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霸权还是周期性霸权——质疑“霸权轮替”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周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6）02—0001—06
国内外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早已习惯性地将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视为轮流坐庄式的大国间的霸权轮替。确实，在霸权者与挑战者的名单上，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前苏联）、日本和美国，它们似乎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是霸权者。但是，在我看来，霸权轮替从来不存在，在过去400年（1600～2000）中，只有一种霸权，那就是英国式霸权。
一、重新审视霸权轮替理论
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历史学家将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当作是全球化的开端。[1] 我个人并不挑战这种划分，但是全球化的真正开启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情，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将世界每一个角落联系起来，不再存在世界体系中的世外桃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将尼德兰革命作为全球化的开端，因此，1600年应该是更具历史意义的分水岭。争论历史的分水岭虽然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霸权问题却是重要的。
1500年以来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就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所谓的大国争霸而导致的霸权轮替。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经济、技术和军事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是老霸权衰落和后来者居上。据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霸权周期理论和霸权轮替之说。
根据著名的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每个大国都受到霸权的诱惑，为此进行全球战争而成为大国，之后因为权威丧失和权力分散而被新霸权取代。[2](P.36) 根据沃勒斯坦的周期模型，霸权的成长与衰落分为霸权的崛起、胜利、成熟与衰落四个阶段。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都认为1500年以来只有4个霸权国家，即哈布斯堡王朝、荷兰、英国和美国。这显然是一种为了建构分析模型而进行的简约化处理，因为20世纪上半叶是群雄并举的年代，20世纪下半叶是美、苏的两极时代。因此，细分起来，1500年以来的历史应该有更多的霸权周期和霸权轮替，用表1表示如下：
表1 霸权轮替周期表
周期轮次大致年份 霸权者挑战者
第一轮 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 法国、荷兰、英国等
第二轮 17世纪荷兰 西、法、英等
第三轮 18～19世纪英国 法、德、俄、日等
第四轮 20世纪上半叶 英、美、德、日、苏、法——
第五轮 20世纪下半叶 美国、苏联中国？
第六轮 1990年以来美国 俄国、中国？
从表1可以知道，500年以来的霸权国家至少有8个，而不是4个。据此，国际关系学界就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霸权国家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霸权的更迭就像王朝更迭一样正常，都具有时限性或周期性。这一思维贯穿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和很多其他的国际关系论著中。无论是4个霸权国家还是8个霸权国家的划分，说到底都是霸权轮替说。沿着这种思路，沃勒斯坦和肯尼迪的必然结论是，美国早已经开始衰落。[3](P.623—648) 不曾想，1990年以后的美国却成为单一的霸权国家。遗憾的是，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因为肯尼迪们的判断错误而改变思维，更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打击而反思，依然痴迷于霸权周期理论，依然相信霸权轮替之说。
霸权轮替说的错误在于，他们只以国家的名称来判定谁是霸权者，结果上榜者便是1、2、3、4、5、6、7、8这样的周期性霸权演义。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认识到霸权国家的内在联系性即制度形式上的特质。借用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只看到现象而没有认识到本质。从本质的内在联系性看，自资本主义革命以来即17世纪以来，霸权者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式霸权。第一，荷兰以100多万人口而称霸世界，实在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但是毕竟由于不具备大国的基本要素即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而让位于英国，但是二者在政治—经济关系上是一种类型。第二，英国称霸世界200年，以其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也算得上奇迹。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国际市场的主导者需要拥有更大的土地规模和更多的人口基数为基础，因此当英国无力为续时，作为英国模式延伸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第四，除去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的霸权都是昙花一现，或者是霸权的挑战者，算不上真正的霸权，尽管存在过两极时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将霸权周期分为4个而不是更多。
上面的简单梳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霸权“铁律”？第一，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对霸权国家的硬件规模（领土和人口）要求越来越大，因此，荷兰让位于英国，英国让位于美国。第二，霸权只在英国式国家转移而不曾落入他国之手，因此霸权的轮替只是虚假地反映了国际关系而不是真实地描述了世界历史。为什么会有霸权轮替的虚幻认识？在过去400年中，为什么只有英国式霸权而其他国家均告失败？这是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二、霸权轮替说的认识论基础与替代性认识途径
毫无疑问，霸权轮替说是对1500年以来国际关系表象的一种认识和归纳，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大国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秩序的不断的重新排列组合，很容易得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宿命论式的结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认识论上的问题，即人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国的国家实力，不同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出现所谓的非传统安全之说，它显然是针对传统安全而言的，尽管二者不是决然对立的。基于传统安全观所形成的国家实力的指标也是传统的。传统的单一国家实力指标就是总体的军事能力或总体的经济规模，这种单一的变量方法在1970年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广泛流行，今天在中国依然很有市场。之后有人又提出了衡量国家实力的多变量方法，最典型的是克莱因的国家实力公式：Pp＝（C＋E＋M）（S＋W）。[4](P.30—35）
