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近代旅游理论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6)04-0057-05 近代旅游自1841年托马斯·库克以包租火车的方式组织团体旅游开其端；1845年，托马斯·库克旅行社问世，近代旅游业就此诞生。之后旅游业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西风东渐，我国的旅游业也走向近代化，旅游理论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其重要表征与成就之一就是我国最早的旅游学专著——《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诞生。 一、建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百业萧条。世界各国为了摆脱危机，增加经济收入，想方设法大力发展旅游业，将其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振兴的政策”，企图依靠游客收入来补充国家经济，于是花大本钱采用各种宣传方法，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以吸引外国游人，当时称之为“诱致政策”。据美国商部调查，30年代，政府积极奖励外国入境游人的国家达50国以上，他们都特意组织旅行机关，成立旅馆联合会、饭馆联合会、交通联合会等，大力培养发展旅游事业。对宣传费用更是毫不吝惜，日本每年对美国所花费的“诱致政策”宣传费，达20万美元至30万美元，欧美其他国家每年对外宣传旅游的费用达70-80万美元，而获利一般要超过宣传费几倍或几十倍。 当时，瑞士的入境旅游人数每年均在200万左右，其消费金额每年平均超过5亿法郎，旅游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第一位；意大利每年入境旅游人数约100万，消费额达10亿里拉；各国到法国的游客每年约在180万人以上，消费总额约100亿法郎；每年进入德国旅游的人数在130万人以上，1929年德国从美国游人身上即获利4500万美元；1928年赴英国游人44万，1929年美国游人在英伦三岛消费不下4000万美元；美国的旅游业是仅次于汽车业的第二大产业，甚至超过了钢铁业；1929年加拿大的旅游业收入达3亿美元，在加拿大各大实业中居第3位，仅次于木材与建筑业收入；1929年日本仅从美国游客身上即获利1000万美元；古巴对入境美国游人每年的收入约在2000万美金以上，仅次于糖、烟草二业的收入[1]。可见，旅游业对振兴国民经济确有极大的好处。各国政府以及铁路、轮船公司，乃至剧场、旅馆、百货商店等单位纷纷采取优惠政策，改进服务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开发新的旅游项目，举办各种赛事、展览，甚至组织专门的研究机构，大力推进旅游业，尤其是千方百计地“诱致”外国游客，旅游业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开拓和进展。 我国虽然有悠久的旅游传统，但旅游近代化的进程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起步的。先是清光绪中叶，长期居留中国的欧美人(传教士等)为避暑计，开辟莫干山、庐山牯岭、北戴河、鸡公山等避暑胜地，国人亦接踵而至，蔚为风尚，这些地区遂成为第一批近代游览区。而后随着交通进步、都市兴起、新式工商业发展及效仿西方的假期制度的推行，旅游业获得进展契机，新兴和旧有游览地区多呈蓬勃气象。旅游代理方面，除英国通济隆公司、美国运通公司、日本国际观光局等国外旅行社相继开办在华业务外，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旅行社(前身为1923年成立的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亦于1927年正式挂牌，标志着我国近代旅游业的正式确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各交通机关、地方政府、商业及社会团体、文化单位等，纷纷制订章程，成立机构，积极开展游览活动，旅游业颇呈繁荣之势。中国旅行社业务繁忙，除代办旅行诸事务外，还在景区开发、旅馆建设、旅游宣传等领域积极开拓，均取得显著成绩。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旅游团体——友声旅行团在抗战前鼎盛时团员达万人之众，创建22年间旅行达1122次[2]。 旅游业的积极实践，使人们对“旅游”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旅游”不仅是所谓逸士高人的个别行动和个人体验，而是属于大众、关乎国家强弱、“在现代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上均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3]的“产业”。