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183;消化#183;创新：百年巨变的科技强国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变论文,强国论文,历程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之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亦即救国与强国两大任务。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百年可视为政治救国的百年历程的话，那么自19世纪末叶起步的洋务自强运动到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百年则可视为科技救国强国的百年历程。这一科技救国强国的百年历程包含三个科技思潮勃兴的阶段：19世纪末的创业期（悟器：习器与习技，以引进为特征）；20世纪初的开拓期（悟道：科学万能， 以消化为特征）；20世纪70到90年代的发展期（道器并新：全面普及与提高，以创新为目标）。前两阶段可视为科技救国的阶段，后一阶段则是科技强国的阶段。三次科技思潮的勃兴均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心理，而其直接触因则源自于战争胜负所得出的“落后挨打”论。在理论上，三次科技思潮的勃兴都是在进步与保守势力的尖锐斗争（人心与技艺之争，科、玄之争，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争）的情势促动下迸发的。在科技救国强国的三步当中，以强国为目标的后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以救国为目标的前两步，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的机械引进模仿到自觉的主动创新，由学到赶再超的过程。从洋务官僚的倡导到知识精英的呼吁再到政治领导核心的号召，尤其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变为国人的共识这一点，说明中共党人从思想认识的高度真正找到了一条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道路。
一、19世纪末以引进和模仿西方器技为特征的第一次科技思潮
以儒学为主体的华夏社会，历来重义理轻艺事（科技）。按照冯友兰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是求善的伦理哲学，西方文化则以求真的科学见长。由于“欧洲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物质，中国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心灵”〔1〕，因此， 尽管中国古代也曾有世界重量级的发明创造如“四大发明”，但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尤其是清末封建主义走下坡路之季对科技的歧视与西方资本主义走上坡路之季对科技的崇拜相对照，说中国没有近代科技就一点也不奇怪。这种状况只是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直接较量下，在大刀、长茅不敌西方坚船利炮、义和拳刀枪不入神话破灭的情势下，才被意识到。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与其说是国力的较量，不如说是科技的较量。经过几次挫折，一些明智的官僚开始认识到“器不如人、技不如人”是夷强华弱的关键，而“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2〕。要自强就不能排外， 就不能歧视科技，只能先当学生，引进西方先进技艺，“务尽其妙而夺其长（刘坤一语），“取洋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李鸿章语）。以此为契机，19世纪60年代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官僚中勃兴了一股科技救国的热潮。同时博得了一批知识精英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容闳等人的支持。
这次科技思潮是在列强环伺和内乱不止的被动局面下，在对西洋巨大科技成果的威力的直观感受下自发产生的一种认识和反应。这种背景决定其认识的肤浅和朦胧，也决定科技推进过程中的艰难。
首先，洋务官僚对科技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器技层面，因此引进科技也就局限于器技一隅。在他们看来坚船利炮就是科技，就是战斗力，是强国之本，御敌之道。恭亲王奕曾说过：“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3 〕曾国藩在1868年校阅近代中国第一艘新式兵轮的操演之后断言：“欲求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4〕。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创建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铁矿、徐州和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生产出当时第一批枪炮轮船。同时，在引进西方器技办厂造器的过程中也培养了第一批近代技术工人。
其次，当洋务官僚在花大价钱引进器技获得成功之后，渐渐发现完全搬用西人的器技，不仅成本高，而且引进的往往是过时的东西，照这样下去，只能永远落到别人后面。因此思维开始由制器转向制器之器即学理上。输入学理就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就要开设新式学堂，就要突破科举体制，这就会引起旧势官僚的反对。因此，一场争论就在所难免。1867年就同文馆内开设专门的天文算学馆一事，在朝廷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顽固派张盛藻、倭仁等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由反对洋务派的主张。尽管恭亲王奕认为“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同治帝亦认为“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但顽固派仍然反对。直到慈禧发布“圣谕”：“学习算学天文乃当务之急”〔5〕， 这场论战方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结束。1867年算学馆成立，自然科学课程大大扩充，官办学校的学生系统地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原理自此开头，近代第一次科技思潮亦由此迎来一个高峰。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开始系统地翻译过来，这时全国译书大约有400多种；兴办兵工学校和机械学校讲授机械制造原理； 派遣幼童出国留学，等等。这些为引进学理，培养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整体而言，近代科技思潮虽然是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逼出来的；虽然这一思潮刚刚起步，而且遇到顽固势力的阻挠；虽然这一思潮波及面并不宽，在国际上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实现科技救国、强军御侮的目的。但是，它毕竟给近代落后愚昧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机器、新知识、新希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近代转型，是鼓起勇气面向世界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毕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新，揭开了近百年科技救国强国运动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成就是巨大的，不容否认的。
