过，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德谟斯提尼所运用的修辞策略的实际效果，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意向的改变和公民大会的表决实际上必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取决于某种修辞策略的单纯影响。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德谟斯提尼所面临的特定历史语境的时候，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他将雅典民众塑造为“一致的行动者”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并理解其意义所在。
从公元前3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到同盟战争(公元前357-前355年)的打击，雅典人接受了政治家欧布鲁斯(Eubulus)的政策，对外订立和平协定，将主要精力转向城邦内部事务，恢复雅典因战争而受创的经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利用“神圣战争”对希腊中南部城邦关系的干预也发生于这一时期，雅典人感受到马其顿的威胁，但是，在欧布鲁斯缩减开支政策的影响下，“神圣战争”以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之间订立《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而告终。这种对外避免战争，对内复苏经济的政策，其核心环节就是“观剧基金”的设立。它除了能够发挥经济作用之外，同时更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要意义，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凝聚力和公民身份认同的体现。根据德谟斯提尼后来的诉讼演说《使团辞》(公元前343年)的说法，欧布鲁斯在迫使雅典民众接受《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的时候，甚至将“观剧基金”作为其说服策略的王牌，以近乎威胁的口吻警告民众，若不接受埃斯基尼斯(Aeschines)和腓罗克拉底有关和平协定的提议，就只能以废除“观剧基金”为代价，必须二者择一。(62)和平协定最终果然获得通过，这说明，对“观剧基金”的维护在当时的确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这种状态应该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40年代末期。
德谟斯提尼的一系列《反腓力辞》和《奥林图斯辞》正是集中发表在公元前351年至公元前341年期间，也就是在他推行反马其顿政策遭受巨大阻力的时期。(63)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演说辞中所呈现出的必然是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最具说服效力的修辞策略。“演说”与“行动”的主题以及“一致的行动者”的角色塑造，便包含在其中，而且如此频繁的反复运用，可见它所受到的高度重视。如上文所述，德谟斯提尼为了实施反马其顿政策而提出的财政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观剧基金”的建议，将被视为对民主政治的破坏而遭受强烈反对，这会成为他在发表公民大会演说时所面临的来自于民众方面的最大阻力。于是，他一方面指责个别政治家利用“观剧基金”限制民众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才真正是剥夺民众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将民众的政治角色塑造为“一致的行动者”，从而为自己的提议寻求更坚实的依据，即古希腊城邦体制的根本原则。德谟斯提尼强调，民众之所以要采取一致的行动，是为了防止他所谓的分裂状态，从前面的引文来看，这主要存在于“商议者”、军人和负责审判的陪审员之间，也就是民众当中具有不同政治职能的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分裂，而正是此处所列举的这三种职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比喻为动物的灵魂。《政治学》中指出，类似动物灵魂的部分，就是战争职能(polemikon)、审判职能(dikastikēs)和商议职能(bouleuomenon)，它们或者由同一些人承担，或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64)由此来看，德谟斯提尼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民主政体，而上升到城邦得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同时，他要求“所有人”都为城邦履行相同的责任，其实就是要求承担不同职能的公民群体必须在行动中达成“一致”(koinon)，这也吻合于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城邦属性：它是一个“一致的共同体”(koinōnia)。(65)可以说，对城邦本质的这种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普遍认识，能够使德谟斯提尼的演说更具说服力。
关于这种修辞策略，因为德谟斯提尼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它在更广范围内的运用情况。不过，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证明德谟斯提尼对“一致”和“行动”的强调源于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传统。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为了说服民众发动西西里远征，也面临着与德谟斯提尼相似的阻碍，并且运用了与之相似的修辞策略。在记载其演说内容之前，修昔底德特别说明民众对亚西比德的一般看法：由于他热爱赛马，生活奢侈，具有很高的权势，又往往做出违法的行为，因此多数人担心他主张西西里远征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僭主。(66)亚西比德的提议演说将有破坏民主政治之嫌，所以，他在演说的开始部分首先为自己张扬炫耀的生活方式加以辩护，声称他参加赛马和提供合唱队捐助是为了提高城邦的名誉。然后他将话题转向讨论平等问题，他认为，能力和地位差异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当的。(67)我们知道，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68)而亚西比德的论调很可能会遭受民众的质疑。不过，当转入西西里远征的主题以后，他也像德谟斯提尼那样绕开民主政体，而诉求于更具普遍性的城邦存在的根本原则。他先是向雅典民众介绍西西里地区各城邦的劣势所在，特别指出，那些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想着如何利用演说(legōn)和暴动从公家获利，像这样的民众是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也不可能投入一致行动(es ta erga koinōs trepesthai)。(69)通过这种方式的描述，亚西比德将西西里各城邦树立为典型的反面形象，之后又以同样的标准对雅典民众提出积极要求：各种人——包括次等的、中等的和善于深思熟虑的人——只有联合起来才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而城邦也应当习惯于不以言辞而以行动(ou logōi all’ ergōi mallon)来捍卫它自己。(70)我们注意到，这里不但涉及“演说”与“行动”的对比，还更明确地表达出对“一致”原则的强调，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所公认的城邦属性及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在亚西比德的此次演说中构成修辞策略的关键环节，为演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从而强化其说服效果。德谟斯提尼则继承了这种修辞策略，将“演说”与“行动”的关系充分展开，并依据城邦的“一致”原则，使之最终演绎为对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在这一修辞传统中，他所提出的“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很可能会得到雅典民众的认同，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具体表现出来。