传统的方法既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更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件。在古代，为什么罗马共和国能够兴盛几百年而不衰竭？在近代，在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九年战争”时期，为什么当时法国实实在在的财富即国民生产总值比英国高一倍多却败于英国（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6000万英镑，英国只有6800万英镑）？[5](P.440) 在当代，为什么苏联这样的庞大帝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基于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和正在发生的大历史，学者们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观，其中关于国家实力的评估方法也是非传统的，代表性的是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提出的以“软实力”为代表的方法，参见下表2。
表2 1500～2000年世界主要国家及其实力来源[6](P.6—9)
时期 国家 主要实力来源
16世纪
西班牙黄金、殖民贸易、雇佣军、王朝联系
17世纪
荷兰 贸易、资本市场、海军
18世纪
法国 人口、农业、公共管理、军队、文化（软实力）
19世纪
英国 工业、政治凝聚力、金融和借贷、海军、海岛位置、自由主义规范（软实力）
20世纪
美国 经济规模、科学技术领导地位、位置、军事力量和结盟、全球化文化和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
（软实力）
21世纪
美国 技术领导地位、军事和经济规模、跨国通讯枢纽、软实力
约瑟夫·奈把国际关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尽管他关于实力来源的认识和法国的定位有待商榷。第一，荷兰兴起中贸易和资本市场的放量增长不是原因，而是新制度新规则的产物。第二，同样，关于英国的实力的指标不是英国强大的原因。第三，约瑟夫·奈软实力主要是指文化因素和国际规模，而不主要是政治因素，其实更重要的是由政治而演绎出的有形规则（硬约束）和无形规则（软约束）。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传统的国家实力标准还是非传统的国家实力变量，都有将结果当作原因的错误的认识论倾向。在衡量国家实力方面，结果性变量固然重要，毕竟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活生生地表现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但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产生了这样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在这些硬实力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不同的制度会演绎出不同的国家命运？为什么一些甚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国家与政党最终却败于这些硬实力较弱的国家或政党？为什么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制度使局面完全不一样。
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种保护人类安全的却拥有自己特殊目的的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正是因为国家具有的“暴力潜能”带来与生俱来的扩张力和可能导致的破坏力，如何组织和约束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必要的恶”，就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命运。东方（秦国）和西方（罗马共和国）的初级国家形态都验证了制度之于国家兴衰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类文明一开始就离不开制度，而制度对于人类安全的作用和国家与生俱来的“暴力潜能”，决定了一个国家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作为“暴力潜能”的国家事实上是历史发展的主宰者。因此，国家以什么样的制度和什么样的方式而发挥作用，就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
为此，我提出的评估国家实力的制度范式是：由宪法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所成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由组织形式（包括军事组织）、产权形式、交易方式、政府与企业关系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制度安排；在可以不计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即在制度结构基本成熟或不变的条件下，制度安排决定了制度绩效；而在必须考量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即制度结构尚不成熟或制度的变迁主要是制度结构的变迁的条件下，不但制度安排决定着制度绩效，制度结构本身也直接决定着制度绩效。制度绩效不但包括经济增长指标，还包括政治合法性变量即政治受到认同和支持的程度。[7]
制度范式主要是用来分析常规时期即连续性制度变迁而导致的国家实力。然而，历史发展往往由常规的连续性变迁和非常规的非连续性变迁构成，即使在英国式的连续性变迁中，也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在非连续性制度变迁中，在制度结构不复存在或运转不灵的条件下，观念之于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形成至关重要；在连续性制度变迁中，在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观念之于制度安排的形成至关重要并直接影响制度绩效。不要说在国内的制度变迁中，就是在在国际制度的变迁中，在关键时刻观念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被认为第二次大战以后最天才的新国际机制是关于货币自由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把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避免新的世界战争，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英国政府派凯恩斯率团与美国国务院讨论建立自由化贸易体系，但是无法与持传统观念的国务院官员达成共识，不得已，凯恩斯转而与美国财政部谈更大胆的货币自由化计划，二者一拍即合，因为财政部官员基本上都接受过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教育。[8]
因此，观念、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是本文提出的认识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国家实力的替代性概念。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因而需要进行简约化处理，下文主要集中于制度理论中的政治和经济要素分析，以回答400 年来的霸权为什么一直是英国式而非德国式霸权。
三、英国式霸权的制度基础
大国的兴衰既是政治家挥之不去的情怀，也是很多的学者念念不忘的大历史大课题，因此既有政治家的追求强国梦的道路摸索，也有学者和思想家的理论探究。学者们总结的现代化道路有很多种，但我认为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的分权模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后现代化国家的集权模式。后来者所以都选择集权模式，肯定有不得已的必然。因此这里并不评价现代化模式的优劣，而只是陈述大国争霸的结果。
