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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88(2004)05-0001-07
从学理上讲，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理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新范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也是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新学科的新篇章。
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能否转化为物质力量要看我们对它的认识。认识了的、理解了的才能去实践；不认识的、不理解的便谈不上运用，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实践。现在对科学发展观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穿靴戴帽，对科学发展观不甚了了，可是，硬是要同科学发展观挂上钩，把自己所作的不科学不文明的事情也说成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这是把科学发展观庸俗化，给科学发展观抹黑。再一种倾向是抵制科学发展观，诋毁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比之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认为讲了科学发展观会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科学发展观正在改变人们的政绩观，正在敲打着单打一的政绩观，正在鞭挞着见物不见人的政绩观，正在抨击着形而上学的追求表面的政绩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科学发展观是在2003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2003年4月胡锦涛提出要建立正确的发展观。经过半年的论证，胡锦涛、温家宝便响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又过了半年，到今年的全国“两会”，科学发展观成了“两会”的主题和灵魂。
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形成源远流长。科学发展观既是实践的呼唤，也是理论的呼唤。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演化的交汇处，科学发展观脱颖而出，应运而生。
先从实践上说。20多年前，我们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突破。2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今天，我们已尝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惠。没有经济增长，碗里就没有肉；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计算机上网。但把经济与社会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大结构的结构性失衡，是全局性的结构性失衡。比方说就业问题，就业率高低被许多国家看作衡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没人失业是不可能的，也未必是好事情。可是，失业率太高也是不行的，甚至可能是一个灾难。一般来说，GDP增大，就业率一定提高，这是规律。但中国的GDP13年来以年均9.3%的幅度增长，这么高的GDP增幅没能拉动就业率，相反却拉动了失业率。我们的失业率是多少？长期以来都说登记失业率不高于4%。近年来承认登记失业率不高于6%，距离实际失业率接近了两个百分点。6%是失业率的警戒线，高于6%就会惹来麻烦。我们的实际失业率远远不止6%，高得惊人。而在就业的人中，也存在劳动后拿不到报酬的情况。有些老板在拿农民工的工资搞开发，拿上亿人的社保搞开发，这正常吗？开发上去了，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工资和社保这两大块基石下来了，岂不是热的在蒸笼里，冷的在冰窖里。
我国的经济有没有过热？今年三月份，温家宝问专家时，得到的回答有三种：过热；不热；局部过热。尔后几个月，更复杂了，出现了第四种说法，叫做过去过热，今天不过热。第五种说法是今天过热，过去不过热。第六种是，人家过热，我这里不过热。当然，经济上到底过热不过热，要具体分析。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就不过热，煤电油好像也不过热。不过，你是国际大都市，我是国际大都市，中国一下子冒出几十个国际大都市。这算不算过热？你有开发区，我也要开发区，全国一下子冒出来6015个开发区，这算不算过热？在这些开发区中经过批准的只有1818个，这算不算过热？在批准的开发区中，大多超过规划用地的二三倍。本来规划用地总计为1.2万平方公里，结果扩为3.6万平方公里，这算不算过热？圈了地以后，又无力开发，把好端端的庄稼地变成了萋萋荒草地，这算不算过热？好一点的、不长杂草的圈地，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多是歌舞厅、美容院。还有汽车制造业，中国的整机厂为美国的几十倍，为日本的几十倍，这么多汽车制造整机厂，汽车还大量进口，这算什么名堂？有一种叫Modis的仪器，英、法、德各有1台，美国是世界上最多的，有16台，我国首都北京已有17台，一个城市大于美国一国。这还不算，现在全国各地还要再买80台。这是不是比美国还热？许多国家的设备利用率为200%，我国只有25%，机器闲置着，还要花钱进口。这高烧烧到多少度了？
至于说社会事业，这条腿实在是太短了。我们的五年计划，本来叫“国民经济计划”，20年前改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这一改，改得好，是一个新的飞跃。可是名称的更改不等于内容的更新。如果看一看更名后的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作些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都是经济重，社会轻，都是讲经济头头是道，讲社会囫囵吞枣。讲经济的时候，指标清晰，讲社会的时候，尽是模糊语言，比如说什么“加强”呀，“重视”呀，“繁荣”呀，“阶段性成果”呀，等等。“加强”的力度到底有多大，不知道。什么叫“繁荣”，也不知道。没有指标的“加强”，不一定是加强；没有指标的“重视”、“繁荣”往往是打引号的“重视”、“繁荣”。比如说，我们哪一年不讲“加强社会治安”，可是，我们的犯罪率很高，谋财害命的事多有发生。我们的大案要案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副省、副部级以上的犯罪人数，从几个月抓1个上升到一两个月抓1个，2002年抓了23个副部级，2003年少一点，也抓了4个。20年前，中国没有高速公路，现在高速公路越修越长，这是天大的好事。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已有18个省的交通厅长成了阶下囚。其原因，与某些领导一手硬、一手软有关。忽视社会发展，既是深层次的原因，又是浅层次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如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残疾社会；即使两条腿一样长，但一条腿粗一条腿细，那也是不健康的社会。
