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学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学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0-0060-03
任何一种哲学理念、哲学立场都蕴涵着对“人”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角度，并由此体现其特殊性质和评价标准。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区别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在于其以实践的思维方法历史地考察“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和政治命运，基于政治实践视域的价值批判，其价值诉求始终指向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从早期带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的阐述，到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造成的人的生存二重化的批判，再到寻找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并把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演化发展历程中，人始终是马克思关怀的核心。以人学为向度来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其政治理想、政治实践和政治价值，从而回归马克思的思想全貌。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
人性思辨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根基，因为政治终究是“人”的政治，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无法缺失人性规定，不同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决定其独特的理论品格。西方政治哲学建构的路径是基于对人性的一般假设，人性或人的本质被理解为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永恒不变的人类共性，尽管其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抽象水平，却由于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来探讨人，因而也就脱离了“现实的个人”及其政治生活实际。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深刻地批判了这个考察前提的抽象性、非历史性和非现实性，在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和施蒂纳的“唯一者”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他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73可见，马克思所把握的“人”不是一种具有先定的和先验本质的存在，而是在客观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和确立自身现实本质的存在。这样的“个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与另一些“个人”构成社会关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展开“现实的运动”，使“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人的政治理想的现实目标。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人类解放就不再是悬浮于空中的“类人”的观念解放，而是植根于个人实际生活的现实运动。
当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之后，也就使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超越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整体，马克思政治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颠倒”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范式，关注具体历史进程中的“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实践，并致力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反对将人性归纳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56或“自我意识”之类的呓语，他认识到脱离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从先验的人的本质出发去把握人的自由、解放是行不通的，那只不过是超人的精神力量自我实现的手段。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个人”，才能避免陷于“解释世界”模式的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实践困境。马克思以现实性衡量客观世界中人的主观世界，以彻底的批判为工具反思社会现实中的人的本质。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现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并由此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即从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角度审视人类政治生活，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马克思指出，任何对“现实的个人”的发展加以抑制和扭曲的社会都是要加以扬弃的，“现实的个人”要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必然要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获得属于自己的政治价值。正是基于对“现实的个人”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对于先前理论缺陷的剖析，马克思把“人类解放”这个核心概念当作扬弃人的片面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强有力武器，并由此彰显其政治哲学的实质，即以实践性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的政治性生存的哲学自觉意识。在人与政治的应然关系视域中，马克思政治哲学通过对政治关系、政治国家、政治伦理、政治权力、政治价值等一般本性的深入反思，实践性地理解“现实的个人”的政治性生存，把握现实世界的本质，从而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从人学向度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可见其价值诉求是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本目标，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紧密相关。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经济学反思：对人的异化的政治批判
早期的马克思受卢梭的启蒙人权思想以及德国古典法哲学的影响，在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上形成了以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理性国家观。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面前，马克思的理性国家观不断受到物质利益问题的冲击，而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使得马克思不得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剖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分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提供了基础性平台，在人的异化的政治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批判资本的统治与劳动异化状况的参照坐标，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性的复归和人的全面自由的解放。
对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和对实现人的本质存在的向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无论是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或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这些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漠视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本质性说明，他们无视“异化劳动”这个客观的现实，只是满足于抽象的经济学规律，他们没有看到在经济活动中呈现的社会关系，他们不明白“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44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论》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而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物的关系”，在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中，一切都被抽象成为物，人们无法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束缚和奴役，人的价值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287马克思的“偶然的个人”所指的正是这种生存状态，也就是人的异化状态，异化使人成为与其类本质背离的存在。
马克思拒斥这种生命的异化状态，为了打破资本对个人的统治，在实际的物质生产中把握“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命运，马克思从人类解放角度论述砸碎旧世界锁链的“现实的运动”，他把对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之后解放自己的深切冀望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瓦解的历史逻辑，将对遭受资本统治的无产阶级的同情表达为推翻旧世界奴役的现实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2]577当“资本的统治”在市民社会无法逾越自身的时候，“现实的个人”应该自觉地以现实力量来改变这种“社会性质”，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在描述和分析人的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异化的来源问题，指出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要积极地消灭私有制，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85而“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62-63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使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使他从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与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与他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解放不仅仅是他作为工人的解放，而是他作为普遍的人的解放。至于解放的途径，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和对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迫切渴望与追求，浸透着对人类政治命运的深切关怀，显示出他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关切与重视。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伦理关怀：人的自由和平等
