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能有效促进人口增长吗？
文/东方财富投资 尹馨如
据全国老龄办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17.3%，平均近4个劳动力要抚养1位老人。自2005年以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逐年攀升，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老龄化趋势的逐渐加深，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政府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2011年放开“双独”夫妻可生二胎政策，2013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二胎的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二胎政策。那么，在生育政策逐渐宽松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生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预期的增长效果呢？
中国人口现状分析
人口老龄化可能源于顶部老龄化或底部老龄化，前者指老年人口增长加速，后者指少儿人口增长缓慢，由于8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我国面临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的双重压力。
使用SPSS 21.0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般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新生人口的出生水平，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某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2.1的值为世代更替水平，1.8～2.1属于少子化，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1.5以下属于超少子化。根据2018年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仅约为1.6，属于严重少子化。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66年以后开始逐渐下行，至1980年降至2.63，近些年数据在1.6左右波动。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已处于世界中下水平。
世界主要国家总和生育率水平比较
数据来源：C'A World Factbook （2018年数据）
国内从1971年起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可谓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分水岭。1971年前后，中国人口变化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对劳动力需求较高，实行鼓励生育政策，1949-1958年的平均人口出生率达到35.05‰，迎来第一波婴儿潮。1959-1961年由于受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饥荒等因素致使人口死亡率陡增，1960年达到人口死亡率峰值25.43‰，超过人口出生率，因此当年人口出现负增长。1962年自然灾害结束，随之出现了第二波婴儿潮，中国进入到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其中1963年人口出生率达到历史峰值43.37‰，8年时间使得中国净增约1.6亿人口。
直到1971年，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除由第二波婴儿潮带来的1980-1990年间的第三次回声婴儿潮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提升外，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1年的23.33‰下降到了2018年的历史低值3.81‰，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尤其显著。
中国自建国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
出生人口数量出现显著的下滑，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育龄女性人数的下降，第二是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
第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升，医疗水平也越来越好，孩子的存活率相比过去已经大幅提升，一个家庭已经不需要通过多生孩子来提升存活率。此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文化理念也已经发生改变。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横向比较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意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女性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而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生育意愿会比较高。比如新加坡人均GDP达到9万美元，而其总和生育率仅为0.85，肯尼亚人均GDP仅3500美元，其总和生育率达2.98。
整体来看，当前女性生育意愿普遍较低，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生育意愿的下降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平台的整体构建能够极大降低对葡萄加工、配送等设施设备的投入，通过将配送资源和平台物流资源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的对配送任务进行规模化的处理，极大程度地降低了配送成本，提高了葡萄生产者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满足消费者对葡萄提出的时间以及新鲜度的要求，从而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其次，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升也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2009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0.48%，首次超过男性，此后每年都呈现增长态势，与男性比例差距逐渐拉大。而在研究生在校学生中，虽然2015年以前男性比例始终高于女性，但是女性占比趋势在逐年提升，2016年达到了50.64%。因此，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直接导致了结婚及生育孩子年龄的推迟。
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孩子抚养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下降的主因
育龄女性一般指的是15-49周岁的妇女，该群体的人口数量是影响新生人口数的重要因素。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当年的育龄女性人数约3.8亿人，未来每一年剔除新满50周岁的女性人数，加上新满15周岁的女性人数，可大致估计出新一年的育龄女性数量。据此推算，2011年育龄女性达到峰值，约为3.82亿人，此后呈现逐年递减趋势，到2018年，育龄女性人数已下降到3.46亿人，较上一年度减少700万人。
以我院2016年01月-2018年01月内收治的408例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所有患者均符合冠心病心力衰竭的临床指征[4],经系列检查可确诊为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利用电脑双盲法将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204人。实验组内包含男性86人,女性118人,患者年龄44.5-79.6岁,平均(63.4±5.7)岁,心功能分级Ⅱ级146人,心功能分级Ⅳ级58人;对照组内包含男性91人,女性113人,患者年龄43.0-80.5岁,平均(65.5±5.2)岁,心功能分级Ⅱ级139人,心功能分级Ⅳ级65人。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如年龄、性别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备可比性。
各国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总体呈现负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C'A World Factbook （2018年数据）