首先，在近代科技思潮的推动下，创建了现代科技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科技种子，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使科技强国的思想开始生根。在教育机构方面，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1867年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1905年废科举，新式学堂在各地纷纷建起。在学科体系方面，译馆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书籍的系统翻译和学校的系统讲授，逐步奠定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泰西声、光、化、电、营阵、机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6〕。著名数学家华蘅芳、 李善兰的数学译著，介绍了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奠定了近代数学学科的基础；徐寿的译著《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奠定了近代化学学科基础；其他如矿物学、天文学、西医原理都在这个时候奠定了规模。
学科的建立，近代教育机构的形成，近代教育方向的确定，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张本，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包、赵元益、徐建寅、容闳、詹天佑等第一批科技种子便是这个气侯下诞生的。他们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西方教育较多的容宏希望当时视野狭窄的中国青年都能受到西方高科技的教育，并以此来为祖国服务，他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说到：“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其次，以科技为内驱力和切入口，以工业化为目标的洋务实业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部分地实现了“强军富国”的目的。在强军方面，由政府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共30个单位，雇工万余人，其中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 湖北枪炮厂等5个单位的规模最大。以海军建设为核心的科技强军运动是中国史上空前未有的创举，建成了规模远大于日本的近代海军。在富国方面，民营工业开办约155家，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工业11家。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的规模较大。兴办了一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含拥有20多艘近5万吨商船的轮船招商局、 津沽铁路、关东铁路等共计477公里， 还有通行全国主要行省的电服及邮政系统等事业〔7〕。 上述这些巨大的物化成果都是鸦片战争后在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呼声下，在科技思潮的直接推动下涌现出来的。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科学技术的作用；由于统治阶级办洋务的目的是出于挽救危机，维护统治的动机，以“西学”补“中用”，借西技来补封建末世之“天”。因此把科技当作临时措施而不是当作长远战略，没有振兴科技经济的全局考虑，没有推动工业化的配套设施，没有尊重科技、人才的社会环境。这种急功近利的科技指导思想，本身就是反科学的。当近代科技思潮的巨大物化成果在甲午战争中化为梦幻泡影之后，代之而起的便是社会政治思潮的到来。
当然，勃兴于19世末的第一次科技思潮并没有就此熄灭。相反，科技思潮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成为推动政治革命的巨大力量。如：康有为利用进化论阐明其政治变易观；谭嗣同借用“以太”这一近代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假说，来作为其《仁学》一书的理论依据，并以此来论证其发挥主观精神改造黑暗现实的思想；严复则以自然科学的经验归纳法为武器展开对旧学的批判，章太炎早年著作《菌说》、《訄书》，即运用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论证其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色便是力图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证和宣传无神论思想，运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集中批判封建统治权威的投影——神学的“天”，提出了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口号：“革天”！他们把“革天”看作一切改革的前提，认为“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8〕！这正是以自然科学为武器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例证。孙中山正是依据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发展史来说明世界和生命现象的起源，否定“上帝创世”的神学观念，指出正确的知识“必从科学而来”〔9〕。 其“知难行易”说包含的合理内核正是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唯物主义经验论。因此，完全可以说，近代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正是第一次科技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五四前后以消化和吸收西方学理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中国拖入了空前剧烈而复杂的世界范围的争斗，围绕战争的爆发、胜败、终结，中国作为附庸国参战、战后巴黎和会的分赃以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反被宰割诸问题，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广泛而深沉的理性思考。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要摆脱贫穷落后，就要走科技强国之路。孙中山就痛切地指出：“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他高度赞扬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为摆脱弱国地位，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实业救国计划和国防计划，其核心则在于引进消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0〕。这是饱经磨难之后的中国人在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得出的共识。
与19世纪末那次科技思潮相比，五四前后的这场科技思潮的鲜明特点在于：（一）从组织力量看，随着旧王朝的倒塌，五四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空，新生的政客，军阀争权夺利，纵横捭阖，根本无暇顾及科技救国强国问题，也不可能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来创办实业，振兴科技。真正为科技而呼吁的是一群有血性爱国的新生知识分子群，他们是这一时期科技思潮的组织领导力量和中坚骨干。（二）与第一次科技思潮办洋务兴实业不同，第二次科技思潮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学理的消化吸收、科学观念的宣传、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方面。（三）对科学的崇拜更狂热，理解更透彻，分支更明确，正确区分了科学与哲学及其它学科的关系。（四）科学人生观、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确立，表明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理性精神开始确立。