四、结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来看，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并且总是将“行动”与“演说”对立起来，对前者予以肯定，对后者则以某种方式进行批评。他在这种“演说”与“行动”的对立关系中论述“行动”问题，其效果是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演说现场，让他们意识到公民大会中的政治参与行为将对城邦的政治运作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也不断提醒着他们在这种场合所应扮演的政治角色。因此，“演说”被引申为民众的政治商议乃至陪审员的判决，而参军作战和出资纳税则成为“行动”的具体体现，二者同样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德谟斯提尼警告说，这种分裂将对城邦事务造成严重危害，以此表明民众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他实际上是要求不同的公民群体在承担各自的城邦职能时，互相之间达成一致。针对公民大会演说本身，德谟斯提尼则强调现场的民众必须作为“一致的行动者”来参与政治商议，目的在于引导民众从这种政治角色意识出发去关注城邦的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免受其他政治演说的影响，从而做出有利于城邦的决议，推动“行动”的实施。
更为重要的是，与某次个别演说中的劝勉、激励相比，民众的政治角色意识一旦形成，它对城邦政治运作的影响则更加深远。根据现存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来看，他在尽力说服民众接受其反马其顿政策的十余年间，不断以同样的方式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角色，在此过程中，他将每次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与城邦政治原则和社会问题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并且反复重申。这一方面使民众在每一次参与政治商议时得以反思那些普遍原则和社会问题，理解自身在城邦政治生活整体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通过不断地参与政治商议实践逐渐形成长效性的政治角色意识；另一方面，这种角色意识作为民众政治商议实践的认知基础，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邦政策的总体趋势。我们有理由认为，经过德谟斯提尼十余年的努力，雅典民众的凝聚力得以维系，为他们日后终于以实际行动接受反马其顿政策提供了某种保障。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文着重从古希腊演说术修辞策略的角度，尝试探讨德谟斯提尼如何通过公民大会演说来塑造雅典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及其对民主政治运作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而笔者所分析的这些演说辞也的确反映出政治家试图调控和矫正民众参与城邦政治商议的方式。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演说在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这种保障功能的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内在特征的集中体现。演说对于雅典政治事务所发挥的实际影响，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民众的表决——即演说与民众意愿的相互结合——得以最终实现。民众的阶层利益关系和政治参与状况的变化，也会左右着演说能否产生积极作用的程度。国内学者已经对此问题给予关注。(71)不过，由于史料的限制，无法完整复原雅典民众进行政治决策的具体过程，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考察造成了主要的障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将古希腊演说辞中重要的修辞策略与雅典城邦的社会和制度背景充分结合，从更为广泛的视角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如何通过演说实现其自身运作和自我调节，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民主政治与演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方式，这将成为笔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注释：
①西方学者对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这一论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以芬利(Finley)于1962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雅典民众领袖》为开端的。芬利注意到掌握演说术对于政治家获得领袖地位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他主要从制度角度讨论了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各主要机构运作中的核心地位。(见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ast and Present，no.21[Apr.1962]，pp.3-24)该文具有开创意义，而关于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更为深入的研究，则需建立在对存世演说辞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们在借鉴和吸收西方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问题，例如晏绍祥《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蒋保《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李尚君《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
②戈德希尔的表演文化研究思路详见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eds.，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15；Simon Goldhill，"Literary History without Literature：Reading Practices in the Ancient World，" SubStance，vol.28，no.1，1999，pp.57-89.赫斯克的主要论著：Jon Hesk，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4-5；Jon Hesk，"The Rhetoric of Anti-Rhetoric in Athenian Oratory，" in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eds.，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p.230.
