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文学观念的当代转型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人类学论文,当代论文,观念论文,略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0）07-0014-04
20世纪末，中国大陆学界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相衔接，新设了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的比较研究如何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层面，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从合并的逻辑上推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加，也就实际指向一种人类文学或“文学人类学”。笔者曾经把比较文学理解为各民族国家从隔绝封闭时代走向开放交流时代的文学研究之发展趋势；并把此种趋势的未来前景描述为文学人类学（叶舒宪1996）。本文希望继续阐明：为什么要提示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到文学人类学的转型趋势；还有潜藏在这一趋势背后的时代因素和学理依据是怎样的。
18至19世纪，人类的文学观第一次走出民族国家的小范围，出现了“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理念。到了20世纪，随着比较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超国界的新学科迅猛崛起，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同催生出一种“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体现在创作方面，是“人类学想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跨越式发展和流行；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研究实践方面，便是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派，借助于后殖民批判的全球知识观变革而日趋活跃。顾名思义，该学派的学术伦理和研究范式都受到人类学的强有力影响，主张文学研究走出西方现代性的魔咒和书面文学观的铁牢，将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和贵族化、精英化盲点的“世界文学”理念，拓展和改造为更加“民主化”、同时更贴近人类多民族文学现实的“文学人类学”理念，从而使得“文学”不再局限于文人墨客写作的书面文本范围，而是真正包括人类数以千计的无文字民族的口传文本在内。
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再到文学人类学，这三段论的变革折射出现代世界史和思想史上相继发生的两次否定之否定进程——从地方化到全球化，再从全球化到地方化。这与其说是简单的循环式复归现象，毋宁说是螺旋式的递进发展。
在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的前现代社会，“人类”的观念与“世界”的观念都还带着浓厚的形而上的抽象色彩，通常用在哲学家的专业性话语中，远远脱离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具体人种和人群。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还有康德的“人类学”概念，皆是如此。只有等到文化人类学的调研报告真正覆盖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群之后，以及人类学家遍及五大洲的田野作业让知识界首次获得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穷尽性认识之后，“人类”和“人类学”这样的术语概念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落实到现实的超自然生物之整体范围。同理，“世界文学”的理念，不论是在歌德的谈话中，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都只是纯抽象或半抽象的术语，其中既有预设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也有难以摆脱精英化贵族化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换言之，在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们所能构想的“世界文学”景观中，必定不可能包容新西兰毛利人的文学、非洲布须曼人的文学、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的文学、中国云南佤族的文学、台湾原住民之泰雅族、布农族、排湾族的文学，等等。
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泰勒讲座教授柏拉威尔经过通读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按照年代顺序撰写的《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是了解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由来的极好渠道。在柏拉威尔的描述中，不论是马克思所喜爱的文学家，还是他所厌恶的文学家，大体上都不出欧洲文学史的范围：“马克思喜爱的作家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思厌恶的作家是哥特谢德、盖纳斯、拉马丁、沙多勃利昂、金克尔、道梅尔、后期的格莱里格拉特、古斯塔夫、弗莱塔格、马丁·塔波尔……”（柏拉威尔1980:5）。如此看来，马克思所能想象的“世界文学”是前人类学时代的产物，其涵盖面还远远达不到“世界”的全局，而是集中在西方世界。除了这些欧洲文学史上的人物，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构想也还包括一些非西方的作家作品，如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但是与他的西方文学知识相比，这些非西方成分毕竟只是零星的和不成比例的。