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1]2000年在《论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题是考察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始终的发展观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发展的本质，指导当代中国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和转化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总体设计，是制定我国各种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民族要想更快地发展自己，就必须确立科学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观，否则就会出现曲折乃至失败。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历史、经济体制大转折时期。这种转折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具有勃勃生机的社会存在必定产生与其相应的社会思考，而首当其冲的、带有全局性的现实思考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观作为指南。发展观关系着社会何以变革，何以成功和重塑。实践证明，在当今中国，邓小平的发展观是最具有生命力的。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当今中国，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邓小平十分重视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他强调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他认为，使中国“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的改革和实践为切入点，分析探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全文由导论、正文、启示和结论三个部分构成。导论：提纲翠领，提出问题，着重对“发展”慨念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视角及当前国内对邓小平发展观的研究概况，深入阐述开展对邓小平发展观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章：审视这一研究领域一百多年来的研究状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之所以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的有关社会发展的设想、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是因为这样有利于沿着历史I发展的客观轨迹，把邓小平发展观置于世纪之交大图景的逻辑之中，摆，脱那些可能外在的、偶然的、眼前的东酉，进而探讨其跨世纪的理论意）义；第二章：试图就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及整体框架结构进行探讨，把邓小平的发展观概括为10个方面：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机泅、发展的道路、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战略、发展的途径、发展的协调、发展的规律，并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讨，论述其内在联系。本章将不仅注重研究邓小平的著作和观点，而且着力揭示其总的精神实质，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命题；第三章：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发展观的永恒主题。指出邓小平发展观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更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是可信的，而不是凭空设想的产物；第四章：揭示邓小平发展观的总体特征。指出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的国情确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理论。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是根据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而确立的，有着不同于别国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民族性、强烈的实践性、体系的开放性、深刻的人民性；第五章：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就，揭示邓小平发展观的深化是W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而深化，而邓小平发展观的深化又反过来引导和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引导和彤响，表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邓小平对中国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制定上，提出邓小平的发展观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的、创新的发展观；第六章：展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跨世纪中国发展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党的十五大高举了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确立的“中国的发展路线”，制定了现代化建设第三步发展的具体规划，提 2 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依法治国战略。
米锋[2]2008年在《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文中指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是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是邓小平从五个不同的视角提出并加以论证的,它具有四个形成特点:一是它是明显地区别于经典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形态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观”;二是它是达到了社会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价值高度统一境界的“新境界的社会主义观”;三是它是明显区别于以往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新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四是它是实现了从理论内容、思维定式、理论层次上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突破性发展的“新突破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郑撼[3]2012年在《浅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文中指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进步和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剖析人类发展中的主体、动力、规律、趋势等内容所得出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使人类更加深入的了解社会过往的发展史，而且也为社会发展所要选择的道路与采取的战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唯物史观为根本出发点，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发展实践为根本出发点，结合我国的特殊历史国情，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使我国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需要，而且使新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实际，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邓小平发展理论，进而把我国的社会发展事业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江泽民带领导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着纷乱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继往开来，开拓进取，在新时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展观，领导我国的社会发展事业继续稳步向前迈进。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创造性的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认识。现阶段，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应冷静思考研究我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好发展实践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胡文君[4]2016年在《马克思群众观探析》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马克思群众观传入中国后不断实现了中国化并指导了我国的革命和实践,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中,马克思群众观依然指导着我国应如何正确处理群众关系。本文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力图实现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历史考察、系统解读和当代价值研究。文章首先回顾了马克思群众观形成的哲学渊源,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西方启蒙思想家“民权”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家“主体性”思想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影响及马克思群众观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阐述分析了马克思群众观经过萌芽、发展及成熟,最终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历程。进而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内容进行了研究。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对“人民群众”给出了科学的阐释,他认为人民群众具有阶级性、组织性、世界性。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创造了社会精神财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具有一定的制约性,虽然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力军,但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群众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到了社会形态局限性、社会变革局限性及群众的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但总的趋势是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群众观在中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并实现了两次飞跃,即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提出及“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在取得一定的成就的同时我国群众观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理论研究中历史多元论及新英雄史观严重背离了马克思群众观,它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实践中人民群众主体意识不强、党员干部群众意识淡薄、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树立并践行科学的群众观,坚定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立场,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人民群众主体意识。
张瑄[5]2014年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管理模式的变迁》文中提出本文基于对政治学领域存在的五种代表性绩效观的分析,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四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了梳理,指出新中国政府绩效制度变迁的三个发展趋势,概括出新中国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的独特模式,即诱发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统一、通过渐进式改革维持断续性平衡、“问题—政治—政策”之多元汇流,剖析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的六种动力学说和四种路径依赖,并对路径依赖之所以产生的三种效应,即成本担忧效应、制度协调效应与集体博弈效应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理论共识和操作建议。
参考文献：
[1]. 论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在中国的实践[D]. 王鑫.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D]. 米锋. 吉林大学. 2008
[3]. 浅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D]. 郑撼. 西华大学. 2012
[4]. 马克思群众观探析[D]. 胡文君.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5].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管理模式的变迁[J]. 张瑄.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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