对旅游经济意义的认识当为旅游近代化在思想理论领域最突出的特征。 国内外旅游业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的总结奠定了基础，不仅理论方面，“旅游业”在西方有专门之学，国人也有了跳出传统思想的新认识，理论研究之作时见报章[4]，旅游理论的整体构建呼之欲出。民国三十三年(1944)，中国旅行社出版发行的《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应时而生，成为我国最早的旅游学专著[5]。 《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作者佘贵棠，曾服务于中国旅行社多年。该书“系集合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所作关系游览事业各文而成”[6]238，则其写作时间在1941-1943年。时值抗战中，旅游业虽处低谷，但抗战胜利的前景日趋明朗，有识之士对战后的经济建设已开始擘画，而欧美“一战”后旅游业迅速勃兴的先例，使人们对于我国战后的旅游业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因此，国内对于既能借鉴西方经验，又能结合国情、切实指导旅游业发展的系统论著有迫切的需求。时任中国旅行社社长的唐渭滨在序中说：此书抗战前后“曾于中国旅行社主编之旅行杂志，刊载其一部分，大受读者欢迎，认为斯科之创作，而仍以未窥全豹为遗憾”[6]序4-5，当非虚言。 二、理论体系 西方近代旅游研究始于19世纪末。1899年意大利人博迪奥(Bodio L.)发表《关于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花费》，目前被认为是近代旅游研究最早的论文[7]。其后的二三十年里，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亦不脱此背景，且作者长期浸淫于旅游行业，深谙个中之道，因此全书主要围绕旅游业展开，首次较全面地论述了旅游业诸问题，构建起早期旅游理论的基本框架。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讨论有关旅游的基本概念、旅游业的意义和旅游业经营中的问题，包括“游览资源问题”“游览建设问题”“游览宣传问题”“游客之接待”“游览用款之调度”“游客与交通设备”“游客与食宿供应”“游客与娱乐节目”。旅游学理论根植于旅游业实践，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拓展和深入。而旅游业与传统产业不同，它是一个复合型产业，其行业构成是有弹性的，直接取决于旅游活动延伸的程度。以目前的定义，广义的旅游业包括旅游观赏娱乐业(其典型企业形式是景区景点和有突出的特色吸引力的娱乐场所)、餐饮住宿业(餐馆、饭店)、旅行社业、交通通讯业和旅游购物品经营业[5，8]。这五个方面在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通讯见于“游客与交通设备”，旅游购物见于“旅游事业之经营”和“游客之接待”)。若以当时国际国内旅游业的发展程度为参照，则该书于旅游业的各个组成部分称得上是面面俱到，特别对有关“诱致”外国游客的内容，如宣传问题、接待问题、旅行支票问题(“游览用款之调度”)等讨论尤其详备。下篇为“中国游览事业论”，包括“中国人之游览观”“中国游览事业之回顾”“中国游览事业之展望”三章。上下两篇相得益彰，共同构建起较完整的旅游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是行业实践的提升与总结，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涉及旅游理论、方法、历史的旅游学系统之作。论(理论)、史(历史)、法(方法)是一个学科的基本构成要素。《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一书的侧重点显然在于“法”。书中对于旅游业方方面面的经营方法研析讨论，不厌其详。如第三章“游览事业之经营”，从国有铁道、汇兑控制、税收、相关政策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政府对旅游业的干涉方式，分析了欧美及远东9国游览事业的经营方式，列举了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倡导游览事业的机构设置情况(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第六章“旅游宣传问题”，仅讨论宣传方式就用了很大篇幅，对小册子(Pamphlet)、招贴(Poster)、地图、照片、报纸杂志、无线电、影片乃至艺术展览、绘画展览、摄影展览等当时所有的宣传手段，一一胪列，分析其优劣长短，辅以各国实例，提醒注意要点。其中单文字宣传的要点，就分名称(类似今天旅游地的主题形象)、标语(类似今天的旅游口号)、文体、编辑四项分别论述。