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视角前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对21世纪？这是近年来我国民族学界一直在探讨的热门话题。笔者不揣浅陋地拟从比较的角度，依据自己近几年在教学科研以及对外学术交流中的一些感受与体会，谈点对中国民族学未来发展趋向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对民族学／人类学“重新把握”的趋向
本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整个国际人类学界都在关心和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学家在当今世界上应当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描述这个纷繁万变的世界？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间产生的，而是同近二十年间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巨大发展、变迁密切相关的，并且也同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变迁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学者戴维·哈尔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判断：“大约从1972年开始，在文化方面发生了如同政治经济方面那样显著的变迁。”他把这种变迁同风靡全球的灵活的资本积累的新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人类社会从此便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发展阶段。（注：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iackwell.1989.第7页。）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亦多次运用独特的天、地、人“三才分析法”，指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历来同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局势密切相关，并着重讲了应顺应时势发展之“天时”的问题。费老在北大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班典礼上语重心长地讲过一番话：“希望在座的年青一代能看到当今的世界局势正在进入另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一个出现‘全球村’的时代。也许正在这个时候‘鸿蒙’又在找它的借手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辜负了这个‘天时’。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从区位优势来看地利，研究这门科学很可能要到东亚来找它的新兴宝地了。”（注：费教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引自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第V-V 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时代变了，民族学研究的方向自然也要随之而变。从我国大陆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民族学基本上已同人类学不存在大的差异，完全可以从国外同行的关于究竟应如何“变”的探讨中得到一些启示，然后依据自己的实际去具体操作。
美国在当今国际人类学界居于一种“执牛耳”的地位，美国人类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对我们可起一定的借鉴作用。1993年春，我们应福特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交流考察。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美国研究学院的新书架上，看到了新近推出的《重新把握人类学》(Recapturing Anthropolopy)一书。由于在此之前曾有密歇根大学的Beth Norta博士等多位学者向我推荐过此书，我就抓住机会同该院院长及出版社长商谈翻译出版事宜，结果十分顺利地获得了免版税出书权。回来立即组织我院历史系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开始着手译书工作，并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基金的重点资助，于1994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该书共分为十章：
一、导言：当前的人类学；二、人类学和野蛮人的位置；三、迷人的历史决定论；四、供借鉴：坚定的后现代；五、重写文化；六、关于一种近乎新的文化史；七、典型、种族划分和先驱的民族志；八、反文化著述；九、认识美国；十、全球的民族志概况。
正如该书的主编、杜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理查德·G·福克斯(Ric-hard G.Fox)所说，为了完成对人类进行“重新把握”这一艰巨任务，人类学家“……必须重新进入的是一个并非由我们所造就的世界，——而是一个更像是造就了我们的世界。”（注：理查德·G·福克斯主编，和少英等译：《重新把握人类学》第1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既然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人类学家只有更好地顺应时势才可望有所作为。因此，为了达到“重新把握”这门学科之目的，人类学家们自然也就各抒己见地开出了各类药方。其中，以理查德·G·福克斯的“回到文化史去”的主张，格伦海姆·活特森的“重写文化”的主张，以及谢莉·奥特纳等人提出的从“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入手为人类学规定一个新的工作场所等主张最为引人注目。此外，这本书还提出了人类学家在新形势下怎样做田野工作，如何贴近现代生活，以及如何撰写出新的民族志等问题，给我们不少启迪。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自然也面临着一个对本学科进行“重新把握”的问题，关键之点是找准切入的角度与站在适当的高度，然后脚踏实地去开展工作。
二、学科涵盖范围扩大的趋向
江泽民主席在近期访美时曾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比较的视角看一看这两国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存在的差距，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从人才培养的方面来看，拥有近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有大学1000所，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的院校现仅有中央民大、中山大学以及中南民院三所，而且并不是每年都招收学生。两亿人口的美国则有3500所大学，其中设有人类学系的大学就有近500所（即几乎是中国拥有大学数量的一半！），这些人类学系每年都招收着各层次的学生，其毕业生人数为我国的数百倍！（注：笔者据《全美人类学会年鉴》等资料整理。）
再从课程设置方面来看，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迄今尚未建构起来，很难为各院校的民族学／人类学系或专业提供较为行之有效的设课参考框架。教材缺乏，课程单一，内容陈旧，致使这门学科逐渐失去吸引力。云南民院十年前在西南五省区中率先设立民族学专业并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生时，就已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困扰，这一困扰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国内其它兄弟院校民族学／人类学系或专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设立了人类学系或人类学专业的院校，几乎没有一家能按照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把课程开全，有的已实行隔年招生或干脆停招本科学生。……
反观美国的情况，自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博厄斯学派崛起以来，高等院校的人类学主干课程设置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从一些名牌大学人类学系的现实情况看，所开设的课程竟达百余门之多！这些课程主要涵盖了这样七个大的方面：1、人类学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史。包括“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等课程。2、社会—文化人类学专题。设置了“社会组织与动力”、“社会变迁的理论”、“象征与仪式”以及“婚姻与家庭”等课程。3、语言人类学。设有“语言与文化”、“语言的田野方法”、“语言人类学”与“社会语言学”等课程。4、民族学与民族志。除开设有“民族学概论”、“民俗学导论”和“世界文化区划”等基础理论课程外，还有“海外华人”、“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非洲文化”之类分地区、分专题的课程。5、考古学课程。开设了“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人类的起源”和“北美考古”、“东南亚考古”等课程，并侧重于一般性知识的介绍与考古发掘场所的实地观察。6、生物人类学与体制人类学。主要设置有“生物人类学概论”、“体制人类学”以及“人类社会生态学”之类的课程。7、独立研究课程。这类课程一般限定了只准研究生与高年级学生选修，主要讲授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技能方面的知识，并由教师个别指导学生独立完成田野调查和撰写出调查报告或学位论文。由于这些课程涵盖面较广，不仅能够拓宽本专业学生的知识面，使之毕业后易于找到同所学的课程多少有些关联的工作，而且还可吸引其它专业的学生前来选修，进而扩大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影响。（注：笔者据《全美人类学会年鉴》等资料整理。）