关于国家兴衰强弱的解释，学者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说辞，诸如经济技术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我认为，以肯尼迪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决定论是把结果当作原因，因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同的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下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是完全不一样的；[8] 以兰德斯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是一种典型的达尔文主义的环境决定论，但是不同于动物，动物是环境的产物，而人类是在制度创新中改变环境的，尽管人类也要适应环境；[9] 奥尔森以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的兴衰更是南辕北辙，将利益集团这样的政治体系中的次体系当作国家成败的决定性力量，既存在逻辑范畴性谬误又根本地违反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史。[10] 我认为，只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最接近问题的本质，尽管该理论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如果是保护有效产权的代议制政府，国家则兴盛，反之则衰退。[11]
也就是说，国家所以兴盛，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在政治上，必须满足或实现启蒙运动思想家和马克思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原则；实现人民主权的基本途径就是普举，通过选举而建立有限政府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无论是英国的内阁制还是美国的总统制，说到底都是普选而建立的代议制。马克思曾赞扬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以今天的标准看，代议制可能不是最好的政治，但可能是次好的政治，或者说不是最坏的制度，原因在于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人民主权”并使政府权力得到约束即有限政府。马克思虽然批判普选制中有关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等方面的限制，但是却高度赞扬普选制的进步性和对于工人阶级权利的重要性，认为“实现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12](P.390) 在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中，同样认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历史上的进步，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共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因此，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主权”不但是指“有产阶级”的权利，还包括工人阶级的权利，何况工人阶级中的很多人早已拥有房产、股票这样的财产。总之，能够实现“人民主权”的选举制和代议制也就保护了公民个体的基本权益和安全，从而也就是有限政府。在现代国家，只有个体安全，才有国家的最终安全。简单地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在政治上来自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权利得到保护的公民才会认同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安全的，同时因为公民的自愿服从而使国家以最低的政治成本运行。因此，有限政府和保护公民权利是强国在政治上的根本要求。
在经济上，核心问题是产权形式、交易方式以及政治—市场关系。产权形式有公有、私有和国有。无论是什么样的产权形式，必须实现产权明晰进而能够有效监督，这样的产权才是最有效的。交易方式主要有计划与市场两种，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的交易方式优于计划的方式。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实行有效的产权形式，实行市场经济，如果政治权力的宰制力太强大，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的企业也难于有效运行，企业之间的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就可能很高，企业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有效的经济体制说到底取决于政治的性质，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
就满足上述政治—经济条件而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中，荷兰、英国和美国做的最好，对此无需过多论述。比较而言，法国次好，德国和日本最差。由黎塞留和马扎然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法国虽然最终使法国摆脱了地区主义的各自为政而使法国成为一个大陆强国，但是庞大的官僚系统却使法国陷入了重赋之中，使法国经济背上了沉重包袱，[13] 资本主义经济比英国晚很多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为法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法兰西共和国却成为拿破仑的权力不受约束的帝国。拿破仑的南征北战虽然带给法国前所未有的辉煌，却也使法国陷入重重危机中。与法国相比，靠集权起家的德国和日本，虽然都是所谓的代议制，但是行政权力或一个人的权力更是法力无边，不但不能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甚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统治者自己最终把国家送上战争之路并导致国家的失败。与英国和美国比较，官僚系统庞大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不能很好地保护有效产权，而德国和日本的政治畸形更使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难以为继。
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一个更高阶位的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政治上的集权制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最终使苏联“制度僵化”，[14] 既因为公民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地保护而在政治上失去公民的有效支持，又因为完善计划的乌托邦性而不能实现经济的正常运转，最终导致自我解体，在两极争霸中败北。
因此，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体，无论是什么样的强国之路，问题的核心是在政治上实现“人民主权”下的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在经济上实行正常的市场经济。惟有如此，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强国才能持久存续，才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结论与启示
霸权从来不是中国的选项，但是富强却是我们的梦想。历史给我们的昭示是，实现大国强国的道路可能是不同的，但是维持大国强国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实行“人民主权”原则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在经济上，中国已经走上了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即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下的政治制度，但是如何完善“人民主权”原则下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只有在求索中完善民主政治并建立一个充分保护公民权益的有限政府，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富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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