“名称”部分，又细分表示位置者，如夏威夷称“太平洋上之天堂”；表示历史者，如意大利佛罗伦萨称“文艺复兴之摇篮”；表示特点者，如葡萄牙称“日光花香之国”；与其他比较以表示特点者，如古巴之哈凡那(哈瓦那)称为“新大陆之巴黎”凡四种情形。另外又有“利用文字之声调，叠成短句，以便记忆者”，如新西兰称为“变化无尽之自治领”(Dominion of Diversity，“D”重叠)[6]108。可谓不厌其烦，详之又详。盖书之主旨，如作者在《跋》中所说“本稿旨在摭拾外国事例，提供国人参考”①，因此，对具体的操作方法务求详尽明了。 但书名既云《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可见该书于理论并未偏废，对旅游业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进行了辨析和总结提炼。如第一章“游览名词诠释”，分别本国文系统及外国文系统，析述游览名词，其实是在寻究“旅游”的界定。作者对国文系统中“游览”“游历”及见于日文但源出于中国文的“观光”等词进行了语义辨析，并与英、法、德语诸外国文系统中的游览名词进行对照，指出“英法文似注重游览之本质。德日文似注重游览之政策。国文‘游历’一词，含义稍狭”[6]8。作者认为，随着交通、建设的发展，以“观览游娱”为目标的域外游人日益增多，将打破过去外国游客以“经商服官者占最大多数”的格局，因此选择休闲色彩更浓厚的“游览”为这一新兴的“事业”定名。在此基础上，对“游览事业”“国内游览”“国际游览”“游客”“游览资源”的概念做了界定。其余章节，就游览事业的性质、构成，游览建设的因素、程序与原则，游客接待计划的原则，交通设备、食宿供应与游览事业的关系，娱乐节目的开发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书中一些观点尤其体现出对近代旅游业的清醒认识。试举几例： 旅游业具有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性质——“游览事业为广义文化事业之一部[6]24；游览事业(Tourism)亦称游览产业(Tourist Industry)，‘资源’犹‘原料’，‘建设’犹‘制造’，为一切产品必经之过程，游览事业与工业建设之程序相类似。”[6]75 近代旅游业的公众性——“近代游览事业之特征，不徒重在个人之观感，尤蔚为社会上大规模之运动。”[6]31 旅游发展对平衡国际收支的贡献——“以游客之消费性论，外国游客在国内支付之接待及娱乐之代价，即无异国内输出货物在外国销售所得之代价，故游览事业称为‘无形之输出。’……其于国际收支，影响实甚重大。”[6]17-18 旅游业的服务特征——“游览事业以制造‘服务’为目标，一般商业以制造‘货物’为目标，是为游览与他项产业显著之不同点。”[6]90 旅游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就地消费特质)——“各项货物胥得凭借运输之机构，辗转递送于消费者之手，惟游览之服务则受有地域之限制，消费者必自动贲临于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游览建设较为完备之地区。”[6]90 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旅游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在“游览建设问题”一章，提出游览建设程序包含查勘、保护、整理三步骤。称“保护为(游览)建设之重要步骤”[6]78。书中介绍了美国的国家公园制度，以及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文物保护法规，而以我国敦煌千佛洞文物惨遭窃夺为比照，指出中国在文物保护上的疏于防范，不仅是“文化上的根本问题”，同时对旅游业的影响也“甚为重大”。而所谓“整理”，指对名胜古迹的维护，包括维修、加固、设立博物馆等保藏机构等。“保护”侧重法律、制度建设，“整理”侧重技术手段。资源保护占了“游览建设”三步骤的两步，可见作者的重视程度。 对于中外旅游发展的历史，该书也做了简要梳理。书的上篇第一章和下篇第二章，分别有对世界和中国旅游史的简单回顾；附录中胪列了“1841年托马斯·柯克始创旅行代理业”以迄“1940年美国国立公园游客数字创最高记录”百年间外国旅游业大事记。特别立足于近代旅游，对中国旅游的历史与现状有独到的论述： 论游览地区形成的四种原因——“其一为纯粹性质之游览；其二为国防性质之游览；其三为宗教性质之游览；其四为学术性质或文化性质之游览。……然迩来以思想之动荡，社会之演变，上述一、二、四诸因素颇有近代化之趋势，惟第三项宗教之因素仍拥有极大之潜在势力，俨然为我国固有游览事业之砥柱。”[6]198 论中国近代旅游业肇端与发展的原因——“中国近代游览事业之发展，实肇端于居留外人之影响。……迄于最近，交通之进步，都市之兴起，新式工商业之发达，假期制度之普及，在在足为游览业进展之契机，而新兴及旧有之游览地区乃益多蓬勃之气象。”[6]201 另外，该书还以较大篇幅析述近代以来我国倡导旅游业的机构和业绩，提供了有关近代旅游业发展的翔实资料。 