众所周知，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传授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只要我们能在这方面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上下一番功夫，就可以使这门学科目前这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有所改观。我认为当前亟需要做的便是尽量消除由我们自己设置的壁垒或“自我封闭体系”，尽力扩大民族学／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涵盖面，顺应新一轮“文化热”的潮流适时将它推向社会。全国各地从事这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人本来就很少，如果再人为地划分你是搞“民族学”的，而他是搞“人类学”的，你搞的是“学术研究”，他搞的是“政策研究”，恐怕不会使这门学科兴旺发达。
回顾民族学／人类学这门学科传入我国以后几十年来的发展史，提倡涵盖面较广的“大民族学”才会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派”与“北派”学者学术重点的转移倒换，（注：参阅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序言”，台湾、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3年版。）以及民族学仅研究乡村与少数民族、社会学多研究城镇与汉民族这一现实情况，费老在北京大学创立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可以说是“符合国情”的，在扩大学科涵盖面方面要做的事固然相当多，但目前在机构设置方面首先应考虑将中国民族学会同中国人类学会合并起来，再把香港、台湾两地的同行吸收进来，尽快建立起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机构。这将对学科规划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等起到有益的作用，还会对扩大学科涵盖面、普及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等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三、学科的“中国化”与“国际化”趋向
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我们谈论得较多的是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趋向，而实际上学科的“国际化”趋向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是本世纪初才从西方传入的，老一代学者在初始阶段就较为重视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这数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并不尽如人意，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引进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出了一批成果。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当年的论著，至今仍是西方国家人类学系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必读参考书。但是在此之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同西方人类学界隔绝多年，人家在学科发展方面已取得了许多成就，同我们因互不了解等原因而产生的差距确实拉大了不少。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内我们的民族学／人类学没有发展，我们在民族调查与识别等方面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总的来看这种同国际人类学界基本上相隔绝的状况下的发展，难免会产生出一些值得反思之处。就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目前在国际人类学界的地位及影响来看，不仅无法同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还远不如印度之类发展中国家。这恐怕同我们国际人类学界的相互隔绝、互不了解有很大的关系。
记得十年前在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南京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修时，有位讲授“国际政治学”课程的美方资深教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是：做学问不应仅限于“中国”的眼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具备“国际”眼光。我从你们的提问与讨论中发现你们所关注的几乎全是“中国性”的问题，而不大关心“国际性”问题，这是不全面的。即使我所讲授的不是“国际政治学”而是“中国政治学”，你们也得学会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观察和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再从“国际”的角度观察和研究问题。教授的这番话既指出了我们那拨学生的通病，也对我们今天讨论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当我们在倾心关注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同时，能否适当关注一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同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乃至“接轨”之类的问题呢？！
在这个方面应当做的工作很多，鉴于目前情况应予强调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应当做好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也可以说是这门学科的“灵魂”。搞好田野调查既可使这门学科的“全貌性”(Holistic)和“透视性”(Perspect-ive)两大特性得以充分体现，又能够撰写出资料丰富、真实可信的民族志，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尽管搞调查受到缺乏经费之类问题的困扰，但如不走出书斋肯定只会使这门学科失去活力。
其次，我们的研究要尽量贴近现实生活。在《重新把握人类学》一书中就专门有一章，由美国人类学家乔思·E·莱蒙(Jose E.Limon)描述了在一家“工人阶级的舞厅”的体验。这类同现实生活联系得相当紧的例子可举出不少。数年前我在波士顿参加过美国亚洲学会第46届年会，发现美国同行们早已将“关系”以及“工作单位”等中国社会司空风惯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之紧密亦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自己反倒由于种种原因而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做田野调查时也总是问人家十余年前乃至数代人以前的事，这样得来的“研究成果”怎么会使普通老百姓及本专业以外的学者感兴趣呢？！
其三，要重视对周边国家和跨境民族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服务。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开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类学研究。阮西湖教授的《加拿大民族志》、《澳大利亚民族志》二书和一系列论文，在研究西方国家方面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接下去做。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只有到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研究非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也研究西方国家时，人类学研究才算达到了最高境界。
最后，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应大力提倡消除门户之见，尽量少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之类术语的争论上过多花功夫，以便尽快实现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同国际人类学接轨。如果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仍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学科地位将无法确立和提高，这支为数不多的教学科研队伍会成为一盘散沙。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仍将首先面临着整合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