第一次科技思潮所播下的科技种子，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科技骨干，特别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便历史地承担起吸收消化西方科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在他们看来，振兴国家之道在于“推广实业”、“普及教育”、“改良学术”，而最根本的在培养科学理性精神。“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烁前古。翔厥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11〕五四时期国家落后的现状更激起了知识分子对科学救国的热情。科学精神的最早倡导者陈独秀的著名口号“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便是把科学与民主视为革命和进步的象征。吴稚晖也热情讴歌说：“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近百年来，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学术，十九都受它的洗礼。即如言奥运的哲学，言感情的美学，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琐碎纠纷的社会，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的向前走着。”〔13〕蔡元培也大声疾呼：“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14〕吴、蔡二人关于科学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的论述确实代表了当时思想界对科学认识的最高峰，它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也只有一步之遥。
五四前后，世界科学正经历又一次革命。主要体现在物理学领域，即X射线、放射性元素和电子三大发现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的建立。 这一科学革命对我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为了将世界科学新成果引进并消化吸收，他们组建科学社团，创办科普杂志，举办科学讲座，开展科技交流，以此来宣传科学常识，引进先进科技成果。就科学社团而言，当时由留美学生发起的“中国科学社”便是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广的科学团体。其它还有：中国地学会（1909年）、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中华医学会（1915年）、中华农学会（1917年）、 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等。就科普杂志而言， 五四时期相继面世且有影响的主要有：《科学》、《学艺》、《中华农林会报》、《矿业杂志》、《电界杂志》等等；报纸则主要有《科学周报》等。诸多报刊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中国科学社办的《科学》月刊，其编辑和作者都是当时有名的专家学者，如：赵元任、竺可桢、胡达等。该杂志主要介绍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如：万有引力、欧姆定律等）、解释常见的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等）；同时《科学》也注意及时介绍国外科学的新发现、新成果，如：第5、第6卷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了系统介绍，第9卷第1期《原子的构造》对当时著名的科学家玻尔的原子结构和量子学说作了完整的介绍。在科技交流方面，罗素三次来华讲学，曾作《物之分析》的讲演，详细介绍了相对论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轰动。当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谈到科技交流时说过这样的话：世界著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15〕。
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宣传，就内容来说涉及到了数、理、化、天文、地理等各专门学科以及冶金、化工、铁路、采矿、机械、土木工程、电气、水利、农林等技术学科。就结构而言，含纳了理论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科学方法三个层面。这种新的科学整体观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科学的片断、零散认识以及片面重视应用技术的倾向（器技），表现出对科学完整意义上的理解。其中尤以科学方法的发现和传播最有价值。任鸿隽批评近代“师夷长技”只不过“尽饭他人之所有”，“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且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焉”〔16〕。此处“为学之术”即指科学方法，要求从科学方法这个根本着眼来发展本国的科学事业，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真正独立的可以超越他国的科学事业。这样就把19世纪末科技思潮的器技模仿上升到学理的消化吸收乃至创新层面上来。当时宣传的科学方法，基本上是培根、笛卡尔的近代实验科学方法和实证主义思想，主要谈论的则是归纳与演绎法。
第二次科技思潮的高峰是1923年影响及于全知识界而且涉及到政治等各个领域的“科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张君劢为代表包括张东荪、杜宰平等文化人为一方，以著名地质科学家丁文江为代表包括吴稚晖、胡适、陈独秀等文化人为另一方，在科学与人生观（“玄学”）的问题上展了激烈的论争。张君劢在《人生观》一文中主张科学与人生观迥然不同，科学可应用于物质文明，但人生观是精神文明，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也不能用来解释人生观问题。丁文江在《科学与玄学》一文中批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是玄学的，主张用科学去解决人生观问题。他指出，科学的目的是要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这一人生观最大的障碍，以求人生的真理。科学的方法就是辨别事实的真伪，科学的力量主要在于它的方法，而不在它的材料，科学与人生观是不可分的。
丁、张的辨论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大讨论。是年5月29日， 梁发表了题为《人生观与科学——对张、丁论战的批评》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看法：“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换言之，“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17〕
这场论战，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学术争论，在实质上则反映科学主义思潮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的拓宽、加深，是中国近代科学思潮成熟和系统化的表征。就这场论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经过这场论战，科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科学思想得以更广泛的传播，科学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至高的地位。正如胡适所说：“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18〕（二）这次论战摆脱了以往思想史上那种为争正统而走极端的笔墨官司式的旧套，呈现出公允求实的科学精神。尽管论战双方存在着偏激情绪和一定逻辑上的偏差，但第三方尤其是梁启超的加入使得这一论战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展开。梁一方面批评张君劢“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具有错误”，批评丁文江“过信科学万能”〔19〕，另方面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作出了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梁氏从19世纪下半叶对西方科学的崇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批判“科学万能”而“大踏步折返传统”，再进到五四时期的正确态度，这种转化既反映出梁个人思想上的成熟，也反映出中国思想界的进步。那种认为梁氏在这场论战中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五四前后的第二次科技思潮仍沿着科技救国的指导思想深入，但其影响和成就远远超过第一次科技思潮。