三、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同我国近代以来兴起的许多学科一样，旅游学最初也是从西方“拿来”的。《游览事业理论与实际》一书所参考的也主要是西方著作(包括专著、刊物、报章等)，书中不少理论、事例均来自于西方。难能可贵的是，它并未停留于简单的“拿来”、介绍，而是力图与中国旅游业的实际乃至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相结合。 在结构上，每一章的开头，都引一段古人的相关论述；行文当中，亦时时注意引用国内古今事例，如论旅游“荡涤心目，怡情悦性”“增广见闻”“研究科学”的功用，引唐陆龟蒙、宋苏辙、近人薛福成语，及汉司马迁、明方孝儒和近人张相文、张延祥事；论名胜古迹的整理，引金华北山双龙洞、云冈石佛、甪直保圣寺唐塑之例。 更进一层，如探讨旅游(游览)的含义，分别从中外名词入手，对“游览”“游历”“观光”诸词源分别考察，认为以“游览”反映我国当时域外游人“以观览游娱为目标者将有日益增多之趋势”，为比较适当的表达方法；讨论游览事业的意义，不仅引用瑞士、美国等西方国家到访游客及其旅游消费的数字，说明旅游业的经济意义，还引述中外人士的著述说明旅游业的文化意义。 再进一层，书中论国人游览观念的特征为：(一)出世的而非入世的；(二)静止的而非活动的(以游客本人之情绪为重，而以游览地区之布置为不足道)；(三)个人的而非大众的(不重建设)[6]188，可谓精辟独到，恰当归纳了中国自古以来对旅游的基本认知。由此进一步推论我国旅游业与其他各国的差距：一为国人未尝对游览作积极的利用，二为国内虽有游览之现象，而终鲜游览之事业[6]195，对近代中国旅游业初兴阶段的评价亦为的见。 众所周知，二战后全球旅游业一路高歌猛进，对于经济的贡献日渐显著，并跃升为全球第一大产业。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大局平靖，产业繁荣，则游览事业日益振兴”[6]221。因此，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国游览事业之展望”，作者以拳拳爱国之心，积极为战后旅游业的振兴擘画谋略，宏观上阐述游览倡导之基础、之主体、之目标，建设之步骤；微观上详解如何划定旅游路线、进行旅游分区，以及如何筹措资金、培训人员。条分缕析，巨细并举。套用作者所说“故游览倡导之目标，应以建设本国本位之游览事业为第一要义!”[6]218该书之作，实际上也是以“探讨本国本位之游览事业为第一要义”。可见，该书在对西方旅游理论与实践同中国旅游业发展及传统旅游文化的结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并力图服务于中国旅游业。 四、结语 《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一书是我国旅游学的奠基之作，体现了早期旅游理论建构的成果。该书借鉴西方成果，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实践，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理论、方法、历史等方面首次对“旅游学”做了系统阐述。虽然该书在理论性、理论的原创性方面存在不足，侧重于旅游业而对旅游学的一些基础问题，如旅游现象的本质、发生的原因、性质及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缺乏深入探讨，但这在学科初兴阶段在所难免，是学科发展历史短暂、理论积累不充分的必然结果，也是旅游学在草创阶段作为为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应用性学科的必然结果，不能以今天的研究水准去苛责。况且，书中提到的很多原则、方法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甚至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所期待的中国旅游业大发展延迟了数十年，大陆的旅游学研究也中断了数十年。因此，在较长的时间里，这部著作竟如空谷足音，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人们习惯于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旅游学研究的起步之期，忽略了先贤在这一领域的早期探索与成果。如今，当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壮大、旅游学研究日渐走向成熟的时候，对20世纪前半叶人们曾经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应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 注释： ①书中也多处引用了国内事例，如下编《中国游览事业之回顾》一章引上海高桥海滨浴场开发的例子，即因海滨运动场于我国是新兴项目，“其发展之过程堪供其他地区建设之参考”(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