马克思一生多次论及神话，他所熟悉的是古希腊罗马一系的神话，而不是非西方的神话。与早期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神话研究著述参照，前人类学时代的神话观以欧洲神话为知识界限的情况，是一目了然的。不过，马克思晚年对新出现的人类学这门学科非常关注，不仅大量阅读，还写下浩繁的读书笔记。倘若他能够活到20世纪，他的西方化“世界文学”观一定会随着对人类学著作的研读而拓展开来，即走向文学人类学的方向。作出此种假设性判断的理由是，马克思在社会阶级结构中一贯倾向于同情社会底层和弱者一方，对统治阶级及其附庸抱有尖锐批判的态度。在前人类学时代，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后人类学和后殖民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发挥的新名言应该是：原住民社会只有推翻殖民者统治获得独立，才能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理想在全球范围兑现。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的远景变迁，正是以上述时代变化为现实前提的。
我们今日提倡文学人类学的理念，并不是要和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唱对台戏，而是对如何切实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问题再三权衡的结果，并不是追求在表面上和口号上因袭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笔者在27年前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中就曾指出，人学的关照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终极理论目标。马克思从康德、黑格尔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经过费尔巴哈的不信神的人和《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人，发展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完成了一次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转化过程。马克思晚年之所以对学院中刚刚兴起的人类学抱有那样大的兴趣，就是希望将唯物史观同人类学家的社会进化理论模型打通和对接起来，使之不仅能够涵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照，也能涵盖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原住民社会的现实关照，将从“社会关系总和”考察人这一目标，落实到世界上所有的社会群体。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世界文学”的理念在不同作家、批评家的运用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涵，即提倡与各种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文学观相对的国际主义的文学观，如诗人庞德的“不彻底的国际主义”（韦勒克1991:223），因为它难免带有或多或少的以西方世界或欧美世界为主导和轴心的价值色彩，不能有效地涉及并关照各种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少数文学和边缘文学。即以我国新时期以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材《世界文学史》下册为例，看看顶着“世界文学”之堂皇冠冕的“文学”，究竟包含着哪些实际内容呢？
该教材下册由全书六章中的第六章“现当代文学”所构成，试图向大学生传授“世界文学史”观念下20世纪创作的总体面貌。这一章除了第一节概论外，共有九节，其标题依次是：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语文学，东欧、南欧、北欧文学，苏联文学，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大洋洲文学（陶德臻等1991）。这样看来，此教科书的“世界文学”观念中所包含的内容约十分之九是欧美文学，十分之一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语文学。如此一种偏向于西方语言文学的世界文学观，虽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却和歌德、马克思的时代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而20世纪90年代却是后殖民主义观念兴旺发达的年代。1991年，与这部中国高校教材同时问世的英文新著中，有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齐菲兹（Eric Cheyfitz）的《帝国主义诗学》，将此类西方中心的文学霸权观点统统归入所谓“帝国主义诗学”的范畴，并提出尖锐的批判。具有殖民色彩的文学作品——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直到美国小说《人猿泰山》——全被囊括其中。在《帝国主义诗学》（Cheyfitz 1991）中，世界主义的文学观念如何充当殖民话语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中的工具这一问题，得到了一次理论上的清算。而引导这种理论批判的学科，无疑就是驱动整个后殖民主义运动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内部对本学科的殖民色彩和充当西方文化寓言之作用的自我批判。
