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与服务业非均衡发展研究——服务业会走向Baumol陷阱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业论文,陷阱论文,走向论文,工业论文,Baumol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1)06-0100-07
一、引言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存在特殊路径，并不遵循国际上经济服务化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该现象让诸多研究者感到费解。在国民经济中服务增加值比重并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而种种迹象显示服务消费已显露出“成本病”；我国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提升了参与国际分工的制造业优势，进而“角色锁定”，服务业面临抑制发展。长期以来，“工业导向”为主的要素配置模式造成了工业与服务业的非均衡发展，财政公共支出的结构更倾向于工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投入，而忽视“民生关联”的服务业财政投入；生产要素大量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对服务业产生了“挤出”效应。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但是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滞后不容忽视，未来应倡导和谐均衡的科学发展理念。鉴于此，本研究着重从三个层次(两部门特征因素、分工参与度以及制度因素)来考察工业和服务业的非均衡发展问题。
从制造业与服务业非均衡发展的相关文献来看，多数经验研究侧重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识别，尤其通过Leontief(1951，1953)的投入产出表来估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需求供给关系；部分学者借此给出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结构变化的要素供应链关系模式。具体来说，如Savona和Lorentz(2005)通过结构分解方法(SDA)将经济划分为13个子部门来考察中间品投入系数、最终品需求和国外需求对部门结构的影响。Lorentz和Savona(2008)也强调在发达国家内部，中间品需求变化对部门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而该因素被Baumol支持派所忽视。因此，更深层次的分析强调技术进步对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并制约部门结构变化。Lerena和Lorentz(2004)从微观企业行为来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动态变化；Lorentz和Savona(2008)则进一步借助Kaldor(1957，1966)的累积因果关联，扩展了前者的微观基础模型，强调微观企业的技术选择可以成为宏观经济结构变化的约束条件。
程大中(2004)基于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模型的经验考察，发现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其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严重的“成本病的存在”，主要由于国内服务需求缺乏相应的价格弹性，中国服务业及其各部门占GDP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不同变化。但是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我国服务需求存在较低的价格弹性，也没能在制度上考察我国“服务业发展缓慢之谜”。当前的学者正开始从多方位来分析服务业和制造结构失衡的原因，王珺、殷宁宇(2007)研究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出偏向正常结构水平，二、三产业的失衡发展不能完全归于文化因素，其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研究发现，要素市场相关的领域改革滞后以及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冲动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主因。江小涓、李辉(2004)认为，“统计口径的影响”、“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的影响”、“低消费率”、“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低”、“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是我国服务业滞后的原因。就国际分工视角来看，程大中(2008)以服务进出口比重来衡量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经验研究显示出我国存在“逆服务化”倾向。王珺、殷宁宇(2007)强调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和一般模式有所偏离的条件下也可以高速增长，其中跨国公司推动中国制造、在母国服务的国际分工模式，使我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江小涓(2008)从分工理论角度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都适用于分析服务业全球分工，并进一步提出商品和服务都可还原为要素组合的观点，使理论更具一般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服务全球化的特征和规律，论述了服务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二、工业与服务业非均衡发展模型
三、变量选取、样本和估计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侧重于两个层次来选取指标，分别为产业结构(工业与服务业比重)和产业转型系数。我们基于Baumol修正模型的方程(6)，总体上给出影响供给和需求面的内部经济结构因素以及一组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的对外导向变量，同时纳入一组制度控制变量(针对模型未能解释的相关缺省变量进行补充)，描述如下。
本研究样本为省份层面的经济结构性发展指标，时段为1998-2008年；主要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省份服务贸易指标来自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以及个别省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失衡的因素估计
针对本研究的样本特征和估计的需要，我们对样本进行必要的细分，设置Ⅰ、Ⅱ、Ⅲ和Ⅳ四个层次样本，分别为总体省份样本(1996-2008)、分时期省份样本(2000-2008)、分时期省份样本(2007-2008)和全国总体样本(1990-2008)，基于Baumol修正模型的方程一共做了7组OLS回归。
首先我们针对全样本Ⅰ纳入所有变量进行估计，发现回归1中部分变量不甚显著，考虑到农业产值、农业就业比重和进步率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我们剔除相关不显著变量重新给出了基本的回归2，发现方程拟合优度增加，且总体表现良好。各变量的解释分析如下：
(一)基础变量的解释
1.相对生产率lnb。该变量在基础回归中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与产业转型保持一致的方向，这意味着服务业的相对技术进步对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明显；而分时期样本Ⅱ的回归系数则较高，这可能表明进入21世纪后我国服务业相对生产率对产业结构转型的解释力反而增强了。同时，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于，我国“三产”与“二产”的相对生产率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就不断扩大，该现象与国际的经验规律相悖(即两者的相对生产率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趋于接近)。③反常的生产竞争格局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相伴随，而产业结构转型对相对生产率越来越敏感，更体现了服务业相对生产率提升的紧迫性。
2.农业进步