③欧博尔对这种研究思路的早期尝试是其代表作：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之后他又对此进行了更新的阐发，见其论文集：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4-11.
④参见Douglas M.MacDowell，Demosthenes the Orato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5-7.
⑤关于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的情况，参见R.D.Milns，"The Public Speeches of Demosthenes，" in Ian Worthington，ed.，Demosthenes：Statesman and Orato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205-223.
⑥本文所使用的德谟斯提尼古希腊语文本为牛津新版校勘本：Demosthenis Orationes，edited by M.R.Dilts，Tomus 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同时参考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Demosthenes，vol.I，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H.Vinc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
⑦Homer，Iliad，9.443，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M.M.Willcock，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96.在荷马史诗中，相当于古典时代的logos的词汇是muthos。
⑧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139.4.笔者所使用的修昔底德古希腊文本为牛津校勘本：Thucydidis Historae，tomus prior，Oxonii：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1900，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Thucydidis Historiae，tomus posterior，Oxonii：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1901，second edition 1902，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1949，1953，1956，1960，with revised index nominum 1963，1967，1970，1976，1979.
⑨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144-145.
⑩Harvey Yunis,Taming Democracy: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74.
(11)Euripides,Alcestis,339,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avid Kovac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2)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67.6.
(13)关于雅典与马其顿的矛盾，参见Edward M.Harris，Aeschines and Athenian Politic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2-43; Raphael Sealey，Demosthenes and His Time：A Study in Defeat，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4-108；Douglas M.MacDowell，Demosthenes the Orator，pp.210-211.
(14)Demosthenes,Philippic Ⅰ,2.
(15)Demosthenes,Philippic Ⅱ,3-4.
(16)Demosthenes,On the False Embassy,184.
(17)Demosthenes,Philippic Ⅲ,2.
(18)Demosthenes,Philippic Ⅲ,3.
(19)Demosthenes,Philippic Ⅲ,4.
(20)Vincent Farenga,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Individuals Performing Justice and the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545.
(21)关于parrēsia，可以参考萨克森豪斯(Saxonhouse)最近的讨论，他指出，不能将parrēsia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权利，因为它所体现的不是民众被赋予了言论的权利，而是民众主动地掌控言论。见Arlene W.Saxonhouse，Free Speech and Democracy in Ancient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85-99.
(22)古希腊人习惯于在两个并列句或并列短语中分别使用小品词men和de，一般用来表示这两个并列句或并列短语在意义上的对比。
(23)Demosthenes,Philippic Ⅲ,54.
(24)Demosthenes,Philippic Ⅲ,67.
(25)Demosthenes,Philippic Ⅲ,54,67.
(26)Demosthenes,On the Peace,2.
(27)Demosthenes,On the Peace,12.
(28)Harvey Yunis,Taming Democracy: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pp.249-255.
(29)Demosthenes,Philippic Ⅲ,75.
(30)Demosthenes,Philippic Ⅰ,9-10.
(31)Demosthenes,Philippic Ⅰ,10-11.
(32)Demosthenes,Philippic Ⅱ,3.
(33)Demosthenes,Philippic Ⅱ,5.