再从理论上说，发展观的演化已经到了非要再提升一个境界不可的地步了。人猿揖别后，二三百万年来人类一直在发展，但是没有什么发展观。在二三千年前，有人对发展问题发表过一些观点，但是不系统。现代的发展观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政治学家们提出，由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工业文明观”。因为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受战争影响，视军力为国力，继而又提出实力论，视GDP为发展的首要标志。因此，工业文明观简而言之是“发展＝工业”，至多是“发展＝经济”。第二阶段的发展观是1969～1973年由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他们批判经济中心，认为生态快到极限了，经济增长再过一百年也到极限了，于是提出了“经济＋自然＝发展”的思想。紧接着，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发展观第三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观，简而言之是“经济＋自然＋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于是产生了综合发展观。至20世纪90年代，综合成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这是发展观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加进了“人”，但是还没有十分突出人。在作为第五阶段重要标志的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着重提出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上述五个阶段的发展观都是由外国提出来的，惟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是由中国提出的。用胡锦涛的话来说，“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继承是肯定，发展是否定。如今有些人害怕否定，冷淡科学发展观，是不对的。种子发芽是对种子的否定，花儿结果是对鲜花的否定。没有否定便没有突破，没有否定便谈不上创新。又要创新又怕否定怎么行呢？面对否定要有热情，不能冷情。
理论和实践的声声呼唤，唤来了春风，唤来了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有四点：一是人本，二是全面，三是协调，四是持续。
其中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持续是由人本派生出来的。以人为本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是发展的动力系统、工作系统、控制系统和检测系统。以人为本是以多数人为本，以平等的全体人为本，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享受权为本。以人为本是要给各个不同的阶层都能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以人为本就是以各个阶层的人的全面进步为本。
进步要全面，发展决不能是畸型的。全面，就是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和谐同步，就是工农商学兵，科教文卫体，东西南北中齐头并进。全面了，最需要协调。协调是全面的保证。不协调的全面必然是一片混乱。同时还必须看到，全面了，要素多了，参数多了，也最难以协调。正因为难以协调，所以我们更应当重视协调，把协调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着力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经济性质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全面、协调是指社会的空间结构。
从时间这一维来看，还有一个当前和长远的矛盾，这又很自然地引出一个持续的原则。全面了，协调了，一般说容易实现持续发展。如果竭泽而渔，杀鸡取蛋，有时也会带来一时的增长，但会给以后的增长设置障碍。这种一时的增长有时是负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对全面、协调的颠覆。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发展，无疑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人本还包括以后人为本，以子孙万代为本。
达到发展观新高度的科学发展观高就高在完整，科学就科学在系统。四个原则既有区别，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忽视了哪一个原则都不科学。四个原则又不是一般粗的，分不清粗细，也是不科学的。
三、用辩证法处理科学发展观的难点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理念。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物质力量还会遇到不少困难。
第一个难点是均衡与速度的关系。中国人曾经强调过平衡，也批判过平衡。其实二者各有各的道理，只要不是各执一端就可以了。发展总是沿着“不平衡——平衡——再不平衡——再平衡——”的曲折道路前进的。我们是均衡与不均衡的统一论者。先富是不均衡，共同富裕就是均衡。一说“均衡”，有人就往马克思主义身上泼脏水。其实，社会均衡论的思想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有，在非马克主义那里也有，英国的斯宾塞有社会均衡论的思想，美国帕森斯也有社会均衡论的思想。速度，尽管有着迷人的魅力，但是为了均衡，有时不得不降低一点速度。比如GDP，去年我国遇到了那么多灾害还增长了9.1%，今年在尚未遇到大灾的年初却决定降为7%，这是为什么？是为了提高非物质部分而采取的降速，是为了发展不创造GDP的那部分而采取的降速，一句话是为人本而降速，为全面、协调和持续增长而降速。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辩证法也是建设的代数学。藐视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我们的GDP上去了不少，但成本上去得更高，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厉害，社会秩序也没有相应地提上去。这不奇怪，这是辩证法对我们的惩罚。拖欠工资自然应当清欠，近年累计欠农民工工资3000亿元。今年还要追缴往年的欠款。“清”了这笔“欠”，那些挪用和利用农民工工资来搞的工程项目拿什么来投资？还有，20世纪末的圈地运动使得土地安全受到威胁。开发区、工业园区、方兴未艾的大学城以及高尔夫球场竞相圈地。圈地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新的土改。这就是说，要区别经营性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在经营性用地中加大农民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要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经营性用地市场；要提高公益性征地对农民的补偿；要让征地交易与农民社保挂钩；要让拆迁补偿到位。所有这些受欢迎的举措都会使得土地的成本加大。不用说，土地成本大了，基本建设就上得慢了。基本建设慢下来是很自然的。
第二个难点是统筹与市场。统筹不是恢复过去计划经济时那些老一套的做法，恰恰相反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统筹，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统筹。前些年的失衡主要是超经济、非市场的行为造成的，是违反市场规律造成的。比如负地价开发，距离市场岂止是十万八千里。欠工人工资搞开发，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绝对不允许的。发工资，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这都是必须打进去的活劳动。我们再不能按非经济手段办经济了。我们要按市场规律统筹，在深化改革中统筹，做到抑扬有效，冷热兼治。抑也好，扬也好，都是对改革的完善，对市场经济的规范。