Ⅰ和Ⅱ。两个农业进步指标分别进入基本回归2和3，表现一致为负(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似乎验证了修正模型的均衡结论。伴随着农业进步的推力，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转移并不断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农业进步对工业的带动作用要大于服务业，如大量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这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体现技术进步率的变量Ⅰ和体现要素配置效率的变量Ⅱ在解释力上略有不同，前者要高于后者；时期子样本的回归4和5则显示变量系数为正(且不显著)，也表明新时期农业进步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出乎意料。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新时期农业进步对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在减弱，且我国经济趋于向“刘易斯拐点”逼近，因而原有的部门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要素比例突破了Baumol均衡，三个部门在要素重新配置中，农业进步更加有利于服务业的增长。
3.恩格尔系数lnμ的考察。该变量总体表现较为一致，显著性较佳，基本显示了需求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相关性。当前，我国居民在住房、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越来越高，“需求结构软化”体现了人们从物质消费趋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精神文化需求)，需求引导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力客观存在；除了居民，企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也不断上升，如对产品研发、信息咨询、金融服务等的需求潜力也不断释放。
4.城市化urban的影响。城市化率进入了所有的7组方程，多数显著为负，表明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没有积极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甚至起到抑制作用。
(二)分工参与度的考察
1.国内分工度。国内分工度的估计系数在多组回归中表现不一致，且多数未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这体现了国内省份间贸易分工对产业转型升级没有造成影响，或者影响不确定。由于我们选取了服务和货物净流出率作为国内分工度的替代指标，而没有细分服务和货物各自的分工度，可能造成了估计结果的不确定性。从逻辑上来看，我国不同省份在跨区域分工中扮演了不同角色，部分省份为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地区，而部分省份为制造业强势区域，如东部沿海，还有部分区域为农业传统强势，鉴于估计没能分区域样本考察，这也限制了估计的稳定性。
(三)制度变量的考察
1.樊纲指数Fan-index。从市场化进程指标的回归表现来看，系数为正，但解释程度和显著性均较弱，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尽管推进市场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但结论的可靠性并不强。直观来看，推进市场化是否一定能够正面促进产业升级呢？国际上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市场机制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呈现出较为一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工业化加速期的市场化进程对第三产业的促进具有某种“历史规定”(刘伟、杨云龙，1992)。相关学者认为，即使在发展中国家，该“历史规定”也该存在。如王珺(2007)通过比较若干转轨国家转轨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发现，转轨后此类国家在农业比重继续下降的条件下，工业比重大幅下降，服务业比重大幅度上升；然而由于制度的特殊性，该“历史规定”在中国很可能是失效的。值得强调的是，如果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停滞不能归因于“真实市场化进程”的缓慢，那么一定存在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在无形干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2.国有企业比重。显然制度因素与政府行为是分不开的，我们有理由认为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能够施展影响力，从而实现其行政意图；国企比重越高的省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越强；符合预期的是该变量较为显著一致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存在产业部门的差别，总体上工业部门快于服务部门，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工业部门得以充分发展，而缺乏多样所有权机制的服务部门依旧处于较为单一的国有体制(甚至垄断经营)，服务部门按照计划指令经营，依靠财政补贴生存，这造成产业竞争不足和体制僵化，进而导致发展滞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归因于政府的经济粗放增长发展战略，由于GDP导向下的发展通过工业拉动来得更有效；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生产资源向工业部门配置，从而限制了要素资源流向服务业，最终导致扭曲的产业结构，我国很可能进入了制度化的“Baumol陷阱”。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Baumol修正模型，本文扩展了工业与服务业非均衡发展的因素集，探讨的变量分三个层次：(1)基础的行业相对进步指标以及两部门需求供给指标；(2)国际国内分工参与度指标；(3)国内制度因素。针对我国专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的经验估计，我们进行了细分样本的多组稳健式回归，并得出诸多有意义的结果。首先，服务业相对工业的生产率有利于产业高级化转型，而农业进步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前期具有抑制作用，新时期样本则表明产业升级对农业进步具有正向敏感性；居民的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也具有正向作用，恩格尔准则依旧发挥作用。其次，国内分工度不存在一致的产业结构影响力，而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战略显著地限制着我国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我国长期存在的制造优势被“锁定”，进而要素配置更加集中于制造部门，并阻碍了服务部门发展。最后，市场化进程对产业转型的推动力尚难观察，也不能回避“真实市场化进程”滞后的可能性，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可能成为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阻力。
我国“十二五”规划指出，当前及未来应该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发展服务业，注重一二三次产业协同进步，推动经济走向和谐的科学发展之路。本研究存在多方面的政策含义，既要强调未来的服务业相对生产率的提升，也要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注重部门间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更具根深蒂固性，可渐进引导消费理念走向软化的服务需求。解放束缚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如建立公平自由、规范的服务业市场准入规则，打破垄断壁垒；规范税费以及市场化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从而调整“工业偏向”的要素配置扭曲机制。此外，还要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强调物质财富的粗放经济社会向“高技术、软消费、善教育、强文化、重保障”的多元化服务型社会转变，避免服务业走向制度性的“Baumol陷阱”。
注释：
①工业品和服务品的总需求分别为
。
②除涝面积(亿平米)、治碱面积(千公顷)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千公顷)的算术平均值体现。
③郭克莎(1999)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生产率之比有所缩小，而90年代这一差距大幅度扩大，1997年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只有工业的1/3多一点。
④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合同FDI金额10966.09亿美元，在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94％、68.27％和29.79％。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FDI共606.30亿美元，第二产业的比重为75％，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达到71％，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只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