(34)Demosthenes,Philippic Ⅱ,1.
(35)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38.4.
(36)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38.7.
(37)Demosthenes,Philippic Ⅰ,19-22.
(38)Demosthenes,Philippic Ⅰ,24.
(39)Demosthenes,Philippic Ⅰ,25.
(40)雅典人将他们的公民大会法令(psēphisma)又称为dogma，后者来自于动词“认识”(dokeō)，可见，公民大会法令被视为民众所达成的某种认识。
(41)Demosthenes,Olynthiac Ⅲ,14-15.
(42)Demosthenes,Philippic Ⅰ,20.
(43)Demosthenes,Philippic Ⅰ,30.
(44)Demosthenes,Philippic Ⅰ,44.
(45)Demosthenes,Philippic Ⅰ,45.
(46)Demosthenes,Philippic Ⅰ,45.
(47)Demosthenes，Philippic Ⅰ，38-39，引文中tous bouleuomenous，洛布古典丛书译作“政治家”(statesmen)，见Demosthenes，vol.I，p.93.笔者认为这种译法不准确，tous bouleuomenous直译为“商议者”，在范围上不仅包括政治商议过程中进行提议的政治家，也包括出席公民大会的其他民众，例如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38.7.
(48)Demosthenes,Philippic Ⅰ,26.
(49)Demosthenes,Philippic Ⅰ,35-37.
(50)Demosthenes,Philippic Ⅰ,47.
(51)Demosthenes,Olynthiac Ⅱ,30.
(52)Demosthenes,Olynthiac Ⅱ,28-29.
(53)Demosthenes,Olynthiac Ⅱ,30.
(54)Demosthenes,Olynthiac Ⅱ,30.
(55)Demosthenes,Olynthiac Ⅱ,31.
(56)Demosthenes,Olynthiac Ⅲ,10-11.
(57)Demosthenes,Olynthiac Ⅲ,11.
(58)Demosthenes,Olynthiac Ⅲ,31.
(59)Demosthenes,Olynthiac Ⅲ,34-35.
(60)FGrH 328 F 56a.笔者所用为CD版本：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CD-ROM edition，Brill，2005.有关“观剧基金”制度的讨论，参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p.514-517; Raphael Sealey,Demosthenes and His Time:A Study in Defeat,pp.256-258;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 and Ideology,Oxford:Blackwell,1990,pp.98,263-264.
(61)包括改革战舰捐助制度，废除雅典与马其顿之间的《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与忒拜建立联盟，并于公元前338年与马其顿开战，即喀罗尼亚战争。参见Demosthenes，On the Crown，73，102-107，139；Aeschines，Against Ctesiphon，55，222；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9；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ⅩⅥ.77.2，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Raphael Sealey，Demosthenes and His Time：A Study in Defeat，pp.179-193.
(62)Demosthenes，On the False Embassy，291，并参见Gottfried Mader，"Pax Duello Mixta：Demosthenes and the Rhetoric of War and Peace，" The Classical Journal，vol.101，no.1，2005，p.15.
(63)关于德谟斯提尼存世演说辞的时间排列，参见Douglas M.MacDowell，Demosthenes the Orator，p 12.汉森推测，德谟斯提尼的存世公民大会演说辞之所以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可能是由于当时雅典民众并未接受他的反马其顿政策，故而以文本形式发表演说辞，用来宣传自己的政策，而到公元前330年代民众普遍接受其政策时，则无需再发表这类演说辞。见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 and Ideology，p.7.关于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写作目的的问题，还可以参见亚当斯(Adams)在更早的时候所进行的讨论，Charles Darwin Adams，"Are the Political 'Speech' of Demosthenes to Be Regarded as Political Pamphlet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43，1912，pp.5-22.
(64)Aristotle,Politics,1291a25-30,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
(65)Aristotle,Politics,1252a1-5.
(66)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15.3-4.
(67)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16.1-4.
(68)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有关平等问题的讨论：Aristotle，Politics，1280a10-25.
(69)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17.3-4.
(70)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18.6.
(71)参见晏绍祥：《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