此外，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也是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中国生育意愿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显示，女性生育1个、2个、3个、4个孩子及以上的意愿比例分别为33%、39.9%、17.3%、9.7%，平均下来的意愿生育率为2.035，大致相当于1.7的实际生育水平，这是不考虑“不生”选项的意愿生育率。若考虑“不生”选项，则不生、生1个、2个、3个、4个孩子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28.11%、33.89%、14.74%、8.27%，平均下来的意愿生育率约为1.73，大致相当于1.4左右的实际生育水平，与当前我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大致相当。该生育率水平已经低于正常的世代更替生育率水平（2.1左右）。
在教育方面，当前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对于孩子教育的标准，都有显著提升。根据《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数据显示，学龄前、K12阶段、大学阶段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6.39%、21%、29.17%，是许多家庭开支中占比最大的费用。有超过61%的家长会计划送孩子出国读书，30%的家长愿意支付超出消费能力的学费。
然而，道德办公室在华盛顿却处于人微言轻的尴尬困境，其拨款不足、常年捉襟见肘的现状，更令一些立意献身廉政建设的员工难酬壮志，只得挂冠求去，另谋他职。作者认为，眼光应该放远一些，增拨政府道德办公室的预算，只是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该花的刀刃上，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由此可以堵塞贪污腐败的漏洞，挽回损失，朝野都应该举双手赞成。可以说，改善政府道德办公室财政拮据的窘况，使之能推动、实施有效的政府道德监管、教育和咨询，是物有所值的投资。
女性受教育程度逐年提升（单位：%）
数据来源：教育部
最后，孩子养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也是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养育成本主要包含生活成本、医疗费用支出、教育支出等。2005年，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普通家庭将一个孩子养育成人需要花费49万元，其中除了基本的生活医疗费用外，剩余全为教育支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GDP总量已由2005年的18.92万亿上涨到2017年的81.2万亿，国家经济体量的提升自然导致生活成本的水涨船高。
可见，A09并无原罪，就像当初的“O”一样，本是普通的数字、字母，与其他数字、字母并无高下之分，只是经过特权思想、官僚主义的“加持”，才变得“高大”起来、特殊起来。人们厌恶、诟病特权车，本质上也不是对A09、O有意见，而是针对其背后的特权思想。
孩子的出生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一个家庭购房的经济压力，包含以小换大的房屋置换压力，以及为孩子准备未来住房的压力。根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全国房价收入比报告》，2018年全国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为8，相比2017年的7.7小幅上升，为近20年来第二高位，仅次于2009年的楼市大繁荣时期。其中，房价方面，2018年全国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8544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2.2%，涨幅比2017年扩大6.5个百分点。收入方面，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比2017年名义增长7.8%，增幅回落0.5个百分点。房价收入比已处于偏高区间，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孩子的养育成本，使得某些群体的生育意愿下降。
此外，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其观念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目前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婚姻的依赖程度降低，有了更多对事业的追求，其在工作中已经拥有了与男性旗鼓相当的地位，生育孩子所需的时间及精力，很大程度上对女性在职场上的升职、加薪有直接影响，生育孩子带来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使得女性生育意愿下降。
二胎政策放开，促进生育效果也有限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全面二胎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出现了10年来的生育峰值，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较上一年增长131万人，出生率为12.95‰，人口自然增长率达5.86‰。然而，到2017年，新出生人口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仅为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6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再次下滑，仅为152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竟出现了自1961年以来的历史低值，目前我国已经濒临低生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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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全面二胎政策出台后，二孩的出生数量是有明显增长的。2016年一孩、二孩出生人口分别为973万人、721万人，分别占比54.5%、40.4%；2017年一孩、二孩出生人口分别为724万人、883万人，分别占比42%、51.2%。由此可见，2017年出生人口的下降并非由于适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不够，而是源于一孩生育意愿的下降。由于全面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主要为存在继续生育需求的家庭，预计蓄积的继续生育需求在近几年内会得到完全释放。那么后续随着育龄女性人数的逐年减少以及女性结婚和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一孩的出生人口数量预计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出台对于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比较有限。
对未来生育相关政策的建议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生育率的下降已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尽快从完善生育家庭的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多角度综合施策，落实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参考建议。
首先，考虑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加大政府财政补助，进一步加大子女抚养税收优惠力度，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托幼资源供给，将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教育范围，解放一部分家庭教育负担；出台针对儿童的医疗优惠政策，为儿童提供固定津贴补助。
其次，切实保障育龄女性在就业等方面的权利，为生育家庭的父母提供更多产假、哺乳假、育儿假、社会照料等方面的个人福利。国际上也有许多国家有相关的福利政策，日本女性在产后有产假和育儿假，照顾生病的小孩也属于休假；韩国女性可用一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且每月可领取底薪；瑞典拥有父亲产假，且新生儿的父母拥有16个月的休假权利。
另外，需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重点关注青年人群及新家庭的住房需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同时通过住房补助等保障措施降低青年人群、新家庭的租赁压力。
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需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观念、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相适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预计我国完全放开生育政策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生育政策的放开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速下行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推动居民消费需求，刺激母婴、教育、玩具、旅游、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发展，提升居民对于汽车、住房的购置和置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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