第一，第二次科技思潮阐明了科学是什么、功用为何、如何入手等问题，从而确立了真正近代意义的科学观。“同光间吾国之言科学者，在提倡者不知科学为何物，但悬一富强之目的……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20〕相比之下，五四前后的科技思潮则明显地进到理性的高度。在科学的概念、范围、功能、实践上作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奠定了真正近代意义的科学观。由没有近代自然科学进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观的建立，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第二，第二次科技思潮的勃兴是解放思想、冲破封建意识形态、导启现代政治革命的最大推动者之一。五四科技思潮固然标举自然科学，但对社会政治科学的探寻却从未停息过。相反，从科学中滋生的新方法和理性精神成为批判封建政治文化和构建近代合理政治体制的强有力武器，因而在政治实践中能够避免19世纪末历次政治运动中理论苍白而导致行动迟缓尴尬的局面。所以，在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那里，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得以并驾齐驱；而唯物史观代科学而起，正反映科学的救亡使命。这也说明了五四时期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的症结所在。
第三，第二次科技思潮是近代科学救国与现代科技强国的桥梁，奠定了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在第二次科技思潮直接影响下所产生的科学分支、科学组织、科学著作、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教育、科学家等系列成果，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全面创新，促成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科学家为例，这个时期产生的各学科的科学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可圈可点的。如：数学家胡达、秦玢、冯祖荀、姜立夫、熊庆来、郑桐荪、孙光远、杨武之、陈建功、苏步青等；物理学家丁西林、颜任光、饶毓泰、胡刚复、李耀邦、叶企荪、周培源、严济慈等。他们分别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数学系、物理系的创始人，其中大多数或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仍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或者是当代科学家的直接导师。如：当代著名物理科学家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胡宁、王大珩就是受叶企荪、周培源的指导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就直接受业于孙光远、杨武之而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才俊。正是这种薪火相传，才造就今天英杰峰起、群星灿烂的科技时代。
三、新中国成立后以创新和超越为目标的第三次科技思潮
如果说前两次科技思潮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在“师夷以制夷”思想指导下的引进、模仿和消化改造的话，那么第三次科技思潮则已进到跟踪、创新、超越的高度，其目的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与国际科技大国平起平坐的科技事业，并藉科技的威力来实现国家的富强。这一思潮的勃兴直接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国际间科技的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投降最奏效的因素之一便是原子弹这一先进武器；战后美苏长达45年的“冷战”最终也以奠基于科技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告终；1991年美伊海湾战争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武力战场上爆发的“首次信息战”，充分体现了现代高科技的巨大威力。经济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经济规律，原来的高发展、高膨胀率、高失业率已变为高发展、低膨胀率、低失业率。因此，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技的竞争。
第三次科技思潮的特点在于：（一）组织领导力量是政治领导核心。毛泽东提出了“向科技进军”的口号，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二）科技与经济、教育融为一炉。科技开始面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于科技的提高，科技发展的基础在教育。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三）在跟踪、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的同时，努力创新，力争超越，实现科技“本土化”；凭借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事业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宏伟蓝图。（四）明确区分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并驾齐驱。（五）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深入人心。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两大重任，人们急欲实现国家的富强，藉此来洗刷百年的耻辱。在这种高昂的斗志驱使下，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就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地位；经济上的“工业战略”，在前10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也正是这种高昂的斗志造成了急躁冒进的浮夸风。1958年的“赶超战略”，提出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结果3 年夭折，不是大跃进，而是大倒退，造成国民经济元气大伤。从当时中美英三国的基本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体现了急躁冒进非科学非理性的心态。“文革”时期这一倾向走向极端，竟至于宣传“一把挫刀挫开微积分的奥秘”，“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成为方向，科学、知识分子遭到粗暴的批判。以技术和政治取代科学是其显著的弊端。
这一阶段的实践说明，科技本身是渗透着价值意义的社会过程，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在最有利于生长的地方发生发展，不是可以招手即来、挥手即去的随便利用的工具。毛泽东正是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尽管主观上有科学强国的强烈愿望，但在客观效果上却适得其反。
