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化与论文,试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1999)01-0033-04]
中国现代化进程异常的曲折、艰难、缓慢，这是众所周知的。以往我们把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往往单方面归咎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近年以来，我们已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但现代化自身的问题究竟有哪些方面，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对此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对于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东西方各国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有些国家与我国有着很多相似的客观社会环境，而发展却比我们快得多，原因何在？关键是因为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它应是包含社会各方面共同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简单地说，它是涵盖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价值体系、科学文化等）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从我国现代化的发生及发展情况看，它从一开始就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其发生之初及其发展过程中，有较明显发展的主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始终未能跟上现代化步伐。这就造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畸形发展的特性。这正是我国现代化艰难缓慢的根源所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些探讨，以期获得有益于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为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理论的依据。
一
实际上，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万历年间即明朝中后期的江南等地的丝织、棉纺、陶瓷等手工业部门就已出现，在少数冶铁、造纸等部门亦可看到一些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为何资本主义萌芽早在16世纪即已发生而直到19世纪中叶仍没能迅速发展起来呢？这主要是由于构成中国封建经济核心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以及土地自由买卖和高额地租率，决定了商业资本对旧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分解作用非常有限。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即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采取种种严格的限制政策（即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严重阻碍作用。直至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多年的中国大门，西方资本主义随之侵入中国，迫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特别在沿海地区，主要由于适应殖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城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这在客观上促使已经萌芽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然而这种经济因素在当时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在此基础上自然发生，而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中产生的。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终于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袭击之后逐渐清醒过来，开始正视国家的贫穷落后和愚昧，痛下决心要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于是便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客观上，中国的现代化便从此起步。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由内部因素促成的自发的结果，而是由外部刺激引发及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正因为此，中国现代化的发生，缺乏必要的准备过程和坚实的基础。然而物质层面的基础相对来说是较容易获得的，困难的是精神意识层面的基础绝非短期内所能铺就。
相比较而言，西方及东方一些资本主义的发生都经历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逐步过渡的历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技术的、产业结构的等多方面物质形态的准备和发展，而且还包括精神、文化系统的转换与认同。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文明走向现代化之时，精神文明亦朝着现代化方向转变，并发展成与工业文明相辅相成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它和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的，并肩向前迈进的，这就如一叶小舟使双浆划行。尽管在其现有的现代精神文明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文明的、有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容，但它毕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即使是东方一些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尽管其在现代化之初也缺乏相应的精神方面的基础条件，但在其现代化之初特别是在之后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相继紧跟其上，终于亦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的局面，从而使其现代化较快地获得了成功。而中国的现代化在初始阶段的发展进程中，不仅缺乏相应的精神文明的推动，反而还遭到传统的封建的精神文化的抵制和束缚。在中国步入现代化历程之初，中国的文化不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结构看都属于原有的农业文明，它与现代工业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必然不适应现代化需要，并与之发生冲突。洋务运动所遇到的困难及障碍就充分反映出这种不适应和冲突。首先，洋务运动遭到很多人反对，例如一些朝廷重臣指责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和学堂是“用夷变夏”、“奉夷人为师”。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缺乏变革意识，仍为封建落后的政治、思想、文化所禁锢。即使在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激励下，一部分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一些工场主也开始使用大机器生产，但这仅仅是开始，且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这些工业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同时，更多的地主商人的投资仍注重于土地而不是企业。可见，重农抑商思想仍占重要地位。其次，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即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企业也存在着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而这亦正是洋务运动不能达到其目的的致命原因。
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一方面不利于现代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激烈的冲突才导致传统文明本身的进一步变革。事实上，自洋务运动以后，传统的思想文化已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在经历了维新运动这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以后，这种变化就更深入了，传统文化发生裂变的条件不久也已具备。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和革命实践活动，使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日益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理智，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传统文化也作出了较深刻的改造。正是由于精神意识方面的这种不断的变革，加上其他方面因素的作用，就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几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但这种思想文化变革本身并非是满足、适应中国整体现代化需要的变革，相反，这种变革进入了无序的状态（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愈变愈不成体系，愈变愈使普通的民众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迷惘甚至出现信仰危机。本世纪20年代以后，尽管思想文化界的论争、中西文化冲突仍十分激烈，但都处在次要地位，且服从于政治斗争，因而几十年里始终未有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建成，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在原有不发达水平上徘徊，甚至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的30、40年代，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统治者不仅不弘扬现代民主、科学的精神文化，相反却大肆宣扬尊孔读经及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我国的民族经济濒临倒闭、破产。直至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才逐渐具备了建设现代经济和文化的主客观环境和条件。从50年代起，我们一方面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一方面开始大规模的土改及经济恢复工作，并进行了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造工作，逐步建立起了新中国的新型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同时，大力摧毁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设施；取缔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经济领域则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通过两三年的努力，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基本禁绝，社会风尚、群众觉悟有了极大提高，这一切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
