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所作为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既是江泽民国际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本文拟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的探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加深学术界对江泽民国际战略理论的研究，而且对在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并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有所作为亦不无裨益。
一、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国际新形势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仍然主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有所作为。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1]在这里，江泽民明确地表达了日益崛起的中国将继续承担国际义务，为人类繁荣和世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美好愿望。
江泽民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仍然主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有所作为，争取对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自然并非偶然。他的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以下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当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今中国虽然依然属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舞台上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因而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江泽民2001年4月6日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争取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2]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仍然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要“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P185)总之，在国际舞台上要有所作为，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神圣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的国际义务。
第二，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思想对江泽民有所作为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建国初期，毛泽东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主张新中国外交不仅要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要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从而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毛泽东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道：“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4](P312)毛泽东上述国际战略思想被以后邓小平所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多次引用毛泽东的“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句话，主张新时期中国要为世界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1990年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邓小平在这重要历史关头又及时主张中国对外不仅要“韬光养晦”，而且“还是要有所作为”[5](P363)。毛泽东和邓小平上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思想为新形势下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精神上倡导刚健有为、自强自立、不息奋争、积极奋斗。《易传》上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正是对中华民族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这种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传统思想亦有助于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
总之，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江泽民对新时期中国国情和国际地位正确分析的结晶，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亦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在新社会条件下的创新。
二、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继承、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思想，但同时又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其视野高远超迈，内涵丰富深刻，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一）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行为，维护世界和平
进入9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有了新的发展。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行为”；1997年9月12日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001年“七一”讲话中仍然强调：“我们一贯主张，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3](83)江泽民的这些主张不仅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世界人民新形势下反对各种形式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亦具有积极意义。
（二）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90年代以来，以“搞霸权主义、瓜分世界、干涉别国内政”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国际新秩序取代国际旧秩序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无疑要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坚定力量。江泽民因而在新形势下继续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还指出：“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七一”讲话中继续指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主张“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3](P184)江泽民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为人们描绘了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特征，指引着新世纪中国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
（三）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一部分，发展中国直接有助于发展世界；同时，推动世界各国发展和繁荣亦是社会主义中国神圣的历史使命。所以，江泽民继续坚持毛泽东和邓小平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尤其是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思想，明确主张新形势下中国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在“七一”讲话中依然强调：“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3](P183)。”江泽民的这些主张是新形势下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亦有助于世界的发展和繁荣。
（四）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作出自己的努力
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作为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始终坚信：“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3](P4)他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中国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努力奋斗的思想，主张新形势下中国要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作出自己的努力。江泽民于2000年10月11日指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就给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打开了广阔的空间。”[3](P6)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起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复兴的希望所在”[6](P308)，所以，江泽民主张，我们要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继续推进改革，大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进程，才能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到那时，中国对人类作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3](P185)。江泽民的这些主张有助于新形势下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
由上可见，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既反映了当今世界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又洋溢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对毛泽东尤其是邓小平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它必定能够成为中国开展外交活动和推进人类进步、世界和平与发展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意义与作用
作为江泽民国际战略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既反映了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利益，亦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既顺应了当今时代潮流，亦结合了新时期中国国情。因此，它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21世纪仍将发挥重要的进步作用。
首先，在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在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得到了稳定与发展，而且对国际和平和世界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冷战结束以来，在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直接指导下，中国更加主动和热情地参与重大的世界事务。中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多边外交活动中继续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呼吁世界各国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为全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及世界格局多极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还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以及其它的有关国际组织中，形成发展中国家合作群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重点发展经济，亦注意科技教育的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江泽民关于中国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思想极大地充实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宝库。
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在极其复杂的国际新形势下，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尤其是继承了邓小平的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技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不断作出自己的努力等主张，而且结合国内外新情况对这些主张与思想进行了丰富与发展。江泽民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要“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继续推进改革，加快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在世界上更加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江泽民的这些主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战略思想，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极大地充实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战略理论宝库，亦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学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理论水平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一个新贡献。
第三，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21世纪对中国外交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关系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反映了当今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最大发展中国家神圣的国际责任，它在新世纪对中国外交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新世纪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活动确立了基本准绳和指导方针[7](P495)，成为新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所作为的强大思想武器。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坚持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作指导时，还会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继续丰富与创造性地发展江泽民的这一思想。另外，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中国国情有些类似，如都曾经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新世纪又有着共同的命运，面临着共同的任务，所以，江泽民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中的许多主张，如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等，在新世纪不仅对中国外交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关系和为人类作出新贡献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