第三个难点是全面与重点。现在有的文章写道：“全面不是不要重点”；有的文章写道：“重点不是不要全面”，二者的侧重点略有差别。不过，在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就不能说二者都正确了。辩证法不是变戏法。在GDP这个重点已演变为GDP拜物教的情况下，在“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呼嚣声中，在“重点”严重脱离“全面”的严峻现实面前，再过分强调“重点”似乎就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推行了。重点，有时候70%是重点，有时候60%也是重点，甚至40%也可以是重点。现在的问题是应当从70%的重点，降为60%或不到60%。再说，重点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被联合国评为生活质量高、生存环境好的国家，社会事业的投资都超过了51%。在我国，社会事业的投资超过51%是迟早的事。现在开始向社会事业倾斜就是个好兆头。
第四个难点是效率与公平。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确实提高了。可是，也不妨回过头来想一想，不适当地强调效率，那些“效率”都是些啥玩意？“豆腐渣”啊！不知有多少地方是GDP长一寸，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多一尺，犯罪率长一丈。2003年查处的贪污受贿案18515件，其中标的额在千万元以上的有123件。查处的县处级干部2728人，地厅级167人，省部级4人。查处贪污受贿的法官794人。问题己严重得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也得思一思，议一议：没有公平的效率能称得上效率吗？没有公平的效率能持续吗？公平是人权，是做人的起码，就那么“兼”它一下，行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今天不公平的情况我们该反思出一点什么呢？
上面提到，藐视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么，尊重辩证法呢？无疑是应当受到奖励的了。我们相信，以人本、全面、协调、持续为原则的科学发展观是应当受到奖励的，因为它尊重和符合辩证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让经济与社会两条腿走路
中国经济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上面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五个坚持”。我分析了一下，“五个统筹”中大部分讲的是社会，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讲的是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第二个“统筹区域发展”，讲的是社会结构中的区域结构。第三个“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那更是讲的“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五个坚持”，其中讲到“利益关系”，说白了，就是社会结构中的“阶级阶层结构”。第五个坚持，那更是名正言顺的经济社会问题。还有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六个更加”中，除了第一个是经济外，其他五个都是社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改变目前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情况”。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领导同志还批评了“四个忽视”，即“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的保护”，概括起来就是“忽视社会发展”。十六届中央领导如此重视“经济社会协调”，这般注意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存在，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务实的风格，是新一届领导在科学发展观上的一大突破。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先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买电脑的。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主，为中心，是必要的，是为社会发展创造前提。但是，不管经济多么重要，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成为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我们常说，为完成多少钢而奋斗，为完成多少GDP而努力。在这种具体条件下，经济发展无疑是目的，可是，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生活。为生产而生产，为GDP而为GDP，不见得有助于社会进步。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可以提高GDP，但是，生产过剩，有什么益处呢？比如烟酒是税利大户，一拉动烟酒业，税利就上去了。可是，烟酒的过量害了多少人，加速了多少人的死亡，这能成为我们的目的吗？再比如由性工作者办的性产业，不征地，不贷款，也没废气、废水污染环境，可它传染了疾病，污染了社会。最近有个城市，卖淫形成规模，卖淫与外国接轨。试问：这样的性产业能成为目的吗？有人说，两部汽车相撞，可以拉动三个GDP。第一，可以促进汽车修理业的GDP增加，第二，可以促进汽车销售业营业额的增加，第三，还可以促进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这样的GDP能要吗？现在有些耐用的产品，有些越用越好的产品制造行业有意不叫它耐用。消费者耐用了，生产者就没有GDP。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生产目的应当是直接为了生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即重工业，也应当间接为了生活。
现在讲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不困难，很轻松。可是，过去并不轻松。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在经济学上曾开展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生产目的的讨论，显然要与在中国流行多年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相冲突。用现在的话来说，“生产目的”的讨论，触及到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敏感问题。这边开展生产目的的讨论，那边批判生产目的的讨论；这边讲不能把“先生产、后生活”绝对化，那边说“先生产、后生活”功不可没。最后在争论快见分晓的时候，突然停止了讨论。于是参加“生产目的”讨论的人自带干粮讨论，会议不管吃、不管住、不管论文打印，只提供会场。然而，各地去讨论的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可是，毕竟是权力在起作用，学术讨论最终还是夭折了。20年后反思过去，如果生产目的的讨论当时能继续下去，理论上极可能更清晰、更成熟、更普及，中国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社会张力、社会失衡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生产提高不等于生活提高。生产水平高不等于收入水平高。收入水平高不等于生活水平高。生活水平高不等于生活质量高。现在拉美有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比美国的还高，但是生活水平没有美国高，社会问题要比美国多，被人称作“拉美现象”。美国是大国、强国、富国，可是联合国评生活质量、评生存环境，美国从来没有名次。现在有些收入水平高的家庭不会生活，难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调查数据看，收入高的家庭没有收入中下的家庭和睦。有遗产的老人比不上没遗产的老人幸福。富人不会做富人，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平均寿命是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以人为本，主要不是以死人为本。中国死刑犯太多。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现在婴儿意外死亡率在上升。