纵观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如上所述，中国现代化历程所走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和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激烈斗争和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也可以说，只要对旧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并有所创新，或展开激烈的中西文化论争，则结果必然会推动我国经济现代化（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前迈出较大步伐。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近代中国精神文明的变革发展中又存在着这样两个互相矛盾着的方面：一方面，它的每次变革都对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变革的不深刻或不成功，又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近一个世纪的近代化历程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总是缺少精神文明的有力的推动，始终未能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因而未能形成现代化本身所必需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社会进步机制。那么，近代以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为何久治不成，其根源何在？弄清这个问题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大有裨益的。究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中国特殊的、复杂的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外，根源还应是在主体条件方面，如主体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方式方法等改革前提条件的缺陷乃至失误等。
首先，关于主体条件的不成熟。中国的现代化既然是在外力的刺激与促发中肇发，带有突发性，缺少过渡准备期，那么，思想文化的变革也必然无所准备。近代中国的精神文明是在西方文化侵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尖锐激烈的冲突之后被迫走向现代化的。既然是被迫的，那么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条件的不成熟性。而现代化不是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有产物，它虽具有民族性、地区性，但现代化毕竟是一个世界性概念，是所有民族国家所追求的共同目的，因此，它带有一些普遍的本质条件和要求，否则，任何现代化都难以顺利发生和发展。其中如人们（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现代化的实践者等）的思想观念、认知水平以及科技文化水准等。就这些条件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整体上讲都是不成熟的。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及以后，其中具备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人才是少之又少的，即使是站在改革前沿的那些先进分子们，或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系统而正确的了解和认识，或由于受旧式思想文化熏陶至深等原因，而与现代化正常发生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另外，在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后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整体文化水平一直是极其低下的。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缺少或根本未受过文化知识的教育，他们对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没有切身体会，而且连起码的了解都没有，这就绝难造成一种追求现代文明的风尚。
其次，由于主体条件的不成熟导致了近代中国在文化变革的有关前提如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缺陷甚至错误，而这一点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更是至关重要的。
近代中国历次文化变革似乎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冲突，如何把中西文化有机结合这一主题而展开的。然而近代的那些先进分子首先存在这样一个缺陷，即对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缺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造成他们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无法找到正确定位而出现偏激等缺点，因此，就无法使我国的文化建设像日本、新加坡等国那样将“外部传导性转化为内部创新性”，而成功地走上现代化道路。从我国现代化的发端——洋务运动来看，洋务运动实际上启动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但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伦理纲常却本能地加以捍卫。如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晚清文选》，上海书局1987年版，第105页。），这实际上规划出了其后三、 四十年洋务运动的纲领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失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仍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主张在文化变革的力度、速度方面应缓慢、渐变；在文化变革的内涵方面，主张变与不变的统一，认为传统文化的器用层面及制度层面的外延部分应当变，而伦常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核心部分则不可变。然而事实是洋务派所坚持的“体”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属于前现代主义的范畴，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可以说，这种“体用”说正是中国现代化初试时即不能成功的致命原因之一。而且这实际上是用区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办法，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冲击，如何自变自存的难题。这种方法实属形而上学，割裂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因此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属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维新志士们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通过一个没有实力的阶级、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封建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正是由于维新派们把向封建皇帝上书言事作为其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这就决定其不可能在思想深处来抵制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也根本不可能把文化运动推向深入。在20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以文化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东方文化派，创立了“新儒学”体系，这不仅在近代而且对当代的中国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派人士对现代化的本质的认识是有相当深度的，认为科学技术和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全部本质。他们注意到现代化既体现在科技方面，又体现在人伦方面，认为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又必须改造传统。然而他们对传统似乎情有独钟，尽管他们也讲改造传统，认为“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注：《思想与时代》创刊号1941年，转自《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8页。 ）但他们的改造是在肯定传统具有超时空条件制约的绝对的生命活力的前提下，对之作出修补和诠释，并未涉及深层核心。所以尽管他们真诚地努力地去促使传统与现代化的有机契合，但终于不免陷入失望之中。总之，从洋务运动的“体用派”直到“新儒家”这些可归属为保守派别的思想文化的变革者们，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都缺乏深刻认识，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归结为精神的、内向的、伦理的方面，而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长归结为物质的、外向的、科学的方面，这实际上是割裂了物质与精神。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正是这种认识的充分体现。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高潮，它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然而辛亥革命如维新运动一样，主要着重于政治及其思想领域，在精神文明及其他领域的革命未能深入。直至1915年，一部分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古今中西之争的又一历史性高潮，它是对维新运动中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论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就其论争内容看，东西之争侧重于文化领域，且更为深刻。领导这次运动的主流派即是“新青年”派，或可称之为全盘西化派。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民主、科学的人文精神引入中国，加以高扬，提倡人权、平等、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等，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古老的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这场运动无疑地把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推向了深入。然而在激烈的东西文化论争中，主流派们所使用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使之不能与广大工农民众结合，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另外，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等特征，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不加区分地一笔抹杀，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这都造成了此次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而且，由于时局的变化，这场运动未能持续、深入下去。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历次思想文化的论争及其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主体条件及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欠缺，最终未能完成中国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任务，并成为我国整体现代化的一大难题。这一难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这就要求今天的中国人担负起并完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以历史为借鉴，以现实为依据，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否则，我国现代化将失去一个绝好的时机而重蹈被世界所抛弃的覆辙。
收稿日期：199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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