实际上，在《帝国主义诗学》问世之前，西方学者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走出“帝国主义诗学”铁牢的大胆尝试。如1986年问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就已经将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即印第安人的文学作为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首屈一指地位的合法文学了。用文学人类学观点撰写的美洲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学院派阵营里。相比之下，中国高等教育中所传授的美国文学史却依然没有丝毫原住民文学的内容，只是将西方殖民者登陆以来的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全部内容。对于后殖民时代的学者，这不能不说是极为不合时宜的落伍现象。可喜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人类学者从比较文学阵营中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创新群体，并在1996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将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带入到整个比较文学理论中来。文学人类学学者倡导“本土文化自觉”下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反思。他们将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作为批判现存的中国文学史观念的三大切入点（叶舒宪2008），并提倡从中华文化的多元构成方面，思考族群互动关系中的文学和文学史现象，避免以一个主流民族的书面文学充当“中国文学”的思维误区①。乐黛云在为《文学人类学教程》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这种文学观的更新将大大扩展我们对本土遗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的认识。教材根据中国文化内部多样性与多源性构成的特征，根据中原汉民族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迁移、传播与融合运动的事实，力求突破划分多数与少数、主流和支流、正统和附属、主导和补充的二元对立窠臼，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观，倡导从族群关系的互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入手，在中原王朝叙事的历史观之外，寻找重新进入历史和文学史的新途径和新材料”（叶舒宪2010:1）。
从学术及思想源流方面审视，中国大陆学者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理念，其理论先导是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神话原型批评派，以及西方人类学阵营中的“人类学诗学”（Anthropological Poetics）和“民族志诗学”（Ethnographic Poetics）等新兴潮流。“民族诗学”或“民族志诗学”这样的新兴合成术语是人类学者用来解构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占据西方思想统治地位的“诗学”观念，拓展思考全人类文学现象的理论新工具。其初衷无非是让当代学术讨论中的学科关键词如文学、文学理论（即“诗学”）等概念能够真正涵盖现存人类的数千种族群的活着的文化传统在内。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学人类学倡导者的基本立场既不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也不是笼统的国际主义的，而是“族际主义”的，即希望在民族国家的内部作出进一步细分的族群文化之分类，以便充分认识地方性知识意义上的“文学”差异特性，避免用大一统的现代化文学观和现代化文学体裁分类模式，对现实的文学现象之丰富性进行切割、阉割和遮蔽。由此可见，相比世界文学的理念，文学人类学的理念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和保护人类文学的多样性存在，特别是众多的无文字社会的文学存在，同时也能够更加突出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学认识，抢救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陷入失语状态的原生态文学，并将各种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学遗产知识重新纳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中来，扭转那种随殖民主义而来的、在学院体制中已根深蒂固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伦理偏向。
雷吉纳·罗班在《文学概念的外延和动摇》中分析了当今时代语境中，西方正统文学观分崩离析的情况：
如今，文学本体的分崩离析已经使正统的民族中心主义烟消云散。今后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学，不管它来自大圈子还是小圈子；从今后，山头林立，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文学风貌，都有自己的创作方式，或自己的文学观念。
女性文字将是这些新的文学山头之一，……
同样，美国黑人或第三世界国家也对文学现象进行了反思，反思的重点是口语传统、神话及其变迁，民间的社会阶层或语言中多重因素以及主导因素的不同形式等等，这种反思将把其他叙述形式和其它解读规则置于显要地位。（参见马克·昂热诺等2000:48）
对于罗班所评述的西方文学观在当代大扩展的现象，还需要再增加“第四世界”的内容，即全球各地的殖民地和原住民世界的文学声音。早在1983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一本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文学选集，即卢森堡夫妇合编的《全景文学：通向民族志诗学的话语范围》一书。这部书长久以来不为汉语学界所知，在此特作一简略介绍。该书分为五部分，分别收录人类学家的论文和各地原住民文学的口头作品选译。第一部分题为“早期动向”，相当于一部全球全景文学选本的序曲，其中收录维科、赫尔德等人类学思想先驱关于人类语言发生等方面的宏观论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呼唤；涂尔干《论仪式与剧场》、庞德《列奥·弗罗贝纽斯的价值》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节选、艾利亚德《萨满教》一书导言、斯坦利·戴蒙德《柏拉图和原始人的定义》等。