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只能是人。人，分穷人、富人。按理，富人、穷人都是少数，中等收入的占多数。可是，中国的现实是，穷人多，六七亿农民中穷的多。谁代表农民谁就是代表了多数，经济政策应当向穷人倾斜。现在，在许多国家的政党中，穷人党上台的多，这个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政策上，向穷人倾斜，并不妨碍富人继续当富人。
2.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很难想像会有人到社会不安定的地方去投资，也很难想像会有人到没医院看病、没学校读书的地方办什么“总部经济”。经济离不开社会的怀抱。
3.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真实动力、持久动力。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的素质问题就是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强弱问题。人的素质问题是人自身的事，也是社会的事。社会发展的内容之一是社会关系的协调。有首顺口溜写道：“领导把我当人看，我把自己当牛看，累死也心甘。领导把我当牛看，我把自己当人看，说什么也不好好干。”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平等的社会生活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4.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同时决定生产。1986年底有文章批判“消费决定生产”，是片面的。消费者的需要基本上能够反映社会需要的趋势。有些发明创造，即使是将来社会需要的，但现在还一时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也只好去等待将来社会的需要。蒸汽机是应纺织业的需要、应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的，其实早在瓦特之前就有人看到蒸汽的力量，提出利用蒸汽的设想，可是社会不需要，形不成产业。今天，有些很好的科学技术发明之所以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也是这个道理。经济发展的成果迟早要在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因此，我们不能搞GDP拜物教，热衷于扩大基本建设，要把目光转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五、从社会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安排各项工作
1.经济结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调整，包括增量、增速。轻工业、重工业之间要协调。一、二、三产业之间要协调。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来不得一刀切。
2.经济政策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积极就业政策”，请注意其中的“积极”二字。“积极”就不是可有可无。技术密集型企业固然高尚，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利于就业。不能让人就业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让人就业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不许随意解雇雇员。有的国家规定“不能让没有培训过的雇员下岗”，值得借鉴。按理说，GDP增长必然拉动就业率提高，可如今有些地方GDP大幅度上升，失业率也大幅度上升，很不正常。二是要用税收的杠杆增进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和谐。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三是在政策上要向穷人倾斜。向穷人倾斜既是富裕层次发展的需要，也是富人自身生存的需要。杀富济贫不好，但贫富差距过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杀富济贫。
3.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不发达的西部科教文卫体等的投资要确保占总投资的30%以上，这是国际惯例。东部沿海要达到50%以上，这是许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的国家的通常比例。
4.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社会管理不完全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而是通过社团来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发挥社团作用的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制度上发挥社团作用的制度。由社团来管理社会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
5.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本文在开头讲：计划的社会部分多是模糊语言，究其原因是指标体系不完整。包括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没有指标约束，便听其吹牛了。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的制定，要以崇高的人文精神为指导，以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为基础。
6.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是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变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纳更是响亮地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和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言必称希腊”，不是称希腊的钢煤粮棉如何如何，而是称希腊的亚里士多得、柏拉图、苏格拉底。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要分析。为什么不可以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为什么不可以是经济与文化共同搭台和唱戏？为什么不可以是政府搭台，文化唱戏？现在有些人物质上是大富翁，在文化上则穷得很。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方向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收稿日期：2004-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