实际上，第三次科技思潮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及“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为契机勃兴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的实践中生发开来的。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一次在中国科技史上对科技的地位作用、主体的性质作了科学的界定。同时明确区分了科学与技术，指出“基础科学”又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科学技术在此背景下获得了新生，社会上掀起了“三论”和“科学哲学”热潮。 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就科学技术、科技体制、经济三者发表了三点看法：其一，改革科技体制，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其二，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其三，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目的是为了消灭贫困，争取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争取在21世纪上半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富裕。这三点全面地展示了邓小平科技富国的思想实质和治国的纲领与思路。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说：“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21〕。把科学技术提高到全世界人民和平富裕的高度来认识。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作了批示，不久《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纲要》（简称“863”计划）批准实施。 该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领域作为突破口，跟踪世界水平。该计划实施10年来，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很多领域的不少方面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有些方面已走在国际前列。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2〕由此反映出小平同志希望中国科技能够在跟踪、学习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强烈愿望。纵观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很明显地反映出这样一条治国的逻辑思路：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的富裕强大，就要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要增强综合国力，就要大力发展科技，发挥科技的关键作用。因此，科技治国是重中之重。这是近百年来救国强国方案中的最佳方案，其中渗透的恰恰是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
1995年，江泽民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高度概括了科学技术、教育、综合国力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根本的是教育的竞争。因为科学技术的载体和主体是人，科技只有与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结合的根本途径就是教育。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教育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只有办好教育，充分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培养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才能真正搞好科技；只有占领高科技这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只有充分抓好科学和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面对当前世界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江泽民指出：科技要面向经济，经济要依赖科技。特别要重视运用现代技术武装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加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作为经济和整体科技并不发达的国家，要跟踪和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科技的“本土化”，就要解决好引进与创新的问题。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奠基于模仿、学习之上的，但不能停留在模仿上，要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消化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超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技的“本土化”，才能走在世界科技前列。只引进不创新，便永远落后，在国际上便没有竞争力。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要求科技工作者“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可见，江泽民的“科教兴国”战略确立了这样的思路：科学以大学（合科研院所）为中心，技术以市场为动力。教育兴则科学旺，科学旺则技术新，技术新则市场活，市场活则国富民强、社会稳定。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科技事业，可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巨型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问世，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试制成功，杂交水稻系列的发明，大型工程宝纲、秦山核电站、黄河小浪底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的上马或投产，以及大量的发明专利的出现等等，奠定了科技大国的坚实基础；各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科技事业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决策的科学化，对国情（初级阶段）的科学认识，科技体制的改革等等树立了科学治国的理性精神；对外科技援助和科技合作表明中国科技已走出国门，改变了历史上单向引进的落后状况。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走上了科技强国的正确航道。而贯穿于这一科技强国历程中的红线则无疑是创新和超越。
从科技救国到科技强国，中华民族在漫漫长夜中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艰辛历程。在这一百多年中，伴随中国的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从全盘引进模仿到创新超越，中国的经济从贫穷开始走到小康，中国的地位从弱小开始走向强大，中华民族开始由一个黑暗、毫无希望的民族变为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民族。这一切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从经济发展来讲是生产力，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威慑力，从政治上来说是影响力，从社会发展而论是推动力。因此，可以这样说：科学技术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科学技术是万万不能的。同时，伴随科技事业的推进，百年来，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不变到变，从小变到大变，从缓变到突变，这一切都反映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近150年间，当西方人享用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庶时， 大多数亚州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落后贫困开始走向发达富强的亚洲国家。而促进这一艰难的亚洲国家。而促进这一艰难的百年转机的内在动力则显然是科学技术的创造性引进，消化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