第二部分以“创作”（workings）为题，所收内容却和文人写作大相径庭，包括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对各地原住民文学创作的介绍与评述。如非洲部落民的超现实讲述及其意象世界；祖鲁族印第安人的祈祷诗歌；伊法人（Ifa）的占卜诗歌；阿伊努人的第一人称史诗等。第三、四部分题为“意义”（meanings）与“作为”（doings），主要收录人类学家对原住民文学再发现和再阐释的代表作。如对澳洲原住民“梦幻时代”观念的解析，对美洲印第安文学的整体概观，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民的仪式剧场的描述，对丰产仪式语言的功能透视，对萨满教表演的分类等。第五部分为“当代动向”，收录特纳等著名人类学者关于“民族志诗学”的论文及参与观察研究方法方面论述，也包括主编者杰洛米·卢森堡关于印第安人口语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变异问题讨论等。如果将这部书的内容和《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所描述的19世纪“世界文学”观相对照，对于什么是文学人类学，以及为什么要倡导文学人类学的问题，就会有很好的自我解答之思考。
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同样的文学范式反思、批判和创新，不仅发生在西方和中国大陆的学院里，也发生在台湾文学研究界。2009年，里仁书局正式出版了由台湾第一位原住民文学博士巴苏亚·博伊哲努（浦忠成）独立撰写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这是一部没有打出“文学人类学”旗号，却充分体现其学科创新意识的巨著。全书厚达1185页，涵盖了在汉人登陆台湾岛以前居住于此的台湾原住民族共计十四族的“文学史”线索。全书二卷十五讲的结构别具一格，以“口传文学时期”为第一卷；以“使用文字后的原住民族文学”为第二卷。综观原住民族所使用的文字，从荷兰殖民者输入的罗马字拼写的西拉雅族语圣经读本，到日本殖民者“理蕃”政策下的日文教化，再到二战后接受汉文写作方式的原住民族汉语文学，呈现出复杂交替的景观。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原住民族的文学史建构对反思中国文学的观念当有直接的借鉴作用。例如第十讲第一节“文字进入部落”的开篇：“没有书面语言系统的民族，习惯藉由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累积的记忆性知识，如历史、传说、伦理、禁忌、特殊经验、认知等。同时以讲解、实作与模仿的形式去传承技艺与实体经验。部落社会的规模比较小，口语的系统也足以表情达意，再佐以雕刻、编织、形语（姿态语言）、歌唱、舞蹈、手语之类，……个人或集体的意思大致可以传达无碍。基于这样的传统，过去部落的知识分子，指的就是拥有丰富的历史、神灵、祭仪、占卜、医术、药物、狩猎、渔捞、战争、土地、植物、动物、生物、气候等经验和知识的人。这些人不仅要有口说的能力，亲身操作、深度体验或感应的能耐也都是重要而必备的条件”（巴苏亚·博伊哲努2009:585）。原住民族“文学”原生态形式的关照，必将带来对于“什么是文学”的重新发问。其间的文化多样性思考和学术伦理转向，同样值得整个人文学界期待。
以台湾文学中的原住民文学为例，还可以清楚地关照文化内部多样性指标的认识意义，改变西学东渐以来流行的笼统挪用西方文学观念和分类来处理各本土文学的弊端。人类学家刘斌雄在给日本学者森丑之助的台湾原住民考察笔记《生蕃行脚》等书撰写的总序中指出：“在这么一个小岛上，若连平埔族也算在内，加上近四百年前来台的汉族，及已遁迹的荷兰、西班牙和日本诸族群，已经有过超过二十个以上持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居住或居住过。台湾不是一个平坦的岛屿，拜高山林立，地理复杂之赐，因此能保存许多异质性极高的文化或族群。再从世界地理的角度来看，台湾正处于东西方交会的十字路口上，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过程也格外具有特色，引人注目——总之，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宝岛！”（森丑之助2000总序:8）照此，二十个以上不同族群文化的丰富活态文学，当然也可称为文学人类学调查与研究的宝岛。由原住民族之邹族学者撰写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的问世，只是将这个宝库打开了一个窗口而已。
总结本文的讨论，这里需要最后提示的疑问是：怎样看待人类学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大转型现象，以及人类学本身的思想史转型意义呢？借鉴后殖民理论家的提示：19世纪的世界史，是延续启蒙理念的现代性进程。它所讲述的是“中心如何改变边缘的故事”。20世纪的世界史，是质疑启蒙理念的后现代性展开进程。它所讲述的是“边缘如何改变中心的故事”。从以上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框架中，可以还原和理解诸多的“后学”（Post-）立场的文化再认同意义。如从“比较”（文学或者文化的溯源）到“为什么比较”和“谁比较谁”的主体问题转化，表明的是学术方法与批判的政治之关系。由此出发还有助于理解下列问题：为什么比较文学越来越和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理论纠结缠绕到一起？为什么近数十年以来的文学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变成了文化认同问题？看一看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文学理论入门》末章的标题，答案自然呼之欲出②。
注释：
①《民族文学研究》杂志2007～2009年开辟有“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可参看。另请参看徐新建《族群地理与生态史观》，《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
② 在乔纳森·卡勒所著《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身份、认同和主体”（“Identity,Identification,and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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