自由、平等、人权与民主是用以表征社会成员政治生存状况的肯定性价值。在马克思的眼里，个人无疑是应该自由的，其根据在于人类本质的自由特性：“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57马克思从人性角度把握“自由”“平等”的现实维度，针对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致思理路，批判缺乏实践考察的呓语，认为他们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4]305马克思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平等都是没有多少现实内容的空话：“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5]204“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概括地说，就是把不平等叫作平等。”[6]648可见，昔日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已经日渐苍白，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回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性王国，并未能保障最下层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改善他们的境遇。
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人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作为其正义的主要范畴不同，马克思注重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一致性的角度理解人的自由，强调以平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为人的现实生活注入了超越性的意义。无论是在前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社会性存在讨论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基础，没有物质生产资料条件的平等，自由就无法真正落实在每个个体身上。然而，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存在，自由始终只是有产者的特权，劳动者所能真正享受到的至多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正是物质生产资料条件的不平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方面的差异，出现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使无产者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由于缺乏经济的保障，人类美好的政治价值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能是水月镜花。
在从经济领域中寻找到了劳动者不自由、不平等、受奴役、受压迫的根源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资产阶级通过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手段来实现的，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其自由、平等、人权的虚假性，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虚假的共同体”，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19马克思设想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替代物的“真正的共同体”，这种新型的共同体必然内涵了更多真实意义的政治价值于其中，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将“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4]98建立起“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即“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就从根本消除了人们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克服了剥削的物质条件，为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提供了切实的经济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这种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也由此获得了新的价值属性和特质，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生命个体都将以主人、主体的身份享有政治权益、参与政治事务、践行政治目的、追求政治价值、完善政治人格，以自觉的政治性生存方式，努力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由此，马克思的伦理关怀从其政治哲学的显性话语中能得以准确敞显。
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目标：人类解放
缺失价值诉求的哲学构建会使政治生活成为无意义的漂流。马克思撇开抽象的理性逻辑推演，从哲学本身所关注和反映的现实背景以及通过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性反思，提出了其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即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围绕着这一规范性框架，马克思后来所从事的理论和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其用意无不在于为早期所设定的价值预设提供科学性分析和事实论证，从中挖掘真正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政治理念，以此获得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野中，政治解放当然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只限于中介和手段，人类解放才是其根本的目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通过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的分析指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政治解放的限度就在于尽管它打着人权、自由、平等的旗帜，似乎触到了人的本质之规定，却未能实现其普遍性和彻底性。人们在政治解放中所获得的任何一项权利也就“无非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7]437“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8]185这就是说，以确立所谓人权为标志的政治解放并没有如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样把自由和平等洒向人间，为全体人民所占有。恰恰相反，它们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和专利。政治解放在把人变成了市民社会的成员，即现实的、利己的、独立的个人的同时，却又通过政治国家把人抽象为公民、政治人、法律存在，从而使人陷入深深的异化状态中，这种状态中的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无法体现作为类存在物。
针对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能够保障全社会范围内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政治模式，亦即人类解放的基本政治哲学框架。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8]189“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8]189也就是说，只有克服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人类解放才得以完成。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的人类解放就是要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不仅仅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使人从所有的异化关系下解放出来，它以彻底解决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抗，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因此，人类解放并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初始概念，而是由政治解放所导出的逻辑后承。
在提出以人类解放取代政治解放的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人类解放的条件和途径。无产阶级因其受资本统治的束缚最深重而被马克思理所当然地看成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而“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这种人的彻底解放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共产主义不是在观念中为扬弃私有财产而进行的人本主义式的“价值悬设”，共产主义的诉求“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3]93也就是说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就必须进行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个体的存在和类存在相互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彼此一致，人不再分裂为私人和公民、市民存在和政治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以现实的政治实践来实现宏远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而确立、衡量政治的最终价值着眼于人的解放，由此可见其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学定位。
五、结语
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人学思想是内在契合的，它们的理想境界、思维路径和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从人学角度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精神内涵，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人道主义或教条化体系化的政治哲学的误解，在人学视域生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意蕴；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内在规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立以人为本的政治实践视域，在人的现实命运的价值审视中来理解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人权等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因此，在当代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学向度彰显出来，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弘扬人的超越创造意识的基础上培育一种全新的人类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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